AP  >> Vol. 8 No. 6 (June 2018)

    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的初步编制
    Development of Life Event Scale for Post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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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谢 涵,陈 悦,陈建新,徐碧波,陈婷婷,韩 笑: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湖北 武汉

关键词:
研究生生活事件工作就业学习科研突发事件人际关系Postgraduate Students Life Events Employment Studying Emergencie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摘要:

编制测量我国高校研究生的生活事件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随机抽样,以482名高校研究生为总样本验证多种信效度指标。高校研究生生活事件可分为工作就业、学习科研、突发事件及人际关系四个维度,共计14个条目。工作就业、学习科研、突发事件及人际关系的因子负荷分别在0.752~0.847,0.624~0.766,0.506~0.753和0.563~0.775之间,可以解释其总变异的59.977%。4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指标( /df = 2.512,GFI = 0.904,CFI = 0.861,IFI = 0.864,RMSEA = 0.079)。工作就业、学习科研、突发事件及人际关系Cronbach α系数分别是0.883,0.700,0.656,0.610,0.652。本研究编制的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信、效度良好。

Objective: To develop a scale to measure life event and test it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A total of 482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ampled to analyze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indexes. Life events for postgraduate composed of 14 items, which shared four factors: employment, study, emergenci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factor loading of employment, study, emergencies and relationships was 0.752~0.847, 0.624~0.766, 0.506~0.753 and 0.563~0.775 respectively, and these factors explained 59.977%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 model of 4 factors ( /df = 2.512, GFI = 0.904, CFI = 0.861, IFI = 0.864, RMSEA = 0.079) fitted the data with well construct validity. 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was 0.883 in employment, 0.700 in studying, 0.656 in emergencies and 0.652 in relationships. The life event scale of postgraduates has satisfactory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1. 引言

生活事件(life event)是指个体在家庭、学习、工作等生存环境中发生的,要求个体做出改变或适应的情况或变化(陈红敏,赵雷,伍新春,2014)。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社会应激源,对身心健康产生了影响,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Rabkin & Struening, 1976)。Holmes和Rahe (1967)编制了第一个含有43个项目的社会再适应量表(简称SRRS),该量表为人们研究社会环境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工具。之后,大量研究表明生活事件和个体的健康状况以及心理适应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严红虹,刘治民,王声湧等,2009;王曦,褚海云,马靖松等,2016)。国内对生活事件的研究起步较晚,故生活事件量表的编制及对生活事件的研究尚不够全面,且更多集中于大学生、青少年群体(Hui & Liang, 2012)。然而国内大量研究表明,研究生整体心理健康水平并不乐观且未受到足够重视(辛秀红,姚树桥,2015)。从现存的一些国内的关于研究生的调查可知,许多研究生从入校就开始背负着沉重的学业压力,经济压力,人际交往压力和就业压力(梁宝勇,郝志红,卢国华,2009)。如果他(她)们在生活中遭遇到过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而且他(她)们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的应对方式不良,出现心理问题就不足为怪了。然而目前国内已有的生活事件量表,都不能很好的反映出研究生这一群体的心理社会应激源特征,正是由于测量工具缺乏导致研究生生活事件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旨在编制适用于研究生的生活事件量表,为生活事件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系统有效的测量工具。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武汉市4所高校(包括两所省属高校和两所部属高校)内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采用纸质版问卷与网络版问卷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数据。调查前取得参与者的调查同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537份,回收有效问卷482份,有效回收率为89.76%。其中,男女分别为196人(40.66%),286人(59.34%);年龄21~32岁,平均(24.44 ± 1.66)岁。

2.2. 研究方法

2.2.1. 初始问卷项目来源

本研究参考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生活事件量表(Clark & Watson, 1988) ,根据小范围非结构性访谈的结果进行补充,确定的初步条目包括学习科研(8项),工作就业(5项),人际关系(5项),突发事件(7项)以及其他(5项) 5个因子共计30个条目。然后根据6个研究生对初步条目的反馈以及建议,对题项的内容以及表述进行修改,形成了初始量表,一共29条目,再加上一个空白条目便于研究生补充已有条目未包括的生活事件。

2.2.2. 研究工具

1) 一般人口学统计问卷

包括性别,年龄等。

2) 初始编制的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

共29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被试根据事件发生的影响程度做出选择,1 = 没有影响,2 = 轻度影响,3 = 中度影响,4 = 重度影响,5 = 极度影响。

3) 抑郁自评量表(SDS)

由W.K. Zung于1965年编制的抑郁量表,整个问卷20个项目都采用四级评分进行评分,正向计分题A、B、C、D按1、2、3、4分计;反向计分题按4、3、2、1计分;得分总分越高代表抑郁水平越高,信效度指标良好(张作记,2005)。

4) 焦虑自评量表(SAS)

由W.K. Zung于1971年编制,整个问卷20个项目都采用四级评分进行评分,正向计分题A、B、C、D按1、2、3、4分计;反向计分题按4、3、2、1计分,得分总分越高代表焦虑水平越高,该量表信效度良好(张作记,2005)。

2.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2.0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和效标效度分析;采用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为确保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样本不同,采用随机数法将总体样本(n = 482)分为两部分,一半数据(样本一:n = 241)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半数据(样本二:n = 241)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p < 0.05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检验编制的量表或检测个别题项的适合或可靠程度,项目分析的检验就是探究高低分的受试者在每个题项的差异或者进行题项间同质性检验,项目分析的结果可以作为个别题项筛选或者修改的依据。

将482份数据按照生活事件量表的总分加以升序排列,将被试分为高分组(前27%)与低分组(后27%)。采用独立性t检验的方法评估高低分两组被试在每一题项上的区分度,将条目区分度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的7个条目删除,剩余22个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3.2. 探索性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明晰各分量表的结构因子,对问卷再次进行因素分析,以确定量表的因素数目,运用Kaiser-Meyer-Olkin (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法对样本一中的数据变量间的特征进行检验,KMO = 0.896,且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为3587.82 (p = 0.000),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接下来再进行主成份分析(PFA),提取共同因素,求得初始因素负荷矩阵,采用最大方差法求出旋转因素负荷矩阵,因素数目的确定主要依据以下标准:1) 因素的特征值大于1;2) 根据Cattell所倡导的特征值图形的陡坡检验(Screetest),根据碎石图的显示确定因素的数目;3) 每个因素至少要包含3个题项。最终根据统计标准将相关系数 < 0.3和因子负荷 < 0.4的条目依次删除,剩余14个条目。

根据最后一次因素分析结果,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共抽取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工作就业、学习科研、突发事件及人际关系,解释了总方差的56.46%,项目的最高负荷为0.847,最低负荷为0.506。各因子条目数及对应因子负荷见表1

3.3. 验证性因子分析

上述模型仍需进一步验证,对样本二采用AMOS 21.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χ 2 /df = 2.512,GFI = 0.904,CFI = 0.861,IFI = 0.864,RMSEA = 0.079,模型拟合良好,模型可接受。见图1

3.4. 信度分析

总量表及各因子Cronbach’s α分别为0.883,0.700,0.656,0.610,0.652;Guttman分半信度系数分别为0.842,0.629,0.702,0.519,0.663。根据Henson的观点,如果研究者的目的在于编制预测问卷或测量某构思的先导性研究,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0至0.60已足够。从表中可以看出,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在0.50以上,量表信度可接受。

3.5. 效度分析

3.5.1. 内容效度

采取CVI评估量表作为内容效度的指标。由3名心理学博士对量表的条目分析进行评分,最终CVI

Table 1.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postgraduate life events scale (n = 241)

表1. 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n = 241)

F1:工作就业;F2:学习科研;F3:突发事件;F4人际关系;T为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各条目;e1~e16为误差项。

Figure 1.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postgraduate life events scale

图1. 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0.88。

3.5.2. 效标效度

目前比较广泛使用的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作为效标工具。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总分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呈显著正相关(r = 0.455, p < 0.01),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总分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呈显著正相关(r = 0.468, p < 0.01)。

4. 讨论

本研究将研究生生活事件纳入一整套测量框架,发展出14个条目4个维度的测量问卷,经检验,问卷的信、效度指标可接受。

根据本研究结果,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可分为工作就业、学习科研、突发事件与人际关系4个维度。该模型结构与我们的构想基本一致,但是在个别条目上也有不符。例如T18:读研期间自己(爱人)怀孕或家庭增加新成员(生孩子)而产生的巨大压力。我们在模型假设时,试图将其纳入突发事件这一维度,新成员的加入可以视为一个新的应激源,而这一应激源对24岁左右的研究生个体来说,往往是突发性且难以应对的。但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T18在人际关系这一维度上的负荷高达0.757,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观测变量T18在人际关系这一潜变量上的负荷为0.61。从结果上来看,新成员的加入意味着新的人际关系需要建立和维持。人生活在彼此联系、交互影响的有序系统里,系统中的“融合性趋势”引导我们采取一种主动寻求和保持的方式和他人进行“人际联接”(姚玉红,魏珊丽,毕晨虹等,2015)。个体试图与新成员形成“亲近”的情感联接,缓解人际需求迫切感的焦虑,这与失窃、患病等突发事件存在区别,是对人际关系的担忧而非物质资源的担忧。

以十岁左右的儿童为被试,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生活事件与其焦虑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latt, Williams, & Ginsburg, 2016)。而以青少年为被试则发现,负性生活事件与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Bryden, Field, & Francis, 2015)。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表明,负性工作学习事件评分对CES-D量表总评分及各维度评分均有正向预测作用(张文悦,杨昕静,郭天蔚等,2014)。对老年人的研究也发现了一样的结论,无抑郁、轻度抑郁和中重度抑郁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得分存在显著差异(肖林,徐慧兰,2008)。本研究显示,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与抑郁、焦虑量表得分均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455; r = 0.468),该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同,表明生活事件在对焦虑、抑郁的预测上存在跨年龄的一致性。一般认为关联性在0.35~0.65之间是中等强度的相关,可以断定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不同的生活事件在对象、性质、强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也导致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现代应激理论将应激定义为个体在感知到威胁或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应对的反应,由应激源,中介变量和心理–生理反应三个部分组成(王明辉,张淑熙,2003)。在此理论基础上,可以看出,已有的生活事件相关理论各有其着重关注的解释视角,例如A/S模型尤其强调生活事件的情感强度,峰–终模型则看重生活事件的时间特点和事件顺序,而心理账户更强调生活事件的统计属性(Fredrickson & Kahneman, 1993)。我们在结合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关注生活事件的不同部分及属性,因此在编制量表条目时,兼具情感、时间和统计等多元因素的内涵,例如T14:读研期间因经常被导师批评而产生巨大的压力。

本研究编制量表初期采用的是材料分析法,对原始资料进行搜集,虽开展小范围非结构化访谈,但仍然有可能会在重要细节方面有所疏忽。未来可在修订过程中增加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使得量表条目的设计更精确合理,进一步提高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同时在样本方面,本研究的样本取样略显不足,这可能就是由于本研究中学习科研这一维度上学习任务繁重,论文发表困难等生活事件导致的。另外,该研究样本仅限于武汉市内实施,虽区分了高校类型,避免了一定程度上的被试同质性问题,但仍需扩大样本代表性。

基金项目

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7CFB704),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13A015),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课题(14Y001)。

附录

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使用手册

指导语:下列每个题目都简单地陈述了一个生活事件,请仔细阅读每个题目,并思考在过去的12个月内,您或您的家庭是否发生过下列事件?如果某事件发生过,请根据事件给您造成的苦恼程度进行评价。

整个量表共1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1 = 没有影响,2 = 轻度影响,3 = 中度影响,4 = 重度影响,5 = 极度影响

1. 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导致研究生毕业求职受阻

2. 研究生毕业求职与原来研究生就业期望落差大而产生压力

3. 所就读的研究生专业求职领域受限

4. 研究生课程学习任务繁重

5. 研究生课题进展或发表论文不顺利

6. 研究生课程考试失败或考试不理想

7. 研究生奖学金评选落空

8. 读研期间遭遇失窃、财产损失

9. 异地读研导致长期水土不服

10. 读研期间本人突患重病

11. 读研导致恋爱不顺利(例如:单身、失恋)

12. 读研期间长期与室友关系不和谐

13. 读研期间自己/爱人怀孕或家庭增加新成员(生孩子)而产生的压力

14. 读研期间因经常(每周至少一次)被导师批评而产生巨大的压力

F1 (工作就业):t1,t2,t3

F2 (学习科研):t4,t5,t6,t7

F3 (突发事件):t8,t9,t10,t11

F4 (人际关系):t12,t13,t14

NOTES

*并列第一作者。

文章引用:
谢涵, 陈悦, 陈建新, 徐碧波, 陈婷婷, 韩笑 (2018). 研究生生活事件量表的初步编制. 心理学进展, 8(6), 828-835.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6099

参考文献

[1] 陈红敏, 赵雷, 伍新春(2014). 生活事件对情感和行为的影响:理论比较与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22(3), 492-501.
[2] 梁宝勇, 郝志红, 卢国华(2009). 大学生和研究生心理压力情况的调查研究. 心理科学, (1), 63-66.
[3] 王明辉, 张淑熙(2003). 应激研究综述.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3(1), 59-62.
[4] 王曦, 褚海云, 马靖松等(2016). 攻击性在大学生社会支持与自杀接受程度间的中介作用.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5(10), 942-945.
[5] 肖林, 徐慧兰(2008). 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7(2), 182-184.
[6] 辛秀红, 姚树桥(2015).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效度与信度的再评价及常模更新.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5), 355-360.
[7] 严红虹, 刘治民, 王声湧等(2009). 622名研究生心理压力现状及应对方式的分析.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8(4), 357-358.
[8] 姚玉红, 魏珊丽, 毕晨虹等(2015). 大学生多重人际动力特征问卷的初步编制.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4(11), 1041-1044.
[9] 张文悦, 杨昕静, 郭天蔚等(2014). 大学生生活事件及其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4(4), 374-377.
[10] 张作记(2005). 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北京: 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
[11] Bryden, C. I., Field, A. M., & Francis, A. J. P. (2015). Coping as a Mediator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Eudaimonic Well-Being in Femal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4, 3723-3733.
https://doi.org/10.1007/s10826-015-0180-0
[12] Clark, L. A., & Watson, D. (1988). Mood and the Mundane: Relations between Daily Life Events and Self-Reported M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4, 296-30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54.2.296
[13] Fredrickson, B. L., & Kahneman, D. (1993). Duration Neglect in Retrospective Evaluations of Affective Episod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5, 45-5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5.1.45
[14] Holmes, T. H., & Rahe, R. H. (1967). The 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11, 213.
https://doi.org/10.1016/0022-3999(67)90010-4
[15] Hui, T., & Liang, M. (2012). The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Full-Time Professional Masters. US-China Education Review A, 4, 467-472.
[16] Platt, R., Williams, S. R., & Ginsburg, G. S. (2016).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Child Anxiety: Examining Parent and Child Mediators.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 47, 23-34.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15-0540-4
[17] Rabkin, J. G., & Struening, E. L. (1976). Life Events, Stress, and Illness .Science, 194, 1013-1020.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790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