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欺骗作为常见的不道德行为之一，它不仅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市场调节失效、政府监管不到位以及法律执行力度等他律问题相关，还与个人的自律问题存在密切关联。本文即从个人自律的角度，采用问卷调查对持续性欺骗行为的发生、发展进行考察。
自我概念维持理论(self-concept maintenance)认为人们在进行欺骗行为前多半时候会面临两种相冲突的动机：避免惩罚和追求个人私欲，并试图在其中保持平衡，人们的平衡之道就在于如何从小奸小恶中获取个人好处，同时又不改变自己的诚实自我概念(Mazar, Amir, & Dan, 2008)。个体一方面想获得私欲，另一方面又想避免惩罚或维持自身的诚实自我概念。因此，我们认为即获得私欲又避免了惩罚的个体更可能在后期继续做出欺骗行为。欺骗的施行对个体来讲受到惩罚时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道德惩罚。道德惩罚可以分为外在和内在道德惩罚两种形式(左高山，刘艳，席云鹏，2007)，其中内在道德惩罚也就是个体良知上的不安，表现为自责、内疚、羞愧等，而诸如此类的道德情绪，可以阻断不道德行为的发生和发展(任俊，高肖肖，2011)。Farnese，Tramontano，Fida & Paciello (2011)研究发现，进行欺骗行为的个体必须控制好羞愧、尴尬类具有抑制个体做出与社会行为规范相反行为功能的道德情绪，而控制好该类道德情绪则会有利于激活道德推脱的认知机制促进道德推脱的发生，如此以来，又反过来强化了欺骗行为。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也译作道德脱离，是Bandura等人(1991)在道德自我的社会认知理论上发展而来，是指个体的一些特定的认知倾向，这些认知倾向包括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和降低对受伤目标痛苦的认同(Bandura，2002；杨继平，王超，高玲，2010)，主要用于解释当个体做出不道德行为时却不会产生诸如内疚、自责等不良情绪的社会现象。道德自我的社会认知理论指出，大多数人都建立了个人道德行为标准，这些标准起着自我调节作用，可以引导良好的行为和制止不良行为，而与这些标准相违背的行为将导致个体的内疚和自责。然而，自我调节机制这一功能只有在被激活时才起作用。Bandura (1999)指出道德推脱主要在道德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影响个体道德自我调节功能进行选择性的激活或失效。在违反个人道德标准时，个体就会通过道德推脱使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失效，以此摆脱内疚和自责。人们常说撒一个谎往往需要更多的谎言来去圆这个谎，那么当个体已经跨出欺骗行为的第一步，个体是“继续欺骗”还是“改过自新”停止进行更多欺骗行为，其核心影响因素是什么？前期已有研究发现道德推脱对学术欺骗、诚实互惠的亲社会行为等(刘珊，石人炳，2017；杨继平，王兴超，陆丽君，张力维，2010；Gabbiadini, Riva, Andrighetto, Volpato, & Bushman, 2014)，但并未区分初次欺骗行为与持续性欺骗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假设道德推脱可能是促使个体进行持续性欺骗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了道德推脱与持续性欺骗行为倾向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对象
在广州地区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两所高等院校(一所大专，一所本科)的大一、大二共380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39份，有效回收率89.2%。其中大专生149名，本科生190名；男生106人，女生232人(1人性别信息缺失)；城市和农村户口分别为127和210人(2人户口所在地信息缺失)。
2.2. 工具
2.2.1. 道德推脱问卷
采用我国学者王兴超(2011)年修订的适用于大学生的《道德推脱问卷》。问卷共32个条目，釆用Likert 5点计分法，得分越高表示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该问卷由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结果扭曲、非人性化、以及责任归因这八个道德推脱机制组成。修订后的中文版道德推脱问卷信效度良好，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2，分半信度系数均在0.80以上。总体而言，修订的道德推脱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9。
2.2.2. 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量表(Response-to-Failure Cheating Scale)
采用Zemack-Rugar等人(2012)编制的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量表(RTF-Cheating Scale)，量表由三个假设情境组成，每个情境有9个测量项目，内容包括个体在发现已经发生了欺骗行为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认知、情绪和行为三种反应倾向，共计27个项目，量表包括“继续欺骗倾向”(维度一)和“改过倾向”(维度二)两个维度。维度一包括9个项目，为对自我控制失败的适应倾向，表现为“破罐子破摔”，如“我认为我已经作弊了也就没必要诚实到底”、“我认为既然我已经在某些问题上作弊了，我可能还是继续作弊”等；维度二包括18个项目，为对自我控制失败的纠正，主要通过内疚、自责、责任感等情绪情感来体现，表现出“改过自新”的倾向，以继续维持或提高自我控制目标，如“我对于初始问题的作弊有强烈的罪恶感”、“我觉得对开始的问题抄了答案是很不负责任的”等。量表釆用Likert7点计分法，从“一点都不可能”到“非常可能”依次记为1到7分，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得分等于“继续欺骗倾向维度分”减去“改过倾向维度分”，得分越高表明继续欺骗的反应倾向越高。本研究的量表翻译采用回译方法进行，首先由三名心理学研究生分别对量表进行翻译，并进行讨论确定最终翻译文本，再请一位心理学博士生对文本进行回译，以尽量保证问卷忠于原版。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87。
2.3. 数据采集及处理
由一名心理学研究生做主试，在任课老师的组织协调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统一宣读指导语后开始作答，并当场回收所有问卷。所有数据采用SPSS20.0进行统计分析。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研究采用问卷法，且都是由大学生在同样的教室环境下进行填答，有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es)的问题。一方面在进行问卷施测时，采取程序控制，在班级环境下统一测试并当场回收，强调问卷的匿名性及保密性；另一方面，在数据分析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统计控制，结果显示，共有13个因子特征根值大于1，且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20.53%，小于40%，因此可以不计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研究结果的影响。
3.2. 道德推脱与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相关分析
对道德推脱与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相关分析表明(见表1)：道德推脱8个维度及其总分均与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道德推脱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发生持续性欺骗反应行为，初步证明了本研究的假设。
3.3. 道德推脱对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道德推脱对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采用层次回归分析继续探讨道德推脱对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预测作用：第一步将人口统计学变量(学校类型、性别、年级和户口所在地)引入到回归方程，第二步引入道德推脱，结果见表2)，在控制年级和性别变量之后，道德推脱对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其变异的解释率新增了4.4%，达到7.5%。这一结果进一步表面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可能做出持续性欺骗行为。
Table 1.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ustained deceit
表1. 道德推脱与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sustained deceit
表2. 道德推脱对持续性欺骗行为反应倾向的回归分析
4. 讨论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道德推脱各个维度及其总分均与持续的欺骗行为反应倾向呈显著的正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道德推脱可以正向预测持续性的欺骗行为反应倾向。这个结果提示我们，道德推脱水平越高的个体越有可能进行持续性的欺骗反应行为。
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个体通过道德推脱而对欺骗行为进行认知重建以忽视单个欺骗行为对自己或他人的有害影响，减少自身的负性自我情绪、降低个体原有的道德或目标行为水平，从而增加了个体“继续犯错”的可能性，表现出持续的欺骗行为。换言之，个体在进行了欺骗行为后如果是内疚、羞愧预期占主导，那么个体就会规避这种情绪，产生较高的道德自律水平，以减少欺骗行为的发生。而道德推脱则是一种让个体减少甚至摆脱失控后的内疚、羞愧等自我责备情绪的认知倾向，正因如此，当个体第一次发生某类型的欺骗行为后，通过道德推脱机制的激活和运用，阻碍了个体对该欺骗行为的反思，达到保护相对诚实的自我概念，而通过这种方式所带来的最终结果即为发生持续性的欺骗行为。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通过问卷调查法只能反应道德推脱与持续性欺骗行为倾向的相关关系，并对其作出可能性推论，对其间的因果关系及认知神经发生机制尚不明确。因此，后期可结合心理行为实验法及脑科学技术(如ERP技术、FMRI技术等)，从认知加工的时间进程及脑生理基础角度对道德推脱影响持续性欺骗行为的发生、发展机制作进一步分析探讨。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31671153)、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项目(2015GXJK117)、广州市社科联2017年度“羊城青年学人”项目一般课题(17QNXR43)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