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JHS  >> Vol. 6 No. 2 (April 2018)

    民族军事史视角下的元朝对日本第一次远征
    Research on the First Expedi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to Jap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Militar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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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尹仑,郑燕燕: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 昆明

关键词:
元朝忽必烈海战日本Yuan Dynasty Kublai Khan Naval Battle Japan

摘要:

有元一代,中国实现了从内陆水师到海洋海军的历史转变,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建造了大型军舰,并组建了可以远海作战的大规模海军舰队。元朝曾经对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进行了数次海战。本文从民族军事历史研究的视角,对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海战进行研究,梳理这一次海战作战双方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分析其历史意义。

In the Yuan Dynasty, China has realized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inland water division to marine Navy, developed a real Navy, built large warships, and formed a large naval fleet that could be fought far away. The Yuan Dynasty had fought several naval battles against Japan, Annan, Zhancheng and Jav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no-military hist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irst expedition of the Yuan Dynasty to Japan. By analyz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naval battle, this paper reveals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1. 引言

有元一代,中国实现了从内陆水师到海洋海军的历史转变,发展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海军,建造了大型军舰,并组建了可以远海作战的大规模海军舰队,也是世界史上最早的海洋舰队,在此基础上,元朝曾经对日本、安南、占城和爪哇进行了数次海战,其中在1274年,元朝第一次对日本跨海用兵。

目前,从军事理论视角对元代海战的研究还是空白,这主要由五方面的因素造成:首先,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是典型的大陆型国家,在军事上形成了重视陆军的传统,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兵法著述多针对陆战,对于战争的大部分军事史料记录也以陆战为主,因此在中国军事史书和军事理论著作中对海战案例的记录相对于陆战而言过于简单、甚至缺乏记录;其次,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水战多发生在内陆江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海战,而传统的水师也和真正的海军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中国在历史上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海军恰恰是在元朝,然而元朝辉煌的陆地战争成就掩盖了其同样精彩的海上战争,对元朝军事战争历史的记录和研究也着重于驰骋辽阔草原的骑兵,而忽视了其同样远征浩瀚海洋的海军;第四,国内外目前还没有专门和单独针对元代海战战役的研究,多放在元朝征伐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过程中;第五,目前针对元代海战的研究多局限于历史叙事领域,而缺乏从军事理论视角的专门研究。

综上所述,本文从中国民族军事历史研究的视角,对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海战进行研究,梳理这一次海战作战双方的成败得失与经验教训,分析其历史意义。

2. 元朝以前中国与日本的海战

元朝并不是中国第一次与日本发生海战,在元朝远征日本之前,中日之间就发生过最少三次规模不等的海战,最早一次见于中国史书的记载。据《后汉书》记载,公元178年(光和元年),在鲜卑檀石槐统治时期,因“闻倭人善网捕,于是东击倭人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 [1]。有学者认为,檀石槐这次跨海征倭“所俘当系北海道或奥羽的虾夷” [2]。

2.1. 唐朝与日本的海战

公元663年(龙朔三年),唐朝水军在大将刘仁轨的指挥下联合新罗军队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击溃日本水军。中国和日本史书中都有关于这场海战的记载,在《旧唐书·刘仁轨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仁轨遇楼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滔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3]。在日本正史《日本书纪》中对此次海战的记录较《旧唐书》更为详细,其中说:“甲午,新罗以百济王斩己良将,谋直入国,先取州柔(即周留)。于是百济知贼所计,谓诸将曰:今闻大日本国之救将庐原君率健儿万余,正当越海而至,愿诸将军应予图之,我欲自往,待飨白村。戊戌,贼将至州柔,绕其王城。大唐军将率战船一百七十艘,陈列于白村江。戊申,日本船师初至者,与大唐船师合战,日本不利而退。己酉,日本诸将与百济王不观气象,而相谓之曰,我等争先,彼应自退,更率日本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赴水溺死者众,妒舶不得回旋……” [4]。在这次海战中,日军有战船400余艘、水兵4万2千人,唐军有战船170艘、水兵1万3千人,双方在白江口展开了激烈的海战。刘仁轨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日军围住,使得日军的战船相互碰撞无法回旋,士兵大乱。最终,日军战船全部被焚毁,数万日军被杀或溺死 [5]。

白江口海战是一次以少胜多的经典海战,唐朝水军虽然战船数量不及日本,但运用战法策略得当,加之船体更为高大而坚固、武器装备更为精良,因此击溃了兵力、船舰皆数倍于己的日本水军。白江口海战不仅是中日两国第一次正式交战,也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国模较大的一次海战。

2.2. 女真族跨海侵袭日本

公元1019年(日本宽仁3年),日本藤原道长全盛时期,中国东北的女真族搭乘50艘战船,侵袭了对马、壹岐、肥前、筑前等日本北九州岛沿岸区域。日本和韩国史书都记载了这次女真族对日本的入侵,在日本历史上称之为“刀伊来袭” [6]。日本历史上所谓的“刀伊来袭”或“刀伊入寇”事件,在韩国史书《高丽史》以及日本史书《朝野群载》《小右记》《日本史》中均有著录,其中《日本史》和《小右记》记载最为详细。《日本史》记载:“宽仁三年(1019)春三月,刀伊贼船五十余寇对马。夏四月庚寅,太政大臣道长病,大赦。庚子,京师多盗,数放火劫掠,敕立赏格,购索捕之。甲辰,太宰府驿奏刀伊贼入壹岐,杀守藤原理忠,虏掠人民,遂侵筑前怡土郡。壬子,太宰府言刀伊贼寇筑前那珂郡、肥前松浦郡。遣前少监大藏种材、藤原明范等击却之” [7]。《小右记》记载:“其贼徒之船,或长十二个寻,一船只檝三四十许,所乘五六十人” [8]。对于日本而言,“刀伊来袭”是历史上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来自亚洲大陆方向较大大规模的武装侵袭,刀伊民族的集体作战战术给当时盛行单独作战的日本武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虽然最终以武士为核心的日本军队击败了刀伊,这次战役却对日本军队未来的作战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集团作战的兵制逐渐建立起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日本军队抵抗元朝海军入侵积累了经验,在与元朝军队作战过程中,日本军队采取了加强海岸集体防御以阻击元朝军队大规模集团攻击的策略,可以看到“刀伊来袭”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元朝时两次跨海东征日本,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当年女真族侵袭日本的影响。由于元朝海军中有众多女真族将士,由高丽南端渡海,攻陷对马岛,登陆博多湾,元朝海军都是遵循女真族战船的路线。

3. 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

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元朝开始对日本跨海远征。在日本历史上,由于当时日本后宇多天皇的年号为“文永”,因此将这一发生在文永十一年的战役称为“文永之役”,并和公元1281年的元朝对日本的第二次远征统称为“蒙古来袭”。

3.1. 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背景

早在1265年(至元二年),忽必烈就以大蒙古国皇帝的名义给日本国王写了一份国书:“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瘁锋鏑,即令罢兵,还其疆域,反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邇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於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佈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至元三年八月某日” [9]。忽必烈并派遣兵部侍郎黑的为正国使、礼部侍郎殷弘为副国使,持国书出使日本。两位国使历经三年,最终到达对马岛,但日本对来访的元使和国书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态度。

公元1271年,忽必烈派遣赵良弼为国使,再次修书日本国王:“盖闻王者无外,高丽与朕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信使修好,为疆场之吏抑而弗通。……岂王亦因此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皆不可知。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如即发使,与之(赵良弼)偕来,亲仁善邻,国之美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 [9] 赵良弼历经五年,最终抵达日本,并滞留一年,但日本仍然对忽必烈的国书不予理会。

日本对元朝两次遣使和国书的无动于衷,在这一背景下促使忽必烈决定远征日本。

3.2. 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过程

公元1273年3月,随着襄阳城的陷落,南宋军队的防线彻底崩溃,元朝大军深入南宋腹地,这样的情况允许忽必烈抽出一部分兵力开辟第二条战线对日作战。公元1274年10月底,由300艘大型战船和400至500艘小型战船组成的元朝海军离开高丽南部的马山海港,向50公里以外的日本对马岛进发,这支海军舰队搭载有两万七千人,包括水兵和登陆作战部队 [10]。元军由蒙古人、女真人、汉人、高丽人和少量回回人共同组成,包括水兵、骑兵、弓箭兵、步兵和炮兵,其最高统帅是蒙古将领忻都,两位副统帅是高丽将领洪茶丘和女真将领刘复亨,三位将领各自率领一路军队,被称为“三翼部队” [11]。在日本方面,镰仓幕府任命太宰少贰和九州岛的镇西奉行武藤家族为日军的最高统帅,日军由幕府军队、各藩藩兵和武士共同组成。

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正式开始,这场战争是元朝与日本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因此双方的准备都不充分。对日本而言,虽然当时的镰仓幕府已经得知元朝军队即将登陆,但战争准备工作做得并不充分。首先,当时日本的经济水平无法在九州维持一只正规军队;其次,没有一个政治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当时的日本由于没有能力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对元朝而言,忽必烈明显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他派去征服日本的军队无论在规模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征服整个日本列岛。

元朝海军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很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这两个岛上的日军。随后,元朝海军继续向九州进发,并于11月19日在九州东岸的博多湾登陆。元军分三路登陆,其中一路为主力,在长崎附近登陆,其余两路为策应。在战争初期,元军占据着明显的优势,阻击元军登陆的日本军队不堪一击,顺利登陆的三路元军开始深入九州沿岸,元军的战术策略和攻击方法使日本军队遭受到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遭受惨败的日军残余部队从沿岸地区退回内陆 [12]。

然而,就在元军获胜之后,一场大规模的秋季风暴突然袭来。这场后来被日本人称为“神风”的风暴,在海面上掀起汹涌波涛,使得元军大部分战船被毁,历史上第一支最大规模的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13]。幸存的元军战船返航回到了高丽,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结束。

4. 元朝远征日本的分析

在现代战争中,岛屿进攻作战的原则包括:全程夺取并保持制控权,制敌必须知敌,选择有利的登陆场,直指要害或关联要害,组织强有力的工程保障,确保战役战斗的突然性,不断变换创新进攻作战方法等。本文基于上述原则,重新审视元朝与日本的海战,从战略意图、军事准备、天时地利和军队的作战能力几个方面,对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海战与岛屿作战进行研究,进一步分析双方在此次战役中的得失。

4.1. 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战略意图

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于分析交战双方的总体形势、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结合本国的国情军情,对战争进行精心设计。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战略意图并不是单纯针对日本,而有着更为深层次的考虑,那就是为了切断日本与南宋的贸易往来,把远征日本作为对南宋作战的一部分,以便最终彻底征服南宋。马可·波罗对此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岛(日本)上的财富名声远播,这使得忽必烈大汗心中异常兴奋,渴望占领它并将其吞并入自己的版图。” [14] 南宋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关系也许促使忽必烈开始对日本产生兴趣,在日本博多湾和南宋的广州、宁波和泉州之间的海上贸易规模巨大,于十三世纪晚期达到了顶峰,南宋也从日本进口的货物中征收到了巨额税款。公元1274年3月,忻都、洪茶丘和刘复亨受命伐日,紧接着忽必烈公布了伯颜及随行的攻宋成员名单,这两场战争之间的联系是毋容置疑的 [15]。已经登基成为元朝皇帝三年的忽必烈希望通过远征日本来扼杀南宋从海上贸易中获得的经济来源,并把日本并入元朝的势力范围,这也是同年开始的对南宋作战的一部分,在这一战略意图下忽必烈决定远征日本。

4.2. 元日两军的战前准备

备战对战争非常重要,是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基础和前提。在战前,元日两军都做了相应的军事准备。

在远征日本前一年,元朝就开始做相应的战争准备。在作战部队准备方面,忽必烈首先派遣五千元朝军队进入高丽作为远征日本的先头部队,在忽必烈的要求下,高丽国王召集了五千六百人的高丽军队,忽必烈随后又增派一万元朝军队进入高丽;在装备和补给准备方面,忽必烈要求高丽国王协助准备战争,包括建造九百艘战船和准备补给物资;在后勤和军粮准备方面,由于没有足够的粮食供给预计到达和组建的军队,高丽国王还在全国范围内开辟耕地,以增加来年的粮食产量。

日军同样也做了抵抗元军入侵的军事准备。镰仓幕府紧急派遣正规的幕府军队至九州,九州沿海各藩也积极组织各自的藩兵和武士应战,组成了人数在一万左右的军队。日军还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用于抵抗元军登陆的石坝,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至六尺,厚约一丈,长达二十余公里,依沿海自然地形而建。

4.3. 元日两军的军事装备

武器装备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历来是赢得战争的重要物质基础。武器装备优良,能获得更多胜利的机会。元朝远征舰队的武器装备可以大致分为输送和作战两类。

输送能力是岛屿登陆作战的基本保证。岛屿登陆作战,通常要跨越海洋,输送工具是关键。就输送类装备而言,元朝远征舰队拥有各种用途的战船九百艘,包括“千料大船”、“巴图鲁轻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艘。“汲水小舟”不是战船,而是专门运送军队登陆的小船,相当于现在海战中的登陆艇。“千料大船”和“巴图鲁轻疾舟”则是战舰,“千料大船”是一种大型舰船,由指挥官们和主力部队搭乘。“巴图鲁轻疾舟”是一种冲锋艇,“巴图鲁”在蒙古语中是“勇士”的意思,也是当时元朝军队中用来赞誉在最前线英勇奋战的将士。顾名思义,“巴图鲁轻疾舟”的速度较快,用于在最前线向敌军发动快速冲击作战。

在岛屿登陆作战时,优良的作战类武器装备,可以突破和砸碎敌军的海岸防线。元军的进攻性作战装备在当时处于世界最先进的水平,非常精良并且多样。首先,元军装备有“回回炮”和榴散弹,回回炮曾经在元军最终攻占南宋的襄阳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日本的史料中记录了元军使用“铁炮”这种武器,通过发射榴散弹进行轰击,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并凭借其夸张的外观和巨大的声响在心理上震慑了日本军队,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扰乱日军军心的作用。其次,元军装备有复合强化短弓和弩,日本军队的弓是长弓,复合强化短弓的射程是长弓的三至四倍,弩的便捷性和连发功能更是长弓无法比拟的。第三,元军还装备了大量西瓜大小、填满火药的陶制手榴弹。上述武器装备,使得元军在登陆后的作战中占有巨大的优势,日军根本无法应对元军的“回回炮”、复合强化短弓和弩等远程武器,于是元军迅速击溃了在沿岸地区抵御和防守的日军,取得了战役前期的胜利。

日军的装备也不是一无是处,除了长弓以外,日军的武士们装备有举世闻名的铁甲和战刀,当时日本的冶炼技术和刀具制作工艺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日本战刀的锋利、韧性和强度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因此,在战役中,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武士刀一碰即断。同时,只要距离稍远,元军的弓箭就无法穿透日本武士的盔甲。

4.4. 元日两军攻防作战中的战术

战役战术,是在战略指导下,用于具体斗争的作战艺术。元军登陆后随即在沿岸地区与前来阻击的日军发生交战,双方的战役战术可圈可点,都尽力发挥自己的优势,但双方也都有不足和失误之处。

在现代战争中,军种结合部往往是联合作战的瓶颈和薄弱环节,联合作战指挥必须时刻关注这一问题。在八百年前,由于元朝多元民族国家的背景,元朝军队就非常注重发挥不同民族作战战术的优势,通过长期实战元军形成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并注重不同兵种之间的结合。元朝军队在这次登陆战中一如既往地发挥其多兵种集团作战的优势,采用多兵种联合、集团作战的战术。就元朝远征日本而言,元朝军队虽然只有两万七千人,但却由蒙古人的骑兵、女真人的弓箭兵、汉人的步兵、高丽人的水兵以及回回人的炮兵共同组成。在登陆战役过程中,元军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并用骑兵、步兵和炮兵组成战阵集体攻击日军,具体而言,在战役开始后,先由回回人的炮兵向日军展开远程轰击,待日军接近后,再由女真人的弓箭兵向日军近距离密集发射,然后汉人的步兵发起第一轮冲锋,接着由蒙古骑兵轮番冲锋,各兵种在联合作战过程中结合得非常紧密。

相较于元军而言,日军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缺乏实战经验,而且日军所擅长的一对一单挑和近身肉搏战术在元军面前显得非常落后。日军的指挥官和主力是武士集团,日本武士有单打独斗的传统战法,他们不断冲击元军,希望与元军单独决斗。元军没有和武士们进行一对一决斗,继续保持着集团阵法和队形,结合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各自单独作战,而是用炮弹、箭矢和集体轮番冲锋大量杀伤日本军队。同时,元军还有选择性地重点攻击担任指挥官的武士,使得日军失去指挥而陷入混乱。

值得指出的是,日军凭借骁勇和顽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战术落后带来的劣势。日军顽强地“守”与积极地“攻”紧密结合,抓住一切时机、利用一切手段阻击元军。日军在九州岛的防御战过程中恰恰做到了这一点,日军在作战时并不仅仅被动据守石坝和要塞,反而是在空旷的沿岸地区向元军发起主动进攻,元军的副统帅女真将领刘复亨也在作战中因为手部严重受伤而后撤。在岛屿作战中,在滩涂地区利用有利的地貌和地物,或者设置构筑物、堵塞物和障碍物可以有效地阻止登岛部队前进、迟滞敌军军队行动以拦阻对方的机动。为了抵抗元军登陆,日军在博多湾适合登陆的沿海滩涂地区构筑了石坝,用以阻碍元朝骑兵的突袭。在战役中,这一石坝发挥了巨大的战术作用,元军始终没有突破这一防线。因此,虽然日军在战役前期战败,但并没有被歼灭殆尽,剩余的日军不得不从沿海地区撤退回内陆,依托城堡和要塞等待元军的进一步进攻。

对于岛屿登陆作战而言,必须保持强大的不停顿的进攻锐势,才能取得胜利。但是,等待中的进攻并没有发生,元军突然停止了攻击。元军在取得前期胜利后,由于缺乏九州内陆地区的相关信息和情报,没有保持强劲的进攻态势深入腹地追击溃败的日本军队,也没有建立和巩固沿岸区域的防御,同时为了防止日军依靠地利发动奇袭,于是元军放弃了登陆胜利后取得的战果,重新把士兵、战马和粮饷装上了战船。这一战术决定,为后来元军最终撤退埋下了伏笔。

4.5. 气候与元军的无功而返

自古以来,气候都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了解、掌握并利用气候是获得胜利的关键。元军登船以后,遭到了秋季风暴的袭击,造成的舰队大部分战船被毁,于是元军不得不撤退回朝鲜半岛,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结束。很多后来的历史研究者就此认为由于元军是蒙古铁骑、马背民族,因此不善海战、不查气象。实际上蒙古骑兵在当时这支元朝远征军的构成中并不占多数,而且元军中有大量的高丽水兵,他们对海战、以及气象和海象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实际上正是因为元军知道将要有风暴来袭,加之对九州岛内陆的不了解,为了防止部队困于沿海岸滩地带而陷入被日军围歼的风险,才做出了登船的决定。

当元军在沿海地带击溃日军后,海面开始刮起大风,富有经验的高丽水兵和将领们马上就意识到将会有风暴来临,于是他们马上奏报元军的最高统帅忻都,元军必须都回到船上,并离开沿海地带把船开往深海区域,这样可以避免在风暴中船只与岸边的礁石相撞沉没,等待风暴消退后再一次登陆九州。忻都经过考虑,如果元军继续留在岸滩地带,那么风暴把船只摧毁的话,元军将无法撤退而彻底陷入绝境,因此他最终做出了让元军全体登船的决定。但是风暴来得太快了,而且非常强烈,元军还没有来得及撤往深海区域,大部分战船要么被巨浪狂风掀翻而沉没、要么撞击礁石而粉碎,这次风暴造成了一万三千左右的元军将士死亡,幸存的元军撤退回了高丽。

天时地利从来都是影响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元军由于无法了解九州岛的具体情况,不敢贸然进攻,因此虽然预料到了天象和海象的变化,还是只能冒险撤回战船,最终造成了大部分战船被毁、士兵溺亡的结局。

5. 结论

元朝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对双方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就日本而言,台风使元军惨遭重大损失并迫使其撤退,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信心,为日本应对元朝的第二次入侵奠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从此在日本的文化中开始认为有“神风”和神灵在保护日本本土免遭侵略;同时通过与元军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与交战,也使日本对未来与元朝的海战有了充分的军事准备。

就元朝而言,虽然对日本的用兵无功而返,而且大部分战船和士兵被台风而毁,但以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失败,也没有太过于在意。这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元朝并没有打算通过第一次远征就彻底征服日本。正如蒙古军队在欧亚大陆一贯的作战风格与战术一样,对于初次接触的国家和军队,都要派遣先遣部队进行试探性的攻击,以摸清对方的情况。因此,元朝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也是一次了解日本的试探性攻击,为接下来对日本的大规模战役做准备。

其次,元朝第一次远征日本的目的在于切断南宋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和人员交往,阻止日本对南宋的支持。而的确在这次远征之后,日本与南宋之间的往来中断了,南宋也于1279年灭亡。因此,从这一目的来看,元朝对第一次远征日本取得了成功。

第三,在前期取得的一系列战役胜利,以及最终是因为台风撤退而并非败于日本军队,这使得元朝方面认为第一次远征日本并没有失败,只是出了“意外”。

总之,元朝对日本的第一次远征并不是一次单纯和独立的军事行动,而是放在了整个征服东亚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中的一部分,和同时期进行的经略吐蕃、远征大理国一样,都是作为征伐南宋、统一亚洲大陆的一个环节。

基金项目

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培养阶段成果(课题编号:2015HB084),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研究创新团队阶段成果,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社会边疆与生态环境变迁创新团队”阶段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生态扶贫的文化驱动力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16BMZ082)。

文章引用:
尹仑, 郑燕燕. 民族军事史视角下的元朝对日本第一次远征[J]. 历史学研究, 2018, 6(2): 19-26.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18.62003

参考文献

[1] (南齐)范晔撰, 李贤, 等, 著.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 李则芬. 中日关系史[M]. 台北: 中华书局, 1982.
[3] 刘昫. 旧唐书•刘仁轨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4] 汪向荣. 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M]. 长沙: 岳麓出版社, 1985.
[5] 森公章. “白村江”以後――国家危机と东アジア外交[M]. 日本: 讲谈社选书メチエ, 1998.
[6] 杉山正明. 蒙古颠覆世界史[M].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2016.
[7] 王先谦. 日本源流考[C]//四库未收书辑刊编纂委员会编.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四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0.
[8] 蓝文徵. 海上的女真[C]//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 马强才, 选编. 蓝文徵文存.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9] 宋濂. 元史•外夷日本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10] Man, J. (2006) Kublai Khan. Bantam Press Edition, London.
[11] Delgado, J.P. (2008) 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In Search of a Legendary Arma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2] Rossabi, M. (1989) Khubilai Khan: His Life and Tim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os Angeles.
[13] Weatherford, J. (2004) Genghis Kh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rown and Three Rivers Press, New York.
[14] Delgado, J.P. (2008) 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 In Search of a Legendary Armad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5] 杉山正明. モンゴル帝国の興亡(下): 世界経営の時代[M]. 東京: 講談社,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