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  >> Vol. 6 No. 3 (July 2018)

明末到民国天津慈善社团发展轨迹研究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Tianjin Charity Corp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DOI: 10.12677/OJHS.2018.63005, PDF, HTML, XML, 下载: 611  浏览: 2,712 

作者: 王纪鹏*: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

关键词: 天津慈善社团社团发展特点社团发展轨迹Tianjin Charitable Associat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Trajectory

摘要: 从明末到民国时期,天津传统慈善社团的发展经过一个由弱小到强大,由国家倡办到私人创办,在继承中沿着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发展。社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体现了各自的特点。初期慈善社团数量少,种类比较单一,官民合作的趋势逐步加强;中期慈善组织具有多样性,救济类型更加丰富,规模更大;后期慈善社团的救济理念开始了教养兼施的转型,救济对象从本地向外地扩展,社团强化对慈善的宣传与普及等。这些特点彰显了天津慈善社团的发展轨迹。
Abstract: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s traditional charities w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simple to complex development through a process of weak and powerful, initiated by the state and privately founded. In each period, it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charitable associ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was small; the types were relatively single, and the trend of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variet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in the medium term, the type of relief is more abundant and lar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ief concept of the later charity associations, the expansion of relief objects from local to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harity promotion and popularization ar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These characteristics show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ianjin Charity Society.

文章引用: 王纪鹏. 明末到民国天津慈善社团发展轨迹研究[J]. 历史学研究, 2018, 6(3): 35-42. https://doi.org/10.12677/OJHS.2018.63005

1. 明末到清代中期的天津慈善社团考察

1) 天津慈善社团的发展状况

天津传统慈善社团的发展经过一个由弱小到强大,由国家倡办到私人创办,在继承中沿着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发展。

从明末到清初,天津先后出现了以下慈善社团:① 养济院,明朝崇祯十二年办,天津最早的官方救济机构,清廷接管后延续至清末;② 水会(救火会),康熙初年,贡生武廷豫创立同善救火会;③ 育黎堂,设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靳赞戎及诸士绅在天津西郊三官庙东建;④ 孤贫院,清初官府在三岔河口附近创办;⑤ 施棺局,康熙年间邑人李廷秀在西门内白衣寺创办。

清代中期,天津又先后出现了以下慈善社团:①普济堂,乾隆四年(1739),天津道陈宏谋在西关外创设;② 留养局,乾隆二十年(1755),知县陈宏谋在城内设;③ 饽饽会,乾隆年间,邑绅周自邠在西关外设立;④ 河东施馍会,散给河东一方,需项出于洋药抽厘;⑤ 救急会,乾隆年间,邑绅周自邠等设立;⑥ 天泽会,乾隆年间,总督方观承创立;⑦ 捞埋浮尸局,乾隆年间,知县熊恩绂在盐关海神庙设,捞埋浮尸;⑧ 掩骼会,乾隆三十六年(1771),邑人华龙藻在城西南设;⑨ 天津县育婴堂,乾隆五十九年(1794),巡盐御史征瑞(徵瑞)在东门外设;⑩ 放生社,设立于河北大悲院;⑪ 惜字社,乾隆年间始设立,有广文、崇文等社,及“采取”、“拾遗”会等多所;⑫ 救生会,嘉庆年间,邑人在北浮桥、东浮桥、西沽浮桥设救生会3所;⑬ 泽尸社,道光七年(1827),邑人李明远在城西设;⑭西延生社,道光年间,邑廪生寇露滋(兰皋)、陈位端、沈宜之及张静波等在西关外创设;⑮ 殓埋社,邑人甄起顺、侯珍、张有、法来等在城西慈惠寺设;⑯ 育婴堂,乾隆五十九年(1794)建立,周子邠主其事;⑰ 馍馍会;旧为金姓者倡立,邑绅周子邠、寇兰皋等踵行其会。

通过对该时期慈善社团的考察,很明显地发现明末清初是天津慈善社团建立和初步发展阶段,该阶段慈善社团最初是从明末直隶巡抚李继贞(崇祯十二年任)创办养济院开始。清朝建立后,政府在天津开设了孤贫院,对那些孤苦无依的贫苦人进行收养救济。在政府的倡导下,地方士绅也开始在天津办起了最早的慈善社团——救火会以及育黎堂。明朝建卫,天津卫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开始得到统治阶级的进一步重视,政府开始在天津建立慈善机构。从此,天津的慈善事业日益兴旺起来。从天津举办慈善的历史进程来看,天津的慈善远远落后于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这与天津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大的关系。明清以前,它远离统治中心,一直处于历代统治中心的边缘地带,一切的发展都被边缘化。明朝迁都北京后,天津作为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从雍正到道光朝是天津慈善组织的大发展时期,这个阶段天津慈善社团无论在数量,还是救济对象的范围,慈善团体的规模等方面都较以前有了很大发展。从慈善救济方面看,清朝代替明朝是一个历史的巨大进步,从维护自身的统治与社会的稳定方面,清朝统治阶级更加注重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救济,天津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史上,都是很有成就的。

2) 该时期慈善社团的组织者

“善举者何?地方人做地方事,人民自治之一端也。” [1] 从明末到清朝中期,该阶段慈善社团最初的组织者是国家。天津最早的养济院就是由明朝政府举办的。清初天津的官办慈善社团又增加了一所收养老弱无依之人的孤贫院。这个时期慈善社团的创办者已经由官府为主体转移到了民间士绅,救火会的组织者武廷豫为贡生,参与者莽鹄立为盐政官员。上善救火会的组织者查日乾为盐商。而育黎堂的组织者,为取得名位的靳赞戎及其他津埠士绅,育黎堂得到了政府的经济补助,政府官员也参与到该组织的管理中来。从明末到清初,这一阶段慈善组织数量较少,这一时期是天津慈善组织建立和初步发展阶段,组织者主要为国家,受其影响,民间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士开始参与。清朝中期是天津慈善社团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成立了二十多个。有的慈善组织是在原有规模基础上的继续和扩张,如育黎堂在乾隆四年得到了天津道陈宏谋、知府程凤文、知县朱奎扬的赞助而改名为普济堂。有的慈善组织如饽饽会、河东施馍会、育婴堂则是由政府倡导,民间士绅自行创立,并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有些民间慈善社团如救急会、捞埋浮尸局、掩骼会、惜字社、泽尸社、殓埋社、馍馍会等是由民间士绅及其他热心慈善的人士自行倡办,资金主要源于主办者。一些拥有巨大财富的士绅还办起了多个慈善组织,寄生所为天津李善人李春城所办,他的正妻吴氏平时就吃斋念佛,还经常买一些鸟、鱼等生物放生。“李家对天津各地的庙宇,更是大肆布施,广结善缘,每到冬季施舍棉衣、小米粥。天津各县附近闹水灾,各地逃到天津城里的难民找到李家门口要饭或求助,李家也多少给予救济。” [2] 后来,李家又在东南角草厂庵开设粥厂,专门收容乞丐。李春城死后,他的儿子李士铭、李宝成两代继续办善举。清末北直一代水旱频繁,政府或天津士绅经常办一些赈济,需要社会上有声望的人来主持,李家人往往出面主持大局。

3) 该阶段慈善社团的赈济对象考察

慈善社团的赈济及收容对象。一个来源是天津当地的下层贫苦农民。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土地兼并的原因,天津一般下层民众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终日挣扎在饥饿线上,不少人竟至死后无法葬身,所以当时天津有名目繁多的慈善社团,如恤嫠会、育黎堂、育婴堂、施馍会、寄生所、捞尸会、抬埋会、掩骨会、义阡局进行施放棉衣、施治各种疮症、施舍棺木……另一个来源是天津附近省份来津谋食的难民。在残酷的封建压迫下,广大人民无力抵御天灾,每遇荒旱沥涝,天津四周的灾民便纷纷逃徙,以致颠连而无所依归,大部分只得来津就食,天津遂成为直、东两省难民的集中地。如同治十年(1871)大水,天津城上难民达五千余口。光绪二年(1876)直、东荒旱,乐陵一带“居民困颠,连日不举火者半,日食一餐者半,且树叶、树皮民悉尽食”,“男妇就食天津者不计其数”。有的慈善组织进行的活动,施助活动不局限于对象,如捞埋浮尸局工作对象为那些被水淹死之人,救生会施救对象为经过北浮桥、东浮桥、西沽浮桥而不小心落水之人。总的来看,本阶段慈善组织的实施对象主要为贫苦无依之人。

2. 从明末到清朝中期天津慈善社团的发展特点

1) 初期慈善社团数量少,种类比较单一

天津城内慈善组织的发展,从明末直隶巡抚李继贞(崇祯十二年任)创设养济院开始。明末至清初是天津慈善组织的创始时期,共创办慈善组织5所。“慈善组织主要以孤贫和流民为救助对象;慈善组织的性质以官办养济院为主,官倡民办组织开始创立,但官吏在慈善组织的倡办、资金筹备和持续运行等方面仍扮演着重要较色。” [3] 无论官办还是民办慈善组织,此时的规模都很小,养济院成立后,孤贫定额只有44名,官设的孤贫院也只定额为60名。康熙、雍正朝后,慈善组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官倡民办的慈善组织开始出现,第一个官倡民办的慈善组织乃是育黎堂,它弥补了养济院与孤贫院收养贫民的不足,主要救助二者不能容纳的贫民与流民。育黎堂是清代前期天津民间慈善组织建立的开端,开民间办理慈善之滥觞。

2) 官民合作的趋势逐步加强

天津慈善团体由最初公办的养济院开始,到清初天津慈善组织发展到5所。民间慈善组织规模开始超越了公办。清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后,各省府州县一级,慈善机构的设置更加普及。这一时期天津慈善团体发展到二十多个,该阶段天津慈善组织的创办者明确是民间士绅者共十多所,占总数的一半以上,说明清代中期以来,民间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天津慈善组织发展的主流。这些民办慈善组织中,普济堂、饽饽会、河东施馍会、西延生社、育婴堂等均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官民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慈善机构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留养局有多处,分布在天津不同的地方。天泽会在静海县买地十九顷二十七亩,拥有土房四十五间,育婴堂官民合作最为明显,长芦盐运使嵇承志详奏盐政徵瑞后,由运库岁拨经费五千两至七千两,由周子邠主管其事,后得到了盐运使恒庆,盐运使恩福及天津县黄世熙、严克宽等士绅的捐助。

3) 慈善团体创办的集中性

清雍正三年(1725)天津卫升为天津州,六年后又升州为府,辖六县一州。天津城市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口进一步增多。清中期的慈善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该阶段共创设慈善组织17所:即乾隆四年天津道陈宏谋于西关外创办的普济堂,乾隆二十年知县陈宏谋于城内及西关外创办的3所留养局,乾隆年间邑绅周自邠在西关外创办的饽饽会,乾隆年间周自邠等创办的救急会,乾隆年间总督方观承创办的天泽会,道光年间邑廪生寇兰皋在西关外创办的西延生社。“乾隆年间知县熊恩绂在盐关海神庙创办的捞埋浮尸局,乾隆三十六年华龙藻在城西南创办的掩骼会,道光七年李明远于城西创办的泽尸社,甄起顺等在城西慈惠寺创办的殓埋社,乾隆五十九年巡盐御史征瑞在东门外创办的天津县育婴堂,嘉庆年间,邑人在北浮桥、东浮桥、西沽浮桥创办的救生会3所,河北大悲院创办的放生社(院),乾隆年间创办的惜字社等。此阶段天津的慈善组织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延续,并孕育了新的内容,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使天津慈善组织的类型日益多样,诞生了天津本地的慈善家。” [3] 从这些慈善社团的成立时间来看,乾隆朝占据了清朝中期天津社团成立总数的60%以上,这也是该阶段慈善社团创立比较集中的时期。乾隆朝天津慈善社团的创立与当时的社会稳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朝由于处在清朝历史上康乾盛世的繁荣时期,经过康熙、雍正二朝的励精图治,国家实现了大统一,社会稳定,生产发展,国家积聚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天津作为统治中心北京的门户,统治者更重视对天津政策的倾斜。加大对于社会的救助以体现统治者的仁慈和政绩。

4) 中期慈善组织的多样性

早期慈善组织主要为对老年男子、妇女及残疾者的收养救济,而到了中期以后,对民间贫苦人群的施助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规定。例如饽饽会在冬天散放穷人馍馍,每年施放人数达到了三四万人。由于天津河流众多,人们渡河常常出现危险,淹毙者甚多,针对此困难,民间成立了救生会3所,专门救护那些失足落水之人。而对于贫苦人家家人死去无力掩埋者,殓埋社、天泽会、泽尸社、掩骼会则承担起了帮助贫困之家掩埋的责任。“以救助贫民与救荒为主要内容的济贫类慈善组织和以施舍棺木、掩埋尸体为主要内容的施棺泽尸类慈善组织分别有7所和5所,占该阶段慈善组织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1.18%、29.41%,两者合计达到70.59%。这说明济贫、施棺类慈善组织是该阶段天津慈善组织发展的主要内容” [3]。

3. 晚清到民国间慈善社团的发展

晚清到民国期间慈善社团概况

近代天津社团的兴起,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割地赔款,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受到刺激的先进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主动向西方学习。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徒便着手在天津开辟传教活动基地。他们在天津办起了仁慈堂,大量收容幼婴,并开展施药、看病等活动。1868~1869年一年之内“接受救济者五万六千人次;施药局就诊病人四万八千人次,医院就诊病人一百七十四人次;成年领洗者五十名,妇女望教者廿一名,妇女领洗者廿一名,将死婴儿领洗者二千名;寄养婴儿一百零九名,育婴堂婴儿一百七十名;走读女生十九名。传教士谢福音为扩大传教的基础,广收教徒。他来津不到一年,就发展教徒二百余人。谢福音还深入农村,活动范围直达津南百余里之外的盐山、南皮一带” [4]。1912年,天津教区成立,天主教势力迅速膨胀,1912年已有教徒三万四千五百零十七名,主教杜保禄1912年9月21日写信向华北遣使会会长罗德芳汇报:在天津归化的动向正在不停地发展,每星期约有十名成年人受洗。当时天津教会附属事业有“师范学堂四所、备修院一所、立案学校二所、男公学九十五所、女公学三十所、药理班六百二十五处、医院六所、孤儿院一所” [4]。英美系统的几个大教派也纷纷派出了自己的传教团体来津,英国的圣道会、伦敦会以及美国的美以美会。这三个教派侵入天津后,争先开展传教活动。

义和团运动以前,公理会、圣道堂、伦敦会、美以美会等英美系统的大教派,基本上在天津已经有了基础,义和团运动以后,各教利用庚子赔款建立了更多的教堂,教区进一步扩张。为赢得中国人心,使传教开展更加顺利,他们在天津办起了教会学校、教会医院、教会慈善团体。例如伦敦会创办的马大夫医院,卫理公会修建的汇文学校、中西女中、汇文小学。救世军从事的救济、办粥厂、孤儿院、施诊活动等。查阅民国天津历史相关资料可知,教会在天津实施的慈善活动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众多中国人的生命。民国时期发生的重大灾荒,都有教会人员进行积极救助的忙碌身影。他们的慈善理念逐渐为中国人所认可与接受。

分布于天津的一些民间社团也开始从事慈善事业的活动。如清初传入天津的理教,1765年由尹岩在永丰屯正式建立理教西老公所后,理教逐渐传遍了天津的四面八方,相继建立了许多公所。因此“西老公所在天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除了传播理教外,还开始办起了公益慈善事业,在光绪末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慈善机构——公善社,附设于西老公所内” [5]。西老公所此后还陆续成立了一些慈善机构。因此,西老公所在以后天津的慈善团体救济活动中也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晚清到民国一段时期,天津慈善社团得到了继续发展,是慈善社团近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时期的慈善社团主要有如下:保赤堂,咸丰二年(1852),绅士华光炜在盐运署后所设,施种牛痘;寄生社,咸丰五年(1855),李文照于城内贡院西济贫救荒;寄生所,收养残废,周济困旅,为士绅设立;东延生社,在河东元帝庙东。通商大臣崇厚设立;义阡总局,光绪元年(1875),运使祝塏设立义阡总局,派立纲商总理其事;备济社,总局设于河东关上孙家胡同,为光绪二年(1876)李绅士建立;育婴堂分堂,同治十三年(1864),长芦运使季邦桢于东门外南斜街倡办;恤产保婴局,在西门外,初由善士创办,后移归广仁堂经营;恤嫠会,晚清,增生朱维翰所创,进行恤嫠;全节堂,在东门外南斜街。同治七年,署知府任信成创立;广仁堂,光绪四年,由江南绅士于西门外创立;济生社,光绪十二年(1886),顾文瀚、李长清、何得润、金汝琪等所创设;同善舍,杨柳青安文忠创立,经费由安文忠一家自备;引善社,光绪十八年(1892),刘廷璋在大仪门西创办;广济补遗社,光绪二十二年(1896),王肇泰、訾永泰及訾遒康、王大元、李芳等建于关下三官庙大街;体仁广生社,光绪二十年(1894),津绅顾梦臣及洋行典当商家发起创办;体仁放生社,光绪二十三年(1897),顾文翰于城西头设立,主要组织放生、掩埋暴骨;公善施材总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天津商人张月丹、唐聘九、刘培云、王雨洲、萧绍棠等于三区五所永丰屯西老公所内组织创办;公善抬埋社,光绪二十九年(1903),天津商人张月丹等在西头场院大街西鱼市街创设;教养所,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东门内贡院创设,以向贫民传授技艺为主要业务;游民习艺所,光绪三十年(1904),于城西芥园监狱创设;济良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绅士设立后改为县办;广生社,光绪三十四年(1908),顾文翰等创办,从事恤嫠、济孤等事务;天津红十字会,宣统三年(1911),徐华清、孙凤藻、金韵梅等于蒙养院设立;育黎堂,在天津西门外。光绪十年(1884),长芦运使额勒精额、长芦运使季梆桢、天津道万培因等倡办;延生社,邑禀生寇兰皋创立

通过对前面介绍的慈善社团的观察,我们看到咸丰年间成立了保赤堂、寄生社以及延生社3所。其中保赤堂的活动主要以给津埠婴幼儿种痘为主,它的经费自筹。津埠李善人家继续举办慈善事业,但是施善的季节性与针对性更加明显,更倾向于冬季对本地贫民及流落天津的异乡人救济。延生社是继承清中期成立的西延生社,咸丰六年由杨成锦捐资承办。这个时期的慈善社团主要成立于同治与光绪二朝。其中同治朝成立的慈善社团有4所,而光绪朝成立的慈善社团则占了17所。该阶段慈善社团之所以大量地出现,是因为这个时期是清朝统治者所鼓吹的“同光中兴”时期。此时的天津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地发展。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势力,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紧密地勾结起来,他们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此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上层统治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进一步领略到了西方科技的威力,他们打出了“自强”、“求富”的旗号,开始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光绪朝,随着天津城市人口的增长以及外来人口的移入,天津贫困人口出现了膨胀的态势,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天津的政府官员在增强统治力量的同时也加大了举办慈善事业、扶持民间举办慈善事业的力度。

4. 晚清民国时期天津慈善社团的特点

1) 救济类型更加丰富,规模更大

慈善社团加大了对婴幼儿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本阶段成立的育婴分堂、恤产保婴院、全节堂、广仁堂、济生社、同善社、体仁广生社、公善施材总社、广生社、育黎堂等各团体都涉及到对孩童的救助。但最为突出的则是该阶段成立的以救济妇女为主的恤嫠社团占据着绝对的比重。为了维护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受儒家思想影响之下的官员、士绅更倾向赞同妇女守节。恤嫠会的成立就是针对那些立志守节的年轻妇女,为了使她们免收冻馁而进行收养救助,并且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恤嫠善款从盐业、船运两项中支付。此外,恤嫠会还对这些守节妇女的孩子进行免费的教育培养。全节堂也是进行收养节妇贞女的专门机构,该堂的收养对象不仅包括天津本地的守节妇女,而且对于流落到天津的外地妇女,只要符合该堂的收养条件也一律收养救助。济生社的成立也是由于天津通商以来,四方谋食者日众,青年孀妇挨门乞讨,顾文瀚及其他士绅联合成立该社,对旧孀新寡无依者每月恤米救济,使这些弱势群体有稳定的生活保障。本阶段施棺类社团增加了五所,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更加注重对死者的安置。济生社不但救济青年孀妇,而且还关注到脚夫,夏天在通衢设置水缸施水。惜字也是该团体的一项重要职责,雇工二人每日分赴街衢捡拾纸张并设炉焚化。

2) 慈善社团更注重教养兼施

恤嫠会在救济节妇的同时,送其子女读书,并对他们的生活进行全面安置,直至他们年满十八岁能够独立谋生为止。广仁堂规模宏大,拥有房屋二百八十多间,堂中分设六所,蒙养所设义塾,择整齐聪俊者延师课读。力田所则置地种植木棉、稻黍、菜蔬,雇老农教授。工艺所则对那些不能耕读者令其学习手艺,如编藤、织席、刻字、印书等,直到年长业成后,听其出堂自谋生活。戒烟所则广延良医,妥置方药,注重在收养的同时力争彻底根治他们的烟瘾,使其走上自新自强之路。津埠戒烟所开办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解除烟瘾者二千余人。济生社义塾专门教授贫寒子弟,设立五处。成立于1902年的天津教养所,则主要以教授贫民技艺为主要业务。1917年京畿水灾时,基督教青年赈济会重视对灾民的技艺传授与培养。该会“在河北种植园旁建筑窝铺二千余间,收难民三千余人,就地设立小学一处,授以国民常识,学生约计一百余人。又设立女工厂两处,专为灾民置造棉衣,妇女佣工者约二百余人,设纺线工厂、网工厂各一处,每处雇佣灾民工约百余人,实行以工代赈。” [6] “红十字分会在龙亭设立妇孺留养院收纳灾民,其中男女小孩三百余名。该院执事日日教以课程、体操、习字,诲之不倦。” [7] 对慈善团体救灾中实施教养兼施的措施,《大公报》给予了很高的评论:“近闻我国红十字会以放赈余款在津筹设一贫民工厂,将无数饥饿余生纳而置诸劳动界中,俾得自食其力,其为社会谋幸福也甚大。诚使筹赈诸君子,踵而行之,不让红十字会以专美于前,则次日代赈之贫民,皆足为谋食之苦工,虽有天灾人祸,亦可无虞矣。”

3) 救济对象从本地向外地扩展

济生社举办义赈迈出了对外埠救济的先河。光绪十四年,黄河漫口,山东武定府属被淹。十六年,夏津邑北运河决口七十余道。十九年,山西七厅州亢旱,是年秋直隶患水灾。二十年夏,唐山、丰润两县淫雨为灾并天津淀北二十四村及清河、宝坻水灾,玉田遵化亢旱。二十四年,淮海徐及皖北遭水旱。二十五年,安徽颍州府属大水为灾。二十六年,津邑拳匪肇乱,津民困苦流利。二十八年,日俄战争,东三省复遭兵燹。该社均前后筹款赈济。

4) 外埠人士在天津举办慈善社团

光绪二年(1876),北方五省旱灾严重,天津灾民日渐增多。当时江苏籍候补道盛宣怀、编修吴大澂、安徽籍候补道周馥、浙江籍主事经守业、江苏籍候补道翁同龢5人怜悯待哺之哀鸿,作捐廉以赈济,遂在天津东南角南斜街成立了赈灾会,先由主事经守业捐银三万两开始赈济,其余四人也各有捐款。凡灾民中青壮年或携带子女有家可归者,均遣资回籍;无家可归者就留养会内,以慈善余款在西南角太平庄买地120余亩,盖房300间从事收养灾民工作,以免流离失所。其时组织比较简单,不过总务、收支、文牍而已。光绪四年由李鸿章奏朝廷,将赈灾会改为广仁堂。

5) 强化对慈善的宣传与普及

该阶段成立了寄生所、清修院、存育所、广济补遗社等社团,其中尤以寄生所,在收养残废救济困旅的同时,施送各种善书。广济补遗社也出版各种善书,教化人们向善。据朱英教授研究“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救亡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紧密相连,不仅产生了有关的新思想观念,而且早先的某些慈善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并诞生了许多新的民间公益团体,其活动内容与以往单纯的慈善义举不无差异,显得更为广泛和多元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自然也较诸过去的民间慈善事业有所不同” [8]。天津慈善团体在戊戌维新前后及清末新政时期成立较多,不能不说慈善社团的成立受到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的极大影响。“自康熙至宣统,吾乡善举见诸乡之记载者,相续不绝。为吏者于民之疾疹阽苦或瞀瞀而莫知,于是地方自谋公益,以富人之赢,苏贫人之瘠,虽为逮古相保相爱,相恤相周之俗,其经营计划为地方公共事业者,与近世所谓地方自治有契焉者矣,光绪三十四年诏举地方自治,天津试办在前,其成迹具在。” [1] 这则材料告诉我们,自康熙朝以来因为为政者没有切实体恤民间疾苦,地方有能力的富裕人士受相恤相周礼俗的影响而举办公益事业。民间创设慈善团体对地方进行救济,稳定社会,这也为后来的地方自治提供了经验。伴随着宪政改革和直隶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作为地方自治的伴生物,天津地区的新式社团数量在急速地增加。政治类社团增加的同时,慈善类社团受其影响也在继续发展着,而且此时的社团与以前相比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有些社团为了推进宪政的改革进程,官民双方都在不断地努力,他们以改造民俗为社会进步的起点。例如,提倡不缠足运动的天足会、公益天足社、天津县天足会及宣传戒烟的天津公立戒烟总善会,天津国民求戒烟约会,北洋万国改良会等。这些社团一方面进行着慈善活动,一方面推动着宪政开展,打上了宪政的深深烙印,它们是时代所孕育的产物。这个时期的社团活动已经突破了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更加表现为社会化的趋势。人们自愿结成这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以不同的方式、不一样的理念冲击着传统的伦理,大量民间社团的诞生,使非官方的独立社会活动空间扩展到了各个重要领域,这对政治人格塑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9]。

参考文献

[1] 王守恂. 《天津政俗沿革记》(卷十二•善举)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59.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74.
[3] 郝红暖. 明末至民国前期天津慈善组织的演变与特点[J]. 安徽史学, 2011(6): 61-62, 66.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148, 157.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会.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 [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 204.
[6] 赈济社以工代赈[N]. 益世报, 第六版, 1918-1-14.
[7] 贫民学生发奖志[N]. 大公报, 第三张, 1918-8-27.
[8] 朱英. 戊戌时期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J]. 江汉论坛, 1999(11): 66.
[9] 徐建平. 清末直隶宪政改革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