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八七会议前中共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危机，是指事物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若干矛盾发生了突变或者激化，使得事物处于打破常规的恶性状态。危机一般具有突发性、威胁性、紧迫性、不确定性及可控性。危机管理，是指组织在对所有危机发生因素的预测和分析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化解和防范行为，从而使得组织继续朝着预定的目标前进。
现代政党建立的目的是参与、影响、控制和巩固政权。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政党往往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挑战，甚至是关系到政党生死存亡的考验。这就要求政党必须具备一定的危机应对能力。即在遇到突如其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组织危机打击下，政党能够制定并且采取适当的方针和政策来化解这些危机，以维持政党的存在并且能够持续发展的能力。虽然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曾出现过政党林立的局面。但是能够长期存在并且影响中国政局的政党却很少，其原因就在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这些政党往往缺乏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仅有57人，与其他政党比较、特别是与国民党相比较，算不上是一个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前期和中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从总体上来看，发展是相对平稳的。然而大革命进行到1927年的时候，随着国民党内的两大主流派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得中共生存的政治生态骤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国共两党由昔日的同盟者变成了死对头。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以江浙金融买办势力为中心，以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为基础，在南京建立了新的反革命政权——国民政府。这个反革命政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以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目的。由于它和旧的反革命政权在阶级本质上没有差别，并较之旧军阀的统治更加残暴和凶恶，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黑暗的反动王朝。
第二，中共处于极度的敌强我弱趋势之下。随着统一战线的破裂，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国民党的背叛革命、上层小资产阶级则脱离了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因此围绕着中共继续坚持斗争的只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整个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共处于年幼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认识不深刻，再加上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导致了中共在军队和政权问题上的无所作为。这一切都使得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十分悬殊。
第三，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在1926年5月15日的整理党务案中，由于中共对组织上领导权的不重视，将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团员花名册都交给了国民党，这就极其有利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中共党人的抓捕，导致了此时党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与此同时，由于中共的活动被迫由于公开转入地下，所以中共和革命群众之间的联系受到极大的限制，一度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也遭到了白色恐怖的严重摧残。再加上大批党的优秀领导人和群众领袖先后被国民党杀害、一批本来革命意志就不坚决现在又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者的纷纷脱离革命，使得全国党员人数的骤然减少，由中共五大的近6万减少到1万余人。
上述这些都表明，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开始由高潮走向低谷，使得中国共产党遇到了自成立以来的最严重的全局性的危机。
2. 整顿和重建党组织以化解危机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敌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共的不成熟，中共一成立就投入到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不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缺乏深刻的了解，对中国革命的规律缺乏研究，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1927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 [1] 。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并在1927年春逐步贯彻到了全党，最终使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帜，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2] 。开始了对化解危机模式的初步探索，八七会议就是这一探索的初始。
其实早在八七会议之前，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蔡和森、邓中夏等人就开始了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的反对。瞿秋白曾经回忆道：“我们那时开始是反对彭述之，在武汉，最后是反对陈独秀。独秀怕革命，阻止土地革命。我们与他争论，每次开会总是闹一顿散场。” [3] 在大革命失败之际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尽管陈独秀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并没有对以他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行认真的检讨，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没有很好地应对这次严重危机的原因作出解释，但由于陈独秀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所以中共五大继续选举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从而说明了这些反对和斗争的不彻底性。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夕，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已经既成事实，陈独秀还要向汪精卫让步。6月3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扩大会议，陈独秀在报告中坚持退让方针，仍旧寻求方法与汪精卫集团合作下去。这些都给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些都说明，不改组党中央，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就不能够彻底地得到纠正。
根据1927年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的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改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正式中央委员1人为总书记及中央正式委员若干人组织中央政治局。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得改组中央政治局” [4] 。即只有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才能改选党中央总书记。然而在危机紧迫的情况下，党断然采取了紧急措施：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前夕的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组成了新的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五人临时中央常委会”。由于停止了陈独秀的职务，这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对党中央组织进行改组的工作。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决裂，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严正革命立场。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明确新形势下中共党人的主要任务。7月16日至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和秋收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反抗武装的反革命。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筹备召开八七会议，把党的政策和策略的转变以中央会议决议形式固化下来。并为此讨论了八七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确定了八七会议拟讨论的议程。
1927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八七会议在武汉汉口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团中央委员、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共20余人。会议明确指出：“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必须“批评过去党的领导”。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者也就完了。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而且坚信党“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的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4] 。
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错误，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选举了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决定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前，先代替执行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会的所有职能。这不仅在组织上彻底的和公开的纠正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而且还开始了摆脱共产国际的控制、转而依靠中共自身的力量、来纠正自己所犯错误模式的初步探索。
八七会议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整顿和重建党组织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工作：建立中央派出机关：设立了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整顿了顺直、山西、山东、东北3省及内蒙古等地的党组织。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建立中央派出机关的同时，还建立了巡视员制度，由临时中央政治局向各地派遣巡视员到各地视察党组织被破坏的状况，并指导各地的党组织尽快转入安全和秘密状态。鉴于中共已经不能公开活动的事实，临时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在全党建立地下秘密工作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员的人身安全。
在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有力指导下，在各地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严重摧残的各地党组织较快地恢复了生机和得到了重建。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全国的地方党组织已经建立起12个正式省委、2个临时省委、400多个县、市委之多。这就表明，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大革命失败严重危机的摆脱，并在组织建设上迈开了一大步，从而为胜利地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化解危机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全力投身复杂的革命斗争之中，党更注重如何发展和壮大党的队伍，却较少考虑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虽然中共五大修改的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4] ，但由于并没有制定出落实这一原则的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所以导致了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难以贯彻和落实，从而给陈独秀的党内个人专断创造了条件。其正如蔡和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而八年以来，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这样的组织状况，形式上是很整齐严肃的，真是铁的组织，铁的纪律一般。可是伏在里面的危机是很大的。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始终不能自发自动发展其创发能力，始终只是命令一下，动作一下的士兵，而不是很自觉很自动的作战单位和战斗员。” [5]
在吸取陈独秀实行党内个人专断、从而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教训的基础上，八七会议重点讨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政治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上实现党的民权主义，使党的政策在党员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讨论。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 [6] 。这就不仅强调了必须实行在集中下的民主，而且也反对了无民主的集中。八七会议提出的这一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为全党随后怎样更好地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夯实了基础。
作为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瞿秋白更是高度重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1927年11月26日，瞿秋白收到一封署名“志益”的来信，其对中共以前实行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民主集权制”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中共以前所实行的“民主化纪律化难免流于机械，因为党内没有真正的民主，则集权的结果，自然仍滞于封建式的集权。因为过去党内既不能民主化，再加上机械式纪律‘东大’式的批评，将党内一般同志，束缚得像小媳妇一样。” [7]
由于瞿秋白认为这封来信中，有关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意见是十分中肯的，是切中了党内民主建设问题的要害的，所以他在收到来信后马上给志益回了信。在回信中，他结合党内民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自己领导党内民主建设工作的实践，对志益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首先，他全面的、集中的、详细的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其次，他分析了中共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思想来源及其现实状况，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再次，他谈了今后党怎样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一些设想。
与此同时，瞿秋白还以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贯彻和落实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通告。如1927年12月发布的《关于党团关系》第19号通告中指出：“只有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令一般党员群众(团部工作的党员当然在内)，尤其是工农党员，都能对于党的组织及政策表示意见，使他们的意见能够战胜机会主义的倾向。如此，才能真正解决团与党之关系问题。” [7] 随后，在《关于组织工作》的第20号通告中又指出：“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 务必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 [7]
上述这些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共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的较为详细的论述，所以它表明。由于八七会议后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率先垂范，从而为随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更好贯彻和落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对在大革命失败后，党怎样加强和完善党的组织建设，以有利于党的重整旗鼓，继续战斗具有重要的意义。
4. 制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以化解危机
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决定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同时，还决定了化解危机的另外2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同意并且举行了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来消灭革命。为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挽救中国革命，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为此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1927年8月1日，伟大的南昌起义爆发，从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它以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国民党新军阀的屠杀政策予以了英勇的回击，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第二件大事是决定发动秋收起义。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以后就作出了发动秋收起义的决定，八七会议上又决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这4个革命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江西交界地区领导秋收起义。9月9日秋收起义正式开始，原计划兵分三路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占长沙。后因夏斗寅残部(四团)突然叛变及缺乏作战经验等原因，起义部队遭到严重挫折。9月29日，秋收起义失利的队伍抵达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随后部队进行了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之成为在党的领导下的忠实于人民的、能够执行土地革命路线的新型部队。随后毛泽东率领这支部队于10月间胜利抵达井冈山，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建立了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对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开辟的艰辛历程。
综上所述，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并没有就此消沉下去，而是通过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改组，整顿、恢复和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各级地方党组织，并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以革命的武装来反抗反革命的武装的斗争方针。这样，中共不仅成功地化解了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开始了向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而且还成为中共初步探索应对危机管理模式的起点，这就为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党更好的解决危机提供了有利的成功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