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进展  >> Vol. 7 No. 3 (September 2018)

超越空间权力进入身体政治
Transcending Space Power into Body Politics

DOI: 10.12677/ACPP.2018.73005, PDF, HTML, XML, 下载: 612  浏览: 2,834 

作者: 王贵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关键词: 空间权力身体政治Space Power Body Politics

摘要: 与时间和历史问题主导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不同,后现代性社会理论更加关注空间和地理问题。与其他后现代理论家不同,福柯将空间的政治性和权力性集结在一起,并借助身体全方位展开。以身体为聚焦,透过尸体–肉体–人口的三步跨越,将空间权力和身体政治全面铸合,开创出一种独特的政治视角,最终成就了福柯的独创价值。
Abstract: Unlike the social theory of modernity by time and history problem, the social theory of post-modernity focuses on the problem of space and geograph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post-modernity thinkers, Foucault gathered the politics and power of space together and expanded it into the body. Through corpse-body-population’s three steps, Foucault built up one new thought concerning body politics. This is Foucault’s Revelation.

文章引用: 王贵楼. 超越空间权力进入身体政治[J]. 哲学进展, 2018, 7(3): 25-29.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18.73005

1. 导引。身体政治学,一种新可能

将福柯放置在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理论家的大谱系中给予标注,结论可能来自本体论和认识论两大方面:1) 就本体论而言,是以权力的本体论取代语言的本体论,这是其完成对海德格尔批判和超越之后对尼采的一种回归和再发现;2) 就认识论而言,是以知识考古学的认识论取代传统的主体性认识论,以此用先验性取代或清除主体论的影响,以求达到某种客观的绝对的结果。如此两大方面的结合,既揭示出福柯思想和工具之内在组合的意义,也非常接近于谢里登论福柯时所提出的“新概念和新方法”的核心突破。“在一定的意义上,福柯每一部书都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达到的全新的境界:必须重塑方法论,必须构筑新概念。” [1] 极为有趣且令人深思的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合部,一种超越身体政治的身体伦理,清晰地显明在福柯的晚期思想中。

虽共处于空间转向与主导的共识平台之上,但与诸多后现代理论家将空间生产过分结构化与制度化的倾向不同,福柯却将空间生产更加生动化和具体化。而作为生动化和具体化的凸显便是身体。以身体为聚焦,透过尸体–肉体–人口的三步跨越,将空间权力和身体政治全面铸合,开创出一种独特的政治视角,最终成就了福柯的独创价值。

2. 身体——空间的政治性和权力性的集合

受其同胞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福柯也将自己的理论建构在空间平台上,这几乎就是后现代政治的共有平台。“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作为福柯判断整体时代转向的核心结论,既可以作为福柯开启其“后现代空间权力政治”的起点;也可以作为福柯阐发其“后现代空间权力政治”的终点。其意义在福柯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非常的统领价值:一方面,与所有后现代思想家无法摆脱政治与权力的嵌合相关联,“权力关系”仍旧是福柯揭示后现代政治的首要切入;另一方面,在阐释时又融入了空间的范畴,特别是空间生产与社会性的内容。综合看,其基本逻辑在于通过空间、政治、权力与人直接结合,最终将人的历史诠释为权力的历史。福柯看来,政治就是“权力政治”、“身体政治”、“生命政治”的组合,而权力–身体–生命所连接的政治主线背后的主轴却是空间。

就基本前提而言,福柯的空间诠释是通过他对政治与权力的认知开启的。前提是对人和权力的基本认知。当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言明“人是一种政治动物”时,似乎就规划出了人的政治天性,而权力也似乎永远是政治的核心要素。但权力却常常转换形态。“在社会科学上,权力是基本的概念,犹如物理学上的能是基本概念一样。权力和能一样有许多形态。权力必须被看作是不断地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形态转变。” [2] 一方面,福柯对政治的敏感与投入是和整个后现代思想紧密吻合的。从现代到后现代,政治成为一个共有平台。诸如德里达的“解构即政治”,罗斯诺的“证明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政治现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等都在宣扬“后现代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所不同的是福柯进一步将“后现代与政治的关系”建构在空间之上。在福柯这里,空间无所不在的政治感和政治性被不断强化。另一方面,福柯对权力的聚焦又受到尼采权力意志理论和当代自然科学的双重影响,特别是诸如权力力学、权力系统、权力机器、权力技术谱系学、权力情境等新概念的影响。结果,力量关系场境和功能系统、力量编排、力量布展、权力施展等新一类的表述语汇,便常常出现在福柯的著作中,而统管它们的中心只有一个,即权力。

结果,空间的政治性就是空间的权力性,成为福柯空间诠释的基本意念;但真正将空间的政治性和空间的权力性结合在一起的是身体,于是身体才是福柯空间理论的核心标示。政治与权力互相映衬,最终都呈现在身体中。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空间、权力和政治”构成了福柯后现代政治的总纲,其背后凸显的是权力政治的三大递进:“政治解剖学”研究的是尸体,与医院相关;“政治技术学”研究的是肉体,与监狱相关;“生命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口,与社会相关。如此完整的三段式递进深刻表达出福柯后现代空间政治清晰的三段体。

透过身体,福柯呈现出哪些观点呢?

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布满各种各样的充斥着权力的局部微观空间入手,福柯将重心聚焦于微观的各个场景:监狱、学校、医院、公园、图书馆、公墓等场所。这种对微观空间的关注使福柯走出了一条明晰的路径:医院–癫痫病史;监狱–规训权力;社会–安全管理。而构成这几个主要阶段的中心点贯穿也是非常明晰的。“政府的主要问题,就是用规训结构空间……一个城市,就是一个设计的空间” [3] 。它们堪称为权力的中心。微观的权力借助微观的空间主导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运作与实践。而且,福柯看到伴随空间的解放而来的是权力的分散化结局:空间越分散,关系越重要。由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新型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权力不再是所谓最高的中心点,而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场中,而这些密密麻麻的“社会场”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权力网络。就基本特征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力不再是获得的、取得的,而是在互动关系中发生的,是内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既不是来自上层也不是来自中心,而是来自下层和基层机构。“权力并非一种实体,也非一种流体,而仅仅是一系列机制和程序的集合” [4] 。这种新型权力依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性关系等。“政治的策略,就是一种基于力量关系的总体的策略……力量并不产生于自身或内部,而是一种关系的产物,以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的方式存在” [5] 。

3. 身体的政治性——基于身体的生命递进政治

“身体就是生产力。”这是典型的福柯式语句,其背后浓缩着对身体的张扬及由此引发关于身体的巨大发掘空间。将身体作为特殊对象,去发掘其政治性、权力性与空间性,借助身体研究福柯将空间权力理论升华为一种身体政治学:身体,作为一个特定的空间,承载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和价值。福柯将空间微缩在身体之中,但这表面上的微缩其实是真正的扩张。这种身体扩张涉及到三个层次:一个指向尸体,一个指向肉体,一个指向人口。就三者的基本关系而言,尸体和肉体是身体作为个体显现出的两个基本状态—死与活,而人口则是超越个体进入社会时身体的另一状态—安全。三者共同组合出福柯围绕身体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发现和揭示。

通常意义上,历史是一个连续性的集合,但其中总包含着某些断裂的倾向和瞬间。西方思想传统中对于身体特别是对肉体的总基调是抵制和排斥。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传统,常常以一种极端的、甚至不同寻常的方式抵制纯粹的肉体存在。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康德,都有类似的表达,即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摆脱肉体倾向。如此一层一层一浪一浪,不断推升着敌视肉体的思想,以至于西方整体思想在远离肉体的倾向下几乎彻底与身体绝缘。然而,在法国,20世纪却出现了异质的声音。这样的声音,来自福柯。从福柯开始,西方这种排斥肉体的历史开始了断裂,结果便是使得身体这个特殊的空间被聚焦。虽然并非唯一一个,但却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福柯就站在这个断裂点之上。拥抱肉体,是福柯的基本态度;研究肉体,是福柯的技术工具;塑造肉体,是福柯的突破价值。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反理性主义倾向之下的,尽管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反对也常常是不彻底的,因为在反对的声音中时常掺杂渗透着颂赞的内容。而促成这种由反理性主义走向肉体的动力尽管是复杂的,但至少两种倾向是明摆着的:一是心理分析,发端于弗洛伊德;一是权力意志,发端于尼采。而对照福柯的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也恰恰是这两个人。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

有鉴于此,几乎福柯所有的代表性著作都与身体相关,诸如整部《性经验史》所要表达的就是将权力刻写在身体上的历史过程,等等,甚至连晚期的三大讲座也都与身体相关,所不同的是这种相关方式的直接或间接,这是其一;另外,福柯的身体研究也几乎囊括了生命政治的所有方面,尸体、肉体和人口,不同的著作往往是针对身体的不同角度展开,侧重点不同,这是其二。

一方面,身体与空间、权力、政治的融合,是福柯的空间权力理论的导引。以“主体即权力,人即权力”为统领,在具体阐释中分别解析出不同的层次,强调人即权力—身体即权力—关系即权力。因为在社会空间中,人们通过对权力的态度及行为来体现和印证出他们的关系特征。这种关系特征,既是布满在身体之中的,身体即权力,特定的身体意味着带来特定的权力;又充斥在社会关系网上,在这里权力成为最基本的元素或细胞。通过将权力归属到人本身,强化出权力源头的社会性。“必须实现一种真正的权力归并,即权力必须达到人的身体、举动、态度和日常行为” [6] 。在这里“归并”成为表现福柯空间权力思想内涵的基本指向,将权力归并到人的一切,从身体到行为。“身体……直接牵涉到一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对它拥有一种直接的控制……身体充满了权力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主要被视为是一种生产力” [7] 。于是,强调研究身体不仅成为福柯的突破所在,而且福柯认定这种研究会发展成为一种新技术。“个体就是力量的结果……身体是展示力量的平台……人类的关系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力量关系” [8] 。

另一方面,身体与空间、权力、政治的融合,又是福柯生命政治的基核。“生命进入历史,人类生命特有的现象进入了认知和权力构序,进入了政治技艺的领域” [9] 。这种对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张扬构成福柯生命权力分析与揭示的导引。以此为标志解析出两大过程、三个层次的递进:尸体—肉体—人口。“尸体”和“肉体”是个体的两大极端化形态,“人口”则是群体的另一个极端形态,其间穿行的穿插的是身体和生命。

首先,从尸体到肉体。“尸体”作为身体的极端态,所表达的是那种“让人死”的统治政治,这种权力政治的核心特征是“否定”,即以说“不”为特征的权力行使。尽管医院并不能完全体现这种政治统治的空间场景,但借助医院这样一个“生命尸体化”的场所使医院这个微观空间成为特殊对象,获得了“死亡庙宇”的角色,使医生成为“肉体的教士”,“尸体成为真理图像中最明亮的因素,在原先钻出幼虫的地方吐出了知识之丝” [10] 。而“生命肉体化”则表现出另一种情形,即“从让人死”的权力向“让人活”的权力统治转移升华。权力不再是否定的,而是一种肯定性的界定。尽管这种肯定性的界定仍旧是中心化的、自上而下的,这样的权力在福柯看来仍属传统权力的概念。

其次,从肉体到人口。必须告别那种“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超越这种权力,而进入到生命权力中,这就是从肉体到人口的跨越。“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人物……他就是人口” [11] 。在这里福柯直接延续了列斐伏尔的社会关系空间场与再生产的思想,强调人口并不是以一种简单的数量集合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建构过程中的复合、集合。“人口的这个可以渗透的自然性,使得权力的合理性组织的方法上发生了重大转变” [12] 。身处人口这样的大环境下,权力的运行自然朝向安全管理的方面转移。人口这样的环境也不再是常规意义上的自然环境,而是多重的社会关系环境。相应的结果,调节成为最基本的手段:“新的观念是:权力把自己理解为一种调节,它只能通过人的自由才能运转” [13] 。

当“社会的中心已成真空。”(阿兰∙图海姆语)景况越来越真切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指引这种关系的伦理建构还能发挥多大的功能呢?福柯的答案仍旧在身体中,所不同的是不是尸体,也不是肉体,而是人口。必须借助人口,恢复重建伦理的核心属性与职能。正是人口,在呼唤一种多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促使人们互相沟通,而不互相保持距离,促使彼此做出反应,而不彼此轻视、互相分离” [14] 。一种身体相互承认的政治必然唤醒一种身体相互承认的伦理,如此社会才能在多元差异中达至和谐。相互承认,承认他者。

4. 结语。身体政治学,一种新未来

令福柯本人也惊讶的是其对身体政治学的思考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一方面是在专业领域,影响着相关学科的发展,甚至开启了身体政治学的时代;另一方面是对整个社会层面的,唤起了一种对人体特别是肉体的一种赤裸裸的崇拜,由此带来社会的表层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未来是难以估量的,但结果极有可能是负面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呈现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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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福柯. 安全、领土和人口[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58.
[13] 福柯. 安全、领土和人口[M]. 钱翰,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38.
[14] 阿兰∙图海姆.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 [M]. 狄玉明,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