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汤显祖的《牡丹亭》自诞生以来，在古今学术各界引发热烈探讨，无论曲辞、音律和本事都是述之又述。但关于杜丽娘“因情而亡”的心理机制，学者们仍旧欲言又止，含蓄模糊，杜丽娘形象之“追求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论调已经难以让人信服和满意。孙书磊曾提到，“至情”之所以不知所起，是因为“它是潜意识的东西，主要是性本能，即性的生理欲望，一时不易说清楚”(孙书磊，1996)。
本文从情欲的角度切入，结合相关的性心理学知识，对杜丽娘的情感矛盾做详细的心理解读。本文所采用的《牡丹亭》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的徐朔方、杨笑梅校注版(汤显祖，2005)。
2. 情感冲突的时代背景
杜丽娘的“情感冲突”之所以经典，在于这种矛盾冲突并非是一种文学臆造，通过杜丽娘的情感冲突可以反观汤显祖乃至晚明时期文人之彷徨无奈。反过来，从晚明时期的大背景下去理解杜丽娘的情感冲突也会更加令人感慨杜丽娘之“病”的现实性与悲剧性。
晚明时期，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受到了威胁，而陆王心学盛行，这种理论强调人的意识和主观精神，掀起了一股反传统的叛逆思潮。从汤显祖的个人经历看来，他亦是这股思潮的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与李贽等人诃祖骂佛的激进有所不同，汤显祖的思想充斥着矛盾的情感，而这种情感也正是困扰着晚明文人的普遍问题：“晚明文人理想的人格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强烈冲突：一方面追求超越世俗的精神愉悦；一方面又处处摆脱不了人间物质需求和名利的羁绊”(吴承学，1997)。包括汤显祖在内的多数晚明文人，他们对于传统的反叛都是不彻底的，他们一方面渴望突破现世的常规、解放人性，但另一方面也期望现世归于另外一种常规，而这种常规始终没有跳脱出礼教的范围。汤显祖的矛盾情绪通过他笔下的杜丽娘体现得淋漓尽致——渴望获取人性的自由，但是打破传统之后，心灵却充满了无所依归的焦灼和困惑。
杜丽娘打破传统的方式便是“寻梦”，尽管这看起来只是一桩有点荒诞的行为，但是对杜丽娘来说已经是要鼓起莫大的勇气。原本“闲眠”已经是犯了禁忌，春梦一场更令她无所适从，深陷在春梦的缠绵中无法自拔，其以往墨守成规的深闺生活被掀起了一番涟漪，令她难以平静的不单单是情欲意识的觉醒，亦有家教、禁忌被打破之后的慌乱。杜丽娘的“自我”在青春期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自我同一性危机——角色混淆(roleconfusion)，她“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她“想”成为什么的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角色偏差。这种危机主要来自于三方面的威胁：外部世界、本我的性冲动(libido)和超我(自我典范)的道德感。
3. 杜丽娘歇斯底里症产生的心理机制
“春前病”，顾名思义与“春情”有关，本文认为杜丽娘所患春前病正是精神分析学当中所谓的歇斯底里症，关于歇斯底里症的定义，曾炆煋(1998)在弗洛伊德所著《少女杜拉的故事》之序言中说道：
歇斯底里症(Hysteria)一字原为希腊文之子宫，因为在Hippocratates时代认为此症属于女人的毛病，与性有关系，认为是因为女人想男人想得太厉害，其子宫因而脱位，徘徊到身体其他部分而造成各种症状。当时认为患这种病的女子，只要一结婚，就可以豁然痊愈(Freud, 1998)。
从歇斯底里症的定义和“治愈”的方式来看，与“春前病”的情形都有着暗合之处：杜母曾说此病是“烟花惹事，莺燕成招，云月知情”，并言道：“若早有了人家，敢没这病。”据此本文大胆地将杜丽娘的心理症归述为“歇斯底里症”，并在此理论基础上对杜丽娘的形象进行再分析。
弗洛伊德(1998)在《少女杜拉的故事》中曾说，歇斯底里症经证实都是由于这类不由自主的白日梦(带有恋爱色彩的白日梦)在现实中幻灭而来。杜丽娘在经历了如幻如真的春梦之后，对于现实的生活透露着极其消沉的情绪，茶不思饭不想，一心只图旧梦重来，但是旧梦的重来却遭遇着诸多阻挠，杜丽娘的心境在寻梦的过程中渐渐产生了变化。
(一) 寻梦落空：真实与幻想之冲突
英国学者Havelock Ellis (2002)认为：“白日梦和性的贞操有相当的关系，大抵守身如玉的青年，容易有白日梦。就最普通的情形说，梦境总是梦境，做梦的人也明知其为梦境，而不作把梦境转变为实境的尝试。”杜丽娘又何尝不知道这只是一场春梦，但是在寻梦的过程中，她却逐渐迷失了自我，在现实与幻想之间来回游走徘徊。
但是由于杜丽娘对重温旧梦有着迫不及待的情绪(等不及梦之预示在现实中的应验——未来夫婿的出现)，遂做出了不寻常的寻梦之举。梦境的预示作用对于做梦者而言往往是被动的，即做梦者得到预示之后在现实当中去做某事或等待某事的发生，但杜丽娘的不同在于，她不仅被动地从梦境之中得到了“预示”，并且还主动地希望回溯到梦境中去，而不是向现实世界去争取姻缘婚配。可见之于：
【忒忒令】那一答可是湖山石边，这一答似牡丹亭畔。对雕阑芍药芽儿浅，一丝丝垂杨线，一丢丢榆荚钱。线儿春甚金钱吊转！呀，昨日那书生将柳枝要我题咏，强我欢会之时。好不话长！
【嘉庆子】是谁家少俊来近远，敢迤逗这香闺去沁园？话到其间腼腆。他揑这眼，奈烦也天；咱噷这口，待酬言。
面对花园中的山石湖畔，杜丽娘走进的似乎并不是现实当中的花园，而是再一次走进了梦中的花园。她在花园之中努力地寻找着与昨日梦中相似的场景和痕迹，在回味着“昨日那书生”的谈吐言行时已经完全陷入了梦境与现实的混淆之中，似乎那是真实发生的切身体会。
在杜丽娘看来，踏入花园就意味着重入梦中，已经不需要通过闲眠这一中介。昨日是谁家少俊偷偷前来这花园中与她私会，今日她亦悄悄前来寻找那个书生，重温旧好。杜丽娘的寻梦方式并不是打算跟昨日一样，在后花园中游赏一番，然后回到香闺中“闲眠”做梦，而是确确实实来这花园之中“找人”。
花园作为梦境与现实的媒介已经让杜丽娘彻底地迷乱和混淆，令她在此产生了“物是人非”的落寞感。一般人不做“将梦境转变为现实”的尝试，可是杜丽娘却全身心地去尝试了——她想在这青天白日之时再见到那书生，重温旧好，昨日的场景仿佛都还清晰地在眼前晃过，但转瞬却又消失不见，令人心焦心伤。这场“新梦”毕竟并非旧梦的重来，这种幻想与现实的时空错乱却教杜丽娘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日常生活的适应能力，或者说是对日常生活现象失去了兴趣，不仅疲于应对，且产生了消极的抵触情绪。硕果磊磊的梅树在杜丽娘的眼中似乎都是在嘲笑她的形单影只，昨日还是构建自己美好幻想的花园春光，此时却让杜丽娘产生了如此幽怨的情绪。弗洛伊德(1998)认为情绪的变化是遵从潜意识的(欲望冲动便是被压抑在潜意识当中)，并且是暴露潜意识的一种方式。杜丽娘似在埋怨着梅子的双双对对，以此更加映衬出自己孤身落寞的可怜处境，她情绪的转变源于“寻梦”的不可得，欲望满足在现实当中的落空。
心理症患者为介于真实与幻想间的冲突所驾驭。如果他们在幻想中最渴望的东西在真实中能获得，则他们将逃出那病；而另一方面却最容易遁入那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中，不必再恐惧它们的实现与否。关于寻求欲望满足的方式，身在深闺的杜丽娘别无选择，只有寻梦一条，如今寻梦的落空已经明摆在杜丽娘的眼前，她的企图和祈盼宣告失败，只能是“罢了、罢了”。但是纵使门路被放弃，需求依然存在。现实当中能否“成双成对”对杜丽娘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她已明白若是想要“再得到罗浮梦边”、“再到这亭园”，只能挣的个“长眠”和“短眠”，而“短眠”的方式已然失效。
但是杜丽娘情绪的转变只是自己内心的挣扎，纵使心中已经翻江倒海、谈生论死，表面却依然波澜不惊、温文尔雅。潘光旦(2000)曾说：“发育期内，女子之有自我恋之倾向者，大率因深居简出，又绝少闺中良伴，至欲力之流，日趋淤塞。”杜丽娘确有自恋的情结，经过“惊梦”一场的觉醒又令她深陷“欲力”无法排遣的困扰，本来当是有春香丫头或多或少听她絮叨几句，然而春香的角色不仅没有成为帮助杜丽娘度过青春期困扰的闺中良伴，反而成了她的障碍。
(二) 寻梦障碍：外部世界之阻挠
在杜丽娘“游园”和“惊梦”的事件上，春香是一个关键的牵线者，因为有了春香一系列的行动周全，最终才促成了杜丽娘的“好事”。但是经过杜母的一番训斥之后，春香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春香无言知罪，以后劝止娘行。”春香已经不再是帮助杜丽娘“圆梦”的红娘，反而成为了礼教世界的代言人，她的角色转变无时无刻不在警示着杜丽娘“寻梦”所带来的危机，让杜丽娘在“寻梦”的路上平添了许多焦虑的情绪。
在惊梦之前，春香和杜丽娘是属于同一条战线的，他们如影随形，同样地对儒门旧家教有着轻蔑的情绪，也同样对花园的春色有着向往之情，春香对杜丽娘的性情了解至深——老成尊重，而杜丽娘对春香的淘气也颇为纵容——对陈最良的无礼。但是一场惊梦却将杜丽娘和春香的角色彻底地分离，春香依然是遵守着礼教规范的丫头，虽然时有淘气，但却无伤大雅，在根本上并未有逾越规矩的言行；而杜丽娘的心境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是她的情欲觉醒，但她却不能向春香言明，杜丽娘自然明白作为名门闺秀一旦被人发觉存有荡漾的春心会给自己和家族声誉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这种觉醒，杜丽娘只能三缄其口，独自消受。
于是，当杜丽娘第二次来到花园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她只能“背却春香，悄向花园寻看”。如此一来，杜丽娘和春香便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心理层面，她们之间的矛盾即是显现了个人情欲本能与社会礼教规范之间的冲突。
杜丽娘第一次前往花园时是受了春香的“逗引”，而第二次她偷偷前往花园时，却是被春香急忙劝止，并以杜母的口吻责备道“哪儿乱跑”，好生规劝杜丽娘应该待在闺房中，多刺绣多读书，不应该来这荒园之中。这与当初说道“村老牛，痴老狗，一些趣也不知”和“书要埋头，那景致则抬头望”之时的春香大相径庭。春香的转变使杜丽娘处于更加孤立的状态。但是面对春香的规劝，杜丽娘并没有打算据理力争，而是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掩饰：“偶然前来，道的咱偷闲学少年。”并作恼怒的样子，似乎在责备春香冤枉了自己。从杜丽娘的角度看来，春香的话是有理的，而她也自觉行为有失，所以才会急于粉饰周旋。如今的春香有“夫人之命”在手，“守家声”的杜丽娘是不可能与之有正面的言语冲突，只能是“好生答应夫人”。自我是善于把本我与现实的冲突掩饰起来的，这是一种生活在集体环境之下的自我保护的直接反应(黄希庭，1998)。
在“寻梦”一折中，虽然杜母都没有出现，但是她的形象和教诲却通过春香的言语不断地出现，警示着杜丽娘，约束着杜丽娘的行为：早饭要早，是夫人分付；花园不能去，是夫人之命；宜多刺绣读书，是夫人嘱咐；从花园归来，亦是瞧夫人去。在这一整出当中，以夫人之命起始，以夫人之见结束，伴随杜丽娘寻梦的再不是小春香，而是夫人之教诲的如影随形，而这两者原本就是冲突的。
在如此背景之下进行寻梦的杜丽娘不能不说带着绝对焦虑的情绪，而这种焦虑正如面对青春易逝的焦虑一般，都属于现实性焦虑。世俗世界的伦理道德无时无刻不想占领杜丽娘所有的思维空间，监视着杜丽娘的一切言行举止，而杜丽娘此时的心思是多么担心被外界(以春香为代言)拆穿，于是她总是小心翼翼地掩护着自己游走后花园的真实目的。
弗洛伊德认为现实性焦虑主要是害怕，如果威胁的来源消失了，那么焦虑就会减轻或消失。但是作为社会主流思想的礼教法度是绝对不可能消失的，更甚至对杜丽娘的要求会更加的严厉和苛刻，这是一种无法消失且会越来越深重的威胁，这种焦虑的能量与杜丽娘的情欲能量呈正比形式，相互依存、相互抗争(Freud，1985)。
毫无悬念，在与外部世界的这场内心斗争中，最终将以杜丽娘的妥协落幕。或者应该说，在这场情欲与礼教的内心争夺战中，杜丽娘还没发起进攻就已经输得彻底，她不可能为自己在现实世界中争取到情感的满足，只能躲在幻想的世界中意淫。
除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威胁造成了杜丽娘寻梦意志的消沉以外，引发杜丽娘心理症的最主要因素最终还是她自己——本我与超我的情感矛盾。杜丽娘无法撼动礼教社会的严苛闺范，其实从一开始她就选择了妥协于现实世界(别无选择)，但却始终放不下心中的执念。这股执念不单单是情欲需求的满足冲动，也有自我典范的主动牵绊。杜丽娘对于礼教闺范的态度一直都是认同的，并已内化成为她人生价值观中无法割裂的一部分：“鬼可虚情，人须实礼。”她虽渴望“密约偷期”，但终究还是盼个“秦晋之好”，杜丽娘的矛盾情感和角色混淆的困扰在此暴露无遗。
4. 杜丽娘歇斯底里症的症状表现
杜丽娘在梦醒之后并未将其简单、草率地将其视为一场普通的白日梦，而是回味再三：“心内思想梦中之事，何曾放怀。行坐不宁，自觉如有所失。”不仅如此，她对于梦境的重来已经存有希冀和幻想——“有心情那梦儿还去不远。”对杜丽娘而言，梦境并不是虚幻无实，相反在她的精神世界里，梦境渐渐替代了现实，弗洛伊德(1992)曾言：“精神错乱的人是以做梦为开始，而其妄想也起源于梦而对之深信不疑”(Freud，1992)。不管“精神错乱”和“做梦”是怎样的一种因果关系，在杜丽娘的例子中，这两者是的的确确紧密相连的。
在一个平常的人，假如白日梦做得太多，甚至到了成人的年龄，还不能摆脱，那当然是一种不健全的状态，因为对于他，梦境不免替代了实境，从此教他对于实际的生活，渐渐失去适应的能力(潘光旦，2000)。杜丽娘是否做过很多的白日梦无从推敲，但是关于情欲的白日梦显然是第一次，而仅此一次就已经让杜丽娘彷徨失措。杜丽娘在经历了“惊梦”、“寻梦”、“写真”一连串情绪上的跌宕起伏之后，终于病倒了,一直处于情绪低迷、意志消沉的精神状态，不仅茶饭不思，甚至出现了嗜睡的情况，总之魂不守舍、百无聊赖，可谓是多愁善病。从春香和杜母的形容当中可知，有关杜丽娘的病状甚至是病因，她们是心知肚明：并非是外在的风寒暑湿所引起的，而是心病。以性生活之扰乱为其究极病因的心理症者，表现出来的征象，很像吗啡或其他药物成瘾的人中毒或猝然禁绝后所发生的景象。杜丽娘缠绵病榻一方面自然是由于心理症的原因所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有杜丽娘对于病症的依赖。
(一) 杜丽娘的情感矛盾
杜母何以对丽娘的病因(烟花惹事)一点就通，迅速地抓住了要害呢？因为待字闺中的女子发生这种病症的实在不胜枚举——“从前的闺秀死于这种痨症的很多，名为痨症，或不止是痨症，其间往往有因抑郁而发生的性心理的变态或病态，不过当时的人不了解罢了”(潘光旦，2000)。与其说当时的人不了解，不如说当时的人不肯承认女子的这种“性心理”病态。杜宝对于杜丽娘病情的态度更进一步地体现了深受此种病症困扰的闺中女子是如何的没有自救与被救的希望。
在以礼教为正统，男子掌握话语权的社会当中，女子的性命在贞洁面前不值一提，正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杜宝和杜母此时的争辩正好比杜丽娘心中的两个矛盾焦点，杜母所代表的是杜丽娘心中的“女儿心事”，这是本我的诉求；而杜宝所代表的是杜丽娘心中的“道德典范”，拘束着杜丽娘的身心，两者互相僵持不下。因为不管是本我的需求还是超我的规范对于杜丽娘来说都是同等重要的——她既有追求快乐原则的本能冲动，也迫切地需要在现实中被超我所接受，因为超我施行的是保护的功能，保护她不因道德的瑕疵而被外部世界所攻击。
杜丽娘放不下那“弄梅心事”和“折柳情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不敢袒露心事、勇敢追求，反而充满了焦虑，即使只是自己心内思想也怕人知。传统上理解杜丽娘，认为她的香消玉殒是对礼教的无声控诉，对外部残酷的情感压抑的悲凉回响。诚如是，然而这种悲凉的回响虽然最初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家教闺范的引导，但最终还是生发于自我的内心。对自我的情感压抑是杜丽娘自然而然的行为心理，正如她情欲觉醒的主动性一样，情欲压抑也是主动的。社会的文明在对杜丽娘的教育上取得了表面性的成功，也深入了杜丽娘的内心，让她用自己的力量去抵抗非道德的情欲能量(libido)，然而青春期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容易躁动和焦虑，对于世界充满了好奇，对于自我的身体、异性的味道也充满了好奇。在无人引导、无人倾诉的情况下，杜丽娘想要压制自己的好奇心，确保思想上和行动上不犯错误，唯一能够藉助的只有自我的潜抑作用：如果在发展的过程里，这种过强的成分(性冲动libido)受潜抑作用历程的钳制(必须坚持的是，它绝不曾被废除)，结局将大不相同，在此情形下，兴奋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出现；但是它们在精神上已受阻抑，达不到目的，只有歪向旁道，以病态的形式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认为女人之所以比较容易罹患心理症，尤其是歇斯得里症的根本原因，主要来自于青春期的潜抑作用上(Freud，1992)。这种潜抑作用不仅令杜丽娘要防范情欲能量(libido)的突破——在自我行动中占据支配地位，同时要接受来自超我对自我的道德谴责。如此承受本身情欲和责任感的两面夹击，她不得不用心理症的症状来掩饰。再没有比疾病更能保护她的美德，抵抗情欲的诱惑的了。
杜丽娘一再地掩饰自己的病因，不仅在明面上否定了自己的情欲需求，维护了她的美德，也在精神上再一次地自我打压——无论透过何种方式满足自己的情欲追求都是不可能的。尽管杜丽娘一再地自我催眠，否定自己的情欲追求，但是实际上她又无法做到真正的“不想”，她的矛盾情绪在于，她时而“悔不与题笺”，时而又“悔当初一觉留春睡”。杜丽娘每一次的后悔都是那样的真诚刻骨：如果她选择了追随那折柳情人，那么纵使外面的世界波涛汹涌，她也算是求仁得仁——“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如果她没有惊梦一场，那么也不至于缠绵病榻轻憔悴，循规蹈矩地等待还怕姻缘不至么？可是问题就在于杜丽娘没有办法为自己选择一条路，她的自我在行动上犹疑不决，即无法果断地追寻快乐原则，去享受情欲冲动所带来的愉悦——如“韩夫人、崔氏”，也无法规矩地遵循现实原则，去成为道德典范所要求的模特——如“谢女、班姬”。
患歇斯底里的人的性的要求根本上和寻常的女子没有区冸，一样地有她的个性，一样的要求变化，所不同的，尌是在满足这种要求的时候，她比寻常女子要困难，要更受痛苦，原因尌在她不能不有一番道德的挣扎，本能所肯定的，道德观念却要加以否定，而事实上又否定不来，最多只能把它驱逐到意识的背景里去，而在暗中觅取满足的途径(潘光旦，2000)。
对杜丽娘而言，暗中寻觅满足的途径便是“长眠”和“短眠”，“短眠”的方式即“寻梦”，已经在实际行动中宣告了失败，唯一剩下的路便是“长眠”了——“这后园中一株梅树，儿心所爱。但葬我梅树之下可矣。”
(二) 杜丽娘的病症依赖
在杜丽娘的整个病程当中，面对所有的治疗方法，她的表现都是很不积极的，更甚至是有些抗拒。在陈最良问诊开方之时，杜丽娘虽实际上抗拒，但表面上还是顺服的，等到石道姑作法驱邪的时候，杜丽娘的的反应便有所不同了。在听闻石道姑前来驱邪的时候，杜丽娘呈现的是震惊的状态。实际上她所依恋的正是梦里的那个所谓的“邪祟”，可是旁人却想尽办法的要将这个“邪祟”从她的梦境里驱除，从她的生活里强行剥离，这显然是将杜丽娘最后的生存希望都打碎。杜丽娘作魇语喊叫“我的人那”，这已经是她自己最后绝望的呼喊，这一声喊叫的寓意像是在做最后的挣扎，或是警告“那人”赶紧逃吧，否则石道姑便要作法了。
当石道姑开始施行她的法术时，杜丽娘企图为这梦中之人辩解一番：“我那人呵，须不是依花附木廉纤鬼，咱做的弄影团风抹媚痴。”不管这个“邪祟”是否为怪力乱神之物，杜丽娘此刻一口一个“我那人”，显然不论对方是怎样的身份都是她的心头爱，即使自己处于被迷惑的状态也是心甘情愿的。当石道姑说要请五雷轰他时，杜丽娘便着急了，正待要携云握雨，却被这一个掌心雷破坏了自己的缠绵，真是可惜可恨啊。石道姑的这场法事在杜丽娘看来实实是破坏了她的“好事”，杜丽娘对于梦中之人、之事曾是如此辛苦地“寻觅”，又如此的用情至深，现今却有人要将这一切破坏，要她如何甘愿？杜丽娘对于“那人”的眷恋程度可见一斑，即是对“那人”有着如斯般的眷恋，那么对于病症的依赖就会更加的强烈。任何人要想使病人复原，将吃惊于其抗拒力之大，他将觉悟到病人想要驱除病症的决心并不像其外表所显示的认真(Ellis, 2002)。
在杜丽娘的身上，这种“魂牵梦萦”的结局是一目了然的，这种结局不单单是杜丽娘个人的结局，也是众多闺中少女的普遍结局：再回到“花园”之中偷偷寻觅这种由“闲眠”所带来的满足是不可能的，因为花园和闲眠都是禁忌，但是越是无法得到，这种情欲冲动的能量在无处宣泄的情况下越是日渐淤积——有积欲的过程却没有解欲的过程；如若要放弃这种“密约偷期”的愉悦幻想，让心灵重新回到礼教道德的正轨上来，也恐怕是无力回天，因为一旦有歇斯底里症状产生，就不会再有父母亲或师长所谓的“无邪的心灵”存在(Ellis, 2002)。这种不复存在的“无邪的心灵”的真相对于杜丽娘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正如前文所言，杜丽娘需要的不单单是一方面的满足，她既需要本我的情欲满足，也需要超我的道德满足，这是杜丽娘生存、生活的两大精神支柱，现下无论是哪一个支柱都坍塌了。
杜丽娘原先的现实性焦虑来自于害怕自己的心事被人知道后所带来的威胁，而现在她在现实性焦虑之上又背负了道德性焦虑(moralanxiety)的枷锁——个人害怕做违背超我的事情而产生的痛苦体验。既是失去了无邪的心灵就已然是在精神上犯了罪，这叫一向遵守三纲五常的杜丽娘在心灵上如何没有罪恶感和羞耻感？情欲觉醒的意识越是强烈，道德对杜丽娘自我的批判就会更加的强烈，焦虑就会愈加严重，这两者的双重夹击最终导致杜丽娘以病态的形式存在于文明社会之中。因为病态并不是犯罪，这起到了一种自我保护的功能，杜丽娘以此勉强地迎合文明社会生活的要求——维护她自己的清白，也维护了家族的清白，在她的生命中做最后的垂死挣扎，而这挣扎的方式也必须是为“文明”所认可的。闺中少女不乏因此病而香消玉殒者，她们并不会因为自己的道德瑕疵而在死后遭人嗤之以鼻，反而博取了更多的同情，但同情又并非谅解，因为真相亦随着这些少女的逝去而尘埋。礼教依然是主流，情欲依然是下流。
潘光旦(2000)对冯小青死后受荣哀的解说，颇能泛用在因此病而亡的少女身上：
或曰，小青生前固无福，然死后荣哀，传为佳话，至今孤山一抔土，过之者犹徘徊不忍去，谓非谅解不可也。虽然，此为同情心所激发，与谅解无干。哀其遇者未必知其心，谬以同情为谅解，从而为之说辞，斯为不谅解之尤；以前为女子铺张扬厉者，大都有此通病。
看似是对闺中少女的理解和同情，实际上亦成了扼杀更多闺中少女的利剑，封住了少女坦露真言，坦诚需求的咽喉，令她们为了这份“理解”和“同情”竭力地压抑着情欲本能，同时遭受着内心道德的自我谴责。这种“谅解”比陈最良的“直言要害”更加地令人绝望和心塞，所以潘光旦以此为不谅解之尤，闺中少女的境遇实是令人可悲。
心理症对于少女而言，是条走投无路的路，但就是这样一条路，却为少女赢得了死后的荣哀，这种“善意”的、披以“道德”外衣的谅解和同情，不得不说是对亡者的最大讽刺。
可以想象，如杜丽娘一般的闺中少女，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不死，她们将遇到的困境就好比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后所遭遇的尴尬：“(旦)……爹爹，认了女孩儿罢。(外)离异了柳梦梅，回去认你。”杜宝在意的其实并非是女儿是人是妖，而是介意她“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媒而嫁。聘则为妻，奔是妾，莫说是杜宝这样官位显赫的世家要以此为耻，就算是在平常百姓家也并不以此乐道。汤氏虽然言至情，但是终究也是难逃礼法窠臼，终是要安排杜丽娘与柳梦梅的仓促成婚是情有可原，并以阴司姻缘簿、金榜题名、圣上指婚的方式企图让杜丽娘和柳梦梅的婚姻合法化。这反而显得不接受这一切结局的杜宝太过墨守成规、不近人情。看客虽然拍手称赞，点头称是，然而这样一场“幽媾”成“圆驾”的戏码若是发生在自家身上，恐怕还是当杜宝的人多，当圣上的人少。杜丽娘的还魂尴尬体现的正是真实的客观环境，这个文化环境是不给少女以一丝还魂重生的机会。纵使如此，当我们不得不一再地重新面对情欲与道德的抉择之时，问题还是重新出现：是情欲还是道德？是享受本我的精神愉悦，还是享受超我的高尚礼赞？这两者都想要，也都必须要，对杜丽娘而言，她要生存的话，这两者就缺一不可，对人类的生存而言，亦如是。
杜丽娘的“幸运”可一不可再，闺中少女的情欲压抑和道德自省却上演了千年。我们对于类似杜丽娘的少女们当然不可能寄托以还魂重生的幻想，更应该从此看到少女所处的情欲压抑的困境，以及道德教育的缺失环节。
汤显祖用神来之笔描绘了生动的杜丽娘，写出了无数少女的心声和困境，但是他的创作无意于要解决这种困境。今日我们重读《牡丹亭》，重提杜丽娘，有意着重地强调杜丽娘的情感压抑和道德教育问题，为免悲剧重蹈覆辙，通过经典的文学形象去探视这一至今尚未完善的性教育问题。
5. 结论
杜丽娘本身不管是多么独特的一个个体存在，她最重要的另一重身份还是隶属于大集团的社会人。在她的生活环境里，是受着所谓的“压抑”教育而成长的，而这所谓的压抑，杜丽娘是接受的，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终究她都是会主动去执行这种压抑，甚至去压抑别人。从禁止游园的真实目的上看，杜丽娘实际要排斥的正是隐喻在美好事物背后的危险诱惑，即本我情欲力量的呼唤。在传统礼教社会之中，花园的美好当然是被承认的，但是也是令人惧怕的，所以杜丽娘所处的集体心理本身就包含了情感矛盾：向往与恐惧。
由传统礼教所构成的集体心理并不是独立于杜丽娘之外而存在，而是属于杜丽娘心理层面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建立起她的自我的重要组成。杜丽娘在正规的途径上找不到解欲的办法，便难免想到了旁门左道去，于是对韩夫人、崔氏产生了自恋性认同。
当自我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往往都会选择逃避，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而反应的现象便是生病。杜丽娘将自己困在了心理症里面，形成了病症依赖，隐藏了她的道德瑕疵，用心理症的症状去守住她自己乃至整个家族的清白。
杜丽娘事件所折射出的并非仅仅是个传奇个案，而是至今仍然困扰着众多青少年的性心理健康问题。本论文谨以杜丽娘的性心理健康问题为解说，重申关于闺中少女/青少年之性困扰的心理解构。没有真正的性教育，而仅是用一套僵化的道德观念去钳制和评判他们的行为，只会令由性困扰引发的心理症持续地存在，并且衍生其他的问题。如何看待青少年在此成长过程中的性困扰和如何开展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是人性关怀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这是本论文重新解读杜丽娘形象的初衷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