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个体在经历创伤或应激事件后能够体验到自我力量、人际关系、生活观念等心理方面的积极改变，称之为应激后成长、应激相关的成长或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Tedeschi & Calhoun, 1996a; Garnefski, Kraaij, Schroevers, et al., 2008; Helgeson, Reynolds, & Tomich, 2006; Joseph & Linley, 2006)。集训是新兵军旅生活的开始。在集训中，新兵要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参加站岗执勤、履行公差勤务和接受政治学习，应付和适应紧张、严格的集体生活，处理全新的人际关系，与外界社会相对隔绝。集训是影响新兵的重大“应激源” (王伟，2007)。研究发现，新兵经历集训应激后也普遍存在心理的积极变化，即PTG (张月娟，胡琴，& 高飞，2017)。因此，探讨能够促进新兵心理成长的保护性因素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随着研究深入，研究者们发现积极情绪、积极应对是PTG的重要影响因素(Sears, Stanton, & Danoff-Burg, 2003；莫阔，唐棠，陈珑，等，2013)。Fredrickson (1998, 2001)提出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帮助个体建立持久性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有助于个体实现成长。Lelorain等(2010)在对乳腺癌患者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可以正向预测创伤后成长。积极应对能促进个体认知加工，以更积极的眼光、更乐观的方式重新评价应激事件，最大限度消弱应激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处理应激事件，促进PTG (Silva, Crespo, & Canavarro, 2012)，不过，目前尚缺乏综合积极情绪、积极应对、PTG三个变量一起去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路径的研究。
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能使个体以更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获得更多的身体、智力和社会资源，从而增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Isen, 1990)。已有实证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可使个体形成积极的应对策略(史振娟，白晶，段惠峰，等，2014)。本研究以新兵为对象，假设积极情绪不仅可以直接影响PTG，而且可以通过积极应对方式这一中介变量对PTG发挥作用，进一步探讨新兵集训应激后三个变量间的关系及其作用路径。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于2018年1月在新训满3个月时对577 名男性新兵进行心理测试，去除资料不完整的问卷11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66份(98.1%)。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294名(51.9%)，高中学历259名(45.8%)，初中及以下学历13名(2.3%)。
2.2. 研究工具
2.2.1. 新兵集训应激后成长量表
本研究张月娟、高飞编制的新兵集训应激后成长量表(PTGI-RT) (高飞，2018)，包括个人力量增强、人际关系改善、军人角色认同和生活积极变化等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6级(0~5)评分制，分别是“没有变化(0分)”，“变化很小(1分)”，“变化较小(2分)”，“变化中等(3分)”，“变化较大(4分)”，“变化很大(5分)”，得分越高表明应激后成长水平高。量表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93，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91。
2.2.2. 积极情绪量表
本研究使用邱林等修订的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ANAS) (邱林，郑雪，& 王雁飞，2008)中测量积极情感的分量表，共含9个项目，即“活跃的，充满激情的，快乐的，兴高采烈的，兴奋的，自豪的，欣喜的，精力充沛的，感激的”，量表采用Likert-5级(1~5)评分制，分别为“几乎没有(1分)”、“比较少(2分)”、“中等(3分)”、“比较多(4分)”、“非常多(5分)”。得分越高表明积极情绪水平越高。量表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85。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87。
2.2.3. 积极应对方式量表
本研究使用姜乾金编制的特质应对量表(TCSQ) (姜乾金 & 祝一虹，1999)中测量积极应对方式的分量表，共10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5级(1~5)评分制，分别为“肯定不是(1分)”、“大多时候不是(2分)”、“中等(3分)”、“大多时候是(4分)”、“肯定是(5分)”。得分越高表明积极应对水平越高。分量表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69。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a系数为0.70。
2.2.4.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以连为单位对新兵进行团体施测。主试为应用心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在施测完毕后，主试现场回收问卷。所得数据采用SPSS22.0进行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新兵PTG的特点及变量间相关
新兵PTG总得分为75.74 ± 15.00，均分为3.44 ± 0.68。
对不同文化程度的新兵PTG进行描述统计。详见表1。
考察不同文化程度的新兵在PTG的各维度得分差异情况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在PTG的各维度得分差异不显著(t = 0.32, t = 0.07, t = 0.24, t = 0.67, P均 > 0.05)。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PTG四个维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3,1695) = 168.97, P < 0.001]，军人角色认同维度的得分最高，其次是生活积极变化维度，再次是个人力量增强维度，最低的是人际关系改善维度。
Table 1.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PTG dimensions for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of recruits (n = 566, M ± SD)
表1. 不同文化程度新兵的PTG维度分的平均数及标准差(n = 566, M ± SD)
对积极情绪、积极应对以及PTG的四个维度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积极情绪与PTG的四个维度均正相关显著；积极应对与PTG各维度也呈显著正相关。从积极情绪与积极应对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积极情绪与积极应对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详见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TG and sub dimensions, positive emotions and positive coping variables of Recruits (n = 566, r)
表2. PTG及分维度与积极情绪、积极应对等变量的相关(n = 566, r)
注：**p < 0.01。
3.2. 积极应对在积极情绪与PTG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积极应对在积极情绪对PTG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我们根据温忠麟等(2014)提出的中介变量检验程序，作了三次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1：应激后成长为校标变量，积极情绪为预测变量，得回归方程PTG = cPA + e1，回归方程显著，积极情绪可解释应激后成长的39%的变异量。
回归分析2：积极应对为效标变量，积极情绪为预测变量，得回归方程PC = aPA + e2，回归方程显著，积极情绪可解释积极应对26%的变异量。
回归分析3：应激后成长为效标变量，积极情绪、积极应对为预测变量，得回归方程PTG = c’PA + bPC + e3，回归方程显著，积极情绪和积极应对可解释应激后成长的变异量为40%。详见表3。
检验结果显示，回归方程1中积极情绪的β值为0.62，回归方程2中积极情绪的β值为0.51，回归方程3中积极情绪的β值为0.56，回归系数均为显著。加入中介变量积极应对后，积极情绪对应激后成长的预测作用由0.62降低到0.56。表明积极应对在积极情绪到应激后成长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作用为0.056 (0.51 × 0.11)，占总效应的9%。
4. 讨论
4.1. 新兵PTG的特点
本研究使用张月娟、高飞研制的新兵集训应激后成长量表(PTGI-RT)。与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of positive coping between positive emotion and PTG
表3. 积极应对在积极情绪与应激后成长关系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注：**p < 0.01，***p < 0.001。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Tedeschi & Calhoun, 1996b)不同，此量表有其独特的“军人角色认同”测量维度。在PTGI-RT的四个维度上，本研究中发现，新兵的军人角色认同分值最高，这与量表研制者的研究结果(高飞，2018)是一致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PTGI-RT对经历集训应激的新兵心理成长状况的测量有更强针对性和适用性。
本研究发现，新兵在经历3个月入伍集训后PTG均分在中等(3分)和较大(4分)之间，说明新兵在入伍集训后体验到了中等以上程度的心理成长。这一发现，与张月娟、高飞以新兵为对象的研究(高飞，2018)以及于永菊、李敏、杨倩等以军医大学新生为对象的研究(于永菊，李敏，& 杨倩，2016)结果相似。这说明入伍集训应激确实与成长相伴。
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在新兵PTG的各个维度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这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谢钧润等研究者用PTGI为测量工具对新兵的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的新兵在PTG得分相对较高(谢钧润，于永菊，& 彭李，2013)。这可能存在两个方面原因，第一，本研究使用的研究工具是专门针对新兵集训应激的成长量表(PTGI-RT)；第二，也可能在文化程度对PTG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存在某种调节变量的作用，因而导致不同的结果。对于新兵入伍集训应激而言，文化程度究竟如何影响PTG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4.2. 积极应对在积极情绪与PTG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通过中介效验检验可以看出，积极情绪可以通过积极应对PTG发挥作用。也就是说，高积极情绪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对待应激事件，从而对PTG的出现起到促进作用。
以往研究显示，积极情绪能够正向预测PTG (Norlander, Schedvin, & Archer, 2005；缪毅，彭李，& 李敏，2012)。即积极情绪水平越高，其PTG的水平也越高。Fredrickson的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认为，积极情绪可拓展个体的注意、认知和行动范围(Fredrickson, 2004)。因此，积极情绪，有助于个体注意的焦点转移出具体的应激事件局限(Fredrickson & Branigan, 2005)，从应激事件的影响中走出来；有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思维过程(主动反刍)，寻求更多的因应激事件而带来的积极影响(Martin & Clore, 2001)，为其PTG的产生提供可能；而且积极情绪可以通过中断压力与应激中的消极情绪体验，减少应激事件引起的消极情绪，增进与应激的抵抗，促使个体形成积极的应对策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助于个体更多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Frederickson, Cohn, Coffey, et al., 2008)，而使用积极应对方式能促进个体认知加工、以更积极的角度，更乐观的方式重新评价应激事件，并积极处理创伤性事件及不良情绪，制定新的人生目标，促进PTG (Silva, Crespo, & Canavarro, 2012)。本研究亦验证了这一结论。即经历入伍集训应激，新兵的情绪体验越积极，越容易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应付集训压力，进而促进心理积极的变化，出现更多的成长。这也就是“积极情绪–积极应对–应激后成长”的影响路径。
总之，本研究探究了积极情绪对PTG的影响，并考察了积极应对在其中的作用，结果验证了积极情绪可以直接对PTG发生正向影响，也发现了积极情绪可通过积极应对PTG产生正向的预测作用，对新兵入伍集训的心理服务工作具有一定启示。
5. 结论
1) 参加入伍集训的新兵PTG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军人角色认同维度的改变水平最高。
2) 新兵积极情绪和积极应对都可显著地正向预测其PTG。
3) 新兵积极应对在积极情绪与PTG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积极情绪可以直接正向预测其PTG，也可通过其积极应对PTG产生积极影响。
基金项目
武警后勤学院军事理论研究课题(WHL201714)。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