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分科治学本非中国学问的主流,“经史子集”的分类早被学界较多地论述并形成共识,即为图书文献分类,并非学科分类。但是晚清学堂作为统系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实体,势必要弥合中西之间的缝隙,方能衔接新旧、兼顾中西。尽管中学向不主分科,但清季时人常有将中学分门别目地论述,张之洞也分享着该观念 [1]。尚不敢据此断定张氏及其同时代人已接受西来的分科治学观念,但可以肯定这种划分学问门目的方式,为张之洞以学堂这一新形式传承中学并将中、西学融于学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考察张之洞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学门目的划分,并将之与其于光绪二十九年在京主持修订的《癸卯学制》进行比较,从张氏划分中西门目的变迁及中西课程在学制上的调整入手,以管窥张氏对中西学认识的变化和对文化危机的应对。
2. 张之洞对“中学”的划分
光绪二年(1876年),张之洞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已超越了传统“经史子集”的中学范畴,提出“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中)学也”的论调 [2]。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集合幕僚编纂《劝学篇》,初步勾勒囊括中西学的新学制,有经学、史学、诸子学、理学、词章、地理、小学、政治(类似今日的“现代史”或“当代史”)等中学 [3]。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联衔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之一),其中亦呼吁建立新学制,而中学科目大致有读经、中国语文、历史、地理、本朝掌故、策论、词章等 [4]。显见,在规划新教育的建制之初,张之洞考虑将习见的中学名目,如经学、史学、小学、词章等,直接嫁接到学堂,就新学制下规制的中学科目数量而言,他也设想在学堂体制中为中学预留较大的空间。
不过以上都是停留在纸上的设想,一旦兼容中西新旧的学堂制度落实到实践时,其保留更多中学的预想即受到冲击。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奏折表明,其在湖北兴办的学堂里,仅有修身、经学、中文、历史、地理等中学,与前述《江楚会奏变法折》仅仅相距一年,落实到实际办学层面时,掌故、策论、词章就从中学名单被剔除 [5]。这从侧面提示着,张之洞的学制思考与其办学实践或有相当距离,此外,亦可想见清季世风的激变,这反过来影响着当时的办学进程。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这一近代中国首次付诸实施的学制体系仅规制修身、经学、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等中学课程 [6]。而在初步构建学制时,张之洞认为中学的意涵远超经学、史学、地理、中文的界域。
将癸卯学制的中学课程与张之洞稍早的论述对照,则不难发现并非所有的中学名目都能在学制中找到对应的位置,除经学、史学、舆地(即地理)名目直接移用到学堂外(然而史学、地理课程皆兼有中外内容),小学、词章、策论、诗、古文辞等则归并为中国文学,掌故、“经济”、“政治”则被分割到史学、政法等学科。除了还能在经学科目上看到癸卯学制的中国底色外,其余科目的建制都是在分科教学的主导下进行的一次重构 [7]。中学从不主分科到分科教学,不仅导致学科名目上的更替,更重要的是,破坏了各中学知识之间原有的联系和“不分家”的传统,由此造成知识结构和授受方式的断裂,引发新旧教育过渡上的连锁反应。
名目繁杂的中学,归化在学堂的修身、经学、史学、国文等科目,表明中学经历删改、调整、重组,并非原封不动地搬入学堂体制。从书院到学堂的转变,导致中学学科的归并和转化,诸多无法归入经学、史学、国文的“中学”便失去依托的学科载体,对中学而言是一种“损耗性转化” [8]。1905年科举废除,以学科为主线、以课程为主干的学堂成为文化存续的最主要形式,而那些无法归类到学堂科目,如理学、诸子学小学、推步等,除极少部分并入经史及国文外,大都沦落为不必学的学问。
如若将张之洞不同时期设想的中西科目作一比较,更能透视其对中西学认知的演变。《劝学篇》小学堂中西科目比约为1:1,中学堂约为1:1。体现张氏构想中西学应在学堂中平分秋色,至少中西兼重 [3]。《江楚会奏变法折》小学校的中西科目比为1:1,高等小学校约为4:5,中学校约为4:7。显见,随着学级的升等,西学科目呈渐增趋势,到中学校时几乎是中学科目的两倍 [4] ,揭示出《劝学篇》关于中西学不分伯仲的设想已经动摇。湖北的小学堂中西科目比为5:4,文普通中学为4:8 [5]。癸卯学制初等小学为5:3,高等小学为5:4,中学堂为3:7 [5]。总体而言,小学堂里中学科目显多于西学,但随着学程的升等,西学呈渐增趋势,直至完全超过中学,占据学堂的主导地位。
通过比较看出,《劝学篇》构想中西学的科目相差无几,显现张之洞想要尽可能地保留中学。但其后来却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中学建构成经学、史学、国文、地理体系,因而癸卯学制的中小学堂呈现出西学科目渐增,而中学科目基本保持原状且始终限于经、史、国文、地理的特点。也就是说,从书院到学堂中学是全方位地被西学挖了墙角。尽管如此,张之洞并未放弃中学与西学的竞争,相反,其从分科以外的制度入手,尤其在肄习外语的问题上,企图突出中学的地位。
3. 作为“学战”场域的外语
何时始习外语,涉及张之洞对中西学的态度,只是向来未受关注。其在《劝学篇》提出“中学堂”始习外语,但其时张氏的学制构想尚未铺开,不知其所谓“中学堂”具体所指。《江楚会奏变法折》主张外语应到高等小学始习;张氏在湖北的实际办学中,普通中学堂始设外语;《奏定学堂章程》明定中学堂始设外语课程。从学级名称来看,就何时始学西文,张之洞似有过在高等小学堂与中学堂之间的摇摆,但如若隐去学级名称,而把各学级对应的学龄作为参照,则会发现这种摇摆不但不存在,而且还能显现张氏的某种坚持。
《江楚会奏变法折》设计15岁入高等小学,《奏定学堂章程》设计16岁入中学堂,湖北的文普通中学明定招收15岁至24岁的学生,这样看来张之洞对于何时始习外语是有定见的,且一贯限定在十五六岁之后。学生何时习外语看似无关紧要,但张之洞却有着很深的文化考量,因为这牵涉到中西学的先后问题,而先后问题折射的就是主次问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之洞即强调“不必早习洋文”,要求必至高等小学毕业后始可兼习,他认为其时学生年仅十五六岁,口舌仍属灵便,并不为迟 [6]。实际上对“不必早习洋文”的坚持,除年龄、口舌等因素外,张氏更看重学习中文与西文的次序,他深知中文与西文的背后,分别代表着中学和西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张之洞即瞩目“循序”问题。鉴于“先入者为主”的事理,张氏力主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庶几“有其益而无其害”,这即“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的循序原则 [5]。但是洋文在当时涉及外交、游学、教案等时务,又不得不讲求,故《奏定学堂章程》提出“中学堂著重在外国语”,并在学时上向外国语倾斜,“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 [3]。为了化解既要固中学根柢,又须讲求外语的矛盾,张氏提出“小学堂勿庸兼习洋文”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的纲要,其认为小学堂学生年幼,当以圣经根柢为主,故各科均以汉文讲授,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而“方今世界舟车交通”,不通洋文势必有碍交涉、游历、游学,又不可不讲求,因而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务必勤习洋文,其钟点也是除经学外最多的 [9]。在这一张一弛之间,显现出张之洞调和中西却又以中制西的苦心孤诣。
何时始习“洋文”,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张之洞却看到其背后“通中外、消乱贼、息邪说、距诐行”的大关节 [10]。在张氏看来,外语已不再仅是其字面意思——外国语言文字那么简单,其背后裹挟的是汹汹而来的西学。张氏在《劝学篇》主张“中学堂”习外语,虽不明“中学堂”具体所指,但如若考虑到其极力强调的“循序”原则及后来的学制规划,当可推定学生不会小于十五六岁。
在“舟车交通”的清末,与交涉、游历、游学有重大关系的外语,其实用性和重要性越来越突显,因而一般而言,外语似应早习为宜且越早越好,“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表面上,张之洞在何时始习外语的问题上亦有过摇摆,但实际上其一贯秉持“不必早习洋文”的原则,且限定外语的学习不能早于十五六岁。这表明张氏并不因时势所需所迫而动。在学外语的问题上,比起口舌、年龄等条件,张之洞更着意于中学与西学的先后问题,这与《劝学篇》的“循序”思想吻合,更是其“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主张在学制上的落实。除“洋文”外,癸卯学制规定历史、地理课程先中国后外国的教学次序,同样是其“循序”思想的实践。先中文后西文,先中国次外国,实际就是要先中学后西学。其背后除了蕴涵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合理性外,更有张之洞欲尊中学,置中学于西学之上,甚至借中学固根柢,激发忠爱的隐隐苦心。
4. 结语
“学战”思潮在近代中国思想界时隐时现,不过中西文化的竞争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晚清学堂是文化争夺的重要舞台。张之洞在制定晚清新学制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区隔中西,但从整个新学章来看,西学在学堂还是占据了主动地位,而中学虽落下风又不甘示弱,进而造成晚清“新教育”中西学兼容、竞争的纠葛关系。
分科治学本非中国文化传统的主流,但也存在划分学术门目的痕迹,故西方分科观念梯航而来时,便成为张之洞解决学堂容纳中学的思想资源。在张之洞早年的论述中,中学的范围不限于“经史子集”的范畴,规划学制之初,也曾想把名目繁杂的中学名目嫁接到学堂。不过在其地方的办学实务和后来的学制规划中,张氏早已突破了想在学堂为中学留下更多空间的初衷,而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检视中学的知识体系,经过删改、调整、重组后,中学被建构成包含修身(伦理)、经学、史学、国文等学科的统系。从不主分科到分科教学,不仅导致学科名目上的更替,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学知识之间原有的联系和“不分家”的传统,由此造成授受方式和知识结构的断裂,引发新旧教育过渡上的连锁反应。
中西学科目在学堂中的数量相当能说明问题。《劝学篇》构想中西学的科目相差无几,与其尽可能保留中学的设想若合符节,不过以西方分科标准分割中学后的癸卯学制,其呈现出西学科目渐增,而中学科目基本保持原状且始终限于经学、史学、国文的特点。不难看出,西学占据着学堂的主导地位。
不过张之洞在肄习外语的问题上,通过限定始习学龄企图挽回中学的颓势,以与西学抗衡。在“舟车交通”的清末,外语与“时务”相关,似应早习为宜且越早越好,“以为将来应世办事之资”,不过张之洞却主张“不必早习洋文”,限定十五六岁之后始习外语。在习西文的问题上,张氏更看重学习中文与西文的次序。先中文后西文的制度背后,是贯彻“中体西用”先中学后西学的实践,其深知中文与西文的背后,分别代表着中学和西学,这与《劝学篇》的“循序”思想吻合,更是其“讲西学必先通中学”的主张在学制上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