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自我伤害行为是一种严重损害个体身体健康的行为,是个体蓄意以不同方式破坏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而不被社会认可的行为,这类行为不仅会直接伤害到个体的身体,也会对个体的社会关系造成不良的影响。自伤也与很多心理问题或障碍存在相关,并会增加自杀的风险(Sinclair, Hawton, & Gray, 2010)。因此,这一行为需引起研究者和临床工作者的重视。
此外,青少年是自我伤害行为的高发人群。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发展都出现显著的变化,其身心发展迅速而又不平衡,是经历复杂发展,又充满矛盾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从面向家庭,逐渐向外界环境展开,这会让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产生种种不适感。除此之外,家庭方面的父母关系不和、父母离异、家庭教养方式不良以及学校里学业上的压力、学业上的失败、老师的高压和惩罚等等都会给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青少年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经受这么大的压力而无法排解,就很容易通过自我伤害或者自杀这样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压力。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如果受到不良的影响就更容易发生自伤的行为,例如近来被广泛关注的俄罗斯游戏“蓝鲸”传入国内,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类似于“四点二十叫醒我”的游戏群,这些东西引导进入游戏的青少年进行各种自伤的行为以及最后实施自杀。这些行为很容易诱使身心正在发展中的青少年做出自伤甚至是自杀的行为。西方对自伤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国内对于自伤的研究方面则落后于西方。本文在简要介绍自伤的基础上试图从个体、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来分析青少年自伤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未来国内对自伤研究的方向。
2. 自伤的概念、现状
西方对自伤行为的关注已有一个世纪之久。早在1880年,国外就在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 BPD)的临床样本中注意到了自伤行为,但是当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别与精神障碍的其他行为问题进行区分。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用各自的定义去描述该行为,到前为止,相关术语至少高达33个(转引自Muehlenkamp, 2005),如习俗性自伤(Habitual self-wounding),自残(self-mutilation,简称为SM),蓄意自伤(self-harm,简称为SH),准自杀(parasuicide),自伤(self-wounding),割腕综合症(self-cutter syndrome),自剜(self cutter),反复性非自杀自伤行为(repetitive non suicide self-injurious behavior),自我指向暴力(self-inflicted violence),自虐(self-abuse),非自杀性自伤(简称为NSSI),自我伤害行为(self injurious behavior),蓄意自我伤害(deliberate self-harm),自伤(self-injury),自我损伤暴力(self-inflicted violence)等等。其中,以self-harm (SH),deliberate self-harm (DSH),self-injury (SI),self-mutilation (SM)最为常见。
如上所述,这些术语含义相似,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它们有时在不同研究群体和同一篇文章中混用,甚至在界定内涵时也互相借用,变量上的混淆与界定不清影响了对自伤行为本质的探究。尽管存在概念上的多样性,随着对自我伤害行为认识的加深,研究者的看法开始渐渐趋于一致。现在普遍公认的自伤定义为:自我伤害行为是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重复性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行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自杀是20个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全球每年有近10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青少年中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另一个很重要但更不被广为人知的现象是非自杀性自伤。尽管关于自伤我们所知道的要比自杀少得多,但是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自伤在青少年人群中发生的更为频繁,7%~14%的年轻人报告说在他们的生活中曾有过至少一次自我伤害行为,另外最近的国际研究表明,青少年的自伤行为的频率达到了整个人口的24%的水平,这可能表明青少年自伤现象的加剧(Halicka & Kiejna, 2015)。另外,有研究表明青少年自伤的终身患病率大约是28%。11~18岁的青少年的自伤年平均发病率是90/100,000。在女性中发生的更频繁。服药是最经常采用的方法(54%)。在被诊断为自伤的案例中有42%没有被医生明确报告出来,有65%青少年承认是在数小时内出院,只有9%的病人进行住院期间精神评估和治疗项目(Zanus et al., 2017)。可见,当前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率非常高,且得到救助的比率又比较低,这样的现状大大增加了青少年自伤行为的致死率,因此有必要对青少年自伤行为给予更多的关注。
3. 自伤的影响因素
个体生活在社会中,其自身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来自其个人特质、社会以及其所处文化的影响,个体的自伤这一社会行为也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那么本文试从个人、社会、文化三方面来阐述影响自伤的因素。
3.1. 自伤的个人因素
首先在性别差异方面,流行病学在自伤发生率上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的研究结果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性,女性的发生率更高,其他研究则显示没有差别。有研究了提出来解释自伤发生率性别差异的两个因素:相比于社区样本来说临床样本的性别差异更大,相比于老年人样本来说年轻人的性别差异更大,研究表明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报告有自伤的历史。相比于男性,女性更有可能使用一些自伤的方法(如,切割),但是在其他方法上没有显著差异(如,拳击) (Bresin & Schoenleber, 2015)。
在与述情障碍有关的研究中,研究者从相关的数据库中系统的选择了15篇相关研究,结果表明有自伤行为的女性的述情障碍要显著高于没有自伤行为的女性。关于男性的研究不够确凿并且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一个次级抽样的研究发现如果以述情障碍作为中介,童年虐待和欺负更容易与自伤联系起来,其他研究还发现抑郁症中介了述情障碍和自伤。结果表明,与述情障碍有关的认知和情感表达匮乏可能会增加自伤的脆弱性,尤其是女性(Norman & Borrill, 2015)。
还有研究检验了青少年故意自伤和低自我形象正相关的假设,还研究了物质滥用(药物、烟、酒精)和故意自伤之间的相关。研究选取113名高中学生,年龄主要在16~18岁,回答了16个项目版本的故意自伤清单、36个项目的社会行为结构分析和关于使用药物、烟和酒精的单个问题。结果显示故意自伤和低自我形象之间正相关,故意自伤和吸烟和酒精消耗之间正相关。这些结果意味着低自我形象和大量的物质使用可能是识别青少年处于自伤危险中的标志(Andersson, Tannå, & Nordin, 2013)。
研究者想弄清楚有自伤想法的青少年跟其他青少年关于求助、交流和应对策略是否不同。选取6020名15~16岁的学生,学生们使用匿名自我报告的方式完成调查。结果显示有自伤经历的青少年容易感受到需要帮助但是并不会尝试得到帮助;他们很少跟家人或者老师讲,并且他们也几乎没有可以说的人。跟其他青少年一样,有自伤经历或者有自伤想法的青少年更多的是从他们的朋友那里而不是从其他资源处寻求和得到帮助。关于应对策略上他们与其他青少年不同,他们报告当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更少地关注问题和更多的回避行为。这些发现对鉴别为有风险或有自伤行为青少年的预防性策略有重要的意义(Evans, Hawton, & Rodham, 2005)。
3.2. 自伤的社会因素
有研究者发现家庭支持是阻止自伤的关键,可能超过朋友和专业人员的支持。Mummé和她的同事报告说家庭支持是停止自伤的主要的人际关系因素,研究中包括成年人不只是青少年和儿童。家庭支持如此重要,可以帮助找到阻止自伤的动机和支持找到专业人员的帮助。研究结果强调了人际关系在减少自伤方面的重要性,并且强调了积极的家庭背景在帮助减少自伤尤其是抑郁女孩方面的作用(Jarrett, 2016)。
有研究结果显示能够跟父母轻松交流的有高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女孩,当其相同程度的面临消极情绪时,与那些不能跟父母轻松交流的有高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女孩相比,她们不使用自伤作为其应对策略;那些卷入到互相敌对关系中的青少年比暴露于其他人的整体中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自伤行为;生活在跟其他人的相互敌对的关系中和同时经历着内化和外化问题似乎是自伤青少年的主要特点(Latina et al., 2016)。
另有研究表明中等和高水平的同伴间的日常琐事也扩大了消极情绪对故意自伤的影响。这个研究揭示了自伤青少年的情绪记忆(如,恐吓、从属和贬值)和同伴的日常突发事件和消极情绪状态的评估和干预之间的相关(Xavier, Cunha, & Pinto-Gouveia, 2016)。
学校是青春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化环境。Hawton等调查发现,青少年在学校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如学习压力过大、同学关系紧张、老师的责罚。父母的过高期望和对未来的迷茫等都可能诱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Hawton & James, 2005)。学习压力、父母过高的期望,往往也成为-个压力源,特别是学习成绩与期望有落差的时候,家庭望子成龙的迫切愿望,使其背负沉重的学习负担,她们忘完要在各种补习班中渡过乏味的寒暑假。此外,在期末考试或重大考试(中考、高考)的时候,会担心未能达到父母和教师的期望,影响前途命运,而导致负面情绪继而发生自伤行为(张安慧,陶芳标,苏普玉,2008;王蕾,孙月吉等,2014)。
除此之外,师生关系也是引发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一个原因,许多学习成绩不好的青少年无法从教师身上得到情绪支持和鼓励,为保持自尊,这些学生会以偏差或退缩的行为来面对(Callum, 1993)。学校、教师在青少年有需要的时候,若能实时提供情绪支持或给予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导,将有助于避免青少年选择以自伤行为缓解压力。
再者,就业压力也是自我伤害的压力源之一,多年的高校扩招造成了职场供需巨大矛盾,近几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王志琳,张伟杰,2008)。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大学生心理行为障碍占16%~25.4%,并且有上升的趋势,这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归因方式,使得青少年更多的采用自伤的方式来面对就业等诸多人生问题。
最后,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作为一种强应急源,在心理应对资源、调适不良的情况下,容易诱发自伤行为(Madge, Hewitt, Hawton et al., 2008)。青少年正处于成长的特殊时期,在这个过程中遇到自己学习不好、人际关系处理不融洽或遇到外界其他剌激事件时,就会表现出对现实的不适应。
3.3. 自伤的文化因素
本世纪初,一项欧洲七国的联合调查也发现,15、16岁青少年自伤的发生率在不同国家间存在些微差异(Rodham & Hawton, 2009)。大部分的自杀和自伤的研究已经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但是大量的研究并不能反映自杀和自伤的全球分布,以及亚洲自杀中的60% (Armitage, Panagioti, Abdul Rahim, Rowe, & O’Connor, 2015)。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英国亚洲年轻女性的自伤发生率正在增加。“文化冲突”和亚洲文化的解释在临床心理学研究中作为致病因素是十分普遍的(Marshall & Yazdani, 1999)。对于男性,文化适应压力与自杀想法相关,歧视的压力与自杀想法和自伤行为都相关。对于女性,家庭使用药物压力与自杀想法相关,适应压力、家庭使用药物压力和移民压力都和自伤行为显著相关(Cervantes, Goldbach, Varela, & Santisteban, 2014)。
在文化认同发生改变的时候,文化适应作为一个过程在少数民族群体的精神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介绍了亚洲文化认同时间表,表明它在一个文化适应调查和故意自伤上的使用,并得出结论文化适应在特定领域和自伤相关(Bhugra, Bhui, Desai, Singh, & Baldwin, 2000)。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各个不同的社会文化对各自社会中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社会要求,尤其是在东方社会中,社会对个人的规范要求更为严格,这种要求或多或少都会对社会中人的健康生活有一定的影响。而移民家庭的文化适应更是当代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文化适应对移民者的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与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主义,中同文化强调道德规范与社会人际关系,而青少年时期正是自我意识萌发的时期,因此,中国青少年更容易面临外在要求与个人内在需要之间的冲突、冲突程度也会更加剧烈。从这个角度说,自伤作为一种应对方式,有可能在中国青少年中的发生率高于西方。
有文献显示在女同、男同、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LGBT)人口中有自伤增加的风险,在这些人中对自伤脆弱性有贡献的特定因素。与普通人群相比,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人群有较高的自伤风险,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LGBT)人群的特殊和一般的风险因素加剧了这种高度的脆弱性(Jackman, Honig, & Bockting, 2016)。东西方研究在LGBT上有类似的发现,LGBT性少数者在很多方面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相比于一般人他们的伴侣也相对不那么稳定、来自家庭朋友的社会支持相对可能更少,这些可能都会致使这类人有更高的自伤发生率。
研究者和他的同事鉴别出哥特文化自我认同和自伤之前有关,他们不仅发现了这个预测联系,他们还报告了在哥特认同和未来的自伤和抑郁之间有反应联系。整体来看,这些发现表明认同自己为哥特亚文化一员的青少年抑郁和自伤的风险较高。与没有哥特自我认同的年轻人相比,有点自我认同为哥特人的青少年在十八岁时的临床抑郁得分是其1.6倍,极度认同为哥特人的人是其3倍多;结果与自伤的情况相似(O’Connor & Portzky, 2015)。
另有研究指出认同为哥特人的年轻人抑郁和自伤的风险可能增加。虽然在哥特群体中有一些同伴蔓延现象存在,但是研究的观察发现还不能表明成为一个哥特人就增加了自伤和抑郁的风险,但可以与哥特群体的年轻人合作去识别抑郁和自伤风险增加的人并且提供支持(Bowes et al., 2015)。
有研究表示媒体关注的25个明确地把自己认定为哥特人的年轻人中,几乎有8%的我们的代表性样本在不同程度上认同哥特亚文化,而且他们伤害自己的可能性是其他参与者的3~4倍。通过采用定量研究丢失了情境因素,研究者认为哥特群体里的自伤的高发生率只是类似于整体修正的一种装饰形式(Young, Sweeting, & West, 2006)。
4. 未来展望
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对青少年自伤的各种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深入,而国内在青少年自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是现实生活中青少年自伤行为又比较常见,所以这就促使我们要积极关注国内青少年自伤的相关研究。
结合国外已有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个体自我形象(Andersson, Tannå, & Nordin, 2013)、特殊精神障碍(Norman & Borrill, 2015)等方面来探索国内青少年的自伤行为的差异以及从提高个体自我形象等角度减少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产生。
另外,青少年正是生活在学校和家庭之间,从这方面考虑可以强化青少年家庭、学校和同伴的作用以识别和减少青少年的自伤行为,从父母的合理期望、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和谐的同伴交往等方面给青少年以情绪支持和鼓励,帮助青少年保持自尊,减少自我伤害行为的发生(Callum, 1993)。
除此以外,近年来外来文化冲击着中国青少年,接触到更多元的文化,在中国青少年中LGBT人口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对比国外已有的研究,这个群体的风险因素加剧了其自我伤害行为发生的可能性(Jackman, Honig, & Bockting, 2016)。另外,哥特文化逐渐进入中国青少年的视野,青少年之间的相互比较、模仿心态促使这个群体内的个体抑郁和自伤的风险较高(O’Connor & Portzky, 2015),因此这些亚文化群体内青少年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
再者,以往的研究更多的关注中国人或者亚洲人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适应引起的自我伤害行为(Marshall & Yazdani, 1999),但是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人们工作、学习在中国,相比较于中国人在西方国家的文化适应问题,这部分人在中国文化中工作学习是否也存在文化适应引起的自我伤害行为的增加,也是国内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