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城镇居民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0年仅有2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地区,如今城镇人口比例已成倍增长。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正是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但是由于户口制度的限制,极少的流动人口可以获得城镇户口,享受相应的福利,其余只能成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与此相伴的是随父母迁移进城的儿童数量的快速增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全国流动儿童已达3581万,占全国儿童总量的13% (2014年国家统计局)。这些情况说明流动儿童已经成为了城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其心理问题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流动儿童是指7~15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城市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则是指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迁移入城市后,他们可拥有的与教育相关的软硬件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会有极大的提升,但家庭外部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也会导致某些权益的丧失。有研究表明,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其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 [1] 。这些因流动产生的压力和挑战引发了流动儿童对自身社会身份的探索。埃里克森主张认同或者同一性的获得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关键任务,因此身份认同的发展是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促进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认同与社会身份认同
认同这一概念内涵非常的丰富,在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中有不同的侧重点。赵静梳理了大体上现有的三种相互区别的取向——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理论,斯特莱克等人的角色认同理论,Tajfel等人的社会认同理论:自我同一性理论强调的是自我内部的构建和整合,角色认同理论强调的是我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对自我的界定,而社会同一性理论是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认同 [2] 。详细地说,前两种理论都很好的回答了“我是谁”的问题,自我同一性理论主张个体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整合,每个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任务,青少年向成人过渡的核心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实现。角色认同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的角色位置来知觉自我、界定自我。人们不断地与他人交往中获得特定的角色,个体根据这些角色形成自我的观念,并且在特定情境下特定角色规定了自我的言行。社会认同理论旨在探索回答“我们是谁”的问题,即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文章所讨论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问题的本质是流动儿童的个体水平上的群体水平认同,即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属于哪些群体。因此从自我同一性理论与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下比较契合研究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路。
个体的身份是由主体自身和客观社会共同来建构的。主体自身建构身份可追溯到自我同一性理论。埃里克森提出自我同一性的渐成观,青少年期会选择或摒弃童年期时的认同并协调自己的兴趣、价值等逐渐获得一种新的结构即同一性,这一过程需要经历探索和承诺两个过程。同时,同一性的形成依赖社会界定青少年的方式,拥有他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形式成为自己的意识。马西娅进一步进行操作化,提出四种状态:自我同一性达成、拒斥、分散和延期偿付。除此以外,人们采用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群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身份,这种依据社群成员资格来建构的身份则被称为社会身份。最初,社会认同理论的提出者Tajfel采用了最简群体实验范式去观察群体行为(资源分配情况),结果发现被试虽然与同组成员素不相识并不曾有面对面的互动,但还是分配给同组成员较多的资源。这说明分类使被试产生了认同,引起给内群体较多的资源和正向评价。在此基础上Tajfel等人进一步进行研究并提出社会认同理论,定义为“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它区别于对个人特点的认同,是一个社会类别全体成员得出的自我描述。其强调的是个人首先通过范畴化将自己归属到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在群体成员身份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认同。并且提出,社会认同是由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原则建立的,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建构自己与他人的身份,完成内外群体的划分并根据自己被归类的类别群体所具有的属性来定义和调整自己的行为。
3. 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现状
在中国的时代背景下,流动儿童建立何种的社会身份认同?白文飞认为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是复杂、受诸多因素影响的,主要体现在儿童自身、学校和社区居民三个影响方面,其在北京市的调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主观身份认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即在城市和农村两种身份之间徘徊 [3] 。后续研究印证了这种“徘徊”,刘杨修订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量表(简称MEIM量表)对北京市的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进行考察发现流动儿童群体对“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感较为模糊,仅有18.9%的流动儿童认同“老家人”身份,69.9%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 [4] 。由此可见,流动儿童对于身份的认同是边缘且模糊化的。对于这种现象,石长慧做出解释:流动时间较短的儿童因先赋性的户籍制度与后致性的农村社会化记忆更加认同“农村人身份”,随着城市的生活时间增加,后致的文化维度作用愈发突出,流动儿童会质疑自己农村人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不是单一且静止的,而是在农村和城市两极之间变化 [5] 。
石长慧认为,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社会化过程中获得了制度性的农村人身份和文化性的城市人的二元身份。雷鹏根据本土化特征提出在个体层面上流动儿童将面临着三类可变动性的身份:制度性身份、社会表征身份和心理社会身份,将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划分为四种类型,按照身份认同水平的高低依次为:达成型、混淆型、边缘化、沉浸型 [6] 。
3.1.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测量工具
已有的测量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的测量手段有观察访谈法、自编调查问卷、修订国外量表等。例如,张东辉针对就读于北京公立小学的4名流动儿童进行深入观察访谈,重点关注其对身份认同和适应策略选择的主动性 [7] 。
程慧娟采用单项选择题进行询问,例如选择“城市人”表示同化,选择“农村人”表示分离,选择“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表示边缘化,选择“是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结合体”表示整合 [8] 。
苏文编制《流动儿童身份认同问卷》,维度有能力知觉、信息获取、积极情感、行为倾向以揭示流动儿童城市角色认同的内部结构 [9] 。雷鹏依据自我同一性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编制了《流动儿童身份认同问卷》,有三个维度分别是身份探索、身份评估和身份适应。该问卷信效度良好普遍应用于之后关于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中,例如林铮铮在流动儿童心理资本、社会身份认同与学校适应性的关系研究 [10] 、江俊颖关于身份认同在本土化人格特质与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中介作用研究 [11] 、俞晨晨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身份认同及对合作行为的影响研究 [12] 等等。
刘杨修订Phinney等编制的MEIM量表使其符合中国流动儿童群体的特点。后陈阳在此基础上对MEIM-R进行中文修订得到《多族群认同量表中文修订版》,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能有效测量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 [13] 。
3.2.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后果与影响因素
白文飞提出身份认同良好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标志。有关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后果的研究也侧面印证了这一事实:矛盾的社会身份认同影响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与适应性的发展,间接阻碍其良好的社会融合。流动儿童对其的城市身份认同能显著正向预测其同伴关系,其中自尊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14] 。针对上海市692名流动儿童的研究表明社会身份认同水平影响流动儿童的群际信任和合作行为,认同水平越高,群际信任水平越高,从而导致合作行为也就会越多。秦建对郑州市流动儿童的调查研究发现大部分流动儿童社会认同模糊,且自尊、学校适应性与正常儿童相比处于劣势 [15] 。另一项针对福州两所中学的流动儿童研究发现社会身份认同在心理资本与学校适应性中起中介作用,高水平认同有助于促进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性水平、社会适应水平。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个人心理品质、学校类型、年级以及父母受教育水平、家庭条件等因素均会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社会身份认同受个体内部因素影响,积极的心理品质有利于认同感的发展,进行正确合理的自我和社会认知。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对老家身份的认同感要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 [16] 。骆洁对于贵阳市189名流动儿童研究表明父母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的流动儿童在身份认同上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父母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下的 [17] 。邓宇针对大理和昆明7所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的1080名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高年级、进城时间长、父亲文化程度高、家庭经济状况良好、周围居住环境优越、学习成绩好正向显著影响认同水平 [18] 。
3.3. 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的改善对策
现有的研究在对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后果与影响因素的探讨基础上已提出了相对应的改善对策,现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针对流动儿童自身的心理辅导方面,配备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和心理辅导手段,及时引导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提高流动儿童自身心理素质,促进良好人格发展;其次,针对学校的学生管理方面。通过开设课外活动、互帮互助等形式促进本地儿童与流动儿童之间的交流,消弭歧视与偏见,创建平等自由的校园文化;最后,社区及教育管理部门方面,通过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让本地居民减少排斥快速接纳流动群体等等。
4. 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研究的不足
有关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研究的不足有三点。首先,测量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研究工具不统一,测量工具的不一致使结果不能进行比较。现有研究部分是修订国外已有的身份认同量表,部分为自编问卷。其次,根据研究目的进行编制的问卷其理论依据和测量标准存在差异,评估指标不全面。而直接利用单项选择题进行询问则不灵敏,缺乏信效度。最后,在流动儿童取样方面较单一,现有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现状的研究对象多是小学、初中或高中在读,随农民工父母从农村流动到大城市的汉族流动儿童。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民族融合、城乡合并,也有不少少数民族流动到汉族聚集的大城市。与普通流动儿童相比,少数民族儿童多一层少数民族身份,他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同样意味着从少数民族聚居地流动到汉族聚居地,脱离少数民族文化氛围,这可能会对其社会身份认同的发展产生不一样的影响。对于现有研究成果而言,不能完全推广在少数民族流动儿童这一特殊群体上。但目前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非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的差异甚少受到关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对实现“民族和谐”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5. 未来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展望
鉴于前文所述的研究不足之处,可针对研究对象方面提出新的思路,即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会如何构建社会身份认同?自我同一性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后,在种族问题上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发展。青少年民族认同发展的研究理论背景正是源于这两个理论。对于研究对象而言,流动儿童与少数民族青少年是有交叉重合的部分,因此对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的族群身份与地域性身份应以同一种思路整合在一起。那么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流动儿童群体的一个小分支,不但有其群体原本流动时身份认同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而且还面临民族认同问题。在如今城乡融合的大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对于“我们是谁”会做出怎样的答卷。
民族认同,又称族群认同,同样属于群体水平上的认同,Tajfel最早认为民族认同是社会认同中的一部分 [19] ,从社会认同的定义中可以联系起民族认同的概念,即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认识到自己从属于某个民族,并认识到该民族身份带给自己的一种与民族相联系的民族情感和价值,但Tajfel没有从群体水平上对民族认同做出具体的界定。Phinney [20]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民族认同是个体参与本民族的活动和实践,并对民族产生归属感、产生积极态度、产生民族自豪感。根据马西娅的认同状态模型提出了族群认同的三阶段模型。该模型认为个体首先经历了对民族身份的不关心或者没有意识到民族身份的阶段(即混乱状态),其次开始积极地探索族群和民族身份对自身意义的阶段(即延缓状态),最后对自己所属的族群做出承诺,并理解民族身份对自己的重要意义(即完成状态),民族认同的完成则伴随着对所属民族的肯定和归属感。Phinney及其同事在此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开发了探索和承诺两维度的多民族认同量表(MEIM),成为在全世界多个国家测量民族认同时使用最频繁的工具之一。
参照以上理论思路和现有研究结果,对于少数民族流动儿童来说,群体身份可分为地域性身份和族群身份,例如城市人或是农村人,亦或是蒙族人等。少数民族流动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根据某些特征进行群体分类,例如班级里只有我一个蒙民族学生、我不是本地人等等。面对如此多的分类情况,少数民族流动儿童需要主动探索这些不同的身份,并在这一过程中理解这些身份带来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评价,完成自己的社会身份认同。
5.1. 地域性身份认同建构
前文所述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研究正是基于地域性身份认同的困境上进行的。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使我国分为了城市和农村两大块地域。农村户口是流动儿童自出生起获得的制度性身份。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后,流动儿童会不断地学习城市人的生活习惯,适应城市的节奏,慢慢由农村的生活向城市生活转变,成为城市人。在心理上一开始流动儿童都能意识到自己的制度性身份,但随着这种转变,流动儿童会有自己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困惑。一方面,虽然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与城市儿童趋向一致,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带来的影响会造成其与城市儿童的差异。另一方面,户籍的限制带来的歧视与不便也使流动儿童意识到自己与城市儿童不同。
5.2. 族群身份认同建构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现已面临着文化适应和文化认同问题,而民族认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首先,建构积极的民族认同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1] 。现有研究表明,民族认同是青少年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尊的重要来源,其对心理健康、社会文化适应等有重要影响 [22] 。其次,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作为从农村往城市迁移的群体,往往是从少数民族聚居地(例如回民区)迁移到汉族聚居地。这意味着民族文化环境的一个转变:从少数民族文化环境转变为汉族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跨文化背景下,正处于身份建构状态的少数民族流动儿童,他们的民族认同状况、会产生什么影响后果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