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众所周知,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1]。因此,若想将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让全世界更加全面、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各民族和谐共生的多元文化,就很有必要将少数民族文化准确有效地传播出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生动地记录了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精神审美,表达了各族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社会理想 [2]。中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能将各族人民的生活、情感、理想等有效地传达给世人,反映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精神气质及独具特色的审美价值,所以少数民族文学的译介工作刻不容缓。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学者越来越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其研究成果有各类专著、论文以及研讨会等。早在1980年,日本就有学者发表了一篇名为《打倒四人帮后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论述,该学者便是日本鸟根大学法文部教授西胁隆夫。他在大学任教期间还创办了刊登有许多介绍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家作品的杂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3]。1989年,日本“未来社”出版了《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选》一书,书中共收录了七个少数民族,八位作家的十一篇作品 [4]。同年,牧田英二也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边境文学:少数民族作家与作品》的专著。在日本,其是最先系统地评介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作品的专著 [5]。
尽管如此,我国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不胜枚举,所以这些成就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做出多方努力。将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译介出去。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情况进行梳理,针对其所面临的挑战提出积极的对策,以此推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一个更为全面的中国。
2.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情况
为了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出版情况有一个更为直观的印象,笔者通过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进行检索。但据笔者收集资料可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并未收录所有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本,有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虽然被翻译成了日语,但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中未能检索出来。如长期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牧田英二教授曾出版了《中国边境的文学》一书,该书一共介绍了我国25个少数民族的32位当代有名的作家及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6] [7]。
随后,将扎西达娃的7篇短篇小说与藏族作家色波的4篇短篇小说翻译成日语,并作为译作出版,书名为《风马之耀》。该书的出版让日本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两位藏族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
笔者通过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输入作家名字进行检索,发现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刊登在杂志上。如牧田英二教授将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译为《トプターリ》,将《白杜鹃》译为《白ツツジ》刊登在《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这本杂志上,小说家边玲玲的这两部作品均属于典型的“寻根文学”;牧田英二也翻译了满族作家赵大年的作品《西三旗》,同样也是刊登在《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这一杂志中。
由于文学作品刊登在杂志中,不能直观的找出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本,这便成了资料收集的一大难点。但尽管如此,为了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日译情况进行更为详尽的把握,笔者尝试了各种搜集方式,尽可能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本的出版情况进行列表综述(表1),列表中不仅仅包含发行的单行本,也包含发表在刊行物中的作品。此外,本文将既属于现代也属于当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如:老舍、牛汉)列入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行列。
由表1可知,有14个少数民族34位作家的143篇作品被翻译成了日语,且译文出版时间多集中在20世纪80、90年代,合计90篇,占全部译文的63%,这表明日本在这期间掀起了一股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翻译的热潮。列表中一些作品的日文版有多个版本,如牧田英二、川口孝夫与梶田理絵他三位译者先后翻译了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琥珀色的篝火》这一作品,并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发行。满族作家老舍的《骆驼祥子》均被飯塚朗、 中山高志与竹中伸这三位译者先后翻译过,同样也是由不同的出版社进行出版发行。
据统计,截至2017年9月,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现有3500多人,而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中少数民族会员早在2012年就已超过了5000人,所以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量现在应是一个更为可观的数字 [8]。有些民族仅仅只有一两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被译为日语(如朝鲜族、佤族、卑南族、壮族、白族、苗族、土家族、蒙古族),且就算该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被译为日语了,其数量是少之又少。如彝族作家吉狄马加除了《身份》这一作品外,还创作了《一个彝人的梦想》、《初恋的歌》、《吉狄马加诗歌选集》、《秋天的眼》等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尽管如此,却仅有一部作品被译为日语。大部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现状也是如此,作品虽多,却很少被译为日语。由此可知,作品被译为日语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数量远远是不够的。再者,作品被译为日语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主要集中在藏族和满族这两个少数民族中。藏族作家主要是阿来、扎西达娃与色波这三位作家,而满族作家作品译作较多的则是老舍和舒乙这两位作家。为使外界了解我国丰富多彩的各族文化特色,今后的译介工作还应扩大作家的族别种类范围,尽可能将各族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译介出去,
其次,从译者身份来看,大部分译者为日本汉学家。其中最为突出的译者要属牧田英二先生了。正如前面所述,牧田英二先生长期都在关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动向,同时也在该领域取得了巨大的研究成果。据表1可知,牧田英二先生翻译了藏族作家阿来、扎西达娃和色波的作品,土家族作家蔡测海、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及满族作家边玲玲、赵大年等五个少数民族八位作家的40篇作品,且均是刊登在日本本土的苍苍社这一刊物上。据笔者查阅资料可知,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有兴趣的日本汉学家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行翻译,其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山口守与牧田英二这两位教授。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日本汉学家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翻译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也许是造成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作品一直未被翻译成日语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把这种偶然性变成必然性也将是今后我国推进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走出去”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里,不可否认的是爱好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日本汉学家的确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日本市场,让更多的日本读者了解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加深对我国的认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再者,由表1可以看出,有些作家作品的翻译有专门的译者。如列表中卑南族作家巴代的作品均是由鱼住悦子翻译的;回族作家陈村的作品均是由飯塚容翻译的;满族作家边玲玲的作品均是由牧田英二先生翻译的。结合当代文学作品的译著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某些译者会选择特定的某一作家作品进行翻译。如此一来,特定的翻译家在翻译特定的作家的作品时较之于其他的翻译者来说,翻译质量更高,译本更能正确的、有效的传达原文的信息与内涵。译者也会在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结合受众者的心理,将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传达给受众读者。从这一方面来看,此种翻译模式是值得推崇的。
最后,从出版社来看,143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多由苍苍社、早稻田大学出版社、JICC出版局和未来社出版。其中刊登在苍苍社这一刊物上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文有21篇,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有15篇,JICC出版局有14篇,未来社有10篇。占比情况依次为:15%、10%、10%、7%。对以上四家刊物进行进一步剖析可以看出,未来社发行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均是由川口孝夫翻译的。四家刊物共发行了60篇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文,除未来社这一刊物外,其他三家刊物均刊载了由汉学家牧田英二所翻译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译文,共计42篇,占总译文的2/3以上。该数据结果表明:一方面,牧田英二先生作为长期致力于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日本汉学家,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对日传播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海外出版社多会选择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翻译领域造诣高的日本汉学家的译文进行发行,尤其是长期关注并致力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日本汉学家。
3.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译介与传播的几点思考
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提升我国在海外的影响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从上述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本出版情况列表可知,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传播还有待加强。以下是笔者基于表1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对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在日译介与传播提出的几点思考。
3.1. 提高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视度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日译本数量还有待提升。再者,由表1可知,大多数的文学作品是通过刊登在杂志上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此种传播方式较为零散。这反映了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至今还未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一些高质量、展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并未被翻译成日语,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日本对我国的认知。因此,一定要重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海外的译介与传播,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日译建立一套完备的体系。此外,多数人认为翻译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比较容易,但事实却不然。如藏族作家阿来,其母藏族人,其父是回族人,而他自己生活在大渡河上游的嘉绒藏区,特殊的家庭环境与生活环境造就了既懂藏语也懂汉语 [9]。因此,阿来的小说多是用汉语而非藏语书写的。但尽管如此,《空山》的译者山口守教授也会因作品中藏区所特有的物品翻译向阿来进行确认。由此表明,即便是著名的日本汉学家在翻译用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时,也会存在一定的翻译瓶颈。与此相对,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编写而成的少数民族作品,将其翻译成日语更是难上加难。那么,对于这部分用少数民族语言书写而成的文学作品应采取何种翻译态度呢?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在谈及到自己作品外译本比较少时曾说:“越是不翻译,越是译者不了解你,越是不了解你,就越是不被翻译” [10]。由此可知,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不翻译是一种恶性循环。这也是导致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即便很有价值也没有日译本的原因所在。不得不说我国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尤其对使用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作品的不翻译、怕翻译是造成我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日译本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此,我们不得不提高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译介的重视度,要看清中国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比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因此,对于难以翻译的少数民族作品,要尝试着去翻译。切勿采取不翻译的态度,以至于形成一种翻译的恶性循环。
3.2. 加强多语人才的培养
我国当代作家的写作充满了强烈的地域特色,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更是如此,其地域色彩更加的浓厚。如上述提到有名的日本汉学家山口守在翻译阿来作品时,也常常会因为一些词汇而发愁。那么,对于那些用少数民族语言书写而成的文学作品,能否被有效地翻译并受到目的语读者的青睐呢?这就关乎到译者的翻译水平了。长期以来,我国就缺乏既精通少数民族语言又精通外语的双语翻译人才 [11] [12]。所以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对外译介中,很少出现译者直接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为外语的情况,大多是先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再将汉语翻译为外语,实际上这属于二度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原文本独特的语言特点与想要传达给受众读者的少数民族文化独特的魅力是否能准确有效地展现出来呢?这值得我们深思。所以对于用少数民族语言母语来书写的文学作品来说,精通源语与目的语的人是最合适的翻译者。因为翻译并不是单纯地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更重要的是要将其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准确有效地传达给读者。笔者经查阅资料可知,尽管有很多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很优秀,但由于日本学者对其比较陌生,而且像阿来这样能与自己的译者开展对话的少数民族作家更是凤毛麟角 [9]。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译者翻译少数民族作品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且仅仅依靠日本汉学家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对中国本土翻译人才的培养,培养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准的多语人才,通过翻译的方法提升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树立海外形象,向世界展现我国少数民族自身多姿多彩的风貌。
3.3. 利用多元化渠道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海外市场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想要在海外市场有一席之地,切不能忽略对其进行大力推广。虽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状却是我国对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关注度还不够高 [8]。想要世界了解完整的中华文化,就必须健全对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介环节的大力支持,增加相关资助项目。
由表1可知,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主要是由日本出版社出版或刊登在杂志上,输出渠道过于单一,这必然导致输出效果不理想。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各种新媒体的出现都是推介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渠道,新闻、广告、电视、电影、广播与网络等数据平台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推介作用是很重要的。在我国,很有必要时时刻刻关注日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出版的动向,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争取将有价值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推向海外市场。
4. 结语
作为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其对外译介效果是评判中华文化是否真正实现“走出去”的标准之一。但目前我国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对外译介的忽视是毋庸置疑的,这与提倡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一时代背景是不相符的。因此、当务之急是要通过提高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译介的重视度、加强我国本土多语人才的培养以及利用多元化渠道积极主动地将中国优秀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推介出去,在海外树立专属自己的品牌,以此提升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在海外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少数民族文学爱好者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中来。唯有提升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对外译介的关注度,大力推介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进入海外市场,才能让全世界认识到真正的中华文化,也即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