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无政府主义是在辛亥革命期间出现的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许多革命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师复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在中国无政府主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拟对师复及其无政府主义思想主张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探析,以对辛亥革命后无政府主义的发展有更多面相的了解。1
2. 师复及其对无政府主义的转向
师复,原名绍彬,字子麟,学名绍元。后因立志反满,光复故国,故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后,改名师复。2他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曾赴日留学,与俄、日虚无党人接触,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向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开始革命活动。1907年在广州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失败被捕入狱。在狱期间,研读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关注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情况,并与相关无政府主义人士取得联系,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研讨。1909年获释出狱后,曾赴香港与朱述堂等组织“支那暗杀团”,策划暗杀政府要员活动。辛亥革命后,革命形势的逆转给师复以很大的刺激,转而宣传无政府主义。1912年组织“晦鸣学舍”,建立起中国国内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正式组织。并先后组织“心社”、“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等,向时人积极宣传其无政府主义主张 [1] 。师复毕其一生宣传无政府主义,至死也未打破他的信条,成为清末和新文化运动之间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领军人物。
辛亥革命前后,是师复思想发生转变的重要时期。耿云志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人们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民初政治的失望,想从思想文艺上为今后的政治改革打下一个较好的基础。 [2]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取向,面对革命后的政治现状,他们选择的是一种失望后对政治的迂回路线。日本学者竹内好也认为,“在那时,那些对辛亥革命失望的年轻知识分子,却在精神方面郁积了远离政治的反传统意识。 [3] ”显然,师复选择的不是这一种取向,而是另一种在当时较为激进的道路。师复的弟弟刘石心回忆:“在杭州环境比较安定,他有时间去思考自己碰到的那些问题,并经常与同志谈心,交换看法……他看到社会上和新政权中的一些问题,便对政治产生了厌恶情绪,认为任何政府和官吏都是不好的,要想消灭这些弊端,只有搞无政府主义。 [4] ”
在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中,师复曾经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流过血,可是革命后的新政府一开始就暴露了种种黑暗腐败的问题,一些曾经站在革命前列的革命党人也卷入了新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中。这些似乎都在向师复表明无政府主义是正确的,政治和权力在任何时代任何政府都是罪恶的 [5] 。或许就是在这种对革命的失望之中,师复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从1912年至1915年,刘师复发表了大量宣传与探讨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思想和观点。
3. 师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
在辛亥革命后的两三年间,师复等创办了《晦鸣录》和《民声》杂志。3其在该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和主张,形成了师复主义。其对无政府主义的看法如下:
师复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统治,反对强权政府。他说,“吾人饥则食,寒则衣,能耕织以自赡,能筑室以自安,能发明科学以增进社会幸乐,无取乎政府之指挥也,亦无需乎政客之教训也。自有政府,乃设为种种法令以绳吾民:一举手一投足,皆不能出此网罗陷阱之中,而自由全失。” [6] 在他看来,“政府果何自起乎?曰起于强权。” [6] “政府者,名为治民,实即侵夺吾民之自由,吾平民之蟊贼也。吾人有自由生活之权利,有个人自治之本能,无需乎强权之统治者也。 [7] ”
师复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在《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一文中,师复对无政府共产主义、集产主义、独产主义等无政府派别进行了区分,认为另外二者皆无政府党所不取者,无政府党常自标其主义曰“无政府共产主义” [8] 。在答耑任的回信中,他说,“余按克氏学说,始终皆主张无政府共产主义。”“克氏尝曰:无政府党对于社会主义则主张共产,对于政治组织则主张废绝政府。一如克氏之意见,以为无政府党必主张共产。” [9] 师复无政府主义的核心观念是绝对自由。在他构建的无政府社会中,首先要“无一切政府。无军队警察与监狱。无一切法律条规。” [10] 其次,“废绝财产私有权。无资本家与劳动家之阶级,人人当从事于劳动。” [10] 再次,“废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结合。废去一切宗教及一切信条。学校教育采用万国公语,以渐废去各国不同之语言文字。” [10]
师复认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途径和手段为“传播”(包括报刊、演说、学校等)、“激烈行为”(包括抗税、抗兵、罢工、罢市、暗杀、暴动等)和平民大革命(即世界大革命) [10] 。同时,师复也注意到要与工团组织的结合。他在《上海漆业罢工风潮感言》一文中,阐述了他的工团主张,认为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地位,“第一须增进工人知识”,“欲增进工人之知识,又不能不先有团体”,鉴于“工人知识幼稚,一时尚难显出此作用”,故要“多设平民学校”,以使“工人之自觉心发生,然后乃可以与资本家抗争矣。” [11] 据邓中夏记载:师复“在广州首创理发工会和茶居工会……无政府党对于工人的影响,的确延长十余年,特别在广州,一直到一九二五年。” [12] 由此获知,师复的工团理论有所实践,并为后来无政府主义者进行工人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师复在宣传其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同时,也对其他社会主义派别进行了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批驳对象是孙中山和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师复认为,孙中山和江亢虎虽自称社会主义,实际他们所言皆社会政策。他指出,孙中山“惟心醉亨利佐治之学说(即单一税论)”,“误认社会政策为社会主义,复误认社会政策之所谓国有事业,即为社会主义之资本公有”,“然亨氏之单一税论,乃一种之社会政策,而非社会主义”,“所谓资本公有者,乃取回生产机关操之劳动者之手,由劳动者自使用之非如国有事业,以国家为资本主劳动者服役于国家无异其服役于工厂主比也”。“孙氏之所谓社会主义,不过国有营业专征地税之两种政策而已” [13] 。对于社会党人江亢虎,他认为“江氏不主张生产机关公有,不主张废私产,违背社会主义之原则,故江氏所主张非社会主义。江氏对于政治主张限制军备,采用单税;对于产业主张营业自由财产独立,皆属国家的社会政策,故决不能窃社会主义之名。” [14] “江氏之社会政策则更每下愈况,尤不足以列于社会主义之林也。” [15] 从师复对孙江二人的批判中可以看出,他在坚持自己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时,并不排斥社会主义,并希望社会主义在中国之初,能为国人真正理解,而不被扭曲。
4. 趋新下的积极和空想
无政府主义所以能在一定时期深深吸引中国先进知识者,在中国思想界和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广泛影响,或许有其历史必然性。晚晴时,当时学人对西方政治制度难免抱有一些幻想的成分,然而民国后,真正实施议会形式的民主制,反倒出现不理想的状况。罗志田认为,“对当时的多数人来说,民初的几年实践似乎已证明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这是后来革命性的政治取向越来越流行的语境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复兴,以及苏俄式共产主义的引进,都是这个新趋向的逻辑发展。” [16] 在此前提下,师复主张的排斥任何形式的国家和政治组织,提倡自由主义,不仅满足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饥渴,更为重要的是,引起了他们强烈的思想共鸣,重新焕发起一种新生的理想与勇气。如李维汉后来所回忆那样:“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远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17]
民国初年,师复的无政府主义算是当时的新思潮的之一,但他的主张也因为过于的趋新而显得不切实际。罗志田注意到,“近代影响中国人最深的西方思想可能要数进化论,而进化论本身恰具有强烈的厚今薄古和尊新斥旧的倾向。在此倾向影响下,中国士人不但要求变趋新,而且是愈新愈好;不但要学西方,而且要学西方‘最新最好’的东西,甚至要想在趋新一面超过西方。” [18] 师复似乎也有这种倾向,他主张废除一切国家政权形式,反对任何性质的政府,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些看似新的进步的主张,却忽略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只能是一种空想的美好愿望。
在推行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师复也十分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他宣称“破现社会之伪道德、恶制度,而以吾人良心上之新道德代之。” [19] 同时他坚守“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轿及人力车,不婚姻,不称族姓,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不入政党,不作海陆军人,不奉宗教” [20] 的十二社约。师复可以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身体力行,却忽略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这些社约和接受这种新道德的改造。其对道德和人性的期待,沉浸在自己乌托邦的幻想之中,却不知这不过是脱离现实的空想。
5. 余论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舞台上,一度担任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对师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民初思潮的发展演变。民初政治实践的不理想是当时学人努力探索新道路的重要动因。这一时期,无政府主义无疑大放异彩。随着1915年师复在上海病逝,无政府主义者才逐渐散去。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无政府主义才在中国的历史洪流中被淘汰。尽管如此,师复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和工团理论的运用也为后来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借鉴,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通过对师复思想主张的简要探析,我们或可对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实践和学人探索有更多面相的了解和体认。
NOTES
1有关师复无府主义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类通史著作中都有相应的论述,但专门研究并不多见,主要论文有:孙建华、蒋明敏:《“无政府主义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鲁法芹:《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评析——兼论师复对民生主义的诘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4期;嵯峨隆:《民国初期的无政府主义——以师复的思想为中心》,《民国研究》2009年第2期;刘贵福:《刘师复社会主义思想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这些研究多是论述师复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师复自身思想转变方面,还有一定拓展的空间,此为本文写作之出发点。
2师复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使用过多个名字,其在人生最后阶段最为认可的名字是师复。1912年7月其与莫纪彭等创立“心社”,制定了属于“个人进德”性质的十二条社约,其中有“不称族姓”一条。从此之后,刘思复不再称自己的姓氏,改名“师复”。当时有人与他通信,在其名字之前冠以姓氏,师复马上去信纠正。为了表述方便,本文统一以师复称之。
31913年,师复等创办了《晦鸣录》杂志,《晦鸣录》是“民之声”,以“令天下平民生活之幸福”为宗旨。《晦鸣录》出版两期后被广东都督济光查禁,于是师复亡命澳门,《晦鸣录》改名《民声》继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