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进展  >> Vol. 9 No. 4 (April 2019)

双一流背景下让学生认同校区能促进公平吗?——群体认同、社会比较与相对剥夺感
Would Identifying with Located-Campus Facilitate Fairness within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DOI: 10.12677/AP.2019.94091, PDF, HTML, XML, 下载: 268  浏览: 423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杨国亮*:广州航海学院航运经贸学院,广东 广州;吴伟炯*: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王志华*: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澳门;王瑞明*: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东 广州

关键词: 双一流社会比较倾向群体认同相对剥夺感“Double First-Class”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Group Identific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摘要: 双一流建设不仅需要宏观层次的战略思考,也要关注微观层次的主体反应。其中不同类型高校(双一流vs非双一流)、不同校区(主校区vs分校区)大学生的相对剥夺感会对一流人才培养产生消极影响。通过对两所多校区高校362名大学生调查发现,二者都存在分校区学生的相对剥夺感高于主校区学生的现象,并且非双一流高校分校区学生比双一流高校分校区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更强;提高学生的群体认同有助于降低相对剥夺感;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的负向关系受到了个体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发现有助于为促进双一流背景下的教育公平和提高多校区管理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Abstract: “Double First-Class” program not only needs macro level strategies, but also main participants on micro levels. Relative deprivation may affect first-class educations negatively for different kind of universities (double first-class vs non-double first-class) and their students in different campus (main vs branch).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362 students from two multi-campus universities, it shows that students in branch campus especially in non-double-first-class university branches have more relative deprivation feelings than those in main campus. While the group identification among students may be helpful for declining th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this negative relationship is moderated by 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These finds may contribute theoretic guidelines on the micro level for “Double First-Class” strategies and multi-campus management.

文章引用: 杨国亮, 吴伟炯, 王志华, 王瑞明 (2019). 双一流背景下让学生认同校区能促进公平吗?——群体认同、社会比较与相对剥夺感. 心理学进展, 9(4), 739-749.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4091

1. 引言

“双一流”建设是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如何有效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将是双一流研究和建设不可回避的议题(张笑予,冯东,2018)。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进教育公平,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只有各类高等学校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竞相发展,国家的整体高等教育质量才能显著提升(王文礼,2012)。当前有关双一流建设的研究,涉及历史延续(车如山,邢曙,2017)、路径演化(潘军,2018)、战略内涵(冯用军,赵雪,2018)、国际经验(郑浩,刘贤伟,2018)、精神理念(章维慧,殷学东,2018)等不同主题,成果丰硕。只是这些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层次,以理论分析为主,较少涉及微观层次(特别是受教育主体),且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有学者提出,双一流建设在宏观上应该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刘海峰,2017),在微观上各高校应全员参与,主动作为(别敦荣,2018)。与此同时,多校区办学模式广泛存在,比如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部都有多个校区分布。尽管校方为保障各校区之间均衡发展,试图通过人员安排、硬件配备等多个环节予以完善,但多校区办学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如校园文化建设、学生心理归属等等,甚至负面影响较为突出,比如学生情绪枯竭、倦怠、应激、缺乏归属感等(Awé et al., 2016;陈荣荣,宋广文,2017)。已有研究指出,不同校区(特别是分校区)学生的反应模式也存在差异(Elsom et al., 2017),且分校区学生更容易发生心理问题(宋晓东等,2013)。

为推进教育公平,并着眼于完善人格、培育人才的工作目标,我们将研究焦点放到相对剥夺。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RDT)认为,个体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并产生相应的认知、情感与行为(Callan et al., 2015)。由相对剥夺感所引发的消极结果,特别是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已为众多研究所证实(Smith & Pettigrew, 2015;高峰强等,2017)。然而,针对不同校区之间大学生相对剥夺感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降低不同校区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提高感知公平,是双一流背景下多校区办学高校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双一流背景下不同类型多校区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受教育主体角度考查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之间关系,以及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作用,在理论上可以丰富群体认同–相对剥夺关系研究,在实践上可为双一流背景下多校区治理研究提供参考建议。

2. 理论回顾与假设

2.1. 双一流背景下多校区高校大学生的相对剥夺感

多校区办学是高校规模扩张的一种表现,而双一流建设更加强调高等教育从外延性扩张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变。多校区办学模式是运用技术手段使教育能够在多个远距离校区之间顺利实施的办学方式,其作用体现在提高教育资源覆盖、促进跨专业教育等四个方面(Awé et al., 2016)。而我国高校多校区设置历史上主要基于政治战略、经济转型等多重动因(史秋衡,康敏,2017),使得我国多校区大学划分为自我扩展型、合并重构型等不同类型(沈红等,2001),由此也导致不同校区学生之间出现了诸多差异。由于我国教育市场发展不足,依赖政府行政力量进行计划资源配置仍然是主导模式,由此导致双一流高校要比非双一流高校在政策、身份、资金等方面占有更大的优势(潘军,2018)。一旦被列入双一流的名单,随之就会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和声望资源(王洪才,2017)。双一流建设除了宏观上对公平与效率的讨论之外,微观上应当注意不同类型高校不同校区学生心理上发生的共振变化。推理可得:

H1:非双一流高校学生的相对剥夺感要高于双一流高校学生。

国外研究发现,尽管学校从师资配备、课程协调、技术支持等多方面保持各校区平衡一致,但主校区学生却比分校区学生具有更高水平的疲劳、倦怠、情绪枯竭和挫败感(Ried et al., 2006)。在Awé等(2016)等研究的两所高校中,一所高校分校区学生自我效能感比主校区学生要高,压力水平比主校区学生要低;而另一所高校主校区与分校区之间差异不显著。Elsom等(2017)发现分校区学生对其在分校区的学习经历评价更为积极,对师资配备、师生关系等方面普遍感到满意,甚至,与Ballantyne (2012)研究相类似,在分校区的学生中还出现了“主人翁”意识。与之相反,国内研究则普遍认为,分校区的发展程度与主校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龚梅琳,杨杰,2017),分校区学生的归属感更低(陈荣荣,宋广文,2017)。本文在前期研究也发现,非双一流高校学生的相对剥夺感要高于双一流高校学生,而且都存在分校区学生高于主校区学生的现象。为检验该结论的稳健性,提出如下假设:

H2:多校区办学模式下,分校区学生的相对剥夺感高于主校区学生。

2.2. 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感是个体(或群体成员)与参照对象相比而对自身(或群体)不利地位的主观感知。由于社会认同理论与相对剥夺理论在群际关系研究中占用重要地位,吸引了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Grant et al., 2015; Schmid & Muldoon, 2015)。RDT认为相对剥夺感是一个复杂的认知情感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Smith & Pettigrew, 2015)。熊猛和叶一舵(2016)将其归纳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个体特征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三大类;其中,个体特征变量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格特质、归因方式、社会认同等方面。Sen和Pal (2013)发现,在降低个体相对剥夺感的5条路径中,社会认同的作用最显著。若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高,则个体对内群体的偏好程度增强。在高认同个体的自我概念中,群体性与社会性越发凸显,就会越倾向于以群体成员的身份行事(殷融,张菲菲,2015)。高认同个体为维护群体形象和自尊,避免不利因素的影响,常常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群体的支持性信息或资源(Zagefka et al., 2013);不仅如此,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的关系十分复杂,Zagefka等(2013)将其概括为双重因果关系,其中,社会认同对相对剥夺的减弱作用已得到实证研究的支持。也有相关研究支持了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的负相关关系(Abrams et al., 1999)。

具体到本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若个体对所在校区的学生群体认同程度高,就促使个体更积极的看待其所属群体,也更愿意关注对本群体有积极作用的信息;由于高认同个体的内群偏好程度高,就会对不利于群体的负面信息更为痛苦,为避免这种消极体验,高认同个体倾向于对负面信息做出规避反应,反而更趋向于对本群有利的正面信息,由此导致高群体认同个体的相对剥夺感下降。污名理论及下行比较理论(Crocker & Major, 1989)也都表明,群体认同会使成员为维护群体自尊做出努力,促使成员对负面信息做出规避反应,以避免引起消极体验。据此推理,不管所在校区条件如何,如若学生对所在校区的群体认同程度高,其相对剥夺感就低。

H3:双一流背景下,多校区高校学生的群体认同与其相对剥夺感呈现负相关关系。

2.3. 社会比较倾向的调节效应

不论是相对剥夺感还是群际地位的感知不合理,都源自于社会比较过程。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源自一种基本动机,就是要改变自己的行为表现并缩小与他人之间的差距(Garcia et al., 2013)。社会比较倾向(social comparison orientation, SCO)就反映了不同个体在社会比较动机上的差异(Gibbons & Buunk, 1999)。尽管社会比较存在上行、平行和下行比较等不同方向的比较,但人们进行社会比较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和自我改进(self-improvement) (Wood, 1989),所以社会比较过程关注比较的内容和维度,以及价值期望与价值能力的匹配程度,然而这一过程取决于“个体中的群体”比较倾向或动机的水平(杨国亮,卫海英,2016)。并且SCO越高,对公平的敏感性就越高(Zhen & Yu, 2016),而对不利于群体的负面信息越敏感。相对于群体认同,个体的SCO更具有自发性、无意性和易得性(Gilbert et al., 1995),这就表现为:在同等的群体认同水平下,不同SCO的个体对同等相对剥夺的敏感性不同。

对于SCO水平高的大学生而言,当他们对所在校区的群体认同高时,心理授权(empower)更大,从而提高学生对于群体效能的信念(Ufkes et al., 2016)。结合Zagefka (2013)等对认同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的分析,如果学生的群体认同水平较高,则选择支持信息的努力程度会提高,同时心理授权程度也比低认同个体要高,由此导致高群体认同个体的相对剥夺感更低。所以,尽管高SCO大学生对群体所处的不利地位更为敏感,但随着群体认同的提高,其心理授权越大,对支持性信息的选择性越高,于是相对剥夺感就越低。相反,对于低SCO的大学生而言,他们较少投入社会比较过程,对群体的不利信息关注度较低;同时,SCO较低会降低其对公平的敏感性。由此,尽管对群体的认同程度不同,但因为低SCO个体较少考虑进行社会比较的内容和方式,也较少受到社会比较所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对群体所遭受的相对剥夺感并无明显的认知变化。由此提出:

H4:SCO对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相对于低SCO学生,高SCO学生的群体认同对其相对剥夺感的负相关较强。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样本

选择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高校A)和一所省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高校B)为代表,管理模式同为在分校区设立管理委员会,由校本部派驻教职员工按学校各项制度实施一致性管理。其中高校A有五个校区,其中三个校区位于广州,另外两个校区分别位于珠海和深圳;本研究选择A校在天河区的校本部(A1)和广州番禺的分校区(A2)的在校大学生为对象,各发放问卷100份和110份,分别收回有效问卷82份和101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82%和84.17%。高校B有两个校区,校本部(B1)和分校区(B2)分别在广州黄埔区和海珠区,各发放问卷100份,分别收回有效问卷90份和89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90%和89%。主要人口统计变量如表1所示。

Table 1. Dem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s (n = 362)

表1. 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分布(n = 362)

注:大学五年级为医学类专业。

3.2. 变量测量

群体认同采用Brown等(1986)的量表,并进行了情境化处理,如“我认同我所在的校区及这里的大学生群体”,包含6个题项,Cronbach’s α为0.714。

社会比较倾向采用Gibbons和Buunk (1999)含有11个题项的量表,评估个体与别人进行比较来进行自我评价的倾向。Cronbach’s α为0.753。

相对剥夺感采用Abrams和Grant (2012)及Cakal等(2011)的量表,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测量个体与参照点进行对比之后的结果,包含“与校本部同学所处的状况相比,我觉得我们分校区处于劣势地位”等4个题项。Cronbach’s α为0.865。

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式计分,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对于反向计分题项,进行相应反转处理后进入统计分析。

对于控制变量,由于性别和年龄都可能对社会比较产生影响,在研究中需要加以控制。

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在调查中采取了匿名填写、题项混编等程序控制,但数据同源,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此,首先采用Harman单一因素检验方法进行检验(Podsakoff et al., 2003),将全部指标一同进入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为15.91%,远低于50%,说明数据中并不存在能够解释绝大部分的单一因子,可以接受。进一步,采用标记变量方法进行检验(Lindell & Whitney, 2001),选择一个与研究中至少一个变量在理论上不相关的标记变量。考虑到Callan等(2015)将18~30岁作为同一组别对待,并且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群体年龄相对接近,于是选择受访者的年龄作为标记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表明本研究不受共同方法偏差问题的影响。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表2. 相关矩阵

注:①***表示p < 0.001,**表示p < 0.01,*表示p < 0.05,下同,双尾检验;②对角线下方数字为各变量间的零阶相关系数,对角线上方为控制标记变量后的相关系数。

4. 研究结果

4.1. 两类高校大学生社会比较倾向、群体认同和相对剥夺感

方差分析显示,对于相对剥夺感,学校类型(双一流vs非双一流)主效应显著(F = 8.216, p < 0.05);不同校区(主校区vs分校区)主效应显著(F = 87.653, p < 0.001);学校类型与不同校区的交互效应显著(F = 5.519, p < 0.05)。两所学校学生在SCO (MA = 3.289, SDA = 0.526; MB = 3.198, SDB = 0.493; F = 2.885, p = 0.09)和群体认同(MA = 3.761, SDA = 0.614; MB = 3.86, SDB = 0.591; F = 2.484, p = 0.116)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相对剥夺感上差异显著(MA = 2.419, SDA = 0.959; MB = 2.634, SDB = 0.967; F = 4.505, p < 0.05),非双一流B校学生的相对剥夺感要高于双一流A校学生,H1得到支持。

进一步按主校区和分校区分别进行比较,结果显示,A校两个校区学生在三个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A1群体认同(MA1 = 3.882)高于A2 (MA2 = 3.662, t = 2.449, p < 0.05),而A2相对剥夺感(MA2 = 2.72)显著高于A1 (MA1 = 2.043, t = 5.045, p < 0.001)。B校两个校区学生在群体认同上无显著差异(MB1 = 3.867, MB2 = 3.854, t = 0.144, p = 0.886),但分校区B2学生相对剥夺感(MB2 = 3.191)显著高于本部B1学生(MB1 = 2.083, t = 9.336, p < 0.001)。H2得到支持。

多重比较显示,两所学校主校区学生在三个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但分校区学生A2与B2在三个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A2 SCO (MA2 = 3.363)显著高于B2 (MB2 = 3.202, t = 2.161, p<0.05),A2群体认同(MA2 = 3.662)显著低于B2 (MB2 = 3.854, t = −2.069, p < 0.05),而A2相对剥夺(MA2 = 2.72)则显著低于B2 (MB2 = 3.191, t = −3.284, p < 0.01)。

如文献所举证,学校所处的城市区位、经济水平等外在环境条件不同,必然会使学生评价出现反差。但即便处于相同的校区环境,如若学生的群体认同程度不同,对外在条件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就会存在差异。因而本研究更关注相同情境下个体内在因素(群体认同)对社会比较之后所产生的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其中,SCO不同的个体,即使群体认同程度相同,相对剥夺感也可能存在不同。

4.2. 社会比较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研究假设做层次回归分析。为此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R D = α + β 1 G I D + β 2 S C O + β 3 G I D * S C O + ε

其中,RD为相对剥夺感,GID为群体认同,SCO为社会比较倾向。

为了降低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按照Aiken和West (1991)的方法,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再相乘以建构交互项。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各模型中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1,远低于临界值10,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吴明隆,2010)。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egression

表3. 层次回归结果

模型1显示,群体认同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β = −0.374, p < 0.001),表明群体认同对相对剥夺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个体对所属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相对剥夺感就越低,H3得到支持。模型2显示,群体认同与社会比较倾向交互项比社会比较倾向先进入模型,且系数显著为负(β = −0.142, p < 0.01),说明交互项能明显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社会比较倾向对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关系具有调节效应。进一步,在模型3中,群体认同的系数显著为负(β = −0.391, p < 0.001),而社会比较倾向的系数为正(β = 0.111, p < 0.05),且群体认同与社会比较倾向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β = −0.151, p < 0.01),表明社会比较倾向对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的关系存在调节效应,并且对这种负向关系起到增强作用。按照Aiken和West(1991)的方法,分别以SCO均值 ± 1SD为标准区分出高低分组,再分别按群体认同均值区分出高认同组和认同组,方差分析显示,在低SCO下,高认同组与低认同组的相对剥夺感无显著差异(Mhigh GI = 2.087, Mlow GI = 2.510, t = 1.553, p = 0.127);而在高SCO下,高认同组的相对剥夺感显著低于低认同组(Mhigh GI = 2.273, Mlow GI = 3.20, t = 3.324, p < 0.01)。综上,H4得到支持。SCO的调节效应如图1所示。

Figure 1. Moderation effect of SCO on group identificatio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图1. 社会比较对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关系的调节效应

5. 讨论

5.1. 无论双一流高校还是非双一流高校,分校区学生相对剥夺感高于校本部学生

本研究为相对剥夺理论提供了来自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新证据。从本研究所调查的两所高校来看,都是分校区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显著高于校本部(主校区)学生。这与Awé等(2016)、Elsom等(2017)所认为的学生对分校区评价较高的观点相反。一方面这可能与社会文化、教育制度等环境因素的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同分校区所承担的功能及资源配置有关。如在Awé等(2016)对应激和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中,B校分校区拥有较多的学科分布,且每个系都有足够数量的师资配备;而A校分校区则是新近成立,尚未形成班级认同,且其师资数量少于主校区。本研究所调查的两所高校,校本部都比分校区承担更多的功能,师资配备、活动交流等也都比分校区更为丰富(即使本研究中B校本部在地理位置上比分校区要偏远),这些客观上的差异会对相对剥夺感产生影响。本研究与陈荣荣和宋广文(2017)对影响学生归属感的因素调查较为一致,即分校区师生关系、班级氛围等显著低于校本部。除了办学条件等客观因素之外,不同校区学生主观上的社会比较倾向和群体认同也是影响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

5.2. 多校区高校学生的群体认同负向影响相对剥夺感

本研究验证了群体认同对相对剥夺感的负向作用,这一结论与Abrams等(1999)、Sen和Pal(2013)等研究相一致,但与van Zomeren等(2008)有关群体认同通过群体愤怒情绪而促进集体行动的观点不同。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其一,同Zagefka等(2013)的理论分析相一致;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群体认同对个体产生的积极影响表现在:群体成员资格是个体自我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个体对这一群体成员资格保持正面评价。当群体处于不利地位或存在相对剥夺感的诱因时,若个体对所在群体的认同程度高,则个体倾向于选择有利于群体的正面信息以增进内群偏好、维护群体自尊,并避免不利信息所带来的消极体验,从而降低相对剥夺感。其二,尽管在研究中测量的是学生对“所在校区学生群体”的认同程度,属于校区层次的认同;但若产生学校层次的共有内群认同(common in group identity) (Ufkes et al., 2016),则会降低弱势群体成员对群体不利地位的主观响应,从而减少相对剥夺感。这其中可能包含了社会认同理论中的重新类别化效应,从而扩大了原属内群体的边界。

5.3. 社会比较倾向对群体认同–相对剥夺感的负向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本研究将SCO纳入到相对剥夺研究中,不仅有利于拓展社会比较理论,也有助于为群体认同–相对剥夺双向因果关系提供新的边界条件(Zagefka et al., 2013)。研究发现,对于低SCO个体,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的负相关关系较弱,认同程度高低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对于高SCO个体,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的负相关关系增强,此时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越高,相对剥夺感就越低。与杨国亮和卫海英(2016)针对消费群体的研究相一致,尽管群体认同与社会比较倾向的相关性仍不显著,但并不妨碍社会比较倾向对相对剥夺的作用,在本研究中则主要表现为交互效应对相对剥夺的负向影响。后期追踪访谈也发现,如果学生对校区较为认同,并对社会比较的结果较为理性,则相对剥夺感较低。如不少学生评价认为“校本部的文化信息相对更加深厚些,有厚重感,但分校区更加安静宁人,更加舒服”、“各有特色,并无优劣之分”、“校本部各方面的配套设置确有区别,但我认为分校区挺适合静心学习”等等。

5.4.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尝试从微观层面观察双一流高校建设中可能存在的公平性问题,并探究多校区管理中的相对剥夺感以及来群体成员的调节因素。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首先,为了比较的匹配性,本研究所选取的两所高校均属于自我扩展型高校,不能代表其他类型多校区高校,未来研究可针对合并重购型高校或混合型高校进行对比分析;其次,影响相对剥夺感的因素众多,本研究仅考虑将群体认同作为先导变量,远不能体现诸如学校声誉、家庭收入、文化差异等变量的作用,未来研究可尝试将此类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或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第三,社会比较倾向作为相对稳定的群体成员特征,能够影响相对剥夺感,但社会比较理论内容丰富,诸如社会比较的方向、比较的内容等都会对群体心理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深入探索。

6. 结论

当前双一流研究大多从宏观层次进行讨论,以理论分析为主,较少涉及微观层面。本研究聚焦于多校区高校管理中的公平问题,通过对双一流高校和非双一流高校调查发现:1) 无论双一流高校还是非双一流高校,分校区学生相对剥夺感高于校本部学生,且非双一流高校分校区学生的相对剥夺感更强;2) 群体认同有助于降低相对剥夺感,也即如果学生对所在校区的群体认同水平高,则相对剥夺感就低;3) 社会比较倾向在其中具有调节效应,相对于低社会比较倾向学生,高社会比较倾向的学生群体认同与相对剥夺感的负相关更强。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编号:2017GXJK135);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课题重点项目(2018Z14);广州航海学院创新强校项目(编号:2014E044);广州航海学院创新强校项目(编号:2016E031)。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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