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  >> Vol. 9 No. 5 (May 2019)

    反事实思维相关研究进展
    Researches about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 全文下载: PDF(718KB) HTML   XML   PP.946-954   DOI: 10.12677/AP.2019.9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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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樊 斌,卢 宁,王 丹:深圳大学应用心理学研究与咨询中心,广东 深圳

关键词:
反事实思维自我价值保护功能反事实情绪反事实效力Counterfactual Thinking Self-Worth Protection Function Counterfactual Emotion Counterfactual Potency

摘要:

反事实思维是个体对过去发生了的事情进行替换的一种心理模拟过程。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反事实思维的理论探讨和产生过程等方面,近年来,反事实思维的测量、行为意向和自我价值保护功能以及反事实情绪等也逐渐受到重视。文章通过整合国内外研究者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反事实思维的定义、分类、测量方法、功能以及相关研究的新进展,指出反事实效力作为一种新的测量方法,推动了反事实思维的发展,同时对反事实思维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用充满期待。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s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alternatives to the past to the individual. Early research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theory and produced process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Recently, measurements, behavior intention and self-worth protection function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counterfactual emotion are also gradually taken seriously.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plenty of foreign and inland new researches of the concept, the categories, measurements, functions and correlational studies. As a new measurement method, counterfactual potenc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The application of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s full of expectation in the field of mental health.

1. 引言

反事实思维是对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进行评价和决策后产生的一种心理模拟(mental simulation)。它通常是以条件句的形式进行表征,例如:如果我不那么懦弱(前提),那么我就不会错过这段感情了(结论)。个体产生反事实思维,是为了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这种联系可以帮助个体归纳总结过往经历,从而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Byrne认为反事实思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如果没有反事实思维,人们只能思考现实的问题,不会从多角度看待问题,不会拥有理想和希望,不会产生焦虑和担忧感,也不会体验内疚和后悔等情绪(Byrne & Tasso, 1999)。反事实思维是人类意识的重要内容,在高级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个体在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切换的重要媒介,有关反事实思维的研究早期大多是探讨反事实思维的产生机制、影响因素等,近年来随着交叉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反事实思维也越来越受到各个领域的学者重视,既有利用脑认知神经技术去研究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也有从元认知框架去扩展反事实思维测量方式的研究,既有关注反事实思维功能的实证探讨,也有关于病理群体的反事实思维应用。本研究拟就反事实思维领域的最新进展进行概述。

2. 反事实思维的定义及分类

2.1. 定义

反事实的汉语字面意思就是与事实相反,是个体对过去发生了的事情进行替换的一种心理模拟过程。汉语中,与反事实思维字面意思相近的有虚拟思维、假设思维。自Kahneman等人于1982年提出至今 (Kahneman &Tversky, 1982),国内学者纷纷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张结海、朱正才将其译为“假设思维”,是指对过去状态的一种假设,并直接将其与后悔情绪联系起来(张结海,朱正才,2003)。蒋勇则将其翻译成“虚拟思维”,其从“if……then”的虚拟条件句直译而来;他认为这种主要以虚拟语气表征的思维是虚拟思维(蒋勇,2004)。而陈俊等认为将其译为“反事实思维”更贴切、更符合其科学含义,他结合“prefactual”与“counterfactual”的对应关系,对虚拟条件句进行了拆解,认为虚拟思维或假设思维应该包含两部分,即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想象替换(counterfactual thinking)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进行想象替换(prefactual thinking) (陈俊,贺晓玲,张积家,2007)。本研究采用陈俊等提出的反事实思维概念,认为虽然反事实思维和假设、虚拟思维都可以采用虚拟条件句进行表征,但反事实思维的内容并不是脱离实际的;相反,它是以现实为基础,强调前提和结论的内在联系,目的是为了预测、推理、进行因果归因,它可以帮助人们明确目的、改善行为、缓解情绪。而假设思维和虚拟思维则泛指所有与实际不相符的思维,不强求前提和结论之间需要满足何种条件,更多的是含有创造和想象的成分。

2.2. 分类

根据反事实思维的结构和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分类。

根据命题前提的性质可以分为3种类型:1) 加法式(additive):在前提条件中添加事实上并未发生的事件或未采取行动的事件。例如,在虚拟命题“要是当时能好好学习,就不会考不上大学了”中,“好好学习”是事实没有发生的,在反思时添加上去的;2) 减法式(subtractive):在前提条件中删除某些已有的事件,然后重新进行建构。例如,“如果晚上不打游戏的话,我们早上就不会迟到了”;3) 替代式(substitutional):这类比较少,是指直接用另一种前提去替代原来的前提。例如,“如果平时好好锻炼而不是打游戏的话,我的身体也不至于这么糟”。

根据反事实思维的方向可以分为:1) 上行反事实思维(upward counterfactual):是指个体对已发生的事件不满意,想象其要是满足其他条件,可能会出现比现在更多的情况。例如,“要是我不那么粗心,那我肯定不会被骂”;2) 下行反事实思维(downward counterfactual):是指个体总是会想象一个比现实更糟糕的情境。例如,“要不是考试前还看了点书,我肯定就及不了格”。

根据反事实思维内容可以分为:1) 自我聚焦(self-focused):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源自个体的自我层面,即个体长期的、稳定的人格和能力等方面,如“如果我不那么胆小,就不至于一事无成了”;2) 行为聚焦(behavior-focused):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关注的是个体的行为,即个体在某件事情中做或未做的行为,如“要是当初我能帮他把钱还了,或许他不会这么伤心”;3) 环境聚焦(situation-focused):环境聚焦的反事实思维将关注的对象指向他人或无法控制的外在情景因素(天气、运气等),如“要是那天不下雨,我就能赶上火车了”。

3. 反事实思维的测量

3.1. 反事实列表(Counterfactual List)

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带有反思性认知特点的心理活动,其测量往往很难客观统计,自Kahneman首次提出以来,大部分反事实思维的研究都沿用或改编其创造的情景故事脚本来诱发反事实思维的产生,并以反事实思维列表的方式来计算反事实思维产生的数量,以此评估个体反事实思维能力和类型特点。下面以一则改编自Kahneman的情境故事为例:小明偶然得知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将于本月在他所在的城市开演唱会,并于明天开始售票,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去买票,谁知道第二天他睡过头了,一觉醒来已经快十点,小明想着这才刚开始售票,人应该不会很多,因此也没有着急,打算吃过午饭才去售票点买票,此时,小明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告诉小明,售票点排队的人特别多,要他赶紧过来不然就可能没票了。小明这才急忙收拾出门,来到车站,车刚好到站,到了售票点排队的人很多,等排到小明时,售票员告诉小明,座位较好的那几排票刚好到前面那个人卖完了,只剩下离舞台较远的票了。过后,小明常常想:“要是……就可以买到前排的票了!”或者“幸亏……不然连票都没了”。要求被试尽可能多完成类似的反事实思维条件句。之后,有研究者提出诱发产生的反事实思维并不能完全测出个体的反事实思维水平,应增加自发反事实思维的测量,采用自我报告法,要求个体从自己经历的事件中进行反事实思维,统计反事实思维数量,同时为了排除病理思维,增加了对思维合理性的测量,依据个体给出的反事实思维条件句中的前提,评定个体是否可能做到或前提是否可以影响结果的程度进行合理性评分:“0”代表个体不可能做到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其填写的前提根本不可能影响结果;“1”代表个体有可能做到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前提有可能影响结果;“2”代表被试肯定可以做到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或前提条件可以影响结果。评分为“1”或“2”的反事实思维是合理的(Teigen & Jensen, 2011;魏娟娟,冯正直,刘庆英,黄赛,2009)。

3.2. 反事实效力(Counterfactual Potency, CP)

目前,反事实思维领域中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普遍通过反事实思维列表的形式呈现,并没有对反事实思维有效力进行综合的解释,虽然这种列表对提取信息,解释结果和作为预测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其统计方法的概念是有问题的,不仅是因为它的理论粗糙,而且它缺乏清晰的定量分析和精确的预测价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Petrocelli等提出一种简单的概念化框架去定义反事实效力,同时其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反事实思维背后的加工过程(Petrocelli, Percy, Sherman, & Tormala, 2011)。这种概念整合下的反事实效力主要包括两部分:反事实条件句中知觉到的前提可能性(“if likelihood” or IL)和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中,知觉到的结果可能性(“then likelihood” or TL)。这两部分之间的交互效应即为反事实效力(counterfactual potency, CP)。

IL和TL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元认知结构,它们反映了判断和思考自己反事实思维的能力。在大量关于元认知的文献中,与反事实效力(CP)框架联系紧密的是思维可靠性(thought confidence) (Briñol & Petty, 2009)。思维可靠性在说服和阻抗过程中非常重要,它可以调节思维对态度的影响。尽管反事实效力(CP)与思维可靠性的结构不同,但相同的是它们都属于衡量个体思维可靠性的一种元认知结构。CP的测量主要通过被试提供的条件句中自己对前提和结论的所做的可靠性评价,评价采用1~9级评分,从一点都不可能到非常可能。例如:IL的测量主要是让个体从自己提供的条件句的前提中,主观知觉自己对前提实际发生的可能性,从而得出IL的等级评分,TL同理;因此,Petrocelli等提出反事实效力(CP)的公式为:CP = IL * TL。即只有前提和结果可能性都高时,反事实思维对情绪和决策才会有更强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前提和结果中只有某一个得分高时,那么这类反事实思维效力也很弱,例如在经历飞机失事事件后,如果出现“要是能遇到外星人帮忙,也许飞机就不会失事了”的反事实思维,那么这对情绪和决策没有任何效力(Petrocelli, Percy, Sherman, & Tormala, 2011)。

综上所述,相比传统的只通过反事实思维数量的方式去解释反事实思维能力的大小,反事实效力(CP)的提出无疑促进了反事实思维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反面:一、方法学上的进步,它采用定量的方式计算反事实效力(CP)的大小,可以非常直观地从数据对反事实思维进行评价,同时也能促进同类研究之间的比较;二、理论上的进步,它采用可能性判断替代因果判断去解释和综合大量的反事实思维现象,进一步发展了Spellman等关于人们如何通过可能性去估计决策行为的方法。

4. 反事实思维的功能

Roese把反事实思维的功能分为准备功能和情绪功能两个方面(Roese, 1997)。Smallman和Roese运用实验考查了行为意向功能,之后McCrea提出反事实思维的自我价值保护功能(Smallman & Roese, 2009; McCrea, 2008)。综合已有研究,本研究认为准备功能实为行为意向功能的基础,故将反事实思维功能归纳为情绪功能、行为意向功能和自我价值保护功能。

4.1. 情绪功能

个体经历了不满意的事件后,常常随之而来的是不好的情绪体验;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人们为了缓解这种负性情绪体验,往往会让自己想象一些可能的情况使自己感觉更舒服,这就是反事实思维的情绪功能,它通过比较效应来实现对现实的替换。后悔与庆幸是伴随反事实思维产生的一种特定的情绪体验,称为反事实情绪(童薇,阳泽,2014)。例如,小明平时没有好好学习,以致于期末考试没考好。尽管当时很难受,但他常常会想“至少我没有挂科……”,想象一个比现实更糟糕的情况让自己不那么难受。Johnson和Sherman对奥运会上亚军和季军的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发现,亚军对成绩的满意度明显要低于季军,亚军常常处于“差一点就拿到金牌了”的上行反事实思维中,而季军则更多地会产生“差一点就拿不到奖牌”的下行反事实思维(Johnson & Sherman, 1990)。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它提示我们,个体的满意度不仅会受到表现好坏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反事实思维方向的影响。当然,个体体验的情绪除了与事件本身有关,还与个体的态度和人格有关,如自尊、对未来的关注程度等都对反事实思维的情绪功能有一定影响(陈秀兰,2010;Kray, George, Liljenquist, Galinsky, Tetlock, & Roese, 2016)。

4.2. 行为意向功能

就反事实思维的行为意向功能而言,大部分研究都发现,上行反事实思维容易诱发更强的动机去提高自己未来行为的成功,这也就说明上行反事实思维往往服务于个体的准备功能,同时上行反事实思维又容易产生不满意、失望等消极情绪,为了消除这种消极情绪,个体通常会有强烈的动机提高自己的行为表现(Smallman & Mcculloch, 2012; Petrocelli, John, Seta, Catherine, Seta, John, & Prince, 2012; Smallman, 2013)。因此反事实思维可以在情绪功能和行为意向功能上维持平衡。Smallman和Roese认为反事实思维影响行为主要包括内容中性(content-neutral)与内容特定(content-specific)通路(Smallman & Roese, 2009)。内容中性通路是反事实思维激活信息处理的通用方式,这是一种间接影响。同化效应、对比效应、心态、动机等都会通过它引发行为的改变,因为这些因素与反事实思维中的原始特定信息是相互独立的;内容特定通路是指反事实思维中的某些特定信息会直接引发行为的改变(杨青,陈姣艳,2012)。Epstude与Roese认为当两条通路互为有益时,反事实思维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最强(Epstude & Roese, 2016)。

4.3. 自我价值保护功能

大量研究显示上行反事实思维和下行反事实思维所产生的结果是对立的,但反思评价模型(The Reflection Evaluation Model)认为个体关注反事实思维的可能性选择(即模型中的反思)比实际获得的结果(模型中的评价)更容易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上行反事实思维)和更强的提高行为表现的动力(下行反事实思维)。幻想更好的结果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但同时也会降低提高行为表现的努力,这似乎与之前结论不一样,Bacon等探讨了幻想倾向(Fantasy proneness)与反事实思维之间的关系,发现具备幻想倾向特质的个体会产生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但却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行为改变动机(Oettingen & Kappes, 2009; Bacon, Walsh, & Martin, 2013)。因此,McCrea提出反事实思维的自我价值保护功能,他认为如果个体受成就动机驱使,那么出现上行反事实思维会导致个体体验到失望和自我愤怒,因为一个好的结果本应获得却没有获得。这种情绪会激发个体努力提高自己未来的表现(McCrea, 2008)。这个效果在反事实思维的研究中被大量证实。然而,如果个体受自我保护动机驱使,那么相同的思维通常认为不好的的表现是由于缺乏努力而不是能力或者天赋的缺乏。因此,个体可能在失败后延续自己同样的思维方式去保护自己的自尊(服务其情绪功能),但这样会损伤自我提升动机。自我设限(Self-Handicapping)是个体用来保护自我价值的策略。自我设限是个体预期事情可能会失败时,就故意在其前进的道路上找寻、声称或创造某种看起来有说服性的障碍。McCrea发现自我设限情境中,会出现更多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帮助个体维持自尊,同时会降低对随后行为表现中的准备。

5. 反事实思维的相关研究

5.1. 反事实思维与反事实情绪

5.1.1. 后悔

后悔是由反事实思维诱发的一种复杂的负性社会情绪,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决策和身心健康具有重大的影响。因此,后悔具有反思性认知的特点,后悔不同于对非预期消极结果的失望,而是涉及个体在决策中对责任的思考,这种责任更多的是与自我相关的,或者说,它由“如果我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可能结果会更好”的与自我相关的反事实思维所驱动(Coricelli & Rustichini, 2010)。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亦表明,理解反事实思维是幼儿理解后悔情绪的先决条件。解释后悔最经典理论为标准理论(Norm theory),其认为偏离了标准产生的结果不符合预期时容易产生后悔情绪;其后,Roese和Summerville提出了解释后悔的机会理论(Opportunity principle),其核心观点认为个体通常知觉到存在有机会弥补的时候最容易产生不满意和失望,因此机会引发了后悔(Roese & Summerville, 2005)。这个理论似乎与实际经验有些出入,于是,Beike, Markman和Karadogan相对地提出一个失去机会理论(Lost opportunity principle),其核心观点认为后悔不是由机会产生的,恰恰相反,后悔是因为失去未来的机会才产生的(Beike, Markman, & Karadogan, 2009)。继之,张结海和邓赐平通过对比中美不同文化下的个体后悔内容的差异发现,机会并非是解释后悔内容的唯一变量,并提出可以解释后悔内容的新因素——重要性(张结海,邓赐平,2013)。在具体的测量时,可直接询问如“该领域对你整体的生活影响有多大?”以及“该领域在你整个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多大?”等。Hur等人比较了个体间和个体内的标准对韩美文化中被试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美国被试而言,两类标准没有差异;但在韩国被试中,个体间标准的作用远远超过个体内标准(Hur, Roese, & Namkoong, 2010)。因此,对集体文化下的个体而言,个体间的影响是巨大的,重要性的差异对后悔标准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张结海、Bonnefon和邓赐平对比了中法被试的反事实思维特点和后悔内容,发现中国被试后悔主要受预期效用影响,而法国被试更多地由实现的“成本-收益”效用决定(张结海,Jean-Francois, Bonnefon, 邓赐平,2011)。

5.1.2. 内疚和羞耻

作为人类高度社会化的负性自我道德情感体验,内疚和羞耻既是个体经历不良事件的产物,同时也是影响个体对行为和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并影响其后续行为的重要因素(高学德,2013)。内疚是由于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他人或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自责、懊悔的内心情感体验,同时有强烈的愿望去坦白、道歉和修复自己的过错;而羞耻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人对自己不好的评价引起的被揭露、自卑、无价值和无地自容的情感体验,同时有隐藏、逃避、甚至是反击的行为倾向(Schmidt & Van, 2009)。内疚和羞耻是两种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自我道德情感,它们都是个体对自身经历的负性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的产物,是个体内心的道德法官。在众多认知评价成分中,反事实思维是具有重要价值的高级认知过程,目前关于反事实思维与羞耻、内疚的经典性研究主要见于Nedenthal等人所开展的工作(Niedenthal, Tangney, & Gavanski, 1994)。他们运用自我报告法和情境模拟法,通过一系列实验发现,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会诱发更多的羞耻感,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会诱发更多的内疚感。而高雪德等人同样采用自我报告法探讨自我聚焦和行为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与羞耻感和内疚感的关系,其结论与Nedenthal等人的并不一致,他的研究发现羞耻组被试比内疚组被试更倾向于改变行为(高学德,周爱保,宿光平,2008)。

5.2. 反事实思维与心理健康

近年来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对反事实思维进行考察也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其中有研究发现处于慢性疾病困扰的女性中,由于躯体疾病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使之更易于产生自我聚焦的反事实思维,这种反事实思维主要执行的是情绪功能,帮助个体缓解消极情绪;心理疾病患者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使之更易于产生外控聚焦的反事实思维,主要是准备功能。Leithy和Brown以受到袭击的幸存者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被试会长期处于反思某一种可能的结果而难以自拔,反事实思维出现的频率与事件发生后承受痛苦的时间紧密相关(El, Brown, & Robbins, 2006)。认知神经研究也发现眶额叶是反事实思维产生的神经基础,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反事实思维的研究表明,很难诱发其反事实思维,提示其反事实思维能力受到损伤。周路平和孔令明对抑郁个体的反事实思维特点进行研究发现,抑郁个体易于产生与自我相关的反事实思维,与情境相关的反事实思维显著少于正常群体(周路平,孔令明,2009)。魏娟娟等人发现随着抑郁程度的增加,反事实思维的数量和合理性逐渐下降(魏娟娟,冯正直,刘庆英,黄赛,2009)。Howlett等的研究发现,抑郁和上行反事实思维呈中度正相关(Howlett & Paulus, 2013)。樊斌在大学生人群中的研究发现,C类人格障碍中焦虑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和强迫型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的睡前反事实思维得分和自发反事实思维各分类数量显著高于正常大学生(樊斌,2015)。睡前反事实思维已被证实是导致失眠的关键因素,它是睡前进行的一系列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活动往往会诱发焦虑情绪(Schmidt & Van, 2009)。C类人格障碍是以焦虑特质为主的人格障碍类别,其个体往往会有较高的焦虑情绪,同时很难体验到满足和愉悦的情绪,为了缓解焦虑情绪,个体往往会进行各种归因和解释,从而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假设或者是幻想,幻想是人格障碍个体惯常使用的不成熟防御机制(樊斌,2015)。朱平等人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反事实思维的数量与其心理健康总分显著负相关,其反事实思维的合理性与其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朱平,杨莉萍,2014)。范丽恒等人的研究发现,反事实思维在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成瘾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反事实思维间接对网络成瘾产生影响(范丽恒,王富洋,常文佼,2018)。Blix等人的研究发现,经历创伤应激后的幸存者报告的下行反事实比丧亲者多,而丧亲者报告的上行反事实比幸存者多,反事实思维的生动性、报道的频率以及向上和向下的反事实思维,与创伤后应激有关反应有关(Blix, Kanten, Birkeland, & Thoresen, 2018)。向上和向下的反设事实可能是有害的,而关于创伤性事件的生动的反设事实可能对创伤后应激起到与创伤记忆类似的作用。

5.3. 反事实思维与人格

人格特质在反事实思维研究中一直被忽视,直到其在大五人格模型中得到应用检验后才被广泛接受,神经质维度得分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开放性维度得分高的个体则倾向于产生下行反事实思维。在积极情境中,外控型个体诱发出更多与他人相关的反事实思维,而内控型个体则出现了更多与自我相关的思维;在消极情境中,无论内、外控型个体都产生更多的与自我相关反事实思维(陈秀兰,2010)。Roese和Olson探讨了不同自我评价水平的被试反事实思维的差异,结果发现自我评价高的个体能更好的利用下行反事实思维来关注积极结果。自我价值感高的个体无论是进行上行还是下行反事实思维都会比自我价值感低的个体体验到更高的满意度(Roese & Olson, 1993)。Sanna, Turley和Meie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自尊水平不同的个体会产生不同方向的反事实思维(Sanna, Turley-Ames, & Meier, 1999)。在积极情绪状态下,高自尊和低自尊的被试的下行反事实思维都比上行反事实思维多,呈现出一致性;在消极情绪状态下,高自尊的个体仍然会有更多下行反事实思维,而低自尊的个体则相反。樊斌在大学生人群中的研究发现,睡前反事实思维与外显自尊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条件自尊和不稳定自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樊斌,2015)。耿杨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无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高于无参照下行反事实思维;自我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显著高于他人参照上行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思维在生源地、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耿杨,2018)。

6. 未来研究展望

自上世纪80年代Kahneman提出反事实思维概念以来,国内外的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为了解反事实思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反事实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高级认知心理过程,其是自发产生的还是主要由认知因素影响的,目前仍不清楚。这可能与研究者对反事实思维的理解和采用的研究工具有所差异有关。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可以尝试从以下视角进一步展开研究:首先是研究工具的确定,工具是推广和发展研究的重要媒介,但目前有关反事实思维的研究工具明显不足,仍然采用的是情景故事法,这种方法的操作过程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实验过程很难控制,使得研究结果很难统一,这也是当下反事实思维研究比较混杂的原因之一,如果能在之后的研究中不断促进研究工具和测量方法标准统一,将能极大地促进反事实思维研究的深入开展;其次随着认知科学的不断发展,反事实思维与其他认知过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值得探讨,虽然已有部分研究正在进行,但相关研究仍不够深入,例如,如何控制这些认知因素对反事实思维产生过程中的作用?最后是对反事实思维的应用推广,反事实思维主要以条件句的形式存在,同时通过不同的方向能调节情绪和行为,这种认知调节是否可以通过训练得到推广,从而应用到病理群体中,值得研究者们尝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编号13BSH060)。

参考文献

NOTES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樊斌, 卢宁, 王丹 (2019). 反事实思维相关研究进展. 心理学进展, 9(5), 946-954.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5116

参考文献

[1] 陈俊, 贺晓玲, 张积家(2007). 反事实思维两大理论: 范例说和目标-指向说. 心理科学进展, 15(3), 416-422.
[2] 陈秀兰(2010). 反事实思维与情绪、态度、自尊及内外心理控制源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3] 樊斌(2015). C类人格障碍倾向大学生反事实思维特点及其与自尊异质性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深圳: 深圳大学.
[4] 范丽恒, 王富洋, 常文佼(2018). 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与网络成瘾的关系: 反事实思维的中介作用.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4(5), 123-126.
[5] 高学德(2013). 羞耻研究: 概念、结构及其评定. 心理科学进展, 21(8), 1450-1456.
[6] 高学德, 周爱保, 宿光平(2008). 反事实思维与内疚和羞耻的关系——以大学生和青少年罪犯为例. 心理发展与教育, 24(4), 113-118.
[7] 耿杨(2018). 大学生自恋人格与反事实思维的关系: 自我妨碍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开封: 河南大学.
[8] 蒋勇(2004). 虚拟思维在会话中的功能. 外语学刊, 118(3), 16-23.
[9] 童薇, 阳泽(2014). 大学生反事实思维与情绪中的角色效应. 中国特殊教育, (6), 83-89.
[10] 魏娟娟, 冯正直, 刘庆英, 黄赛(2009). 抑郁症状大学生对正、负性生活事件的反事实思维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2), 154-156.
[11] 杨青, 陈姣艳(2012). 反事实思维的新学说: 功能说. 社会心理科学, 27(5), 10-18.
[12] 张结海, Jean-Francois, Bonnefon, 邓赐平(2011). “值”在中国人的假设思维中的角色. 心理学报, 43(1), 1-10.
[13] 张结海, 邓赐平(2013). 后悔内容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中美的初步比较. 心理科学, 36(5), 1223-1229.
[14] 张结海, 朱正才(2003). 归因是怎样影响假设思维的? 心理学报, 35(2), 237-245.
[15] 周路平, 孔令明(2009). 抑郁症个体反事实思维特征的实验研究. 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 6(3), 19-20.
[16] 朱平, 杨莉萍(2014). 老年人反事实思维与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128-130.
[17] Bacon, A. M., Walsh, C. R., & Martin, L. (2013). Fantasy Proneness an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4, 469-473.
https://doi.org/10.1016/j.paid.2012.09.023
[18] Beike, D. R., Markman, K. D., & Karadogan, F. (2009). What We Regret Most Are Lost Opportunities: A Theory of Regret Intensity.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 38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8328329
[19] Blix, I., Kanten, A. B., Birkeland, M. S., & Thoresen, S. (2018). Imagining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Types and Vividness of Counterfactual Thoughts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51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0515
[20] Briñol, P., & Petty, R. E. (2009). Persuasion: Insights from the Self-Validation Hypothesis.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1, 69-118.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8)00402-4
[21] Byrne, R. M., & Tasso, A. (1999). Deductive Reasoning with Factual, Possible, and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 Memory & Cognition, 27, 726-740.
https://doi.org/10.3758/BF03211565
[22] Coricelli, G., & Rustichini, A. (2010).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Emotions: Regret and Envy Learning.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Biological Sciences, 365, 241-247.
https://doi.org/10.1098/rstb.2009.0159
[23] El, L. S., Brown, G. P., & Robbins, I. (2006).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15, 629-635.
https://doi.org/10.1037/0021-843X.115.3.629
[24] Epstude, K., & Roese, N. J. (2016). When Goal Pursuit Fails: The Functions of Counterfactual Thought in Intention Formation. Social Psychology, 42, 19-27.
https://doi.org/10.1027/1864-9335/a000039
[25] Howlett, J. R., & Paulus, M. P. (2013). Decision-Making Dysfunctions of Counterfactuals in Depression: Who Might I Have Been?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4, 143.
https://doi.org/10.3389/fpsyt.2013.00143
[26] Hur, T., Roese, N. J., & Namkoong, J. (2010). Regrets in the East and West: Role of Intrapersonal versus Interpersonal Norm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2, 151-156.
https://doi.org/10.1111/j.1467-839X.2009.01275.x
[27] Johnson, M. K., & Sherman, S. J. (1990). 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in the Present. In E. T. Higgins, & R. M. Sorrentino (Eds.), Handbook of Motivation and Cognition: Foundations of Social Behavior (Vol. 2, pp. 482-52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8]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82). The Simulation Heuristic (pp. 201-20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809477.015
[29] Kray, L. J., George, L. G., Liljenquist, K. A., Galinsky, A. D., Tetlock, P. E., & Roese, N. J. (2016). From What Might Have Been to What Must Have Bee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Creates Mean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8, 106-118.
https://doi.org/10.1037/a0017905
[30] McCrea, S. M. (2008). Self-Handicapping, Excuse Making, and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Consequences for Self-Esteem and Future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5, 274-29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95.2.274
[31] Niedenthal, P. M., Tangney, J. P., & Gavanski, I. (1994). “If Only I Weren’t” versus “If Only I Hadn’t”: Distinguishing Shame and Guilt in Conterfactual Think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67, 585-59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67.4.585
[32] Oettingen, G., & Kappes, A. (2009). Mental Contrasting of the Future and Reality to Master Negative Feedback. In K. Markman, B. Klein, & J. Suhr (Eds.), The Handbook of Imagination and Mental Simulation (pp. 395-412). Hove: Psychology Press.
[33] Petrocelli, J. V., Percy, E. J., Sherman, S. J., & Tormala, Z. L. (2011). Counterfactual Poten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0, 30-46.
https://doi.org/10.1037/a0021523
[34] Petrocelli, J. V., Seta, C. E., Seta, J. J., & Prince, L. B. (2012). “If Only I Could Stop Generating Counterfactual Thoughts”: When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Interferes with Academic Performanc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1117-1123.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2.03.017
[35] Roese, N. J. (1997).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1, 133-148.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1.1.133
[36] Roese, N. J., & Olson, J. M. (1993). The Structure of Counterfactual Thought.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312-319.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93193008
[37] Roese, N. J., & Summerville, A. (2005). What We Regret Most ... and Why.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 1273-1285.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5274693
[38] Sanna, L. J., Turley-Ames, K. J., & Meier, S. (1999). Mood, Self-Esteem, and Simulated Alternatives: Thought-Provoking Affective Influences on Counterfactual Dire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6, 543-558.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6.4.543
[39] Schmidt, R. E., & Van, d. L. M. (2009). The Aftermath of Rash Action: Sleep-Interfering Counterfactual Thoughts and Emotions. Emotion, 9, 549-553.
https://doi.org/10.1037/a0015856
[40] Smallman, R. (2013). It’s What’s inside That Counts: The Role of Counterfactual Content in Intention 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842-851.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3.05.004
[41] Smallman, R., & Mcculloch, K. C. (2012). Learning from Yesterday’s Mistakes to Fix Tomorrow’s Problems: When Functional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Collid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383-390.
https://doi.org/10.1002/ejsp.1858
[42] Smallman, R., & Roese, N. J. (2009).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Facilitates Behavioral Inten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845-852.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9.03.002
[43] Teigen, K. H., & Jensen, T. K. (2011). Unlucky Victims or Lucky Survivors? Spontaneous Counterfactual Thinking by Families Exposed to the Tsunami Disaster. European Psychologist, 16, 48-57.
https://doi.org/10.1027/1016-9040/a00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