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前沿  >> Vol. 8 No. 6 (June 201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妇女活动
The American Women’s Movement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DOI: 10.12677/ASS.2019.86140, PDF, HTML, XML, 下载: 316  浏览: 889 

作者: 熊 畅: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关键词: 二战美国妇女美国女兵黑人妇女The World War II American Women American Female Soldier Black Females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斯福的战争动员下,大量美国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入伍参军,她们奋斗在工厂、医院、战场,面临着爱国舆论的压力和性别、种族歧视的不公。同时,战时就业与入伍使女性获得了工作经验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妇女观,推动了美国女性意识的发展。
Abstract: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due to the Roosevelt’s war mobilization, 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 women went out of their families, worked in the society and joined the army. They struggle in factories, hospitals and battlefields, facing the oppression of patriotic public opinion and the injustice of gender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Meanwhile, wartime employment and enrollment enabled women to gain work experience and realize their self-value, which greatly impacted the old view of women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women’s consciousness.

文章引用: 熊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妇女活动[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6): 1015-102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6140

1. 引言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护士先驱拉拉·巴顿曾说:“要不是战争促进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她们也许比当时还要落后50年” [1]。二战期间,战争使得大量的美国妇女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走入军队,但社会舆论、父权主义以及战后回归又大大限制着女性的自我实现。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萌芽是曲折反复的,临时却相对开放。

2. 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美国妇女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曾将妇女受压迫的领域划分为公领域与私领域,恩格斯认为“让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2]。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身处的经济地位紧密相连,是物质的充足让妇女具备了话语权与自我支配权。而在二战中的美国妇女正是由于战争需要下的“社会大动员”,迈出了这女性意识觉醒至关重要的一步。

2.1. 战争大动员下的女性劳动大军

1920年到1960年,是美国两次女权运动中的间隔期,美国妇女经历着从家庭走向社会的转变,逐步从家庭的“element”转变成为社会的“member”。

随着战争的扩大化,罗斯福政府在经济、工业、科技等方面展开了大动员,男性走上了战场,号召妇女走上工作的第一线成为了动员的人力需要。但是对于一直以“家庭主妇”为标准生活的美国女性,“是很难劝说妇女越过传统的规范去填补男人空下来的工作岗位的”( [3], p. 211)。然而这样的情景很快就被美国女性心中的爱国热情所冲淡,铺天盖地的社会舆论以其意识上的居高姿态将女性推出了家门,媒体大力鼓吹女性就业对于赢得战争以及保卫家园的意义,鼓励女性就业成为一时的热潮,妇女们就在热情还带着些许忐忑与担忧之中走入了社会。

从人数上来看,二战时期的动员远远超过一战。从1941年到1945年,美国有650万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就业增长率为57%,有50%的妇女参加工作,已婚妇女工作人数比战前增加了2倍,参加工会的妇女比战前增长了4倍 [4]。大量妇女的涌入不仅使得更多的男性走上战场成为可能,更是在群体上促使了大量女性与社会的接触。从工作性质来看,由于美国科技与生产力的发展,二战时期的美国妇女走向更多的是工厂、学校、金融业,不再只是一战时期的物资运送与食物补给,这使得美国妇女有了充分的接触新兴行业的机会与掌握更多前沿技术的平台。二战后有部分接受良好教育的女性拥有了男性才有的技术,而男性从战场归来却伤亡惨重,于是女性得到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5]。另一方面,女性的就业也使得美国妇女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1994年6月12日,一个造船厂女工在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你现在是一个职业女性的丈夫了——干脆叫我‘造船厂小宝贝’吧……还开了个人的支票账户,填写完全属于自己的支票而不必向他人要一张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6], p. 459)。一个年轻的农场妇女写信给一个朋友时自豪地宣布:“我是农民,杰克。你应该看看我,我骑着马、骑着牛,拖着装载有干草的车驾驶,昨天我还学会了开拖拉机” [7]。

客观的说,战争在经济意义上使得女性走出了“丈夫是丈夫,妻子是丈夫的另一半”的传统定性,她们在更大程度上有了两性关系之外的、属于自身独立个体的经济意义上的自我。

有相关资料显示整个二战期间,女工占劳动力的比重从27%上升到36.5%,从1936年到1944年,工厂里的女工人数增加了一倍 [8]。在舆论包装下还催生了WE CAN DO IT的“铆王罗西”,坚毅的神情和健壮的体魄塑造了一个孔武有力的为战争胜利做贡献的妇女形象。这种强行塑造的铁女子形象,对于一向以柔弱、小鸟依人为标准的家庭妇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客观上对女性身心的转变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2.2. 舆论歧视困境

“爱国式说教”在美国妇女的转型中也扮演了十分复杂的角色,一方面它呼唤女性走出家庭,为女性的觉醒打开了契机;另一方面又对妇女们进行着恐吓形式的思想暗示,社会舆论所引导的反向歧视,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妇女的身心压力。

大量的宣传广告向妇女们输送着这样一个信息——她们的懒惰或者怠工将会严重影响战争的结果:生产飞机安全座椅的女工康斯坦斯·褒曼想要请假,结果被告知如果因此耽误生产,飞行员将面临危险;宣传片《征服时钟》演绎了的国防女工偷懒抽烟,导致子弹不合格害死了一名战士( [3], p. 300)。一位橡胶厂的女工曾满怀憧憬地说:“每次检验完一批橡胶,我就告诉自己:儿子又可以早一天从前线回来了”( [3], p. 827)。

由于社会角色与分工定位的不同,妇女内部自身有着重重的矛盾。通过必要的培训,一部分妇女被集中在小镇的船厂工作,然而由于高强度的工作,她们几乎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做饭甚至洗澡洗脸,下班后的她们往往蓬头垢面匆匆步入商场购物,结果招致了小镇女人的指指点点,由于肮脏的形象,她们被认为是妓女是坏女人 [9]。

社会上的舆论对于工作的美国妇女也并不友好,甚至有社会评论家绝大部分的工作就是攻击妇女,他们要么责怪战时外出工作的妇女使得青少年犯罪率增加,要么指责妇女们的私生活不检点行为放纵,也有尚为清醒的学者评论当时美国的宣传时说道:“美国的宣传最终反映了美国的政策,实际上反映了美国本身” [10]。妇女们最初委屈隐忍,渐渐学会了据理力争。这正如穆勒在18世纪的批判——女人的秉性完全是人为臆造的,是强制压抑和非自然刺激的结果 [11]。

2.3. 就业的临时性与回归家庭的失落感

为了积极动员妇女,政府出台了大量同工同酬的政策,大萧条时期认为妇女出去工作不符合天性的论调也被“爱国主义”的高大旗帜所取代。但妇女的就业只被看作是战时需要。1944年6月《女士家庭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战争结束后,妇女将愉快地放弃她们的工作( [6], p. 459)。就业的临时性也同样表现在妇女们所从事职业的比例上。虽然当时大量的妇女涌入了劳动力市场,但是处于决策和管理的职务依旧主要由男性掌控。

战后美国妇女大量回归家庭,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落差感。1945年《加拿大家庭杂志》上一个妇女揭示了这样的心情:“就如同将一只小鸡放回笼子里一样——不可能没有伤害(她们的)心情、心灵或心态就做到这一点”( [6], p. 459)。由于战争,妇女们的想法开始偏离了原先一成不变的轨道,她们开始将自己作为社会的一员而非仅是家庭的一员来思考、承担。超过80%的新工人在政府的民意调查中表示她们仍想继续工作。她们乐意付出劳动得到报酬,得到社会的承认并且有机会在家庭之外发挥积极作用 [12]。妇女们的就业意向依旧强烈,1951年以后,妇女在劳动大军中的百分比一直稳步上升 [13]。

3. 二战中的美国女军人

由于美国参战较晚,伤亡率较小,女性面临一线机会较少,伤亡量不大的缘故,较之于从事社会工作的女性,美国女军人对于战争的贡献有些被低估了。

3.1. 女性参军与为国而战

战争一开始,美国就着手对妇女的招募工作,大批的妇女加入了军队,主要从事着文职工作,如秘书、通讯员、接线员、医护等等。但随着战事的扩大,也出现了女性走上战场的情况。从1901年的陆军护士队到二战期间的陆军妇女队(WAC),从女性禁飞到1941年的女子辅助军团(WASP),从1908年的海军护士队到1942年的妇女预备部队,女性真真正正地成为了战士、军人。

二战期间,女性军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与伟大的牺牲。在一个刚刚经历过爆炸的基地,军官让陆军妇女队考虑是否还要被派往海外,女兵们都没有去吃饭,而是大排长队开始签署同意书,“整个营,一个接着一个……军官们走来走去,两行热泪躺下双颊,特别是霍比上校”( [3], p. 496)。1943年8月,美国陆军妇女飞行队正式成立。由于军队预算有限,她们自费到拜德州西部的训练场学习,穿着肥大得不合身的飞行服,皮肤被大风吹得干裂,偶尔还会遭遇爬进驾驶舱的响尾蛇。陆军妇女飞行队主要负责将战斗机从修理厂地运输到美国的各个空军基地,为空中战斗力节约了大量飞行资源。不仅如此,她们还会试飞一些修理后可能存在问题的飞机,且一直维持着比同类工作男性更高的安全记录。

美国女军人对于战争的贡献是值得被铭记的。整个战争期间,美军共牺牲181名女兵,被日军俘虏66名女兵,其中,牺牲者的大部分是在一线战场上牺牲的。一战结束时,陆军女子辅助团的16名女军人被授予紫心勋章( [3], p. 499)。

3.2. 女性军人的困境

虽然女军人在战争中倾注了不亚于男性的拼搏与坚韧,但性别歧视与待遇不公始终存在。

3.2.1. 来自男性的恶意

对于女性大量涌入军队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大部分男性开始感到了前所未有的不自在,一位男性国会议员甚至说“一只女子军队保卫美利坚合众国!想想这种羞辱!”( [3], p. 393)在军队中,部分男性军官也对女性士兵有着偏见,在德鲁作战区,妇女陆军队被部署到一片满是蚊子的湿地,导致了女兵中疟疾泛滥,而缘由是因为男性觉得基地上有女性不妥。可能是长期以来的社会刻板印象作祟,男性军人总是以自己的经历与责任感对女兵充满不信任与偏见,出现的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男性士兵大肆散布女兵的生活堕落、怀孕率高等不良谣言,甚至波及到女军医、女护士。一个正在受训的女护士写信给埃莉诺·罗斯福怨说:“我们武装部队的男人们都在贬低我们这个保护着他们并使病痛中的他们痊愈的组织”( [3], p. 396)。男性士兵的敌意给许多充满热情的女兵造成了莫大的侮辱与难堪。

3.2.2. 不公的待遇

陆军妇女飞行队成立后一直没有正式的编制,因此没有军人的待遇与福利,这一点直到战后几十年都没有得到解决。这也使得有38名女飞行员牺牲后,不仅不能得到国旗覆盖遗体的殊荣,甚至连回国的路费都是队友们凑钱支付。

战争结束后,男性飞行员接替了女性的岗位,陆军妇女飞行队被迫解散。1944年迫于男性飞行员的压力,美国国会没能通过陆军妇女飞行队正式军事化的法案,她们的档案也被封存,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直队伍为战争做出过贡献。

4. 双重困境中的黑人妇女

战争的爆发增加了对于人员的需求,黑人妇女也被纳入了动员范围。据调查,做女佣的黑人妇女的数字从72%下降到48%,在工厂劳动的黑人妇女的比例却增长到几乎19% [14]。从数据上看,黑人妇女的就业比例得到了提升,但是在实际工作环境中,她们却面临着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困境。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运动中,黑人妇女成为了黑人运动与女权运动相交织的觉醒主体。《黑人女权主义者的声明》里就曾指出黑人妇女生活的多层次化,并提出黑人妇女的解放意味着所有人的解放的观点 [15]。性别与种族的交叉与重叠使得黑人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异常尖锐,想要突破也异常困难。

性别与种族使得黑人妇女在就业中面临着双重歧视。用工方面,大部分轻工业工厂选择接收白人妇女;白人妇女也表示不愿意与黑人妇女共事。在重工业领域,工厂则倾向选择男性黑人。以造船厂为例,造船厂历来排斥女性,但在战时则有大量女性劳动力涌入,其中也包含大量黑人妇女,她们在几周内就开始了训练工作,进入了一片陌生的、充满敌意的领域 [9]。

军队和医院并不愿意接受黑人妇女。直到1944年,在埃莉诺·罗斯福的积极推动下,女子军团才最终接收了4000名黑人,500名护士,其中还因为将一部分派去战俘营工作而引起黑人社会的不满( [3], p. 496)。

“双重的困境”往往也意味着“双重的觉醒”。白人女性在战后大量回归家庭,而底层的黑人妇女依旧活跃在就业的前线,困境时时催促着她们争取平权的愿望。在第二次女权运动中,虽然白人妇女是思想和理论上的主力军,但黑人妇女对于女权运动的支持率却大大高于白人妇女,197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两者的支持率分别是67%和35% [16]。

5. 结语

著名的美国作家、撰稿人马克斯·勒纳在1943年说道:若女性的历史成为主流,她们的生活改变最大的力量将是战争 [7]。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妇女走向社会、直面战争、挣扎于困境,不断打破着固有的生活环境和认知边界,在鼓励与压迫的双重意志下唤起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为第二次女权运动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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