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进展  >> Vol. 9 No. 6 (June 2019)

国内父亲在位研究综述
A Summary of Domestic Research on Father Presence

DOI: 10.12677/AP.2019.96139, PDF, HTML, XML, 下载: 361  浏览: 783 

作者: 沈伟栋: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关键词: 父亲在位家庭教育亲子关系Father Presence Family Educatio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摘要: 从二战后,学者们对“父亲”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断增多。“父亲缺失”,“父亲参与”都是其中的重点议题,而近几十年来,“父亲在位”逐渐成为了一股研究新热潮。父亲在位是指子女的心理父亲在位,是子女对父亲的感知和内在体验,包括内心的父亲、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其他人的影响、有关父亲的信念四个维度。高品质的父亲在位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能促进子女心理的健康发展。本文将从父亲在位的概念、结构、测量、对子女的影响等方面介绍父亲在位理论,并结合父亲参与子女教育的现状,对未来研究做出展望。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issue of “father”. “Father absence” and “Father participation” are the key issues, and in recent decades, “Father prese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upsurge of research. Father presence refers to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presence of the father. It is the children’s perception and internal experience of father, including the inner father in the child, the child’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father presence, and beliefs about the father. High-quality father presence is a kind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state, which can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sychology.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father presence theory from the aspects of its concept, structure measurement and the impact on children. This paper will also mak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on base of the status quo of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children’s education.

文章引用: 沈伟栋 (2019). 国内父亲在位研究综述. 心理学进展, 9(6), 1123-1130. https://doi.org/10.12677/AP.2019.96139

1. 引言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由于二战带来的影响,研究者们开始关注“父亲缺失”对孩子成长造成的不利影响,“父亲缺失”的研究也成为“父亲”问题的主要内容(Bach, 1946; Stolz, 1954; Lynn & Sawrey, 1959)。此时的“父亲在位” (father presence)作为“父亲缺失” (father absence)的相对概念,仅以是否与孩子共同居住作为区分“在位”与“缺失”的标准。

随着研究的发展,研究者们发现并不能仅以是否与孩子共同居住作为判断“在位”与“缺失”的标准。一方面,有研究者认为物理意义上的父亲缺失并不能有效预测家庭问题(Nye, 1957; Retuer, 1973)。Sprey (1967)认为,心理上的父亲的存在或缺失(psychological father presence or absence)才是家庭问题中更有效的研究变量。Boss (1977)基于临床观察,认为物理的父亲与心理的父亲是有区别的,他认为,“心理父亲在位”必须作为一个“父亲”研究的重要问题,同以往物理意义上的父亲加以区分。另一方面,精神分析理论,尤其是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促使研究者们从子女对父亲的内在表征这一维度,考察子女对父亲的感知与体验。

随着对父亲在位研究的不断深入,Krampe和Newton (2006)对父亲在位的概念进行了整合与补充,他们认为,父亲在位是子女对父亲的一种心理建构而非父亲的行为特征。因此,Krampe和Newton将父亲在位定义为孩子的心理父亲在位(psychological presence of the father),即父亲对孩子的心理亲近和可触及(psychological nearness and accessibility)。

2. 父亲在位的结构

2.1. 理论模型

父亲在位理论提出了一个带有嵌套层次的同心圆模型,由内向外依次是孩子内心的父亲,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其他人对孩子父亲在位的影响,以及有关父亲的信念。

2.2. 模型各维度解释

2.2.1. 孩子内心的父亲(The Inner Father in the Child)

这一维度是基于Krampe (2003)提出的“内在父亲”理论。该理论认为孩子内心的父亲包含三个成分:第一个是象征性父亲,代表着人类先天的父亲意识,也包括社会意识层面中对父亲形象的描述,包括威严、力量、安全、勇敢等;第二个内化的父亲,是孩子对父亲体验的内化,也包括对其他人关于父亲评价的内化;第三个是父亲意象,由前面两个元素交互作用而形成。这三个元素共同构成孩子内心的父亲,也就是父亲在位理论的中心维度。

2.2.2. 孩子与父亲的关系(The Child’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父亲在位理论的第二个维度是从孩子的视角来考察孩子与父亲的关系。这是父亲在位理论模型中的第二个圆。主要有五个因素影响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1) 对父亲的情感(Feelings About the Father)

孩子对父亲的情感的核心要素是亲密,感情亲密或疏远可以预示将来孩子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一些要素:信任感、被接纳感、被认可和受欢迎等。Krampe (2009)年对女大学生与父亲关系的一项研究发现,那些与父亲关系更亲密的女大学生报告自己和其他年轻人之间有更开放和诚实的关系。孩子对父亲的情感的另一个要素是与父亲交流的能力,交流使得双方可以互相知道彼此的想法,拉近彼此的距离。

2) 对父亲参与的感知(Perception of Father Involvement)

孩子对父亲参与的感知也反映了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和父亲之间的关系。Krampe把孩子对父亲参与的感知分为两个维度:

a) 表达型父亲(The expressive father)

表达型父亲是指会倾听的父亲,他们善解人意,乐于关注孩子所关注的一切并参与其中。表达型父亲不仅倾听,而且会在孩子面前表达他的情感,尤其是他对孩子的爱、支持、鼓励和肯定,孩子们自身也清楚地感受到他们对父亲的重要性;而消极的表达体现为情感的退缩、拒绝、责备和否定;

b) 工具型父亲(The instrumental father)

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工具型父亲的主要特点是教育和指导,这样的父亲帮助孩子学习新知识,发展新技能,在孩子童年时期与他们玩游戏,随后拓展到孩子的学业、爱好和运动,帮助解决问题,为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做准备。

3) 与父亲的身体互动(The Physic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Father)

父子之间的身体互动不同于母子之间的身体互动,前者更有活力,更不可预知,对孩子的发展有更多的激发作用。Yogman (1982)发现父亲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孩子,早在23天大的时候与父亲的游戏就可以让婴儿变得更有活力更兴奋。

4) 父母关系(The Father-Mother Relationship)

父母关系的好坏会影响父亲参与教养的方式与程度,进而影响孩子对父亲的感知,而不良的婚姻质量会影响父亲对教养的投入,以及母亲对父亲的评价,从而降低父亲在孩子心中的存在。Belsky和Volling (1987)指出,相比于母亲,婚姻关系对父亲投入的影响更大,而母亲对父亲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孩子对父亲的感受。Harris (2002)的研究表明,如果父母间的关系更好,那么父亲也会更多的投入到教养活动中。

5) 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The Mother’s Support for the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父母亲共同塑造了孩子看待和理解父亲的方式,孩子可能会通过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身体语言,行为感知父亲形象,形成心理父亲在位。Seery和Crowley (2000)认为母亲在家庭关系的运转和维护中起重要的作用,比如为孩子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父亲形象—即便父亲参与教养较少,远离孩子,母亲依然可以将父亲描述为为了家庭努力工作,从而向孩子传达一个正面、努力、爱家庭的父亲形象,因此,母亲对于孩子父亲在位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2.2.3. 其他人对父亲在位的影响(The Effects of Others on Father Presence)

家庭影响(Family Influences):

父母亲对其自身的父亲的体验会影响其对孩子教养的参与程度(Cowan & Cowan, 1987)。父亲的父亲体验可能产生两个结果。其一为传递(carryover),父亲会重现自己的经历;其二为补偿(compensation),父亲决定改变过去自己父亲的教养方式(Barnett & Baruch, 1987; Hochschild, 1989)。同时,母亲与她自己父亲的关系和体验,也会影响她如何看待配偶的教养方式。

父亲“位置”上的人(Father Figures):

在孩子生活中,家族中(叔叔、继父等),以及家族之外(父母的朋友、孩子的老师等)的人都可能对父亲在位的发展产生影响。

2.2.4. 有关父亲的信念(Beliefs About the Father)

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父亲”有不同的形象,比如养家糊口、陪伴孩子玩耍、制定规矩与约束的人,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不断发展,父亲的文化形象不断改变,但是社会文化中关于父亲的信念依旧会影响孩子内心对父亲的感知。

宗教和精神上的信念(Religious and Spiritual Beliefs):

在西方,大多数信仰基督教的文化中,经常将上帝比作父亲,因此孩子们很容易将父亲的形象与上帝的全知全能,爱护人们,仁慈宽容等形象相联系。研究表明,更虔诚的信徒与他们的父亲有更好的关系(Dollahite, 1998)。

3. 父亲在位的测量

Krampe和Newton (2006)编制了父亲在位问卷(Fath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 FPQ),用以测量18岁及以上的成年子女对其父亲的感知与体验。英文版问卷包含134个条目,分为3个高阶维度(与父亲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有关父亲的信念),分为10个分量表:1) 与父亲的关系——对父亲的感情(例如:“我觉得被父亲鼓舞着”“我觉得与父亲很亲密”),与父亲的身体互动(例如:“父亲拥抱我”),对父亲参与的感知(例如:“父亲常常激励我”“父亲帮助我思考未来”),父母关系(例如:“我的父母互相尊重互相扶持”),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例如:“妈妈对父亲为我们做的一切心怀感激”);2) 家庭代际关系——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积极情感(例如:“母亲与外祖父很亲近”),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消极情感(例如:“母亲害怕外祖父”),父亲与祖父的关系(例如:“父亲与祖父很亲近”);3) 有关父亲的信念——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例如:“我相信有这样一位上帝或是天父俯瞰众生”),对父亲影响的概念(例如:“女孩子需要父亲”“男孩子需要父亲”)。

每个条目按照描述的相符程度采用5点记分:1 = 从不、2 = 很少、3 = 有时候、4 = 经常、5 = 总是。得分越高,表示具有越高的父亲在位水平。

3.1. 父亲在位问卷—成年子女(Father Presence Questionnaire, FPQ)

蒲少华等人(2016)修订了中文版父亲在位问卷。问卷包括96个条目,3个高阶维度与8个分量表(删除“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分量表,并将“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积极/消极情感”两个分量表合并)。中文版父亲在位问卷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且在许多研究中被多次使用(蒲少华,卢宁,凌瑛,&曹亦薇,2012;杨燕&张雅琴,2016;朱丽萍,2016)。

3.2. 父亲在位问卷—中学生

吴国来等人(2016)在修订了《父亲在位问卷—中学生版》。问卷包括66个项目,3个高阶维度和8个分量表(删除“上帝作为父亲的观念”分量表,并将“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积极/消极情感”两个分量表合并)的《父亲在位问卷——中学生》。经检验,《父亲在位量表——中学生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3.3. 父亲在位问卷——小学高年级和中学生版

刘禹含(2013)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出于研究需要,对父亲在位问卷中文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使其更符合小学生的理解,最终形成一份包含75个项目,5个分量表(情感、互动、母亲支持、父母关系、代际家庭影响)的小学高年级(五、六年级)父亲在位问卷。易培(2013)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同样也对父亲在位问卷进行了一次修订,最终形成一份包含62个项目和5个分量表(对父亲的感情、母亲支持、对父亲参与的感知、父亲与子女的互动、父母关系)的中学生父亲在位问卷。两份问卷均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4. “父亲在位”对子女的影响

4.1. 父亲在位促进性别角色的形成

性别角色的形成与许多因素有关,其中“父亲”这一角色有着重要的作用。父亲可以帮助男孩获得男性性别角色,帮助女孩了解异性特征(周玲,2006)。张富洪等人(2009)研究发现,豪爽、威严、豁达、自信、独立、远见、安全、勇敢等“男性化”的父性意象特征对青少年的性别角色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建立良好父性意象的子女,在性别认同与性别角色塑造方面容易出现问题:男孩会表现为性格脆弱、胆怯、懦弱、做事犹豫,缺少阳刚之气,“女性化”趋向明显;女孩则会因为缺少父爱,缺乏安全感,容易陷于早恋。蒲少华等人(2012)采用父亲在位中文版(FPQ-R)与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CSRI-50)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父亲在位中与父亲的关系、家庭代际关系以及有关父亲的信念三个维度对性别角色有显著的影响。

4.2. 父亲在位促进人格与自尊的发展

蒲少华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有四个因子显著预测大学生的人格特点:1) “与父亲的身体互动”正向预测开放性;2) “对父亲参与的感知”正向预测外向性;3) “父母关系”正向预测严谨性和宜人性。这意味着,父亲与子女更多的互动、更多的参与子女的教养活动,以及温暖和谐的父母关系对子女人格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要。

父亲在位对子女自尊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初中生父亲在位水平的八个因子中,父子感情、母亲支持、对父亲参与的感知、身体互动、母亲与外祖父的关系、对父亲影响的概念与中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相关(任小飞,2017)。蒲少华等人(2016)关于父亲在位水平与自尊关系的一项研究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

4.3. 父亲在位促进社会性的发展

张璐(2013)发现父亲在位中的“与父亲的身体互动”、“父亲与祖父的关系”、“母亲和外祖父的关系”、“母亲对父子关系的支持”四个因子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水平。杨燕和张雅琴(2016)的一项研究发现,父亲在位可以通过安全感的中介作用预测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另一方面,父亲在位对于特殊的人际关系—亲密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康胜芳(2017)的研究表明,父亲在位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和伴侣信任的中介作用影响亲密关系。当子女的父亲在位水平越高,他们就越能从主观上感受到社会支持,也能对伴侣关系更加信任,因此他们会拥有更高水平的亲密关系。

通过梳理过去的研究可以发现,关于父亲在位的研究呈现出如下的趋势:研究对象从成年子女(大学生)向未成年子女(初中生,高中生)转变,研究内容也从个人特征(人格、性别角色、成就动机、应对方式等)向更广的社会性内容(学业成就、同伴交往、人际信任、家庭教育等)转变。

5. 父亲参与家庭的现状

结合近年来研究者们对父亲在子女成长中作用的研究,人们发现父亲对子女认知能力、社会性、健全人格、性别角色等许多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在实际研究中我们发现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5.1. 父亲参与程度不高

尽管“父亲”如此重要,在很多家庭中父亲的参与程度却不高。邹扬(2006)对上海市550位幼儿父亲的调查发现,在孩子生活常规指导、人际关系教育、情绪行为问题处理以及学校相关活动等方面,父亲实际参与的程度不够高。石慧(2012)对江苏省486个农村幼儿家庭的调查发现,尽管父亲们能意识到“父亲”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但超过90%的孩子主要由母亲或(外)祖父母负责照料,即使是共同照顾,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也远低于母亲。同样,孙彦(2011)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对宝鸡市289位幼儿父亲进行了调查,发现尽管大部分父亲愿意参与教养活动(父母共同教育占49.5%),但相比于主要由母亲照顾的家庭(30.1%),主要由父亲照顾的家庭仅为2.4%。而小学生父亲对孩子教养的参与仍然以支持为主,生活中的参与、学习的辅导则比较少(郁琴芳,2016)。

5.2. 父子关系不够理想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起点,但许多父亲与孩子的亲子关系不够理想。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9年发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权益状况比较研究报告》显示,日本高中生最常和父母聊天(70.1%),而中国最少(54.8%)。同时,各国高中生倾诉对象的前五名中,日韩美三国均将父亲列为第五位,而中国高中生则更愿意向网友倾诉烦恼,父亲排在第六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张琼和郑倚天(2017)对广东两千余户家庭的调查发现,在于孩子的关系上,父亲显著低于母亲。这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许多研究发现,大多数父亲表现为规范者,权威的形象,与孩子的情感交流比较少,他们很少会与孩子有亲密的肢体动作,例如拥抱、亲吻孩子,也更少的对孩子说“我爱你”(郁琴芳。2016)。在许多研究中,当父亲们被问及“您认为父亲的职责是什么”时,大多数父亲表示“养家糊口”“为家人提供好的生活保障”“是孩子的指路人,是家庭的保护伞”等等(孙彦,2011;郁琴芳,2016),由此可以看出,许多父亲仍然将自己定位于“男主外”的观念中,更多关注于为家庭和孩子提供物质与经济保障,忽略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使得亲子关系不够理想。

5.3. “父亲参与”理想与实际的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呼吁父亲回归家庭,参与孩子教育,陪伴孩子成长,但是实际的父亲参与程度与理想并不相符。研究显示,许多父亲虽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和责任,但是实际生活中能做到的并不多(邹扬,2006)。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存在于许多方面,例如石慧(2012)在研究中发现,只有57.2%的父亲会主动获取育儿知识,而其他父亲则依旧沿用过去的经验,同时,家庭和社会对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支持度也不够高。例如有些母亲或者祖父母辈会反对父亲参与教育,认为父亲只要赚钱养家就足够了,而有些老师希望由妈妈或女性照料着参加家长会,她们也会直观的认为父亲不如母亲那样了解孩子(尹清清,2015)。

6. 未来的研究展望

6.1. 研究对象的转变

Krampe的父亲在位理论为了区别于过去研究而着眼于对成年子女父亲在位的研究,他更关注父亲在位的发展对子女成年后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国内目前关于父亲在位的研究基本都以大学生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成年之前的父亲在位水平不值得关注,相反,笔者认为更应当以持续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父亲在位对子女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将目光关注于初、高中生,研究父亲在位水平与其学校表现、学业表现、乃至价值观等方面的关系,从而拓宽人们对父亲在位重要影响的理解。

6.2. 提升父子关系

相比于提供物质条件,许多父亲忽略了与孩子的情感交流。他们习惯于表现为传统的、权威式的父亲,不轻易表达爱意,这使得许多孩子与父亲的亲密感不足,也更少地向父亲袒露心声。但是,亲子关系的好坏对亲子教育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父子关系”是一个双向问题,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更多地从孩子的角度考察如何增强父子间的亲密感,提高父子关系,以提升父亲在位。

6.3. 完善对“父亲”参与家庭的支持

虽然许多父亲已经意识到自己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愿意回到家庭,陪伴孩子成长,但是理想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可能是因为支持力度的不足。一方面,家庭对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不足。有些母亲或者上一辈认为男性只要赚钱养家即可,不支持父亲参与家庭教育;另一方面,社会对于父亲参与家庭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足。现在,大部分教育工作者为女性,而许多女性教师又习惯性的认为相比于父亲,母亲对子女的情况更了解,因此也更愿意与母亲交流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今后可以进行更多关于父亲在位与子女学业成就、职业成就、社会性发展等方面之间的联系,以此让更多人转变思维,支持父亲参与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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