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偏高,与之相伴随的,我国社会中的收入阶层也出现了固化的倾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我国社会结构趋向开放的同时,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子承父业、子承父名的现象明显增多;而处于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向上流动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可能性却越加减少,各收入阶层之间流动的障碍在逐渐强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固化,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居民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性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机会公平的重要指标,让每个个体不论其家庭出身如何,都能凭借其自身的努力通过公平竞争获得相应的收入、“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这是构建公平与和谐社会结构的基础。因此,对当前我国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进行考察,分析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而研究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对居民收入差距产成的影响,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掌握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进而完善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保障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制度,从而得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Becker & Tomes是代际收入流动早期研究中的权威文献,他们认为,父辈创造的财富直接影响到对孩子的素质投入,从而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人力资本水平而最终决定孩子的收入水平。他们以美国的历史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代收入每增加百分之十,将促进孩子的收入增长两个百分点。他们认为富有国家的家庭收入向平均数的回归似乎要更快一些,而美国是一个代际收入流动性较高的社会。Solon [1] 认为以前的关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研究在样本的选择和统计方法上存在较大的缺陷,为此他采用严格筛选后的美国家庭数据样本、并进一步改进的计算方法,分析得出其代际间的收入弹性高于0.4,这意味着真实的美国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要比以前的研究文献低很多,美国的代际间收入流动并没有之前学者们认为的那么高。Zimmerman的研究则运用另一套数据对美国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进行了分析,计算得出美国家庭中父子间的代际收入弹性在0.4左右,佐证了Solon [1] 的观点。自Solon [1] 和Zimmerman以后,针对其他国家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Bjorklund and Jantti,Corak and Heisz,Osterbacka [2] 等文献分别对瑞士、加拿大和芬兰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进行了研究。
我国的研究者们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王海港 [3] 的文章提出高收入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姚先国等利用CHNS数据计算得出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7,发现城市地区的代际收入弹性高于农村地区,较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弹性高于较低收入阶层,且社会关系网络是代际传递的主要路径。方鸣 [4] 等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及代际收入传递的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显著的收入代际继承的现象。韩军辉 [5] 等的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家庭中较为富有和贫困的家庭,其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强,而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则流动性较差。
尽管最近一些研究文献,如Solon [6] 等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计算方法不断地进行革新,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测算也越来越精确。但是,正如Roemer [7] 所指出的,代际收入弹性的大小并不能告诉我们,在代际收入流动中,人力资本和其他优势的代际传递机制。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家庭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将在具体计量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中的家庭代际收入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居民长期收入差距与其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借鉴O’Neill and Van Kerm [8] 的方法,构建基尼系数跨代变动的分解方法,来分析家庭代际收入流动在代内收入差距的跨代传递中所起的作用。
3. 我国家庭代际收入流动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简称CGSS)对超过10,000个家庭进行了数据收集,汇总了调查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经济和社会特征变量,其中包含了被调查者及其父母的就业、收入等信息,可以很好的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因此,我们以该数据库中2012年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
为研究需要,我们将调查样本与其父代的相关数据进行配对与合并,得到本研究所需信息的家庭样本,结合分析重点从中提选出子女及其父亲的收入、年龄、受教育年限、工作职位、政治面貌、户籍性质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考察位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其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存在的特征,我们选取了父亲在60岁以下,同时子代年龄在18~37岁的家庭样本,并从中划分出孩子年龄分别在18~22岁、23~27岁、28~32岁以及33~37岁四个年龄组的家庭。
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模型来代际间的收入传递性,即代际收入弹性来进行分析。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1)
上式中,
是子代的收入,
是其父亲的收入,
和
分别是子代及其父代的年龄,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
从(1)式的数学含义可以看出
是代际间的收入弹性,反映了代际间的收入传递程度。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elasticity by age group
表1. 分年龄组的代际间收入弹性
注:lnfinc为父代的收入对数,lnage是子代年龄的对数,qlnage为子代年龄的对数平方项,lnfage是父代年龄的对数,qlnfage为父代年龄的对数平方项。
根据我们的测算,我国居民家庭整体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7,较高的代际收入弹性表明我国居民家庭父代与子代之间的收入具有较强的关联,换言之,父代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代的收入水平。处于不同年龄组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也有所不同,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代际收入弹性随年龄呈现U型的特征,子代28~32岁年龄组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最高,达到了0.54,33~37岁年龄组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52较之略低,而孩子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18~22年龄组和23~27年龄组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要相对低一些,分别为0.46和0.47。这说明在子代出于职业生涯的早期,父代的收入对子代的影响相对较低;而随着子代迈入职业生涯的上升期,代际之间的收入传递开始加强。总体来说,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在父代退出劳动力市场前,家庭代际间的收入弹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
虽然以上代际收入弹性的分析可以反映我国居民家庭代际之间的收入联系,但却无法让我们完全了解处于不同收入水平中父代与子代的收入变化。为此,我们依据收入水平划分五个阶层,分别计算由父代的收入阶层变化至子代的收入阶层的概率(结果所表2及表3所示)。
Table 2.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conversion matrix of Chinese households (full sample)
表2. 我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转换矩阵(全样本)
从表2中我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矩阵可以看出,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居民家庭代际之间的收入流动性较弱。对于那些父辈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孩子,他们仍然处于最低收入阶层的概率为0.21,这说明有近八成的贫困孩子进入到了较高的收入阶层,可见最低收入阶层家庭是具有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仅有10%和7%的比例进入到次高和最高的收入阶层。这说明贫困家庭的孩子虽然有较大概率可以获得较父辈更好的收入水平,但进入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的可能性却依然很小。而处于最富裕家庭的孩子,其继承父代收入阶层的概率是各收入阶层中最高的,达到了35%。这表明高收入阶层的
(a) (b)
Table 3. 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conversion matrix of Chinese households (by age group)
表3. 我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转换矩阵(分年龄组)
家庭具有较高的代际收入传递性,由于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往往具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也较高,所以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有较高的概率继承父代的高收入水平。此外,不同收入阶层家庭子女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概率存在的巨大差异也说明,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上升到高收入阶层的通道仍不通畅,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存在着障碍,机会不均等的现象较为突出。
不同年龄组的结果显示。首先,从低收入阶层家庭的角度来看,其子女仍处于低收入阶层的概率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逐步升高,与之相对应,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到高收入阶层的概率也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逐步降低。这说明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有较高的概率跳出最低收入阶层,但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其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的劣势会逐步显现,影响了其职业生涯后期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因此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出身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机会越来越少。其次,从高收入阶层家庭来看,我们发现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继承父代收入阶层的概率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逐渐递增,但其他各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进入高收入阶层的概率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都在逐渐递减。这说明在职业生涯的初期,虽然已有相当高比例的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继承了父代的高收入,但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其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仍能持续的为其职业的发展提供支持,其提高收入的能力和机会要超过来自其他收入阶层家庭的同龄人,使其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有更多的机会继承父代的收入阶层和社会地位。
4. 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差距
根据上文中对我国家庭的收入状况的测算,我们发现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不仅会改变家庭整体的收入状况,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它更为重要的是会改变子代的收入分布状况,从而对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但在分析家庭收入流动对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时,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在于,目前较常使用的类似基尼系数这样的收入差距指标通常是由截面数据计算得出的,它仅能反映某一时间点的基于收入序位的收入分配情况,无法反映个体收入排序在收入分布中的变化的,因而单独计算和比较父代群体与子代群体收入差距的指标并不能真实的反映家庭整体长期收入差距的变化。基于此,我们通过对Van Kerm (2008)的基尼系数分解方法进行适当的改造,构建了一个基尼系数跨代际变动的分解模型,模型的具体构造如下:
首先,基尼系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p为家庭从低到高排列的累计百分比;L(p)为该比例下的家庭收入和在全体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即洛伦兹曲线所表示的函数。
利用O’Neill and Van Kerm (2008)的方法,我们可以把父代基尼系数与子代基尼系数的差分解为以下方程:
(3)
其中:
(4)
(5)
(6)
(3)~(6)式中的
是父代基尼系数;
是子代基尼系数;
是收入集中函数,即收入集中曲线所描述的函数;
是收入集中系数,P是代际收入流动对基尼系数距跨代变动的影响,M是子代收入序位重新排列对基尼系数跨代变化的影响。
为了具体分析家庭收入差距中代际收入流动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我们构造了一条收入集中曲线,即在一个跨代际的收入分布变动中,先按父代的收入在横轴上进行排序,然后假设子代的收入排序保持不变,画出子代收入的累积百分比,这条“反事实”的洛伦兹曲线就是收入集中曲线。这样,我们可以把基尼系数从父代到子代的变动分解为两个部分(如图1所示):第一个部分是父代洛伦兹曲线到收入集中曲线之间的变化(即P),它刻画的是由于不同收入阶层家庭子代收入增长速度的不同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即代际收入流动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第二部分是收入集中曲线到子代洛伦兹曲线之间的变化(即M),它描述了由于子代收入序位的重新排列所引起的收入差距的跨代变动。
从式(5)可以看出,P是父代基尼系数与收入集中系数的差,它体现的是与父代的收入分配情况相比,子代收入差距的收敛或扩大情况。
则说明贫困家庭子女的收入增长更快,更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增长,从而家庭长期的收入差距趋向缓解;
则反映了收入差距有跨代传递的趋势,说明了居民长期收入差距的恶化。
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对不同年龄组家庭的收入差距跨代变动进行分解,定量分析代际收入流动在收入差距跨代传递中所起的作用。
Figure 1.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across generations
图1. 基尼系数跨代变动的分解
在表4中我们将父代与子代基尼系数的跨代际变动分解为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和收入序位重新排列影响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从整体样本来看,父代基尼系数为0.534,而子代的基尼系数比父代高0.035。由于子代的基尼系数是按照子代群体收入序位从低到高排列来进行计算的,而子代收入的排序已经不同于父代,因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分解,才能准确的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在基尼系数跨代变动中所起的真实作用。对父代与子代基尼系数的变动进行分解后我们发现:计量结果显示的代际收入流动影响因素(即分解项P)为0.355,这说明样本数据中由于代际间收入流动的作用,位于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其子女收入的改善情况要好于高收入阶层家庭,即代际间的收入流动缓解了样本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换而言之,虽然子代群体的基尼系数从绝对值上来看要高于父代,静态的反映了子代群体收入差距的恶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子代继承了父代的收入差距;相反,我们的分解结果表明,由于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是一种更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增长过程,因此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动态的居民家庭长期的收入差距其实是趋向缓解的。
Table 4. The variation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of the sample data and its decomposition
表4. 样本数据基尼系数的变化及其分解
分年龄组来看,18~22岁年龄组的家庭中,父代的基尼系数是各年龄组中最小的,而子代的基尼系数却是最高的,因此基尼系数的跨代变动在各年龄组家庭中是最大的,达到0.154。对该年龄组家庭基尼系数的跨代变动进行分解后我们发现,之所以子代的基尼系数出现较高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子代群体的收入序位排列较父代出现了剧烈的变化所引起的。这反映了在子女职业生涯的初期,代际间收入阶层的变动较为剧烈(这与我们前文中代际收入流动矩阵的相关分析结论一致),从而造成了子代基尼系数的大幅提高。但在23~27岁年龄组的家庭中,子代的收入差距相比父代缩小了0.004。分解结果显示,该年龄组家庭中,代际收入流动对子代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最强的,由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强(这一点也在前文中代际收入弹性的分析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的子代收入差距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在子女职业生涯的后期,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逐渐减弱,其基尼系数开始逐渐上升。
5. 主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就样本数据来看,我国居民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状况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我国居民家庭整体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且从生命周期来看,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呈现U型的变化趋势。其次,贫困家庭的子女具有较高的摆脱贫困的可能性,但进入中等以上收入阶层的概率却很小;高收入阶层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弱,带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最后,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逐步降低,而高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继承父代收入阶层的概率却从低年龄组到高年龄组逐渐递增。
这说明我们对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中的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能够较好地解释我国居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现象。在子代的职业生涯早期,教育和家庭背景对孩子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随着孩子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教育和家庭社会关系在家庭代际收入流动中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因此,具备社会关系和人力资本投资优势的高收入阶层家庭,其子女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有更高的概率继承父代的高收入阶层,而贫困家庭的子女进入更高阶层的可能性会减少,从而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
此外,虽然子代群体的基尼系数从绝对值上来看要高于父代,但由于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从家庭的层面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长期的收入差距其实是趋向缓解的。但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分析,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对居民家庭长期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变化趋势。因此在子女职业生涯的早期,家庭长期的收入差距呈现减小的态势;但伴随着子女进入职业生涯的后期,家庭背景和人力资本的劣势逐步开始显现,代际间的收入流动性开始逐渐减弱,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居民家庭的长期收入差距。
就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而言,我国居民家庭代际间的收入流动可以减少长期收入差距,促进代际间收入的流动性不仅可以保障每一个公民都有公平的机会,同时也是解决我国收入分配现有问题的一条现实路径。因此,我们建议通过以下路径进一步促进我国居民代际收入的流动:
首先,应大力提高适龄公民接受教育的机会。无法接受教育是造成人力资本不足、影响收入提高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子女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的现象较为普遍,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和提高农村和城镇低收入阶层家庭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弥补由于家庭贫困和父母的重视不够所导致的人力资本投入低下,从而提高全社会的劳动力素质,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其次,应出台相应政策以进一步规范我国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对招聘中可能出现的针对不同户籍、不同性别、不同生源等的求职者的一些歧视现象要加以防范和处理,同时给予一些特殊群体(如贫困人群)适当的帮扶,以促进就业弱势群体有相同的就业机会,提高其收入水平。
最后,对于陷入持久贫困的家庭,政府应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要注意加大对持久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支持,增强贫困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和机会,帮助其摆脱持久贫困的陷阱。
基金项目
2018年度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重点调研课题《环境规制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2019年度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校院科研课题《高质量发展下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研究》(TJDXKY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