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西南联大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培育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传世的文明成果，在民族危难之际保存了精英人才，延续了文化血脉，孕育了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塑造了联大人崇高的精神境界。西南联大虽然仅仅存在了8年多，但她孕育的大学精神却超越时空，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被人们寄予了美好期望。尽管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培育出的大学精神如今很难复制，但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
大学的职能之一就是为社会服务，否则，大学就可能脱离社会实际。大学社会服务广义上包括培养人才和发展科技；狭义上主要是指大学直接为所处社会、所属时代的需求服务。大学既要服务社会，又要保持自身的精神坚守。当一所大学没有能力影响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时，它就会被当地社会所同化。在现代社会，被同化大学甚多，能够保持自身精神，坚定不移发出自己强有力声音的大学逐渐较少。大学有逐渐舍弃其鲜明特性，“泯然”于社会众组织的趋势。对比曾经的西南联大，我们的大学应该有所反省。
2.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
对于“大学精神”的理解。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说：“大学精神是关于大学建设的一种先进理念，是关于办学方针、政策、目标、价值观念等思想意识最精辟的概括。它对于高校建设起着长期的、关键的作用。” [1] 杨立德先生对于大学精神的解释为：“所谓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体现出来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其核心是办什么样的大学和培养什么样的人。实质就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文化精神和学术精神。” [2] 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塑造“大学精神”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进步的需要。
大学精神的核心要义是育人，大学使命是全面的人才教育。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责任感，教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情，学习前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品德。把学生培养成热爱祖国、有政治远见、知识广博、有责任心的人。要教育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使其服务于社会，服从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其次是理想、信念的教育和培养。理想和信念取决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和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和理想。第三是爱心的培养，要教育学生爱祖国、爱父母、爱生活、爱事业。第四是人格的培养，教育和引导学生要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真理，无私奉献。第五要培养学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努力奋斗，善于成才。总之，大学精神育人的目的就是要使大学生成为“热爱祖国、理想远大、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胸怀宽阔、德才兼备、知行统一，全面发展的人。”
北大、清华、南开是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学府，三校在并校前风格迥异。但并校后，三校根据时代要求，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形成新的大学精神。西南联大的精神可以概括为：爱国主义精神，刚毅坚卓精神，学术思想自由精神、兼容并包精神。
首先，三校的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北大师生首先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并在“三·一八”和“一二·九”等爱国主义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3] 。其他两所学校也以不同形式纷纷投入到抗日运动中。其次，西南联大师生始终秉持着振兴国家而教，抗日救国而学的理念，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他们当中的很多优秀学者纷纷放弃国外的优厚生活环境和良好的治学环境，投入到西南联大，希望通过科学知识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西南联大的学生除了坚持求学之外，先后有1100多人直接参军，投身抗战。其中烈士有14人，另有16人获得美国政府为中国战区有功人士颁发的“自由勋章” [4] 。在三校西迁的过程中，西南联大师生一路目睹了人民在抗战中所遭受的各种苦难，亲身感受了国难当头，在日本侵略者轰炸下的教与学。这种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感，强化了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体现出来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也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相结合，形成了西南联大大学精神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并鼓舞着广大师生在当时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克服万难，不断前行，取得了蜚声海外，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刚毅坚卓出自《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刚为刚强之意，毅可理解为果决。坚是指立场坚定，信念坚决。卓是指才华卓越，比优秀略胜一筹 [5] 。西南联大从建立起，就处于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室和宿舍都是由草房和土墙建成，现在学校旧址还能看到原来教室仿造原貌，学校伙食也极差，饭菜里常常能吃到泥沙，即使当时的老师们也一样，这些知名的教授、学者，有些都有留洋的经历，也和学生们一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默默工作，自力更生，无私奉献，以解放事业和国家与民族的教育事业为出发点，带着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使我国的高校教育事业非但没在抗战这段历史时期内停滞，反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一页。这期间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这些基础性的论著，有的甚至接近或领先于当时的世界水平。正是这种刚毅坚卓的顽强精神支撑着西南联大师生在那段日子里克服万难，办校治学，并取得了骄人业绩。也正是这种精神，鼓励他们将学术文化薪火相传下去。
思想自由是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核心，面对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各种条文，企图“借机加强对教育领域的一党专制主义控制”梅贻琦等校领导和教授委员会顶住压力，维护了学校独立与自由的风气 [6] 。 “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这是对西南联大自由与民主最好的概括。三校在学术方面求同存异，合而不同，不拘泥于外在的表现形式，只为追求共同的真理，真正实现了当时西南联大内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学术自由是文化繁荣昌盛的核心，只有思想自由了，才会在学术上有自由。西南联大将学术自由精神由理论上升到实践，使中西方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友好的交流、融合，成为一种新式文化的载体。
3.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形成原因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前身——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得到很好地延续和传承，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时代背景塑造了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梅贻琦校长先进的办学理念已经升华为大学精神的核心。
3.1. 优良传统的继承
首先，西南联大大学精神是对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思想在西南联大身上得到充分的融合，因此兼具“兼容并蓄”之风，“严谨求实”之风和“活泼创新”之风，形成了自由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给师生提供了广阔的思想天地。其次，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继承，培养“君子”人格，以人格的完善和培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时弘扬传统的“士”的精神，把社会置于个人之上，承担起教化民众、转移风气的社会责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伯苓提出教育要谋求社会的进步，梅贻琦认为修己以安人，这些观念都很好地体现在西南联大的办学方式上 [7] 。
3.2. 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强化
三校爱国主义思想传统根深蒂固。北大师生首先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并在“三·一八”和“一二·九”等爱国主义运动中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 [8] 。其他两所学校的师生也积极地投身到抗日运动中。在三校西迁的过程中，西南联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责任意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不断强化。西南联大师生一路上目睹了人民的深重灾难，在日寇的铁蹄和飞机轰炸下生与死，教与学，亲身体会了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悲惨生活。这种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感，强化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西南联大师生立志教育为国，教育救国，并矢志不渝。
3.3. 梅贻琦校长先进办学理念的影响
梅贻琦先生除了大家熟悉的“大师论”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外，他在西南联大还积极推行通才教育和提倡师生间的从游论。梅贻琦认为：“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求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9] 在办学中，梅贻琦先生也充分体现了这一办学思想。为了使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能成为通才，在课程设置上文理结合，互相渗透，并设置西南联大共同必修课和大量的自由选修课。梅贻琦提倡从游论，他认为老师像大鱼，学生像小鱼，小鱼整天跟着大鱼游，就能不自觉地学会大鱼的本领，也达到了在自由的环境中无为而至，不求而成的教学目的。梅贻琦校长先进的办学理念既推动了西南联大的发展，也在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升华为西南联大的大学精神。
4. 西南联大大学精神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4.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国家振兴的不竭动力
21世纪的中国，虽然战火硝烟不再，但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的崛起与振兴取决于人才、尤其是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已成为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广大高校师生就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自觉地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趋向于多元化发展。有些人理想、信仰丢失，人格缺陷，崇尚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样就有可能陷于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政治阴谋。因此在高校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越发显得必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必须了解历史，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认清现实。要坚持不懈地进行历史及国情教育，使大学生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爱国主义营养。同时，还要教育学生以先进党员为模范，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培养崇高的民族精神和甘于自我奉献的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只有在炽热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高校的师生才能以强烈民族自信心和历史责任感投身于建设国家民族大业中去，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提供不竭的动力。
4.2. 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和塑造大学生健全人格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培养许多杰出人才，取得卓越成就，与我国民族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继承民族优良传统，就是继续发扬联大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刚毅坚卓精神，学术思想自由精神、兼容并包精神和敬业奉献精神，就是要学习老一辈学者严谨治学、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光荣传统，就是要学习他们以苦为乐、艰苦朴素、坚忍不拔的优秀品质。费孝通先生在《逝者如斯》后记中说，我的大学时代，甚至其后在十分艰苦的抗战时代，确确实实是靠了那么一批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教育的老师们，才使兢兢业业的学风没有中断。与以往相比，新时代大学生有着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但有些人却丢掉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优秀传统文化，致使理想、信念缺失，人格产生缺陷。在学习上表现为不求上进、好高骛远，生活上贪图享乐、攀比浪费、急功近利。梅贻琦校长认为，大学教育首先要着眼于培养和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只有人格健全，才能达到大学“明明德”、“新民”、“至于至善”的最终目的。大学生健全的人格也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标志。
因此，应该教育大学生继承我国民族优良传统，珍惜现在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氛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努力成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素质人才。
4.3. 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进行通才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前提和基础
思想自由是西南联大大学精神的核心，充分体现在学术自由和不拘一格的人才选用上。学术自由首先表现在西南联大为师生创造一个包容、宽松的学术氛围。梅贻琦校长认为西南联大应：“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面对当时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各种条文，企图“借机加强对教育领域的一党专制主义控制”，梅贻琦等校领导和教授委员会也顶住压力，维护了学校的独立与自由的风气 [10] 。
西南联大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使得西南联大成为勇于探讨学术的精神殿堂，培育了优良的校风、学风。他们各有专长，虽然学术观点并不一致，学派渊源各不相同，但并不妨碍大家会聚一堂，各抒所见。这不仅极大地调动了教授讲课的积极性，而且也使学生大开眼界，有利于思辨能力的培养。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然与极其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对西南联大大学精神及其学术研究繁荣的原因等进行探讨，在于给我国高等教育和高校工作者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11] 。
在通才教育观的指导下，联大师生始终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感情，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模式已突显出一些弊端，如专业划分过细，口径过小，学生知识面狭窄，缺乏人文素养，社会适应力差等。步入新时代，现代科学发展趋向综合化和一体化，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新型边缘学科不断出现，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向多样型、复合型发展，传统的以传授一门狭窄的专业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显然已不再适合当今时代要求。通才教育“旨在克服专业教育的狭隘与偏见，努力造就知识宽广、基础深厚、博学多才、素质全面，能对不同学科或专业进行融会贯通的人才。”它的目的在于培养一个健全的人应有的知识、技能与情操。当然，我们提倡通才教育并不是反对专业教育，而是要把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形成以通才教育为基础的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当前有些高校重视科学技术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学生在一种人文氛围稀薄的环境中学习生活。在一些高校已经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不良倾向，一些大学生滋长了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想。杨叔子院士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担忧。他认为，人文文化的培育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强弱、社会进退、人格高低、涵养深浅、思维智慧和事业成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交融是当前时代的趋势。张楚廷先生说：“科学教育需要智慧，科学教育也能给人以智慧。然而，若需要大智大慧，就缺不了人文教育。”科学与人文是教育的两个方面，高等教育只有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才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培养出知识全面的人才，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回首这段战乱纷飞的时期，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下，西南联大却克服各种困难，艰苦奋斗，回报给时代和社会异常丰硕的学术和精神成果。在回望与仰视之时，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西南联大师生正是在爱国主义、刚毅坚卓、思想自由、社会责任等大学精神的支撑下创造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精神虽然不可复制，但是可以学习和借鉴，她带给我们的启示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国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之路，照耀着她们逐渐走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