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侠文化规模庞大、历史悠久、内涵深厚，作为当代知名武侠小说家、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与其作品无疑是中国侠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金庸小说自觉摆脱了旧武侠小说的格局弊端，为武侠小说带来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新格局与新气象(邱香华，2019)。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侠文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目前关于金庸小说的研究成果虽多，但通过考察金庸小说研究的时间脉络和研究角度，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都是从文学、美学、文艺批评、文化研究等方面来审视金庸小说，突出其文学和史学地位的，单纯从语言学视角来研究金庸小说的论著尚不多见。
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是一个语义系统网络，语言系统是一个意义潜势。功能语法下的语篇分析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不仅对语言学研究具有理论价值，对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更具有其应用价值。如何将金庸小说语言的描述和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侠文化研究在新的透视角度下得以阐释是一件值得探索的事情。语言是文学创作的素材，而文学创作又是对语言的实际运用，语言学与文学两者之间有相切的边缘区域，有必然的关联；文学作品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语料，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1]。本文试图从系统功能语法语篇分析的视角分析金庸小说作品的语言，诠释文学语篇如何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来体现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加深对作品和创作手法的认识，揭示小说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从而扩大金庸小说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文学语言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2. 功能语篇分析
系统功能语言学(Halliday & Hasan, 1976)把语篇视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认为语言的本质上是一个语义系统，并通过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提供意义潜势。语篇作为使用中的语言是语言系统意义潜势的现实化。我们把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作理论指导的语篇分析称为“功能语篇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 [2]。国内已有很多学者(如胡壮麟、黄国文、彭宣维、朱永生等)用系统功能语法作为语篇分析的理论指导。黄国文认为“功能语篇分析”是一种可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语篇分析理论，比其他理论更适合于语篇分析，语篇分析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把篇章与篇章背后的潜势(即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对语言本质的研究应把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人们总是通过完整而系统的语篇来完成交际的目的和意义的表达。因此，在进行语篇分析时除分析语言本身外，还要探究语言是如何在特定的语境中起作用的，是如何体现特定的意义和功能的 [3]。哈桑(1985)强调语言在文学作品分析中的必要性，提出文学语篇分析应侧重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功能。由于语言是建构意义的社会符号系统，通过分析作者选择的语言结构，可以找到语言形式与意义或功能之间的联系，从而阐释文学语篇的意义，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鉴赏其的意义和艺术价值。因此，语篇分析有助于深人理解话语的隐藏含义，并对特定语篇的作用和意义做出解析，语篇内涵可在表达中得到解读，语篇分析就是实现“实际性的意义诠释”的过程 [4]。笔者通过对语篇分析的三要素：语篇、情景语境和读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分析如何把语篇分析理论关于词汇“误用”和衔接语篇的分析融入到中国文学研究中，融入到探讨中国文学语篇的语言特色中。
3. 金庸小说的语言特色
金庸先生在小说中语言的选择运用上有其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在其行文句式上有充分的体现。他袭用了旧小说夹用诗词、歌赋、联句等方式，在行文中大量使用对联、诗词，如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均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在语言表述上，则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方式，将古语词和口语词结合，成语和俗语并用，雅俗共赏，绚烂多彩。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词汇是语义的体现，小句是语篇的体现，语篇是意义的体现，因此韩礼德认为语篇则最好以意义为单位来理解。由于语篇分析还属于一个尚未定性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单一的理论作指导，也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和分析方法” [5]。因此，笔者选取了金庸先生小说作品中的片段，试着通过从语言“形式的选择”来分析小说的语篇文本以探究金庸小说语言经典性的内在本质，理解作品的主题意义。
3.1. 功能“误用”
关于语言的功能性，系统功能学者探索的是人们怎样使用语言和语言怎样为使用服务。根据韩礼德的观点，语言是随着人们交际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的构成也是具有功能性的，形式的存在是用于意义的表达的。既然语言是为交际服务的，对语言形式的解释就不能不考虑语言功能和语言形式的使用。可用于语篇分析的理论有很多种，如：言语行为理论、互动社会语言学、交际文化学、语用学、会话分析、变异分析(见Schiffrin 1994)，但我们同意黄国文(2001a, 2001b)的观点，认为系统功能语法完全可以与Schiffrin (1994)所说的六种方法媲美。系统功能语法认为，语篇分析的一个根本任务是把篇章与篇章背后的潜势(即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语篇分析的基础是对语言系统的研究，而对语言系统的研究是为了理解语篇。在Halliday看来，语言就是一个意义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同时存在的是用于体现意义的形式，而形式则是在语言这个意义系统中用来体现意义的结构。词汇是语言中的固定结构，千百年来人们常用其固定形态的词组或短句，它们的意义住往有整体性，但金庸先生却将这些看似荒谬实则真实的词语运用自如，比如：
韦小宝道：“四颗珠子虽贵，比起其他无价之宝的药粉来，却又算不得什么了。你的相貌本来不错，但不能说是天下第一流的，成一位天下无双，羞月闭花……”小郡主道：“羞花闭月”她听韦小宝说错了，随口改正，但话一出口，不由得很不好意思。韦小宝用错成语，乃是家常便饭，丝毫不以为意，道：“不错，变成一个闭花羞月的小美人儿，那才好呢。”说着抓起豆泥莲蓉珍珠糊，便往她脸上涂去。
韦小宝道：“那还能骗你么？不过皇上吩咐，这番话可不忙跟你说，要我仔细瞧瞧，倘若王爷果然是位大大的忠臣呢，这番话就跟你说了，否则的话，嘿嘿，岂不是变成万岁爷说话不算数？那个一言既出，死马能追？”
段落中的成语原本是“闭月羞花”和“驷马难追”，金庸对小说的语言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创作了很多听起来荒唐实则真准确精确的词汇如“羞花闭月”、“闭花羞月”、“死马能追”使人耳目一新。文中还有很多创造性运用的词语诸如“哑子吃黄连”“完璧归台”“猪朋狗友”、“九生有幸”、“七上八落”等成语的灵活运用，在用词汇的选择上都体现了作者的别具匠心。彭宣维(2019)认为，当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同时体现时，为了凸显人际功能或语篇功能，概念功能则会发生语序上的变化。文中为表达“突显韦小宝未受过教育粗俗的特点”的意义，将成语“闭月羞花”反复错用，概念功能发生了语序上的变化，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占了主导。在塑造韦小宝这个人物形象时，金先生“误用”了很多这样将词语“改造”的手法，使得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突出，将韦小宝胸无点墨，言语粗俗的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同时，在明显的幽默之下，却隐藏着作者的创作意图，向读者传达一种特殊意义：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某个固定不变的、终极的意义。这与“金庸反对武侠小说按既有的模式创作，也反对某些主流层面的要求的主题先行；他写出了人的真实情感与个性，进而写出了更高层级的更具魅力的智慧 [6] ”完全吻合。
3.2. 语篇衔接与连贯
衔接(cohesion)是功能语篇分析领域的一个基本概念，通过各种衔接手段，语篇才得以语义一致和前后连贯。Thompson (2000)认为“衔接”指讲话人用来表示语篇中的经验意义连贯和人际意义连贯的语言机制，因此，“衔接”是一种语篇现象，我们可以断定语篇中哪个(些)成分在起衔接功能。金庸先生不拘泥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创作类型，在文类功能、文类历史和文类品位三方面都做出了具有变革意义的道路选择，从而实现了武侠小说主流化的创造性转换，也使其作品成为武侠小说的一座高峰 [7]。金庸的故事结构与传统的叙事结构有很大差异，作者不让“叙述者”有很多明显的解释和评论，而是要求读者自己根据自己的世界知识和通过语言建构语境的能力去推断去解读那些零乱的或是被空缺的信息。金庸小说中语篇的衔接，通过照应、重复、连接和替代等方式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令读者或听话人可以明白此语篇的字面意义。如：
闵柔将头靠在石清胸口，柔声道：“师哥，梅姑娘是个苦命人，她虽杀了我们的孩儿，我……我还是比她快活得多，我知道你心中从来就只我一个，咱们走吧，这仇不报了。”石清道：“这不用报了？”闵柔凄然道：“便杀了她，咱们的坚儿也活不转来啦。”
——《侠客行》
文中“她虽然杀了我们的孩子”和“便杀了她”中“她”替代谁呢？根据语篇中“对某一成分的理解依赖另一个成分”的衔接特性，我们不难发现“她”指是的梅姑娘；“柔声道”和“便杀了她”两句话省略了主语，小句的动作施事者呈隐性，从上下文的语境中寻找到动作的施事者分别是闵柔和“我们”(闵柔和石清)；同样，文中“咱们走吧”和“咱们的坚儿也活不回来啦”中的“咱们”既是词汇衔接重述也是语法衔接照应，指的是闵柔和石清两人。又如：
“昨天王屠夫来跟你说什么？一定是买大黄去杀了。你骗我，你骗我。你瞧，大黄在流眼泪。大黄，大黄，我不放你去。云哥，云哥！快来，爹爹要卖了大黄……”
“阿芳！爹爹也舍不得大黄，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那成么？咱们三个满身破破烂烂的，总的缝三套新衣服，免得人家看轻了。”
——《连城诀》
这一段对话中，明显的衔接手段有照应、重复、连接和替代，如“你骗我”中的“你”和“我”分别照应“爹爹”和“阿芳”；“你骗我”、“大黄”和“云哥”都重复两次，将戚芳焦急万分的心情描摹得纤毫毕现，阿芳的善良和天真得以凸显；“那成么？”中的“那”替代“咱们空手到人家去拜寿”，此处还省略了隐形的逻辑连接词，句中“爹爹也舍不得大黄，可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那成么？”省略了连接词“虽然”和“如果”，完整的表达应为“虽然爹爹也舍不得大黄，可咱们不能空手上人家去拜寿；如果咱们空手上人家去拜寿，那是不成的”。英语趋向于形合，思维方式呈直线型，力求结构上的严谨，层次感较强，而汉语趋向于意合，思维方式呈螺旋型，因此汉语各部分之间靠意思连接，衔接词使用相对较少，但根据上下文语境不影响逻辑关系的表达和语篇意义的理解。
又如《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所写：
裘千仞骂道：“臭叫化，你也来多事。论剑之期还没到啊。”洪七公道：“我是来锄奸，谁跟你论剑?”裘千初道：“好，大英雄大侠士，我是奸徒，你是从来没作过坏事的大大好人。”洪七公道：“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义薄幸之辈。我们丐帮查得清清楚楚，证据确实，一人查过，二人再查，决无冤枉，老叫化这才杀他。老叫化贪饮贪食，小事糊涂，可是生平从来没错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
文中“臭叫化”和“老叫化”是都指洪七公，虽然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但是“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虽然”和“但是”的语义衔接词都省略了，但不影响语篇的意义连贯。与“衔接”相反，“连贯”的实现可以不通过语言成分来达到；事实上，“连贯”是存在于交际双方的头脑中，因此是一种心理现象，不一定要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够达到 [8]。文中“臭叫化，你也来多事。论剑之期还没到啊”，交际双方的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即是他俩事先确定过论剑的固定日期，不是当日，裘千仞的意思是“既然日期还没到，那么你来干什么？”洪七公的回答可理解为“我知道论剑日期虽然还没有到，但是我来的目的不是论剑，而是来锄掉你这个奸徒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语篇能够为交流双方提供一种共享意义，进而能够承载发话者的语言意义，接受者在接受到相关的信号以后，会通过这共享意义迅速明白作者说出的语言所暗示的意义，于是就为双方交流互动提供了互动性前提。再如：
其时若无俗事牵绊，自当来向三位前辈请聆教益。(《神雕侠侣》)
次日清晨，斜风细雨，兀自未息。(《连城诀》)
过不多时，火光冲天而起。(《倚天屠龙记》)
语篇的生成过程中讲话者须要对主位做连贯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是受语境支配的，主位有标记主位和非标记主位之分 [9]，使用标记主位一般是为了强调或衔接的需要。文中划线部分以时间状语为标记主位，使整个小说的语篇衔接更加紧密，随着时间的进展将小说一步一步推向高潮。
总之，语篇衔接就是通过把语言串联在一起，旨在让人们能够感知语言所传递的真正意义，感知世界存在的方式，同时达到交流双方的内心情感互通，让人们在互动过程中表达主观的我对客观世界认知的感受，让人们处在一种互动链中，同时它还具有一种功能：通过双方运用语言功能，彰显着一种角色权利，从而正确确定各自的社会角色 [10]。
4. 结语
作为中国侠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文化现象，金庸与其小说无疑是贯穿始终的热点话题。作为一门适用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可在汉语研究中广泛应用，提供理论指导，对汉语进行系统的描述和阐释。同时，当汉语事实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发生冲突时，亦可反思该理论框架的修正，使之愈加完善，这对汉语研究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都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视角，研究分析了金庸小说语言的词汇运用和语篇衔接与连贯，认为以概念、人际和语篇三大纯理功能为核心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从普遍性、适用性和实用性等角度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语言和社会之间问题的框架，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新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模式，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我们将始于对汉语语法的描写研究的Halliday系统功能语言学运用于中国侠文化之经典的金庸小说中来，窥探金庸小说的语言及诠释文学语篇如何通过对语言形式的选择来体现作品的主题意义，以加深对作品和创作手法的认识，揭示小说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气质，必将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进一步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本土化研究任重而道远。
基金项目
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大数据下基于学习分析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行动研究”，项目编号：18SA00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