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评论报》视角下的“五四运动”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llard’s Review
DOI: 10.12677/ASS.2019.89225, PDF, HTML, XML, 下载: 624  浏览: 1,083 
作者: 丁海强: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关键词: 五四运动密勒氏评论报巴黎和会May Fourth Movement Millard’s Review Paris Peace Conference
摘要: 作为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相关研究已有不少,但现有的多依托于中文史料,多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与视角上,实际上当时在华租界的外文报纸对该运动也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密勒氏评论报》作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报纸,对“五四运动”进行了跟踪的报道与评论,它总体上对运动持支持与同情的立场,但也对运动中的不和谐现象进行了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
Abstract: As a great patriotic movement,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related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but the existing articles mostly rely on Chin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stand on the position and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In fact, foreign newspapers in the Chinese concession also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oment.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newspapers, the Miller Review has reported and commented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t generally supports and sympathizes with this sport, but it also criticizes some improper behavior in this movement. To some degree, it provided us with a rare perspective.
文章引用:丁海强. 《密勒氏评论报》视角下的“五四运动”[J].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9): 1656-1663.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9225

1. 引言

五四运动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各领域的学者们就五四运动的爆发原因、性质、历史意义以及其是否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精神是什么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而深入的研究与论述。但是纵观近些年的研究,“诸多论者只是在以往成果基础上再作机械性的重复研究,依旧是‘老调重弹’,致使创新洞见难现” [1] 。并且许多关于五四的研究多立足于中文文献,尤其是国内的资料,而很少关注当时外国人对“五四”的印象、反应,事实上“就五四运动而言,外国的举动和反应常常与运动中的重要事件交织在一起,有时会将运动引向新的方向” [2] 。关于外国人对“五四”的反应更多地体现在当时的报纸中,因为那个时代报纸是人们接受信息最快也最可靠的渠道。纵观国内的研究,对五四时期的外国报纸的评论进行研究的少之又少,只有以日本报纸为中心的少数几篇研究,以及周策纵在其著作《五四运动史》中零散地提及的当时在华的外国报纸《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对五四运动的评论。

因而本文以当时富有影响力的《密勒氏评论报》1为例,分析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展现当时在华的外媒对五四运动的较连贯的看法,因而本文的时间跨度为一战结束(1918年11月11日)后到中国代表拒绝签字(1919年6月28日)。《密》是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汤姆斯·密勒(T. F. Millard)于上海所创办,从1917年6月于上海创刊到1953年6月终刊,去除中间因太平洋战争而停刊的4年,总共在中国出版了32年,期间对中国尤其是上海予以了极大的关注,成为当时向海外传播中国的桥梁,也是中国认识世界的窗口,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珍贵史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有人认为其“在存史之真、补史之缺、纠史之偏方面,在民国新闻史上,其价值是独特无二的,也是无可替代的” [3] 。

2. 对巴黎和会的预期以及对日本意图的揭露与谴责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外交的失败,事实上,一战结束时,中国人并没有料到结果会如此,他们认为这次协约国的胜利是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这也意味着中国今后将受到公平且合理的对待。

2.1. 对和会的乐观预期

《密》认为一战的结束与和会的召开意味着,“理性和人性的联合战胜了暴力”,“重建的时刻到来了!” [4] 《密》像当时的中国人一样乐观,在停战协定签署后不久,《密》在名为《日本控制中国的最后努力》一文中,报道了徐树铮2前往日本构建中日同盟的消息,认为这意味着日本可以在和会(指巴黎和会)上代表或操控中国的意见,就此评论道,“日本政府显然没有意识到当今世界的趋势,……美国政府及协约国正等待着日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出丑” [4] ,“在和会上,日本将被要求返还他用可疑手段获取的任何东西” [4] 。简而言之,《密》认为日本尽管想搞一些小手段,但是在当前的趋势下,他的目的不会达成。

事实上,当时很多人都天真地认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会在战后得到落实,当时于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蒋梦麟就写到,“威尔逊总统参战演说八篇,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今战事已告终止……威总统之言,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 [5] 。《密》对威尔逊总统也给予了厚望,也意识到机敏的中国人正在寻求威尔逊总统的引导,“有望于威尔逊总统协助解决中国的国内与国际问题……从而将中国从未来的威胁下拯救出来,”“正如我们所看见的……国际正义也要求威尔逊总统关注中国的困局并帮助他” [6] 。

在这种乐观情绪之下,很多人认为德国自1898年以来所获得中国领土和主权必将还给中国,并且一战期间在日本胁迫下签订的不平等协定也会在和会上得到纠正,更有人认为1840年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都可以得到废除。对此,《密》是怀着支持与肯定的态度,“中国有充分的权利向和会提交他的要求,并且他的要求不仅关乎这个国家当下和未来的和平,也关乎世界的和平” [7] 。

因此从一战结束到和会召开之前,《密》对于中国的未来是抱着希望的,他认为虽然日本仍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以及威尔逊总统的号召与帮助下,日本哪怕有阴谋也不会得逞,总体而言怀着乐观的态度。

2.2. 对日本意图的谴责和对中国的声援

然而,正如周策纵所言,“这种错觉在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始后,就开始破灭了” [8] 。事实上,《密》在和会召开前一周开始意识到不对劲,当时很多人还在忧心中国南北代表的分裂,并未注意到这点,即,日本就和会的计划,“每一份日本报纸都投入了大量精力讨论,但是除了讨论之外,并没有确切的计划像美国其他协约国一样逐步或完全地刊发” [9] 。我们并不知道日本人对威尔逊总统的倡议是赞成还是反对。而此时近卫文麿3所发表的讲话更让人担忧,“他认为,日本应当全力争取使其所得的权益获得承认,并且准备好在外部不公正的压力下战斗到最后” [9] 。近卫文麿是当时日本赴和会的代表之一,他的讲话明显预示着接下来日本将采取的行动。

由于在和会开始之前,中日两国政府曾相互表示友好,且近卫的言论发表在日本的报刊上,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国人留意到近卫话里有话。

真正使中国人感到震惊的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于1月21日开始主张日本对中国山东的权利,并于此后的1月27日召开的五强会议上宣布英、法、意曾在1917年2月于日本签订秘密协定,承诺在战争结束后,支持日本对原德国于中国的殖民地的要求,此外又于28日五强最高会议期间,透露了中国与日本的一些协定(主要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其中的一些秘密协定4,甚至有些参加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都不知道。

对此,《密》认为,这些条约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中国被迫签署这份耻辱的条约(二十一条)的背景,读者们已烂熟于心,以致我们无需再复述……废止这份条约是中国人于和会上最迫切的提案” [10] 。对于日本人所称,这些条约是帮助邻国于和平与公正下自由发展的说法,《密》评论道,“(如果确实如此的话),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被要求以提供原材料的方式来同日本‘合作’,牧野的意思是说中国还要进一步与日本搞这种明显吃亏的贸易吗?” [11]

对于日本的要求,当时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认为,“人所共知,该条约系中国于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签订的……和平时期的条约,如系以战争威胁迫签,则可视为无效,这是公认的国际法准则” [12] 。

在这种形势下,《密》一方面表示美国人愿意协助中国,并为此做了很多努力,例如他认为美国任命前远东司司长威廉士(Edward T.Williams,或译卫理)为美国代表团顾问是很有利于中国人的,“很少有美国人像威廉士那样理解中国人的真实需求……他有关中国事务的知识将会帮助中国人实现其述求” [13] 。此外任命威廉士也表明美国政府“渴望在接下来的会议里给与中国一个公平的协定并帮助中国缓和其国际关系” [14] 。另一方面,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他认为日本如此堂而皇之地要求中国屈服,背后可能是军国主义分子的怂恿,并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得人心的,“美国、英国以及拥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法国人都对中国力图捍卫其自由以及其四百万子民的自决权而深感同情……当下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全力支持其代表” [15] 。

但是《密》也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的亲近感到担忧,“日本政府依赖于仰仗其支持的中国军队,……将军徐树铮怀揣一份中日秘密协定返回,……(这份协议)有助于日本人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 [16] 。在一篇名为《为日本征服中国的中国军队》的文章中,直言不讳地说“段祺瑞是日本政府的木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凭借日本蓄意的支持而维持其权力” [16] 。从之后的事情发展来看,《密》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最初北洋政府是要求代表们同意签字的,只是后来因五四运动的爆发而终止。

除此之外,1919年2月4日《密》和当时的很多外文报纸(字林西报、泰晤士报等)联合起来,质询日本驻华的代表小畑,试图了解“日本威胁中国政府并要求中国在和会上的代表表示退让的意图” [16] 。

总而言之,《密》在4月下旬和会最终结果出来之前,都是对中国表示同情与支持的态度的,并且还做了一些努力,例如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与其他报纸联合采取行动等,同时对日本的行为进行谴责和揭露,但是《密》始终暗含着一种担忧,即北洋政府可能会出卖中国,秘密与日本达成协议。

3. 对“五四运动”的观感

4月下旬,当有消息传来,和会要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中国人跌入了沮丧与愤怒之中,他们首先想知道,谁该为此负责?他们怀疑政府是不是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甚至有可能是在心甘情愿下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当5月初,从巴黎传来了更详细也更令人震惊的消息,中国要求归还山东的正当要求被拒绝了,并且中国的提案被拒绝的重要原因竟是中国的“卖国贼”“欣然同意”的换文阴谋。“二十一条”带来的国耻与新近的和会外交失败,终于使愤怒爆发了。

3.1. 对学生殴打卖国贼的报道与评论

《密》首先认为,愤怒的学生殴打的两位官员(曹汝霖与章宗祥)相比其他人明显是有罪的,“(他们)与日本签订丑恶的秘密协定,把中国的肉体与精神都出卖了,”但是《密》认为不应该把责任都推给日本,因为“在贿赂行为确立时,必须有一个接受者,”意思是说中国的一些官员给了日本渗透的机会,并且心甘情愿地接受日本的条件,而此时“上海的中国南北和谈会议5还在召开,直到外部世界都醒来了(指五四事件),会议除了一些纸面上的协定,一无所成” [17] 。在这种时刻,中国的南北军阀还沉浸在为自己争权夺利之中,因而“中国的前景确实是黑暗的” [17] 。

《密》认为当下不能指望这些官僚了,但是“从当下中国学生的行为可以预测,(他们)是中国的希望” [18] 。《密》虽然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但是认为学生通过殴打等手段迫使官员下台的影响是不好的,“驱逐官员的暴力手段令人遗憾,因为这种行为会让世界倾向于认为中国没有能力自治” [18] 。也就是说《密》虽然对学生的爱国行为表示支持,但并不赞同学生使用暴力。6实际上,“大多数的学生代表都无意在预定的游行示威中发生暴力行为……他们多数从最初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19] 。

但是《密》在后续的报道中认为运动有转化为全面排外的可能性,他认为,“为了惩罚罪行,无知的中国暴民可能反对所有外国人,类似于义和团运动……” [20] ,但是《密》也表示,即使发生了一些排外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大批的武装强盗到来时,诚实的人也经常被迫采取一些事后看来过激的行为” [20] 。并且巴黎和会的决议确实是不正当且有失人心的,“这场和平会议的结果确实是冷酷的分赃,并为未来的冲突埋下了隐患……这一点在东方真实体现了出来” [20] 。

3.2. 对北洋政府举措的报道与评论

在这种情势下,北洋政府的应对就很重要,“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或许会爆发革命,这一切都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21] 《密》在一篇名为《中国的严峻政治形势》中分析道,“青岛问题以及学生的示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局势, [21] ”但是北洋政府在如何应对上分成了两派,《密》认为第一派是明智的,即“安抚那些憎恨部分官僚出卖国家的学生,”章宗祥对学生表示谅解,“明智地将青岛问题与学生问题分割开来” [22] ,但是另一派同情曹汝霖等人,这些人旨在“加强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尽管这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十分有害” [22] 。他们打算对学生采取强硬措施。最终的结果是,5月5日,北洋政府下令限制学生活动,撤换北大校长,并严惩被捕学生,同时北京加强北京的警备力量。

对此,《密》认为形势已很严峻,北洋政府对学生采取严厉的措施,意味着政府中的亲日力量占了上风,“中国的军阀们认为和会的决议(指将山东的权益出让于日本)显示了日本在同盟国中占据上风,并据此认为(同意和会决议)将使日本帮助他们重铸君主和军人统治下的中国” [23] 。进而他认为日本会进一步控制中国,煽动中国人对西方的敌视情绪,进而呼吁在华的美国人起来抗议,“以向家中的美国人民表面自己的立场,以向中国人表面我们美国人为了他们合理合法的述求愿意同他们站在一起” [24] 。

3.3. 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看法

学生们一方面对政府的态度表示不满,另一方面自发地展开了抵制日货的运动,5月18日,北京18所大专学校在得知亲军阀的政客田应璜将担任教育总长以及政府决定对各教育团体严加管束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学联紧急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罢课宣言》,其中提及的“十人团”,主要负责“抵制日货”和促进宣传。实际上一战后中国确实面临日货的冲击,因而运动一经展开,就掀起了浪潮。

但是《密》对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虽然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但其相关的报道显示他对群众的一些行动是不支持的,其刊登了一封标题为“你怎么能抵制那些产于美国或英国的日货”的读者来信,多少透露了自身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看法,这位读者表示当别人问他这是否是日货时,他感到困惑,“我不知道,因为有些‘日货’上写着‘制造于美国’、‘制造于英国’的字样, [25] ”他也表示“我们有许多日货,这些都是很有用且是生活必须的,我们离不开他们” [25] 。最后,该读者表明了他的态度,“我讨厌看到一些学生出于赶时髦宣传‘抵制日货’” [25] 。

《密》对于上海租界内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颇有微词,“我们认识到一些威胁因素在推动一些商人转变态度时发挥着重要影响” [26] 。《密》实际上是在指责学生们强迫商人们接受“抵制日货”运动,并认为“我们不应该反对自发的抵制,但当一些人诉诸恐怖手段时,这就是警察们出场的时刻” [26] 。

尽管《密》对“抵制日货”运动中发生的一些不和谐的现象进行了批评,比如群众们搞不清日货的具体含义就随意抵制,一些商人被迫参加抵制运动等,但他对群众自发的抵制行动还是表达了钦佩,“那些手头并不宽裕的人,为了这个国家,购买了很多宣传品,在上面写上‘抵制日货’,并把它们张贴在显眼的地方……” [26] 。

同时《密》认为这场“抵制日货”运动,也表明了中国凋敝的经济实力,“一家新近成立的中国公司打算生产草帽7时发现,他必须获得日本提供的皮质防汗带。而日本人可以在任何时候构建庞大的草帽产业,无论中国的稻草草编织情况如何” [27] 。进而认为,“如果中国的学生、商人以及人民把抵制日货一半的精力投入到组织现代产业中去,那么一些中国的持久产品就可以被生产出来” [27] 。实际上,良好的产业发展也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在那个时代中国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3.4. 对“三罢”运动的看法和对镇压行为的谴责

6月2、3、4日的大规模逮捕实际上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不仅在学生中掀起了更强大的争取工商界支持的运动,更使得商人、工人更加同情学生,6月5日大规模的罢市与罢工在上海展开。对此,公共租界的喉舌《字林西报》一改以往同情的腔调,称学生运动为“骚乱”。

而对于这次大规模的爱国行动,《密》则持以肯定的态度,外国军舰的大批地集结(谣言)“试图镇压上海的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一场罢工和不过数千的因为巴黎和会不公正地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而觉醒的稚嫩的、手无寸铁的学生们的愤怒” [27] 。《密》认为外国人不该动手干预这次爱国行动,这些学生虽然还不够成熟,但是他们的行动处处展现了他们的决心。

《密》也认为中国的学生们的行动不同于欧美的抗议行动,“(那里)的罢工运动由带着枪、炸弹的‘和平’工人开展,而中国则是由充满激情的学生们开展,他们的武装是无数的充满力量的标语,‘打倒卖国贼’、‘归还青岛’等” [27] 。因而一些人评价道,“我们从未见过像当前的中国学生们领导的这样的罢工,它十分安静又讲究秩序” [27] 。

但是罢工、罢市的第二天即6月6日,公共租界就发布了一个通告,表示禁止公众在租界内散发传单等鼓动民心的宣传品,并决定自6月9日下午4时起,以武力镇压所有罢工、抵制活动、街头演讲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学生运动。这引起了一些欧美侨民的反感,据《密》报道,“对中国学生们采取行动将国家从日本人支持的军阀手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感到十分同情的许多欧美侨民,对于市政警察镇压罢工的许多手段感到不满,并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28] 。《密》紧接着评论道,“许多有思想的外国人都深深相信,对学生们采取愚蠢的暴力行为会导致运动进一步升级” [28] 。并据此对怀着支持镇压的态度的《字林西报》进行了批评,认为“他拒绝同那些渴望国家复兴的中国自由主义分子们沟通” [28] 。这其实也是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反动政策的批评。

3.5. 对代表拒签和约以及民众运动的赞扬

在学界、商界以及工人们一致对外之下,运动取得了进展。6月11日,北洋政府接受了曹汝霖、章宗祥以及陆宗舆的辞呈。对此,《密》认为其取得进展的缘由在于,“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得到了自亚热带的广东至寒冷蒙古边疆、从黄河到昆仑山脉下的人民的支持” [29] 。既然,卖国贼们下了台,那么余下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然而到了此时,北洋政府的态度仍然很暧昧,并且偏向于签字,但和会的中国代表们对这个没有处理好中国山东问题的协定并不满意,并且或多或少地受到国内群众运动的感染。在和会签字当天,即6月28日,在得知他们的最后提议,即保留山东问题(中国将来有权重提山东问题)的要求被拒绝后,他们不顾北洋政府的要求,一致同意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并在随后向北洋政府提交了辞呈。

中国代表于6月28日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标志着五四运动的胜利结束,对此《密》评论道,“中国代表为了他们个国家而拒签和约的行动是值得钦佩的……这个行为使所有自由主义者感到满意,不论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30] 。并对一些人所评论的,中国不按照外交规则行动、昧于外交事实、不够“绅士”等言论,进行了驳斥,“当一个人快要死去,那还顾得上了解什么新式的处决方式呢?” [30] 也就是说,和会的决议本来就是要把中国推向死亡,那么中国人凭什么不可以拒绝,别的国家凭什么要求中国遵循这个“死亡规则”呢?

4. 结语

《密》对于“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都进行了报道与评论,从最开始的一战胜利,他同当时的许多中国人一样,对于未来的世界也充满了憧憬,对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纲要”饱含赞许与期望,尽管他意识到日本人对中国仍然怀有野心,但在当时,他认为一方面国际社会不会允许日本这样公开地侵略,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因而等待着中国的是一个光明的未来。

但是随着和会将近,《密》发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因为日本直到和会开始都没有表明自己的意图,也没有对威尔逊总统的呼吁进行回应。和会召开后,日本果然透露出了自己的意图,即索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以及要求中国承认之前的不平等条约(主要是“二十一条”),《密》对此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并认为日本的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情,并在最终协议下达之前,一直呼吁国际社会对此进行干预。

当“五四运动爆发之时,《密》虽然认为曹汝霖等人罪有应得,但并不赞同学生们对他们进行殴打,认为这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但也不是说《密》就反对学生运动,恰恰相反,《密》认为在这些学生的领导下中国才有希望的未来,现今的亲日政府简直无可救药,简而言之,《密》认为学生们是爱国的,也是中国的希望,只是手段与方法有些问题,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这个时候,《密》认为北洋政府的选择就很重要,如果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可能会导致运动进一步升级,事实确实如此,当北洋政府选择继续亲日时,大规模的罢工、罢市、罢课发生了。

《密》对罢市其实颇有微词,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他认为运动中发生了强迫商人配合的现象;二是许多中国人盲目抵制,对外国货不加区分,造成了欧美国家的不满。但总体上仍是支持的,尤其是当公共租界当局决定镇压之时,对一些喉舌报纸的反动言论进行了驳斥,认为运动虽然有不和谐之处,但总体上是一场安静且充满秩序的运动。

最后,当五四取得胜利之时,《密》首先对整个运动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得到了全中国人的支持,并对中国代表拒签和约表示支持,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权力。

参考文献

NOTES

1以下简称“密”。

2徐树铮(1880年11月11日~1925年12月30日),人称“小徐”,江苏省萧县醴泉村(今属安徽省)人。北洋军阀皖系名将,深受段祺瑞的器重,因1919年派兵收复外蒙古而声名远扬。1925年12月29日晚乘专车离开北京南下,途经京津间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张之江劫持,于12月30日凌晨被杀,时年45岁。

3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日本第34、38、39任首相,五摄家之一近卫氏的第30代当主,日本侵华祸首之一,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内大臣近卫忠熙曾孙,左大臣近卫忠房之孙,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长子。1919年他跟随代表日本的西园寺公望参加巴黎和会,因而其发言无疑预示着日本接下里的意图。

4北洋政府还曾在1918年9月24日和日本商谈秘密借款(西原借款之一项),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对中国提出关于处理山东问题的七项建议。按照他所提出的内容,日本沿胶(州)济(南)铁路的驻兵将集中于青岛,而派一支队驻于济南;护路队要用日本人担任警长和教练;铁路完成后由中日共同管理。对这些提议,驻日公使章宗祥于9月25日在换文里回答道:“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议,欣然同意。特此奉复。”

5即1919年2~5月北洋政府与南方军政府间的和谈。1917年,北洋军阀废弃国会和临时约法,驱走总统黎元洪。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揭起护法旗帜,并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次年5月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控制了南方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等国为了反对日本支持皖系独霸中国的企图,希望中国统一。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主张南北休战,举行议和。经过与广州军政府协商,双方同意停战并进行谈判。1919年2月北洋政府徐世昌派朱启钤,广州军政府岑春煊派唐绍仪在上海举行和谈。当时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虽不再担任国务总理,仍任“参战督办”,统率“参战军”,继续支用日本提供的“参战借款”,唆使亲信进攻陕西护法军等,引起南方代表的多次交涉和质问,和会因而中断。4月上旬双方改为秘密谈判,表面上就恢复国会等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为划分地盘、争夺权力而争吵,到五四运动发生后,南北和谈以毫无结果而破裂。

6五四运动中梁漱溟也认为:“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因为我们所做得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7当时很多学生都头戴白帽,因为草帽大多都是日本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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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ditorial Article 4—No Title (1919) 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 (1919-1919).
[28] Editorial Article 6—No Title (1919) 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 (1919-1919).
[29] Tong, H.K. (1919) The New Chinese National Movement. Millard’s China National Review (1919-1919).
[30] China’s Failure to Sign the Peace Treaty (1919)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1919-1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