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对唐代时期的影响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且对中国本土文化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唐代时期的诗人大都乐于游历寺院,这就导致佛教思想文化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诗人对于山水田园诗的创作。
1.1. 佛教文化影响了作者的创作心态和思维方式,陶冶了唐代诗人们的审美趣味
这使得诗人在面对眼前的自然景物时,联系客观与主观世界,在思想上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既能丰富创作内容又能更好的发现真理,促使传统的诗歌艺术思维和审美趣味发展的更为细腻精美。例如,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诗人王维,他在《鸟鸣涧》中写道“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P 109~110) [1] 。句首描绘,在这个风景极美的溪沟间,夜晚幽静无声的桂花自开自落,“诗佛”王维用他宁静淡泊的内心,细细聆听花开花落这样的天籁之音,并联系佛家的生死轮回法理自然,感悟中生命处于轮回,循环不灭之中的规律;“夜静春山空”山中的夜晚,本就极为静寂,而诗人此时又将心真正的静下来,放下一切对世俗的杂念和执着,更能体会和感受到虽平日里气象万千的春山此刻的空无所有的状态,这样的寂静是更为深远广大的。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外在的静,更是空明的心境:外界的喧闹,官场的得失,全部都置于身外。因此,纵使平日春山生意盎然,但在这寂静的夜里,当内心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即精神的“空”,那么春山更是一片空明;“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P 120~121) [1] 月出无声但在寂静的环境中却能惊动山鸟,就是说,当内心静到极致,大脑一片空明,对凡尘杂念视若无睹时,那么此时大千世界的真理便尤为清晰,仿佛惊鸟长鸣,回响山涧;同时,因鸟鸣以动衬静,愈显内心的寂静空旷,让人感受的是平和和内心的安闲。这种反衬的手法极大地表现出诗人王维的禅心与禅趣。诗中的“闲,静,惊,鸣”符合佛教中通达,空明以及返璞归真的三层境界,表面上是写景抒情,实则是借助佛家“空”的思想,表达客观世界的真理及规律,体现出诗人空灵闲静的心灵,宁静淡泊的情致,同时也能感受到唐代时代和平安定的社会氛围。
还有诸如李白、杜甫、韦应物等人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也受到影响。李白号中的“居士”也是佛教用语(P 119~120) [1] ,寓意着恬淡安逸;汲汲于功名的布衣诗人杜甫作为禅宗信徒,在游寺时创作了不少山水田园诗,表现出寺院及山中景色的清净幽远和自身对于佛教文化的理解;韦应物其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以擅长山水田园诗著名,其不慕名利、不汲汲入世以隐居为乐的隐逸思想的产生与佛教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山水田园诗的作者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我心即佛,佛即我心”,他们的作品都体现出作者对社会的观察以及自身思想意境上的思想体会,蕴含着佛理,流动出禅意。因此,佛教文化的影响陶冶和浇注诗人的审美体验和内在思维是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影响之一。
1.2. 佛教文化影响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内容即以佛教文化入诗,期间创作的大量诗文都显示出佛教文化对诗歌的渗透
其一,佛教文化为作者的创作提供了新鲜内容和创作素材,尤其是般若空观和禅宗禅理为唐代的山水田园诗开拓了意境。例如唐代山水诗中别具一格的名诗《题破山寺后禅院》是诗人常建清晨游寺后禅院时写下的题壁诗,其中“初日照高林”的“高林”是借日出照在参天古木上的景,营造幽静的禅境;另一方面,更是赞颂禅院并表达对佛宇的礼赞之情,使诗人对佛家文化的虔诚之情在诗文初始便表现出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需要绕过曲折的小路才能到达花木遮蔽,唱经礼佛的禅房,仿佛掩盖真理的帷幕瞬间被拉开。在这样幽静美妙的环境中,诗人情不自禁地惊叹,并陶醉其中,忘情地欣赏起来。这不仅体现环境的幽静还表现出佛家文化“高深莫测”,并非一朝一夕便能参透的特征。只有通过专心修行,克服万难才能洞悉真理,证得菩提,取得真经。“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诗人常建看见鸟儿自由自在地欢唱,俯身看到自己的身影倒映在水中,仿佛自己与天地,山水融合在一起 [2]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于是感到自己已融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声” [3] 以典型的反衬手法以动衬静,蝉愈聒林愈静,在鸟鸣和钟鸣之中,感受到万物是如此的静,鸟鸣和钟声寓意佛法,正是环境的幽静,才衬托钟声入耳的清晰和宏亮,此刻此景此情,诗人仿佛领悟到了空门禅悦的奥妙,摆脱尘世一切烦恼,禅味十足(P 89~91) [4] 。这首充满禅意的寄情于山水的诗歌抒发的是作者忘却世俗的隐逸胸怀。除此之外还有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诗人言山“空”雨“新”沿水而下的渔船推动波澜,禅意十足,诗人从观赏自然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内心的“无念”一个“随意”体现佛系的真随性(P 212~214) [1] 。这种以佛教文化渗透诗歌内容的方法,使诗人们在创作时将山水田园诗和佛教文化合二为一,从而达到一种绝对的升华。
其二,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体裁形成也有重要作用。唐代时期,格律诗创作的成果丰硕,甚至可以说达到了鼎峰。就以五言律诗来讲,成熟于唐代时期,创作数量最多的是孟浩然,其次是李白,再次为王维,但也有将近一百首。五律以其诗情、画意、以及简练简洁的笔触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而佛教文化对于格律诗的形成也有影响,陈寅格先生的《四声三问》中提出诗歌讲求格律是受佛经转读的影响,这对于唐代田园山水诗字声和谐以及声律的安排运用有巨大影响,这种音韵和谐的诗歌使唐代的山水田园诗读起来自然流利,抑扬顿挫,给人以美的享受,更好的表达诗人的内在感情。
1.3. 佛教文化对唐代田园山水诗的评价即诗论有一定影响
唐以后,在对唐代山水田园诗的评论中运用了不少佛家用语,并主张“以禅论诗”。在袁行霈《中国文化概论》中讲述“诗与禅”这部分时提到“禅对诗的渗透,一方面是以禅喻诗。细分有以禅参诗、以禅衡诗和以禅论诗的区别(P 67~69) [5] 。以禅参诗是态度和方法去阅读欣赏诗歌作品。以禅衡诗是用禅家所谓大小乘、南北宗、正邪道的说法来品评诗歌的高低。以禅论诗则是用禅家的妙谛来论述作诗的奥妙。这是三种不同的以禅喻诗。”就是说在诗论中使用禅语,可以依靠禅语将难以表达之意表达清楚,“物象超然”“意境空蒙”等语言使得妙不可言的诗意更好的理解与领会,因此,很多佛教文化用语都被用来论述诗歌的奥妙,品评诗歌的高低,用为诗评用语。
2. 唐代山水田园诗对佛教文化的作用
2.1. 唐代山水田园诗有利于传播佛教文化
古人除了借助诗歌抒情言志还将诗歌作为外交的一种辞令,或是反抗不合理制度的最佳工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就像人类的精神食粮一样“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佛教得以广为流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文献传播,也就是说唐代时期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对于佛教文化的传播有极大影响,他使佛教文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并且随着渗透佛学的诗歌的盛行,有更多的诗人涉足佛教,创作更丰富的山水田园诗。唐代时期,帝王尊崇儒、道思想,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抑制佛教发展,但随着大量极具禅意的山水田园诗创作并传播,使佛教文化在普通百姓中流传开来,致使公元前后传入我国的佛教在唐朝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交流,佛教文化因此得以保留并平民化、通俗化,尤其是直接在诗中使用佛家用语,如皎然《晚秋宿破山寺》中“昔日经行人去尽,寒云夜夜自飞还”(P 12~13) [1] 。以及上文中提到的诗人常建的诗文《题破山寺后禅院》王维的《终南别院》中“行到水穷处,坐看风起时”(P 66~67) [1] ,均能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佛教的态度,也表明了佛教在当时社会所取得的地位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范围。
2.2. 唐代山水田园诗空灵的意境扩大了佛教文化的影响
田园山水诗在描写花鸟,山水的笔墨中也寓示出大量的禅意。王维是唐代时期律诗大家之一,他创作的律诗难以计数,他的五言律诗主要以抒写隐逸情怀的山水田园为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将空灵之美的境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把禅宗思想与宗教感情化为诗思 [6] ,具有独特风格,展现了山居田园的优美环境,蕴含着诗人对“桃花源式”生活的追求,在《鹿柴》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P16~17) [1] ”这首五言绝句,写一座人迹罕至的空山,一片古木参天的树林,目的是创造一清净空虚的心境,这同样也是禅宗所提倡的。诗中所表现的也正是因为王维接受佛教文化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即格律诗的创作并进行传承才有了从唐代到中唐过渡时期“诗圣”杜甫对于格律诗的集大成,才使思想与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并影响对后世,不仅将格律诗传承下去,也使佛教文化经久不衰的流传,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P 89~90) [5] 中提到“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要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诗和禅有了互相沟通的可能。禅宗在唐代确立以后,就在诗人中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诗人们谈禅、参禅,诗中有意无意地表现了禅理、禅趣。而禅师也在诗中表现他们对世界和人生的观照与理解。于是,诗和禅就建立了联系。”唐代山水田园清净虚空,轩辕飘逸的特征与佛教文化中孤静空灵冲淡极为相似,宗白华先生在《美学与意境》 [7] 中说“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体现出他们各自充实的内在自由的生命......这自得自由的生命在自由里吐露生辉”。
3. 佛教文化与山水田园诗共同作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在唐代诗歌中只有融合佛教文化的诗歌才能真正体现其含义,并且二者对唐代社会产生的作用也可为相似。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受到民众广泛的接受与认可,并且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唐代佛教鼎盛发展,对于上层阶级而言,是因佛教在政治上不可替代的作用,统治者希望依靠佛教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而唐代田园山水诗为百姓与士人以诗抒怀,借诗言志提供载体,有利于广开言路。二者对于统治者和唐代政治稳定发展都有积极的进步因素。
对于百姓而言,禅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点其与这一时期山水田园诗共同渗透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二者作为精神的寄托和赖以栖息的精神家园,使百姓更注重对于平和清淡精神世界和道德的追求,净化人们复杂的心灵、帮助百姓涤荡心灵,能够做到“思无邪”并逐渐发展成为精神的哲学;在遇到苦闷时,赋予其恬淡宁和的思想,寻找中和的出路。唐代诗人綦毋潜拜访和尚融上不遇之作《过融上人若兰》诗人上山访友不遇,但却没有因此而扫兴,反而被山中景色所吸引。“山头禅室挂僧衣,窗外无人水鸟飞。黄昏半在下山路,却听钟声连翠微”。屋内,墙上挂着一袭僧衣,表现了僧人的悠闲洒脱;窗外,人迹罕至,只有水鸟自由的翱翔,这种静谧的环境烘托诗人高雅的情趣。黄昏来临,诗人沿着风景优美的山路下山,驻足回望,留恋不舍。无不体现作者恬淡宁和的心境。唐代山水田园诗及佛教文化的融汇贯通,在一定程度上,对百姓的思想有教化和净化作用,推动唐代时期百姓的思想解放,百姓肯定人自身的价值和意义,顺应了唐代时期的时代发展。后随着社会各阶层渐渐对佛教慈悲向善,众生平等,好生恶杀的观念的认同,为唐代社会及后世稳定产生巨大影响。有利于安抚人心,缓解矛盾的激化。
唐代山水田园诗和佛教文化对于唐代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佛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经济实体,通过生产包含衣着,食物,工艺品等在内的宗教商品,并进行销售,不仅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与传承,而且也刺激了经济发展;唐代时期的山水田园诗大多描述诗人对山水田园的向往,展现“世外桃源”之景,一首充满禅趣的山水田园诗,更能加深百姓对于自由的宗教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寺庙的修缮极其占有的地产和山林,通过“营生”和“自供”经营俗业等与唐代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唐代小农经济的发展,从而稳定百姓生活,增强唐朝经济发展。
除此之外,山水田园诗和佛教文化融合的诗歌具有文学创新的推动作用,并对提升文艺工作者在诗歌创作的领悟与思维境界具有极大意义。在诗歌鉴赏上,也具有相同的社会价值。最后,二者融合均可为处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的我们,找到一片自我心灵的净土,保持一颗“真”“善”“美”的贤心,使我们看问题能够更全面,更理智。
综上所述,“一切景语皆情语”的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与具有深厚思想内涵的佛教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将山水田园诗中的意境与空灵的佛教文化统一起来,相互交融,相互影响。二者都寄托着诗人高尚的情操和平和宁静的内心,无论缺少其中任何一方那么唐代时期甚至后世文化发展都会受到影响,研究其二者之间的联系时,须从佛教文化对唐代山水田园诗创作的影响,唐代山水田园诗对佛教文化的作用及其两者融合共同作用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来分析,如果只研究其中之一则是片面的。
基金项目
2018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