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不仅对语言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哲学、教学、计算机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意义重大,时至今日,乔姆斯基及其追随者仍在对其理论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和补充,目前正进行的对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及其他理论的研究探讨也如火如荼。在《句法结构》 (Syntactic Structures)出版后,不少学者便开始用“革命”一词来描述这场语言思想的更迭,更有部分学者由此对索绪尔奠基的描写语言学派进行了否定,认为索绪尔的观点过于陈旧,无需多加关注。然而“革命”一词意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的飞跃,毋庸置疑,乔姆斯基在语言研究中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位伟大学者,但其学说是否对索绪尔的语言学说进行了“根本变革”仍值得商榷。
2. “乔姆斯基革命”之兴起
在《句法结构》问世之前,描写语言学派在语言研究中占主导地位,该时期语言研究学界注重对语言结构形式的描写,涌现了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杰出学者,而索绪尔则被公认为结构主义学派的奠基人。1957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著作《句法结构》正式出版,该书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成立,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学需要研究的是能使人掌握语言的规则体系、说出无限话语的人类的认知结构中的语言能力,因此,他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和“普遍语法”的假说以及关于句法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理论。乔姆斯基的理论向长期以来在美国普遍流行的描写语言学,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结构主义学派发起了全面挑战,其研究被视为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领域最伟大的贡献,也由此导致了语言学研究自“描写”到“解释”的转向,由此,学界产生了“乔姆斯基革命”的说法。
在国内,有人把N. Smith与D. Wilson1979年合著的《现代语言学:乔姆斯基革命的结果》视为源出,因为这可能是“乔姆斯基革命”一词首次在书名中出现,非常吸引眼球。也有人把J. R. Searle 1972年为《纽约书评》撰写的评论文章视为源出,因为该文的题目就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革命” [1] 。其后,不少国内外学者也援引这种说法,以“革命”来描述乔姆斯基的理论成就,如满海霞、梁雅梦(2015)认为,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掀起语言学界的“哥白尼革命” [2] ,而张松松(2007)则将乔姆斯基比作“语言学界的革命斗士” [3] 。
3. 乔姆斯基及索绪尔语言观异同点
3.1. 研究理念
基于同质化的目的,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是以内部要素为主,外部因素居次。因为内部要素可脱离外部要素独立进行,是更为“纯粹”,也更具“科学性”的研究。同时,索绪尔的同质化思想也体现在其提出的共时和历时两个研究方向中,因为集体观念中的规则集中存在于语言的共时系统之中,语言的历史演化虽然也有规则,但受外部影响较大,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性。“索绪尔在纯化研究对象时排斥掉很多要素,是因为那些要素很难(至少在当时的研究水平下)拿来进行科学化的研究” [4] 。索绪尔开展的同质化运动是极具积极意义的。可以说正是同质化运动使语言学具有了科学的性质,并在一个世纪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此之前,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一直为人质疑。
由乔姆斯基所著的《句法结构》所标志着的语言学研究转向运动同样倡导同质化。乔姆斯基认为,句法应当被看作是独立、自足的形式系统。他认为句法研究不应完全依赖于语义因素,而是要从句法内部寻求解释,而语义的诸多方面都是行为的一部分,且与人的主观心理因素密不可分,因而不属于普遍语法的范围。如果对所有语义要素都加以考虑,那么句法系统的科学性便难以保证了。
在语言同质化的基础上,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分别对语言进行了“二分”,索绪尔将其划分为“语言”和“言语”:“语言”指的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头脑中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一个整体和系统;而言语指的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对语言的运用,体现在具体语词、句子等等,索绪尔自己则把它们类比为“象棋的抽象规则”和真实的“象棋游戏活动”。如同象棋规则既高于并超越每一盘象棋游戏而单独存在,又在每一盘游戏里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其存在形式一样,“语言”作为一套结构规则而独立存在,同时又不能离开“言语”去表现自己。
而乔姆斯基对语言做出的“二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类似于索绪尔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他认为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说话人/听话人所掌握的语言知识便是语言能力,它和语言运用相对应,是一种潜含的概念,只有在说话人/听话人进行语言行为中才可加以观察研究,同时语言能力也是稳定长久的。语言能力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本质特性,对历史语言的研究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具有潜含性、稳定性和长久性,这与索绪尔所提出“语言”的概念颇有相似之处。而“语言运用”同“言语”一样是具体且非本质的,它是对语言能力在适当场合下的具体使用,是外显的且可以被直接观察到的,同时它也是多变的、瞬息的。语言能力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将表现为不同的语言行为。语言能力永远无法完全被语言运用反映,因为说话人在进行语言运用时,往往会受到记忆、情绪、劳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3.2. 研究重点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研究重点都是探索语言共性,找寻普遍规律。人类的语言有成千上万种,但不同语言却蕴含着有一般性的共有特点和变化规律,通过分析各种具体语言及其亲属语言的研究成果,索绪尔致力于探求各种语言中存在的一般原理和共同规律。索绪尔(1959)同时确立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其中有一条就是寻找在所有的语言中以永恒、普遍的方式存在的力量,总结出能够将所有特殊现象归结与此的一般规律。此外,索绪尔(1959)认为在各种器官之上有一种更为一般的机能,这就是语言机能,它指挥着各种符号的使用,但其仅提到人类或许有这个机能,并未对其进行深入探究,他提出的语言机能概念仅仅是为了给予语言学研究对象(语言)论据支持,以此来证明语言学研究对象应当是抽象的语言而非具体的言语,因为人们通常认为言语是人们的天赋,就像人的腿生来就是用来走路的一样,那么发音器官生来就是用来说话的。索绪尔通过提出语言机能这一概念,否定了言语的天赋论,说明人们天生具有的是语言机能,驳斥了将言语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重申语言的重要性,强调对抽象的、具有普遍规律的语言进行研究。
乔姆斯基则运用生成语法构建了一套严格的、具有普遍规律的规则系统,“它并不以描写某一具体语言为目的,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方法来探索语言的普遍规律,以期最终揭示人类的认知系统和人的本质” [5] 。所以,他的研究重点也没有放在某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上,而是重视人类所有语言共有特性的研究,强调个别语法来自暴露在某一语言环境之后的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还对索绪尔提出的语言机能作了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语言天赋论的假设。他设想一种天生的机制--语言习得机制(LAD)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这个机制含有一套抽象的、普遍的规则系统,能够使人通过有限的外界刺激产出无限的语句。无论是寻求所有语言的共性特征还是关于语言机能的假设都说明了乔氏理论与索绪尔思想的同源性。
但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索绪尔从语言本身出发,收集语料,对语言规律进行分析总结,他并不十分关心语言的具体生成过程,而是将重点放在对结构的分析上。所以,通过阅读索绪尔的理论,读者并不能清楚地了解人类的语言机能是如何运作的。而乔姆斯基对索绪尔理论进行了发展,他运用演绎的方法提出一种假设,倾向于从心理机制的角度去解释人为什么有能力生成无限从未见过的语句,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的语言机能,即语言获得机制(LAD),他认为儿童生来就具有这种机能,在这个生理前提下,经过外界刺激,儿童就可以生成无限的句子。
3.3. 研究内容
不同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将语义置于语言研究的首要地位,索绪尔和乔姆斯基都未对语义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而是更加注重句法结构研究。索绪尔划分了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他指出语言的内部因素包括语言的声音、意义和形式等,地理、方言等则属于外部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同时他呼吁研究语言的内部机制,因为语言的外部要素并不影响人们认识语言的内部结构,“而实际上他在进行内部研究时,注重的是对形式结构的描写,而忽略了意义的刻画和解释” [6] 。索绪尔虽然提出了能指和所指,看到了符号在人脑中有特定的意义,但是他更加倾向于探究语言符号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将语言研究的重点放在符号之间的关系上,而忽视了符号所承载的意义。其后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直接继承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形式的思想,无视语言的意义,这也导致了此后的相关研究路径越变越窄。
而乔姆斯基最早提出的古典理论也没有包含语义因素,且仅仅是同索绪尔一样注重句法研究,但后来他意识到只研究句法会导致一系列消极现象。一方面,生成语法的力量太过强大,一个句子可以被随意转换而没有规则的限制,另一方面,他提出的语法规则无法完全解释语言现象,完全按照该规则会生成很多不合格的句子,例如,“苹果喜欢我”这个句子是合乎句法规则的,但是在逻辑上却说不通。于是乔姆斯基接受语言学家卡茨和波斯塔尔的建议,在其标准理论中增添了语义一项。在他看来,句法、语音和语义三者都是生成语法这个大家庭的一员。他认为,基本成分的意义与它们的结合方式组成了句子的意义。但是,他又说语义解释一般与人们通过观察表面结构所发现的成分之间的结合方式没有关系,在相对抽象的深层结构上,语法关系决定了句子的意义。在他的理论中,虽然添加了语义,但是仍旧没有将语义放在与语法同等的位置上,语法研究仍旧是语言研究的基础,即使经过后来的几次修正,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仍旧认为句法是独立于语义的,必须独立于意义之外进行描述。
但是,两者研究语言形式的基点不同。索绪尔是基于现实,总结抽象出句法的普遍规律对语言结构进行描写,所以他的研究内容是语言结构本身,而乔姆斯基则从自己提出的语言机制出发,由特殊到一般,解释人为什么具有产生无限语句的能力,他的研究内容是大脑语言能力。“从形式描写上看,索绪尔用结构分析的方法,乔姆斯基用转换生成语法,运用数理逻辑的方法,虽然也是一种描写,但描写的对象不同,索绪尔描写的是结构本身,乔姆斯基描写的是人的大脑语言机制” [6] 。
4. 理论贡献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两位语言学家的理论思想虽然受到了无数的批评和争议,但不容置喙的是两人都促进了语言研究的发展,受到争议恰恰说明了两人的语言学思想影响之大以及其重要价值,也正是这些争议推动了语言学学科的进一步完善和充实。
两人的研究都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据索绪尔研究,学者对语言的探索经历了规定式语法、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文学三个阶段,但是一直以来的研究并没有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其他学科来看,语言研究缺乏科学性。索绪尔虽然对历史比较语言学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他并非完全认同历史语言学家的观点,他看到并弥补了前人的不足,明确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使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曾说过其他的学科都有明确的对象,研究者可以有的放矢,但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缺失的。语言研究对象的缺失导致语言研究并不科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语言学的发展。通过确立研究对象,他将语言学引上一条康庄大道,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语言的奥秘打下了基础。
而在20世纪初,结构主义一统天下,乔姆斯基的语言研究正开展于这个时期,他受过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教育,在此基础上,发现了索绪尔学说以及结构主义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质疑。“这些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研究领域的哲学基础并开创了语言学理论和实际的一条新路” [5] 。他擅长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语言,将数学中的术语引入语言学研究,并且融入了心理学因素,提出了生成语法,对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结合,拓展语言研究路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学研究更加注重全面辩证看待问题,不仅要研究语言和语言能力,也要思考言语和语言运用,既要重视句法研究又不能忽视语义研究等。但即使在今天,他们两人的语言学思想依旧值得深入研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两人关注对立双方的一个方面,这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他们运用二分法来研究语言,说明他们看到了对立的另一面,只是在当时语言环境中,研究一个方面更为恰当。索绪尔曾说“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的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 [7] 。乔姆斯基也认识到语言有形式和内容两个不同的方面,只是其更多着眼于形式。正是基于他们打下的基础,后人才能研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5. 结语
根据以上比较,索绪尔与乔姆斯基两位语言学家在研究理念、研究重点、研究内容上存在大量相通之处,也存在部分差异,但乔姆斯基并未将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完全推翻,也没有超越索绪尔提出的“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范畴,而是在其研究基础上不断做出补充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索绪尔深刻的语言学理论(如抽象概括性、二分法)启迪并推动了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进一步研究。所以,称乔姆斯基学说是一场“革命”未免太过武断,乔姆斯基所做的更多的是对索绪尔的继承和发展,弥补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不足,刺激了语言学的跨学科发展,促进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