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中,有关二语(L2)或外语(FL)语用能力研究的成果及文献已有很多,但至今学界对语用能力成分构建及等级描述仍没有统一的解释模式和分析框架(Roever,2011;彭庆华,2011;李民、陈新仁,2018;李清华,2019) [4] [5] [6] [7] 。语用能力研究的不足及其构建成分描述的不充分不仅关系到人们对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目标的认知与理解,而且还影响到了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的有效实施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Swaffar、Kramsch、Schulz等学者(2006) [8] [9] [10] 在对交际语言教学法的运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虽然30多年来交际能力理论一直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与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交际能力是教学的培养目标,但是人们对交际能力理论的理解以及对交际能力目标的实施仍存在很大的偏差和局限,且由于人们对作为培养目标的交际能力的确切含义及其构建要素的理解和分解不够,所以影响了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质量的普遍提高,学生即使是经历了10多年的学习,他们的二语或外语水平也只能达到中等或偏上的程度(Swender & Duncan, 1999) [11] 。交际能力理论是对Chomsky语言能力理论的发展,交际能力理论的产生突显了语用能力在语言能力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德国学者Barron (2003: 8) [12] 指出,人们对交际能力的兴趣触发了语用能力的研究。很显然,人们对交际能力理论在认识上存在的偏差或局限主要是对语用能力研究和理解的不足,根据台湾学者Hwang (2009) [13] 的研究,学习者语用能力习得与发展是外语语境下“第二语言”教学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是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根本原因。
交际能力理论自1980年运用到应用语言学研究中以来,研究者们(Canale & Swain,1980;Bachman & Palmer,1990;黄国文,1991;陈新仁,2009) [14] [15] [16] [17] 不断丰富和发展交际能力理论的内涵,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交际能力解释模式。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人们运用最多的是Canale和Swain,以及Bachman和Palmer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式。至于其它交际能力或语言能力解释模式,往往被看作是以上两种理论模式的补充或发展。然而笔者在近年的研究中发现,加拿大社会语言学及双语教育研究杰出的领军人物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及其解释模式不仅是双语教育研究的主要理论指导,而且对语用能力成分构建及等级描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拟通过对Cummins提出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所折射出的语用能力内涵及认知特点进行分析讨论,在此基础上论述语用能力等级意义及认知特征。
2. Cummins的语言能力解释模式
Jim Cummins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社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家,“双语教育研究领域杰出的国际学术界大师” (俞理明,2009:xii) [18]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一系列有关语言能力或交际能力,以及第二语言学习者双语能力的解释模式与理论。这些理论模式主要有:交际能力理论、共同的潜在能力模型和语言阈限水平理论。Cummins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式主要论及语言学习者应该获得什么样的语言交际能力,或者应该达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Cummins (1981)认为,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或语言水平应该由“人际交流基本技能” (basic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ve skills, BICS)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ognitive/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 CALP)组成。人际交流基本技能(BICS)指的是在没有认知要求的日常语言环境中使用语言,仅仅运用语言的部分特征(如语法、词汇、发音和流利)便可以完成交接任务;“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ALP)指的是在学术和比较抽象的情景中使用语言,对认知要求比较高,如讨论、分析和评价文字材料,理解的重点应该放在“说了什么”上,而不是“怎么说”或者“在什么情景下说” (俞理明、Elizabeth、韩建侠,2009:70) [18] 。
Cummins提出的第二种语言能力观“共同的潜在语言能力或语言水平(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该模式认为通过一种语言的学习或经历可以促进两种语言能力的发展,“在两种语言各自的语言表层下面有着共同而交叉的底层语言水平” (Cummins & Swain, 1986: 82) [3] 。这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的提出与验证批判了传统上所认为的学习第二语言会削弱第一语言,以及学习第二语言会增加学习者负担等观点。根据俞理明、Elizabeth、韩建侠(2009: 75) [18] 的归纳总结,这一语言能力解释模式的主要贡献是:
1) 当语言使用者通晓两门或更多语言的时候,完整统一的思想源泉只有一个,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无论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他的思想都是来自同一个中心处理系统。
2) 人们具有学习和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能力,所以双语教育或多语教育是可能的,并且学习两种语言可以提高学生的信息处理技能和学习成绩。
3) 学习者两种语言(或者说第二语言学习)须达到熟练程度或足够好的程度才能有效发展学科成绩,以及学习者的认知能力也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
Cummins的第三种有关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能力或语言水平模式是语言阈限水平理论(Threshold Theory)。根据Cummins (1984,转引自Baker,1993) [19] 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语言阈限水平理论简略地理解为学习者双语能力或双语水平达到了学习学科知识所需要的语言阈限水平,也就是学习者能以第二语言媒介或工具学习学科及专业知识,而且通过学习,学习者在学科知识水平和第二语言水平上都会有所提高。Cummins的语言阈限水平理论揭示了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者应该达到的目的语水平,所达到的目的语水平包含两个阈限、三个层级,即:第一阈限和第二阈限;底层、中层和高层。第一阈限可以说是学习者语言水平最底(基本)层级的完成,学习者能用目的语进行基本的日常交流,但在认知方面还不能够用目的语进行学科概念或学科专业的学习。第二阈限可以看作是学习者已达到“中级”语言水平,而且在这一水平层次上,学习者“足够可以用第二语言进行概念学习” (俞理明、Elizabeth、韩建侠,2009:75) [18] 。Cummins的语言阈限水平理论一方面告诉人们在双语教育实施的过程中学习者应该具备,以及今后应该达到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标准,另一方面第二语言或外语学习的最高层级目标是能用目的语学习、运用学科专业知识。
3. Cummins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的语用能力等级意义
以上我们介绍了Cummins语言能力理论的三种解释模式,很明显三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二语或双语学习者目的语或双语学习所要达到的不同语言水平或等级。在交际能力解释模式中,Cummins [2] 认为,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分为“人际交流基本技能”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两个层级。“人际交流基本技能”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学习者的一般口头语言运用能力,它是学习者社会认知发展、书面语学习以及专业能力提升必须具备的基本语言能力。“认知/学术语言水平”属于学习者的高级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它包括一般书面语言能力和正式场合用语与学术语言运用能力。
Cummins的“共同的潜在语言能力”模型虽然没有像“交际能力理论”那样明确地划分二语或双语学习者应该掌握的目的语或双语语言能力水平或层级,但该理论模型仍然映射出了二语或双语学习者两个层级的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第一个层级指的是学习者“熟练”的基本语言交际能力,该模式认为,只有当二语或双语学习者的第二语言或双语达到熟练程度或足够好的程度时,他们才能有效发展学科成绩,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国内学者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时,通常用“熟练、一般、略懂、不会”四个等级来调查了解一个民族对自己本族语言掌握的情况。“熟练”通常表示调查对象能够自然流利地运用本族语进行日常交流或会话,同时也预示着调查对象的母语运用能力及其语言活力。第二个层级的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就应该是,能够“熟练”地运用目的语或双语解释和表达学科专业知识,以及“熟练”地运用目的语阐述或论证学科领域中的问题。
在Cummins提出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最能体现二语或双语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等级特征的是“语言阈限水平理论”。该理论把二语或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分为两个阈限、三个等级,即:第一阈限和第二阈限,初级、中级和高级。学习者语言阈限水平的划分主要是为双语教育的开展与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解释。比如说,达到第一语言阈限水平的学习者虽然已掌握基本的语言技能或语言能力,并能够用目的语进行基本的日常交际,但在认知方面还不能够用目的语进行学科专业的学习。如果要让学习者进行学科概念或学科专业的学习,那学习者的目的语水平则需要达到第二阈限水平。“阈限”既是学习者要达到的语言水平或层次,也是学习者进入更高层次语言学习的起点或门槛。根据Cummins的解释,第二阈限水平可以理解为学习者已达到“中级”语言水平。Cummins的语言阈限水平理论一方面揭示了双语教育实施过程中学习者应该具备的语言水平或条件,另一方面也隐含着学习者今后应该达到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目标,而且达到高级语言能力或水平主要路径之一就是通过双语或目的语学习、运用学科概念及学科专业知识。
4. Cummins交际能力中的认知发展内涵
以上讨论中我们已经了解到,Cummins的三种语言能力解释模式都涉及学习者语言习得与发展过程中所伴随的认知发展,但最为凸显的是交际能力理论解释模式。该模式认为,双语学习者的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由“人际交流基本技能”(BICS)与“认知/学术语言水平” (CALP)组成,而且两个组成成分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人际交流基本技能”是语言交际能力的基础,是日常交际中学习者必须掌握的最基本语言技能。根据Cummins (1984,转引自Baker,1993) [19] 的阐释,“人际交流基本技能”的主要特征是:1) 交际随实时语境而产生或交际的发生基于/依赖实时语境;2) 交际无认知要求或不需要太多的认知要求;3) 由于实时语境的支持/撑,交际时要求的语言知识能力不是很高。基于以上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然语言环境对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的日常语言学习至关重要,如果语言环境许可,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能够容易掌握这一基本的日常语言技能。
Cummins语言交际能力理论模型的另一组成要素是“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虽然说“人际交流基本技能”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是语言交际能力两个层面上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但“人际交流基本技能”属于语言交际能力的基础,而“认知/学术语言水平”则属于语言交际能力的最高层级。“认知/学术语言水平”体现的是语言使用者交际时的认知水平和抽象思维能力,而且这种认知能力是语言使用者在学科专业学习、职业发展,以及语言社会化过程中不断形成的能力。认知/学术语言水平的获得与发展应该说主要通过正规的学习与训练,比如学校教育或培训班学习,当然也包括师徒式民间教育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正规的学习和训练方式的主要媒介手段当然是教育者和学习者双方共享的语言,而且通过学科知识、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的教学或学习,学习者不仅掌握了一门学科知识和职业技能,而且还提高了认知/学术语言水平;从而最终达到提高语言能力或语言水平的目标。
Cummins的“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观一方面揭示了学习者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的最终取得是建立在学科知识、职业技能,或者说谋生技能的学习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学习者最高层级的语言运用能力或语言水平是通过没有实时语境介入的,但需要认知语境或认知能力要求的语言学习才能够实现。笔者认为,像“实时语境”、“认知语境”或“认知能力/知识”这样的“百科知识”或“世界知识”往往镶嵌于语言之中。Langacker (2000) [20] 、Fauconnier & Turner (2002) [21] 、Evans (2006) [22] 、Kecskes (2008) [23] 等国外学者指出,语言中的词汇是人们学习和获得百科知识或世界知识关键通道。Kecskes认为,词汇具有词汇语义(word-specific semantic properties)和文化概念意义(culture-specific conceptual properties)两种属性。词汇既反映一种语言的社会文化及思维模式,同时也体现每个个体语言使用时的认知活动。Kecskes 提出词汇意义价值(meaning value of word)的观念,并强调词汇学习能发展学习者的内部语境知识。在这一点上,Kecskes和Cummins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语言学习以及语言水平的提高与学习者个体的认知能力、职业或专业素养以及综合素质发展相互相成,互为条件。Cummins运用“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这一概念来阐释双语教育的可行性,并以此为双语教育的实施与开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框架。然而令人欣喜的是,这一概念为我们理解交际能力及其认知内涵,尤其是理解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最终应该努力达到什么样的语言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5. 语用能力的等级意义及认知特征
在对Cummins三种语言能力理论解释模式的解读和学习后,我们发现:第二语言或双语学习者交际能力或语言水平的等级与他们的认知发展或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相互相成,高层次的语言运用能力意味着语言学习者具有很高的认知或抽象能力,在不断地语言学习过程中,人们通过语言认知世界和感知世界,从而提高自身的认知能力,人的认知能力随语言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反过来,学习者要想获得高层次的语言运用能力,那必须以认知发展或提升思辨能力为基础,通过学习和掌握镶嵌在语言中“再现世界” 和“解释世界”的知识,同时获得高层次的“认知/学术语言水平”。这些镶嵌在语言中“认知世界”和“反映世界”的知识与王初明(2003) [24] 、Kecskes (2008) [23] 等学者所提出的内部语境观点相一致,是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的重难点。文献研究显示,在语用能力构建成分的各种不同解释模式中人们均未涉足语言使用者认知语境知识或认知语言能力这一要素在语言能力或交际能力解释模式中的地位与作用。Fauconnier (2004),Taylor (2007) [25] 、张辉、蔡辉(2007) [26] 、孙亚(2008) [27] 等学者指出,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都是研究语言运用的问题,认知语言学的产生与发展为语言运用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研究取向是当代语用学的发展趋势(冉永平、张新红,2007) [28] 。语言运用研究需要认知理论的解释才能使其更趋完善。同样,认知理论的介入才可能构建系统全面的语用能力成分(彭庆华,2018) [29] 。更为重要的是,语用能力成分构建的认知介入不仅体现了语用能力研究的完整性,而且还给语用能力等级描述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参考框架。
语用能力等级描述与研究的不足是导致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最主要根源之一。彭庆华 [29] 在梳理和总结40多年来交际能力理论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与实践的理论指导时认为,人们对交际能力理论的认识与理解存在一定局限或偏差的主要表现是:1) 没有有效、系统地解释和分解不同学习者水平的“交际能力”;2) 简单地把学习者交际能力理解为日常口语交际能力,从而忽视了书面语交际能力的培养;3) 模糊了“二语”语境下和“外语”语境下的学习者交际能力所存在的不同含义。在上述三点不足中,最为凸显的应该是人们对交际能力等级描述的理解与解释,而这其中缺乏的是书面语或高级语言交际能力的描述与研究。这或许就是“学生即使是经历了10多年的学习,他们的二语或外语水平也只能达到中等或偏上的程度”根源之一,如果我们的假设正确,那么,Cummins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共同的潜在能力模型和语言阈限水平理论等语言能力解释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为解决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中这一棘手的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或解决问题的思路。
6. 结语
在过去的30多年里,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作为理论框架主要运用于双语教育,特别是加拿大浸入式双语教育的教学实践与研究,对于二语习得、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研究影响更多的是Canale和Swain (1980),以及Bachman (1990)的交际能力或语言能力理论解释模式。然而本研究发现,Cummins的语言能力观不仅可以作为系统构建语用能力成分的重要理论支撑和依据,而且还为如何提升二语或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或语言能力的问题提供了一定的解决方案。Cummins语言能力解释模式中语用能力等级意义的体现,这无疑对我们全面系统地理解交际能力理论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与作用,因为它为我们研究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问题提供了思路。
基金项目
本文系云南师范大学博士科研项目(2014-2016)和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语用学精品课程建设”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