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早期，俞可平教授将从中国农村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民工称作是新移民，而将这一些现象称作是城市新移民运动，他认为新移民运动能有效地推进我国社会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迁 [1]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城市新移民的内涵发生了深刻而丰富的变化。所谓的城市新移民，特指那些通过正式途径或非正式途径将家庭迁移进城市，并且有一定的收入来源且有在城市长期定居意愿的人群。这个群体主要是由来本地上学的大学生或刚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外地的农民工、国外移民等等这样一些人所构成的。他们不仅助推了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贡献了力量。现如今，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新移民群体的数量出现了大幅增长。依据最新的数据显示，2017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652万人，增速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城市新移民比本地城市新移民人数约多5700万人 [2] 。城市新移民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增长，已经在无形中改变着中国的社会结构，但由此也可能潜伏和滋生大量的劳动就业问题和社会风险。因此，解决好城市新移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劳动就业问题，才能不断提升城市新移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的现状
刚刚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新移民处在一个边缘地带，由于其自身身份的特殊性，他们既不能享受到在农村的相关扶持政策，也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相关权益。我国城市新移民劳动在就业择业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2.1. 城市新移民就业受歧视严重、就业选择空间小
首先，在我国，就业歧视受历史制度因素的深刻影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成为城市新移民无法逾越的身份鸿沟，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职业身份的差异化。在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后，允许城市新移民自由流动，提升了新移民的选择空间，但在就业问题上，新移民群体仍然受农村户籍的影响，不能灵活充分的实现自主就业，再加上年龄、受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影响，就业歧视问题使该群体无法实现广泛就业。城市新移民在城市就业面临的歧视极大地限制了其在城市流动时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造成了一些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其次，我国城市新移民的就业选择性不强、选择空间小，绝大部分处于产业链底端，干了许多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高强度、脏、险、苦累的工作，但并未融入到城市当中，其社会身份与现实矛盾加剧，忍受着诸多的不公正待遇并过着“边缘化”和“污名化”的生活 [3] 。据统计，2018年我国城市新移民从事第二产业的比重是49.1%，相比2017年降低了2.4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占27.9%，建筑业占18.6%，分别比2017年下降了2.0和0.3个百分点。城市新移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是50.5%，相比2017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其中批发和零售业占12.1%，交通运输和邮政业、住宿餐饮业和居民服务业分别占6.6%、6.7%和12.2%，除了交通运输和邮政业未发生变化，其他两项分别比2017年提高了0.5、0.9个百分点 [2] 。另外，尽管在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方面城市新移民所占比重较低，但却在逐年增加。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从事第二产业的城市新移民群体人数在递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在递增；从事对学历、专业技能等要求高的行业比率依然有待提高。这就说明，虽然城市新移民的就业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他们依然很难进入高工资的工作行业。相比专业素养较高、可替代性较弱的城市居民群体，城市新移民所从事的大多都是较为低端的体力劳动，不需要很强的专业性，这将不利于该群体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
2.2. 城市新移民工资待遇水平不均
一是外地务工新移民月收入增速明显快于在本地务工的新移民。总体来看，2018年我国城市新移民的月均收入3721元，比上年增长了236元，增速比2017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然而，外出务工的新移民比本地务工的新移民月均收入多767元，增速比在本地务工的新移民高2.6个百分点。城市新移民在城市中的生活大多都是不稳定的，而这种现状会刺激城市新移民的心理，城市新移民群体为了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更多的选择了外出务工，这将会为城市公共治理和社会服务带来极大的挑战。二是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增速明显高于西部。在东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3955元，比上年增加278元，增长7.6%，增速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3568元，比上年增加237元，增长7.1%，增速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3522元，比上年增加172元，增长5.1%，增速比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在东北地区就业的新移民月均收入3298元，比上年增加44元，增长1.4%，增速比上年回落4.8个百分点 [2] 。工资水平的地区分布不均，会导致大量的城市新移民流入东部沿海城市。
2.3. 城市新移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
据统计，在全部的新移民群体中，未上过学的占1.2%，小学文化程度占15.5%，初中文化程度占55.8%，高中文化程度占16.6%，大专及以上占10.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新移民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在外出移民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3.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在本地移民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2] 。与前几年相比，尽管城市新移民的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增长的速度不够迅速，且有一半的新移民文化程度为初中，情况不容乐观。以北京市为例，根据《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2017年的北京外来移民主要以初中教育为主，其所占的比例高达56.1%，尽管高学历的外来移民占比在提高，但接受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外来移民只占到12.5%。北京是高学历城市，新移民比例有所提高，但整体而言，城市新移民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不能跻身于专业性较强的工作领域，难以满足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对所需人才的要求，这将会增加了城市新移民的失业风险。
3. 新时期城市新移民群体存在的就业困境——以广东为例
多年以来，广州为外来的移民群体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成为了我国包容外来移民的主要城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广州逐渐的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蓝领群体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强度大；非洲裔群体存在着语言差异和社会认同的问题；白领群体受到教育背景和文化认同的影响较大。本部分将详细阐述这三类城市新移民群体面临的具体问题。
3.1. 非裔移民群体
现如今，非裔移民群体主要聚集在广州市的市区和郊区，这已然成为移民的一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讲，不管这些外籍移民在广州市居住是合法的，亦或是非法的，都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还面临着各种问题。首先，语言及文化差异。非裔移民群体与本地居民在交流上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大多数的本地居民不会使用英文，而非裔移民群体又不太会使用中文，这就使得这两个群体相互交融比较困难，不能满足彼此的需求。另外由于两个群体的生长环境不同，所接受的文化教育自然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两个问题都将是阻碍非裔移民这一群体在广州很好发展下去的障碍。其次，认同困境。非裔移民群体会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广州本地居民一定的文化冲击。因为在原本一定的社会空间内，突然聚集的大量国外移民，这会在无形中加大分享公共资源这块蛋糕的密度。从这个一角度来讲，广州市的本地居民不愿意与非裔移民这一群体有着过密的接触，甚至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尽管广州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但是2015万居民将加大城市管理的难度。另外，在原本不变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资源基础上，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居民对各种资源的紧张使用的问题更加突出。最后，管理非法移民的问题。现如今，有很多的非法移民潜入我国，并且在我国非法就业。非法居住。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来遏制这种现象的出现，但是成效甚微。
3.2. 白领移民群体
尽管白领群体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但是在身份认同等这些问题上仍然十分焦虑。尽管白领移民群体在上学、生活、工作等等各个方面都受到当地文化习俗的影响，但是由于其自身生长环境、地理差异等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都使得这一群体在文化娱乐、生活饮食等方面与本地居民存在着很大的偏好倾向。同时这一群体受到出生地文化习俗的影响也无法消除。
3.3. 蓝领移民群体
从工作性质来看，蓝领群体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但是现如今蓝领群体依然面临着在制度上的各种限制。首先，在教育方面的限制。城市新移民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权利时常遭到歧视，有些学校会对其设置很高的入学门槛，进而导致城市新移民群体感到无能为力。其次，就业歧视。城市新移民群体一直处在低端劳动的阶段，在大多数眼中，蓝领移民群体就是脏活、累活的代表，而且从事的工作一般情况下都危险系数较高。再次，户籍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户籍制度仍然是城市居民和城市新移民群体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居民，不论在社会保障、医疗、子女受教育等等各个方面都比城市新移民群体拥有较大的优势，而城市新移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在城市中的市民身份始终得不到认可，进而也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最后，矛盾加剧。有限的公共资源，面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只能缩减每个人的所占比例。但是这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他们心中不免会有所不满。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新移民群体也想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他们没有合法的渠道满足自己的需求，只能铤而走险，不遵纪守法，进而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
4.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问题所面临的社会风险
城市新移民就业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利的缺失问题，而权利的缺失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风险，短期来看，会导致城市新移民的失业风险，使城市新移民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长远来看，这会使社会分化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
4.1.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缺失导致失业风险
失业风险是城市新移民群体劳动就业权等相关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所导致的又一社会风险。根据《失业保险》相关条例，其保障的对象只是城市中的企事业单位员工。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逐步加快，每年会有大量的城市新移民群体到城镇中找工作，慢慢的成为城市企业单位中的一员。但是由于城市新移民自身或者是外部的各种原因，导致城市新移民承受着比城镇居民更大的失业风险。目前，对城市新移民的相关保障制度还很不完善，这将会使城市新移民群体的就业困境更加严重。城市新移民失业风险的表现如下：
首先，劳动就业保障的缺失风险。城市新移民和城市职工一样，都在为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所以他们应该享受和城市职工一样的劳动待遇和保障。然而，城市中的社会保障对城市新移民的覆盖面很低，城市新移民也承担着较高的失业风险。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新移民自身薄弱的经济收入，不愿为社会保险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新移民群体的非正式就业，他们享受不到应当享受的各种优惠待遇，进而导致失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其次，失业生活补助落实难以到位。根据相关规定，企业单位所聘用的城市新移民合同制工人，所在单位帮其缴纳失业保险费。如若提前与企业解除劳动聘用关系的话，则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工人工作年限的长短，来对其支出一次性的生活补贴，而具体补贴的方案由工人所在的直辖市、自治区、省人民政府来制定，各地的规定不尽相同。另外，大多数城市新移民群体对失业保险的认识不足，他们宁愿多拿些钱在手里，也不愿把钱花在看不见的失业保险上，而企业单位也特别乐意城市新移民群体这样的做法，由此造成了城市新移民群体失业保险覆盖率低的现状。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对生活补助的领取必须是中途劳动合同解约或是到期未续才可以，而城市新移民群体大多数是非正式职工，自然也就享受不到失业保险。上述的种种都将会导致城市新移民的失业保险覆盖率越来越低，应对失业风险正常的生活补助得不到保障，从而加剧了城市新移民的失业风险。最后，工资待遇水平不高的风险。按国家规定，失业保险金的标准需高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规定“农民合同制职工不是自愿失业且交失业保险期满一年的，可根据其缴纳失业保险时间的长短，来一次性发放其生活补助金”，具体生活补助金的发放标准如下：如若失业保险交满一年的，按照其失业前12个月的月平均缴费工资的12%发放生活补助；此后每多缴纳失业保险一个月，生活补助的发放将追加月平均缴费工资的1%。2016年，上海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是790元，可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是790元；2015年城市新移民平均月收入是3072元，若缴纳失业保险交够一年，则最低可以领取368.64元，相较于城镇职工而言，仅为他们的一半 [4] 。而城市新移民群体去城市工作，所得的微薄收入除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还要赡养老人和子女，根本无暇顾及失业保险，长此以往，就会加剧他们在城市生存的难度，同时也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会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将就的过日子，没有了对生活的积极性。
4.2. 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缺失会造成收入分化风险，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
收入分化是城市新移民群体劳动就业权相关权益等不到有效保障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之一，收入分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相悖。社会主义的改革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成果共享。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人民大众的激情，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改革的真正目标是一切为了人民。两极分化问题的存在，使得城市新移民的很多应当享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而使城市新移民群体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这样会使城市新移民群体对改革是为了人民的这一宗旨产生怀疑。加上现在所存在的大量不合法收入现象，使得城市新移民这类低收入群体对社会发展产生不满情绪，甚至会将这种情绪转移到政府，进而对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产生怀疑和不信任。随着城市新移民多层次需求的转变，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要求。
城市新移民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如果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缺失，不仅会阻碍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而且也会影响社会的长久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马克思基本原理指出，消费是生产的动力，而生产又决定着消费。如果通过降低消费进而去增加资本积累的话，在短时间内，可以使低级循环得以正常运行，但如果长期如此，会使得市场经济萧条，供大于求。如果这种低消费，高生产的消费生产模式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甚至是经济危机，将严重阻碍经济的健康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社会的是否满意是影响社会稳定与否的重要因素，若存在大量城市新移民群体对当前自己生活状态的不满意，对自己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抱怨过大，这将会产生社会动荡。而想要社会安全稳定最主要的是要人们群众对社会满意，而想要人民群众对社会满意最重要的就是要公平公正的协调利益，有效实现城市新移民就业权利。城市新移民不完善的劳动就业权利与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相违背，这将不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
5. 保障城市新移民劳动就业权利的思考
现如今，想要解决劳动力移民面临的问题，提高其自身的质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各类企业及各种社会组织应当加强对移民群体的教育培训力度。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在广州市关于人力资源的服务机构有职业介绍机构以及人才中介机构共2016家，帮助农村转移就业人数达到4.66万人次。目前，需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产业结构、逐步提高劳动力移民的质量，让他们自身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从而提高其自身的就业竞争力。其次，要不断的完善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渐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对于社会公民不论是本地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采取统一的户籍管理办法。这样可以保证移民群体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权利，从而逐步提高移民群体的城市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最后，相关政府机构需要规范劳动力移民群体进城的途径，引导移民群体与相关企业的相互关系，切实保障劳动力移民群体的相关权益，合理保护他们就业的相关权益，尤其是是劳动技能较低的劳动力移民群体。
关于非洲裔移民群体现如今的问题，相关部门机构需根据国外移民的现状来提供相关的服务，进而加强对他们的管理。首先，相关政府机构应该建构相关的服务网络，尽力引导非洲裔移民群体与我国居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相适应，进而能够有效的避免因非正式网络的建构而导致的管理风险。其次，建立多元化的社区连接网络，改革非洲裔移民群体生活社区的管理形式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不仅有利于非洲裔移民群体的有序化管理，而且可以为非洲裔移民群体提供必须的服务需求。此外还可以打破非洲裔移民群体封闭式的组织生活，提高社区网络的效率。
关于白领移民群体，首先，政府应该制定一些合理的人才引进政策，加速优秀人才的流动速度，解决人才匮乏的困境，这样能够有效提高移民群体的整体质量。此外，政府应该将人才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从而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保证白领移民群体的正当权益。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时刻关注移民群体的社会保障情况及与当地居民的融合情况，进而能够有效的化解移民群体与当地居民因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冲突，并赢得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为移民群体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为了使移民群体能够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及时了解移民群体的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尽可能的让移民群体在这个城市中感受到幸福感和归属感，进而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促进城市的健康快速发展。最后，学习国外开放的就业观念。可以通过学习其他城市的开放就业精神，逐步的解决白领移民群体的就业问题和落户情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到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我们要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民生领域建设，着力解决城市新移民最关心的劳动就业问题，认真践行我们党和国家关于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劳动就业的指导思想，让城市新移民真正可以劳有所得。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扎实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实践证明，充分保障城市新移民的劳动就业权利，不仅仅是城市新移民简单的实现自主择业，而是要在政府、社会的共同帮助下，充分发挥政府、工会、企业三者的协调机制。在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失业风险预警与响应机制的前提下，提供给城市新移民通过辛勤的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公平机会，帮助其实现劳动薪酬与劳动付出相匹配。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风险社会理论视域下城市新移民社会权利构建研究” (14BZZ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