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van Dijk在1990年创办的期刊《话语和社会》 (Discourse and Society)、Fairclough [1] 的《语言和权力》 (Language and Power)、Wodak [2] 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 (Language，Power and Ideology)、van Dijk [3] 的《话语中的偏见》(Prejudice in Discourse)等著作的发表为标志。CDA为语言和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视角，因为它把话语不仅视为现实的反映或表征，也是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从语言/语篇或符号学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实 [4] 。
辛斌通过发表《语言、权力与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 [5] 等一系列相关论著，向国内学者引进和介绍了批评话语分析理论，并对新闻语篇的互文性和对话性以及其中的转述言语，进行了大量的批评性分析研究。《汉英报纸新闻中转述言语的语篇和语用功能比较研究》 (以下简称《研究》) [6] 是他多年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又一部力作。该著作践行了CDA的三个任务：1) 系统地探索话语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结构、关系和过程之间的因果关系；2) 研究这些实践、事件和语篇与权力之间的关系；3) 探讨话语与社会的关系在维护权力和霸权中的作用 [7] 。为如何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范例，并对英语阅读与写作、英语写作和阅读教学以及英汉对比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2. 批评话语分析的“拿来主义”
根据Fairclough & Wodak [7] ，话语批评的理论和方法大致有8种：社会符号学、批评语言学、法国话语分析、社会变化和话语变化、Wodak的话语历史的分析方法、van Dijk的社会认知分析方法、阅读分析方法和德国杜伊斯堡学派。这些方法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从各个不同侧面分析了错综复杂的语篇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阐释话语的秩序、社会参加者的实践以及他们的社会认知过程。也就是说，CDA不以理论建构为终极目标，特别是不以建立宏观理论为目标 [8] 而是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解释 [9] 以及研究本身对社会现实的改变 [10] 。因此，在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时，辛斌 [11] 提出，“批评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二十几年，我们还不能说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方法论。它在语篇分析的方法上主要还是采取‘拿来主义’，无论是哪派的理论方法，只要能用于分析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产生令人信服的结果，它都不会拒绝”。正是这样的包容性，才使得批评话语分析繁荣至今，和认知语言学结合，产生出了包括批评隐喻分析、话语世界分析等路径认知批评话语分析；和多模态结合，产生了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不管使用何种方法或理论，最终都是通过语言现象来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因此，CDA作为话语分析的一个视角，可以根据具体分析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方法，结合不同学科领域的理论。《研究》将哲学视角、词汇语法视角、文体学视角、语用学视角以及批评话语分析视角的转述言语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指出各个视角的优势和不足，并将这些视角进行了组合，从多维视角来进行综合分析讨论。在具体的分析中，《研究》结合语料库方法，从综合性的多维视角来比较汉英报纸中的语言和语用层面的差异，揭示语言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和导致两国语言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
3. 质的分析与量的分析相结合
CDA不仅仅是对文本的语言学分析，也是对社会问题和现象的分析，这就决定了批评话语分析具有质的研究特征。质的分析基于定性分析之上，CDA的定性分析一般遵循Fairclough [1] 提出的三个层次：1) 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2) 阐释(interpret)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的关系；3) 解释(explain)话语实践过程和它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其中，“描写”是单纯的文本分析，包括对语言运用和话语交际的分析，属于微观层面，一般运用系统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等理论进行语言学描述；“解释”是对权力、不平等和偏见等现象的分析，需要结合社会结构来说明权力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属于宏观层面；微观和宏观之间由“话语实践”连接起来。由于CDA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性，“解释”可以是单一视角的，也可以是多视角的，在《研究》一书中，辛斌和高小丽指出，除了形式、语义上的分析，还要从语用的角度分析引语在语篇中完成的修辞功能以及各种转述方式的引语在同一语篇中的相互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交际效果。他们根据语料的具体情况，将哲学、词汇语法、文体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等视角用于转述言语研究，并提出“对话性”这一新视角，更多关注语篇的“对话性特征”。在他们看来，新闻中所有的消息来源所代表着各种声音的相互支持或反对，从而构成一张复杂的对话关系网络。通过从多个视角来比较汉英报纸中语言和语用层面的差异，可以揭示语言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和造成两国语言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差异的社会文化原因。
量的分析则是语料库方法的运用，语料库有利于分析者从大量的语篇中提取出典型的、具有代表性的语言结构或模式，对于探究语言策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特征具有辅助作用。Tognini-Bonelli [12] 区分了两种语料库方法：基于语料库的(corpus-based)和语料库驱动的(corpus-driven)。在前者中，语料库主要是在原有语言学框架下起验证结果的作用，在后者中，研究发现主要是来自从大量语料中显示的某些规律或特点，是对标准语言学的重要补充。把语料库方法和CDA相结合，已成为CDA新的研究空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语料库方法所获得的数据本身往往并不说明什么，真正赋予其意义的是研究者个人，包括其立场态度和研究目的(p. 197)。
《研究》主要关注转述方式、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真实语料为依据(中英文报纸各6份)，采用语料库方法，发挥WordSmith等软件的语境检索功能，以各类转述言语标志词为检索对象来统计语料库中报纸新闻语篇里各类转述言语的使用情况，以便考察各种形式的转述言语在这些报纸新闻中的分布与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就汉英报纸新闻中各类转述言语在语篇/语用功能上的异同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除了得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结论外，也进一步验证了批评话语分析和语料库技术相结合的可行性。
4. 对英语写作与阅读教学的意义
《研究》为英语写作和阅读能力的提高以及英语写作和阅读教学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新闻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新闻报道的制作和理解水平，增强其批判性思考和阅读的能力。通过该著作的对比分析，我们得以深入了解英汉转述语言在词汇、句法以及语篇上的特点。例如，在词汇层面，《研究》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言语转述动词、心理/思想转述动词和新闻施为词。例如，“say”“tell”和“according to”是言语转述动词；“think”、“regret”、“recall”、“remember”、“believe”、“imagine”、“recognize”是心理/思想转述动词；“announce”、“declare”、“refuse”、“threaten”、“insist”和“denounce”等都叫做“新闻施为词”。通过对比《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中各类转述动词的使用频率，该研究发现英语新闻语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密度大，类型多变，言语转述动词使用的最多，心理/思想转述动词的用词变化较多。中文报纸中转述动词的使用密度较低，言语行为转述动词使用的最多，而心理/思想转述动词使用的最少。“say”和“说”分别是英汉报纸新闻语篇中最常用的中性转述动词，心理/思想转述动词“think”虽然在英文报纸中的使用频率很高，但却大多以“I think”的形式出现在直接言语里，与转述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也不会影响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中文报纸中某些转述动词如“指出”、“强调”等，其选择使用与转述来源的身份存在一定的联系并大多用来引导间接言语。此外，虽然英文报纸中的转述动词总体远远多于汉语，但汉语新闻标题中转述动词的出现频率却远高于英语，尤其是“强调”、“表示”、“发表”、“要求”等在标题中的使用似乎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方式和结构。
在句法层面，《研究》通过对比英汉新闻标题发现，英语标题的形式较为简单，多采用单层式，很少有副引题陪衬，倾向于把引导句放在标题尾部(如：Test Can Tell Fetal Sex at 7 Weeks, Study Says)，体现了新闻传播的“信息性原则”。汉语标题中警示引语的数量远远多于英语(如：昔日“煤老板”现在干什么)，一方面可以起到强调和引发关注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明汉语报纸的“口语化倾向”。《研究》发现警示引语是和相关语类相关的，即含有警示引语的标题极少出现在政治语篇中，大多出现在经济、民生、法律类等语篇。通过对比分析《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消息来源，辛斌和高小丽(2019)发现，《纽约时报》使用了更多的专家学者消息来源，并且一般都包含姓名、身份、职位、所属机构，地点等明确信息；而《人民日报》对专家学者消息来源交代的则比较笼统简单，常用“有专家认为，……”、“专家指出，……”、“专家建议，……”、“业内人士认为，……”、“有学者指出，……”等句型(p. 151-152)。研究还对模糊消息来源的句式进行了归纳：1) 具体明确的消息来源(有名有姓)；2) 含蓄不定的消息来源：报道者不直接点名言语的发出者，例如：the official said …；3) 似真非真的消息来源：消息来源不明确，但又要显示其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常用“It’s said …, It’s reported …, It’s learned ..., Reports say …”等句型(p. 171-179)。
在语篇层面上，不同的消息来源所代表的各种声音相互支持或反对，构成一张复杂的对话关系网络，即“对话性”特征。通过比较汉英报纸的消息来源，《研究》发现，有4类消息来源在汉英报纸中存在明显差异，分别是党政机构类消息来源、专家学者类消息来源、公司企业类消息来源和普通民众类消息来源。根据消息来源的明确度进行的统计发现，英文报纸新闻语篇中出现的具体明确和非具体明确的消息来源的数量远多于汉语，二者存在显著性差异。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消息来源的统计，还发现英汉新闻语篇在消息来源的分布上存在的差异构成了不同的对话模式，有着不同的“对话性”方式——英文新闻是“多点网状”模式，中文则是“单点竹状”分布。
《研究》还从转述方式、消息来源和转述动词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汉英报纸有关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的转述言语。发现英文经济新闻使用的“预先调整的直接言语”、“非明确的消息来源”和消极转述动词的数量明显多于中文。中文报道关注更多的是事件本身，力求只呈现客观事实，而英文报道在描述事实的同时加入了更多的评论。
《研究》指出，对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汉英媒体调用各种话语资源的原因和动机。为了博取眼球，提高发行量，需要通过变换使用各种有冲击力的转述方式，而直接言语因其在语篇中的显性标记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可见，新闻报道的客观性是相对的，而其主观性则是绝对的，这就需要读者加强自己的批判意识，提高自己对事件本身的判断力。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英汉两种语言的进一步认识，有助于英语学习者在写作和阅读能力上的提高，同时培养我们对新闻语篇进行批评性阅读的能力(p. 196)。
5. 结语
《研究》为如何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范例，为后续质与量相结合的批评话语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对英语写作和阅读以及英语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对比语言学，填补了英汉转述言语比较研究的空白。该著作通过英汉语言的对比分析来揭示本国语言与他国语言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践行了施旭 [13] 的观点，即“研究应该考虑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并注重结合东西方的智慧，以形成开放式的新理论新方法体系；应该采取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跨语言的多元视角”。
致谢
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长银教授在本文修改过程中的宝贵建议，特此致谢！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2018年江苏警官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警务视角”(编号：2018SJYTD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到“江苏高校‘青蓝工程’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