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政策对考试利害关系者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入学政策改革和SAT考试案例分析
University Policy’s Impact on Test Stakeholders: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cy Reform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garding SAT
DOI: 10.12677/OETPR.2019.13012, PDF, HTML, XML, 下载: 579  浏览: 1,735 
作者: 董 礼*:北京新东方学校,北京
关键词: SAT反拨效应社会影响政策投资想像共同体SAT Washback Societal Impact Policy Investment Imagined Community
摘要: SAT考试是美国大学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成绩证明之一。2018年6月,芝加哥大学官方声明不再强制要求申请人提交SAT成绩,并有近200所大学预计做出同样决定。此改革在中国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原因之一是中国学生SAT成绩非常有优势,故此政策可能对中国学生造成影响。本论文依托考试反拨效应和社会影响理论,探讨该政策和考试之间的关系,并重点研究学生对此政策的看法和感知。研究发现,政策改革对学生是否选择备考SAT无很大影响,同时学生认为考试成绩可以体现价值,是一种个人“投资”结果的呈现、并帮助他们加入未来的想像共同体。而且,考试对机构和教师的影响会间接作用到学生身上,对学生影响更大。最后,本研究给培训机构和备考课程教师提出了建议。
Abstract: The SAT test result is one of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many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In June 201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ated that, starting from 2018, applicants did not need to submit SAT test result, and nearly 200 universities were expected to make the same decision. This policy reform has caused discussion in China.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Chinese students are said to have good SAT scores, and this policy may have an impact on Chinese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ashback effect and societal imp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y and the tes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and point of view regard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s policy. The study found that policy reform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choice to prepare for SAT. Also, students believe test score reflects their personal ability and value, and view the test result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investment” which can enable them to join the imagined community. Moreover, test impact on institutions and teachers will indirectly affect students, which may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nstitutions and test preparation course teachers.
文章引用:董礼. 论大学政策对考试利害关系者的影响:芝加哥大学入学政策改革和SAT考试案例分析[J]. 国外英语考试教学与研究, 2019, 1(3): 91-97. https://doi.org/10.12677/OETPR.2019.13012

1. 背景

SAT考试,全称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文名为学术能力考试,是目前美国大学入学环节需要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之一 [1]。SAT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负责管理,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负责规划和开发 [2]。SAT可以追溯到1926年,迄今已经有92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很多次改革,最新改革的SAT考试在2016年开始实行 [3]。根据对美国排名较高大学对SAT作为入学考试要求的调查,67%的大学要求是“considered”,即成绩被考虑;19%的大学要求“recommended”或“recommended strongly”,即建议或强烈建议提交成绩;7%的大学要求是“alternative”,即可以用其他成绩替代;6%的大学是“required”,即必须提交 [4]。可以看出,一直以来,美国大学对于SAT考试成绩的态度是抱着一种参考性,即将成绩作为选择和招收合适申请人的一种参考。但是2018年6月,美国芝加哥大学一项对SAT要求的政策改革却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声音。根据芝加哥大学官方声明,自2018年开始,对于SAT成绩的要求将从“considered”变为“alternative”,而且有接近200所美国大学继而做出类似的动作和政策改革 [5]。根据中国媒体数据显示,国内相关部门,如媒体、培训机构等,基本都认为由于中国学生的SAT成绩较好、尤其是数学模块的成绩更是非常高,因此此项政策决定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学生的心理和备考选择 [5] [6]。

2. 考试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政策改革也体现出考试的反拨效应和考试影响。根据反拨效应理论,考试可以影响个体,即利害关系者,可以影响教师、教学、学生、学习 [7]。不仅如此,考试还会影响到大学招生,即如何使用考试成绩来合理选择未来学生 [8]。在这个如何使用的过程中,考试可能会造成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 [9] [10]。从考试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如果成绩使用的方式、解读的方法等和大学的教育体系、价值导向一致或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那么考试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之,如果大学对考试成绩使用方法或解读方法无法和大学的教育体系或价值体系保持一致,那么这个考试就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0]。根据Bachman和Palmer的理论体系、结合芝加哥大学招生政策改革,SAT成绩和芝加哥大学教育体系的价值并未保持一致 [8]。大学对于未来学生的定位和学生的成绩的高低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一致。芝加哥大学表示,SAT考试成绩作为入学考量标准对大学招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一些成绩较高的学生在后期的大学学习中,其学术能力无法达到校方要求。另外,不论是对于SAT考试还是其他的考试,如托福TOEFL考试,备考过程中考试产生的反拨效应、以及考试造成的一种长期影响和学生在后期的学习和学术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 [11] [12]。因为学生是考试中所有涉及的利害关系者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8],所以在这种政策变化的时候,学生们的声音是需要被听到的,他们的想法和感知也需要调查。由于参加SAT考试的中国学生数量很庞大 [6],中国学生如何看待对政策改革、改革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试的影响,都是需要被了解和研究的。

研究问题:

因此,本研究结合芝加哥大学政策改革和考试的影响学说,探讨考试利害关系者,即中国学生对此政策的感知和看法。

3. 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尽可能引出新观点。中国学生需要根据芝加哥大学提出的招生政策改革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且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学生的个人经历,如备考过程中的经历 [13],并且在表达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太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循序渐进地出现 [14]。第二,研究访谈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需要尽量最小化。由于研究者是教师身份,而研究对象是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一种权威的差异性。所以,在研究中,尽可能减少权威差异、尽可能形成一种研究中两者关系的平等性 [15] [16]。第三,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自在、自然地回答问题,并让研究数据尽可能真实化。本研究的问题并非是非常敏感话题,但是涉及到让学生回答题目时候需要自在 [17],并且确保不同的学生在回答的时候可以给予不同对待 [18],以便最大化地将访谈逐步转变为日常对话 [19]。

根据以上研究属性,无结构化面试这种研究方法非常适合本次调查。通过无结构化面试,可以最大化地让学生表达观点、降低访问者和被访者的权威级别性、同时可以让访谈过程很自然、轻松。

3.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需要满足:首先,根据考试的影响理论和反拨效应理论,备考过程的经历对于利害关系者的影响最大 [20],因此研究对象需要是目前正在准备或即将准备SAT考试、并且决定将来前往美国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同时,为了增加差异性,研究对象最好来自不同地方 [21]。因此,研究者联系了北京、西安和大连三个城市中三所私立语言中心作为中间人,让这三所语言中心协助联系潜在调查对象。由于正值暑期,语言中心学生数量非常多 [22],加之研究主题对于准备SAT考试的学生很有吸引力 [8],三天之就有七名学生愿意参与调查。最后,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学习经历的一致性,最终选择了其中四名学生做无结构化面试访谈。以下是学生情况(均为匿名,且所有未满18周岁的学生也均通知其法定监护人并得到认可)。

1) 蓝澜,女,就读某高中国际部(班级内学生毕业后均前往国外读书),现为高中三年级(对应中国学制)。托福考试成绩109,正在进行SAT备考。

2) 汤苏,男,就读某国际高中读书,现为高中二年级(对应中国学制)。有托福考试备考经历,明年参加SAT考试。

3) 吴岳唐,女,就读某普通高中,现为高中一年级。备考过雅思考试,正在准备SAT考试,但是由于学校的要求,有可能不参加考试。

4) 魏加,男,就读某国际高中,现为高中二年级(对应中国学制)。已经参加过托福考试,参加过一次SAT考试,成绩不理想,希望再次参加考试。

3.3. 主题呈现

考虑到时间成本,本次无结构化面试访谈均通过电话或微信通话进行。考虑到无结构面试存在时间可能会持续非常久的情况 [23],而且不确定因素较多 [24],基于整体的研究问题,访谈中设定了两个基本问题:

第一,你如何看待本次芝加哥大学宣布不再强制要求SAT成绩作为入学要求?

第二,在备考过程中,是否存在心理因素影响?

我首先和魏加进行试验访谈,以确保整体接下来所有访谈的基本问题和可能存在的延伸问题比较合理 [25]。第一个访谈持续时间三十分钟左右,在预期之内,其余的访谈也都持续三十分钟左右。其中,一名学生(汤苏)持续时间接近一个小时,因为他对于考试提出了一些很独特的个人见解。接下来,本研究将总结和呈现访谈中出现的一系列比较显著和重要的主题,同时对这些主题进行分析。

主题1. “我不认为我会受到影响”

非常有意思地,所有学生对政策改革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论是否申请芝加哥大学,他们都不认为此政策会影响到他们的SAT备考。访谈数据节选如下:

蓝澜:我不认为我会受到影响,也许其他大学还是需要的。

吴岳唐:如果只是建议(取消)、不强制(不需要成绩),那么我就准备学。因为,感觉多少还是有优势的。

魏加:如果一定不用(我提交成绩),我就不考,否则还是准备。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四名学生对芝加哥大学政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受到影响,仍然选择备考和学习SAT。主要的原因是学生认为政策改革语言不绝对,同时,从考试心理角度来看,Kirkland早在1971年就指出,很多考前培训、对考试的一种预期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心理因素 [26]。这三位同学的想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汤苏的想法却不一样,因为他认为备考是提升能力的方式,不论成绩是否是必须的,他也会选择备考学习。具体如下:

汤苏:不管如何,我觉得SAT的备考过程是一个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过程,我一定会选择备考这个考试。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根据以往考试反拨效应的研究结果,学生学习内容经常会受到考试影响,即考试会直接导致学生学什么、不学什么;而且,如果考试成绩不是申请学校的必须品,那么基本上学生就不会选择去学习和准备这个考试或考试的某一个部分 [27] [28] [29]。反之,如果某考试要求或政策有变化,学生的学习内容也会随之更改 [30]。但是,汤苏的想法恰恰相反,但由于这个方面更多是关于考试对学习的反拨效应,所以并没有过多研究,但是接下来计划会针对汤苏的情况做跟踪调查。

依据这个调查结果,学生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26]、会认为政策和实际招生操作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所以,从“保险”的心理角度出发,学生仍会选择备考。下面第二个主题更加说明了学生的“保险”心态。

主题2. “多少还是有优势的。”

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学生认为考试成绩仍然是体现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是自己的一种“优势”。具体如下:

蓝澜:考试成绩基本大家都有,所以,我也需要。

汤苏:就算不强求,我也觉得有必要……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在,即使(学校明确表明)完全不用,我也觉得需要准备。

吴岳唐:感觉(考试成绩)多少还是有优势的……尽量准备越多越好的材料,如果别的学生有呢,那怎么办。

魏加:尽可能准备多一点有利自己的材料。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考试对学生的情绪和心理影响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四名学生都表示SAT考试成绩是提升自己优势、并且提升自己和其他学生的竞争力。有研究表示,中国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一定的攀比性或比较性 [31],而面对高风险SAT考试和大学政策变化,学生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他们在比较和竞争。通过访谈,四名学生的潜在比较对象是同样进行申请、几乎从未谋面的学生。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几名学生在备考过程中似乎将自己定位到Anderson提到的“想像共同体”中 [32]。他们期待,或更确切地说,他们有欲望让自己加入到由外国学生和外国教师等组成的“想像共同体”(即美国大学) [33]。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付出一定的投资(investment)。而SAT考试成绩就是这个投资中的一项 [29]。因此,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学生会认为这项考试成绩是一种投资或付出的象征,所以即便政策有变化,但是为了加入共同体,他们还是会增加投资的筹码。

根据此项调查结果,考试成绩的意义不仅仅是分数,更多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已经将其看作一种投资的回报、认为成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学生自身“价值”。可以看出,政策影响的力度已然无法压过考试成绩对于学生的意义的力度。

主题3. “我的老师和我讲,你还是有成绩更好。”

那么,根据前面两个主题,不论是心理因素、提升能力的想法、还是将成绩看作自身价值体现,学生备考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无结构化访谈过程中,一个新的主题呈现出来:对于备考的选择,什么因素对学生影响最大。具体访谈内容节选如下:

蓝澜:这个考试历史太久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能说老师(语言中心的咨询教师)让我准备,我就只能准备了。

汤苏:新闻太多了,那么多宣传的新闻,我怎么能不受影响呢。

吴岳唐:哪怕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会有影响的。周围中国学生还是挺多的。

魏加:我的班级里基本都在学习,他们也都是因为媒体,现在网络啊,微信啊,信息太多了,每天都在轰炸,而且都非常相似。想不信都难。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SAT备考课程是一个“highly lucrative field”,即很盈利的产业 [34]。结合考试对利害关系者的影响原理 [8],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很多考前培训机构,例如美国的Kaplan就是规模很大的SAT培训机构 [35],还有例如中国的新东方和好未来 [36]。不仅如此,随着微信公共号、自媒体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量考试信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而和考试有关的信息更是层出不穷 [37]。这些信息对考试培训机构-也是考试利害关系者-的影响也是考试的一种反拨效应 [38],考试会不断影响和作用到培训机构,影响其课程、教学和意识 [39]。不仅如此,这种反拨效应对备考课程教师产生影响会继续作用到学生身上。本研究的四个学生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每天都可以接收到很多关于考试的信息、还有培训老师给予的建议和信息。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考试的影响从对培训机构和教师进一步作用到学生身上,而根据学生们的感知,这种影响似乎更大。

4. 结论和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大学招生政策对学生是否会选择SAT备考影响不大。从心理因素出发,学生们认为成绩一直是一种需要,自己拥有成绩会相对来说保险;从提升能力角度出发,备考是一种学习过程。第二,对学生来说,考试成绩逐渐变成一种投资结果的体现,可以让自己“升值”,而这种“价值”是让他们加入到自己理想中出现的国度/社群的必要条件,所以他们还是会继续选择备考。第三,本研究发现,考试对于机构和教师的影响会通过他们继续作用到学生身上,而这种影响的效果非常大。学生普遍会选择相信培训教师的建议和言语。

本研究的建议首先给予机构和教师,建议在对于官方信息解读需要准确、到位。因为很多官方信息的语言非常精准而且会很到位地打磨 [40]。所以,建议在解读这类信息的时候,做到客观、公正,不要加入主观因素。同时,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有一名学生表示即便确定不要成绩,他也会选择备考,同时四名学生都表示成绩可以体现自身“价值”,那么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考试对于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入手进行研究和调查。

参考文献

[1] ETS (2015)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about ETS.
https://www.ets.org/about/faq
[2] Lewin, T. (2014) A New SAT Aims to Realign with Schoolwork.
https://www.nytimes.com/2014/03/06/education
[3] College Board (2017) SAT Registration Fees.
https://collegereadiness.collegeboard.org
[4] Sawyer, A. (2018) SAT Subject Test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https://www.compassprep.com/subject-test-requirements-and-recommendations
[5] Gov.cn. http://www.fmprc.gov.cn
[6] 原春琳. 中国考生如何应对新版SAT [N]. 中国青年报, 2014-10-27(12).
[7] Alderson, J.C. and Wall, D. (1993) Does Washback Exist? Applied Linguistics, 14, 115-129.
https://doi.org/10.1093/applin/14.2.115
[8] Bachman, L. and Palmer, A. (1996)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9] Bailey, K. (1999) Washback in Language Testing. ETS Research Memorandum, Princeton.
[10] Cheng, L. (2005) Changing Language Teaching through Language Testing, a Washback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1] Jepson, M., Turner, T. and Calway, B. (2002)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to the Postgraduate Study: An Incremental Approach.
http://www.aare.edu.au/02pap/tur02193.htm
[12] Campbell, J. and Li, M.S. (2008) Asian Students’ Voic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sian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t a New Zealand Universit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2, 375-396.
https://doi.org/10.1177/1028315307299422
[13] Corbin, J. and Morse, J.M. (2003) The Unstructured Interactive Interview: Issues of Reciprocity and Risks when Dealing with Sensitive Topics. Qualitative Inquiry, 9, 335-354.
https://doi.org/10.1177/1077800403009003001
[14] Bryman, A. (2012)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5] Jupp, V. (2006) The Sage Dictionary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https://doi.org/10.4135/9780857020116
[16] Klenke, K. (2008)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Leadership. Emerald Group Pub., Bingley.
[17] Gorden, R.L. (1969) Interviewing: Strategy, Techniques, and Tactics. Dorsey Press, Ohio, 48-50.
[18] Bailey, K.D. (2008)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Free Press, Detroit.
[19] Taylor, S. (2005) People Resourcing. Chartered Inst. of Personnel and Development, Lon-don.
[20] Fulcher, G. (2010) Practical Language Testing. Hodder Education/Routledge, London.
[21] 董礼. 浅析运用巴克曼和帕尔默的框架理论评估中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的信度和效度[J]. 教育现代化, 2018, 5(23): 331-333, 356.
[22] 董礼. 雅思课堂教学法的思考: 浅析如何将沟通式教学法和任务型教学法在雅思备考课堂中进行应用[J]. 考试周刊, 2018(62): 90-92.
[23] Chilisa, B. (2012) Indigenou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SAGE Publications, Thousand Oaks.
[24] King, D. and Lawley, S. (2002) Organizational Behavio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5] Silverman, D. (2010)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A Practical Handbook. SAGE Publications, Los Angeles, London.
[26] Kirkland, M. (1971) The Effects of Tests on Students and School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1, 303-350.
https://doi.org/10.3102/00346543041004303
[27] Cheng, L. (1999) Changing Assessment: Washback on Teacher Perceptions and Action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15, 253-271.
https://doi.org/10.1016/S0742-051X(98)00046-8
[28] Qi, L. (2007) Is Testing an Efficient Agent for Pedagogical Change? Examining the Intended Washback of the Writing Task in a High! Stakes English Test in China. Assessment in Education: Principles, Policy & Practice, 15, 51-74.
https://doi.org/10.1080/09695940701272856
[29] Dong, L. (2015) A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IELTS’s Academic and Affective Impact. King’s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30] Jin, Y. and Yang, H. (2006)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China: As Reflected in the CET.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19, 21-36.
https://doi.org/10.1080/07908310608668752
[31] 林胜男, 张冬梅, 房宇航, 范思宇, 陈婷婷. 某医科大学学生学习攀比状况调查与分析[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2017, 37(2): 186-190.
[32] Anderson, B. (1996) Imagined Communities. Verso, London.
[33] Kanno, Y. and Norton, B. (2003) Imagined Communities and Educational Possi-bilities: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2, 241-249.
https://doi.org/10.1207/S15327701JLIE0204_1
[34] Research Market (2009) Worldwide Exam Preparation & Tutoring Industry Report. Researchandmarkets.com.
[35] Kaplan, S. (2001) Test Pilot: How I Broke Testing Barriers for Millions of Students and Caused a Sonic Boom in the Business of Education. Simon & Schuster, New York, 30-33.
[36] Wang, Y. (2014) New Oriental Education Presses Ahead with Online Education.
http://www.forbes.com
[37] Perse, E.M. (2001) Media Effects and Society. Routledge, London.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0820
[38] Alderson, C. and Hamp-Lyons, L. (1996) TOEFL Preparation Courses: A Study of Washback. Language Testing, 13, 280-297.
https://doi.org/10.1177/026553229601300304
[39] Hughes, A. (1993) Testing for Language Teach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40] Lang, A. (2013) Discipline in Crisis? The Shifting Paradigm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0-24.
https://doi.org/10.1111/comt.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