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当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在1956年达特茅斯夏季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AI)概念时,社会科学界的反应远不及今日的门庭若市,彼时国际关系的研究重心正置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和大国间的博弈上。此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使得他们开始关注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权力资源分配,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的争鸣亦贯穿其中。近年来,计算机运算能力和储存技术得到突破,大数据和算法应用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及思维方式。现阶段以“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大放异彩,国际关系的中坚力量纷纷将其纳入战略规划中,前沿学者们开始正视并展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变革。那么,作为国际关系中行为体间新颖的互动模式,由政府及被授权者开展、以塑造或影响国际公众认知为手段、旨在提升国家形象和促成外国政策改变的公共外交,将在这场变革里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
2. 研究框架选择:人工智能与建构主义
在探讨公共外交的未来命运前,有必要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变革选择适当的研究框架。当前国内学界就人工智能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问题的讨论较为有限。有学者分析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扩散模式、领域性介入和系统性影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推动我们走向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1]。另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或将改变国际竞争态势,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衰落,最终迈向进攻性现实主义 [2]。从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出发研究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结论必然富有经典科幻作品“赛博朋克(cyberpunk)”的反乌托邦风格——紧密围绕未来国际社会的等级冲突、社会动荡和军事对抗展开论述,与回顾历次工业及科技革命影响权力分配模式的逻辑并无本质差别,该出发点就已决定其难以摆脱沉重的悲观色彩。
实际上,人工智能与历次工业及科技革命衍生的技术产品有着显著区别,国际关系研究也应予以厘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将人工智能定义为:“利用数字计算机或者数字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感知环境、获取知识并使用知识获得最佳结果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 [3]。虽然科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的界定至今尚未统一,但类人乃至超人的智能显然是普通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分野的标志。“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Alan Turing)期望未来“机器能够在所有纯智能的领域中同人类竞争”,作为起步,他建议既要训练机器从事抽象活动(如下棋),又要为其配备最先进的感觉器官 [4]。最终,机器将能够思考并通过“模仿游戏”的测试。毋庸置疑,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试图赋予机器的一种观念。精密硬件、复杂算法和代码应用只是人工智能的“肉体”,在获取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认知和思考才是人工智能的“灵魂”。
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获取知识的经典方法是将智能以“应用知识的特定规则”的形式编写到计算机程序中,即“专家系统”(如“深蓝”),但这类编程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应用覆盖面也相当有限 [5]。与之不同的方法是赋予机器复杂的感知器系统,让其基于与环境的试错交互规则,像人类一样学习,即深度学习。以IBM公司开发的“沃森(Watson)”为例,它可以依托自然语言理解技术分析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数据,通过“假设生成”机制进行推理、归纳和认证,为学习提供证据基础;同时以自然的方式与人互动交流,并在交互中实现经验学习,达到优化模型和不断进步的效果。由于我们正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的开端,深度学习作为培育认知和思考能力的基础,尚不能凸显人工智能意识对于国际关系的存在价值。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在强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阶段,人工智能的意识和文化对于国际社会变革的作用必然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所言,“智能可被定义为利用有限的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 [6]。社会生产中人工智能的普及化当然意味着资源配置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但就人工智能这一新生事物而言,国际关系研究不应浮于人工智能工业属性的表面,不必纠结其究竟归属于硬实力(hard power)还是软实力(soft power)。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理论范式,研究重点都被局限于人工智能所代表的技术优势及其衍生效应,而忽视人工智能蕴含的冲击国际社会观念和文化的力量。造成这种逻辑定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关系学者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渊源往往选择避而不谈。为了填补人工智能的物质性功能及影响之外的研究空白,本文选择代表国际关系研究哲学转向、涉及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分析并展望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文化性影响,尝试勾勒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社会景象。
在选定建构主义研究框架后,如何搭建其与公共外交之间的理论桥梁?笔者曾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对公共外交原理进行研究,尤其是分析公共外交中的结构、施动性和文化。研究发现,公共外交就是国家间争取建构文化主导权的一种竞争行为,它在结构的观念分配中更具备建构优势,通过发挥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最终建构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由此使国家获得新身份和相应的利益 [7]。本文将在此研究基础上,实现人工智能时代国际关系研究与公共外交研究的理论联动,以此展开对人工智能时代公共外交的迷思。此外,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期盼从该视角出发的初步研究能够拓宽国际关系学界对人工智能的分析视野,考量人工智能的哲学与文化内涵,以及显在或潜在的和平学价值。
3. 规范结构变革:跨国行为体与观念分配
在“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语境里,掌握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意味着拥有人工智能时代的支配性权力及利益,国家可以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列位核心。如今具备一定科技基础的国家都会试图在人工智能发展的风口处抢占先机。客观地看,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产业根基的数个跨国公司在这场竞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耗费巨资创建的人工智能实验室招徕了全球顶尖的专家团队,在科研条件、数据素材和产品实用性等方面均占优势。毫无疑问,未来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将以各国的人工智能实力对比为主题,实力雄厚的跨国行为体将丰富这一结构,甚至对某些科技强国的地位构成挑战。
跨国行为体并非国际关系中的新生事物,其中的历史渊源和它们现今的国际影响力具有同等的研究价值。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郁勃之时,约瑟夫·奈(Joseph Nye)便察觉到很多跨国行为体通过直接向政府和商业领袖施压以改变政策,或间接改变公众对合法性及政府和企业职责的认知,从而促进新规范的形成 [8]。跨国行为体给国际体系规范结构带来的变革比对物质性结构的影响要深远,这种在共有知识方面的变革,突出表现在对主权国家的认同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包含的关于主权的规范结构建构了现代国家的身份,赋予了国家间无形的边界;而跨国行为体以非主权观念的规范建构组织,逾越了这一边界。更为重要的是,当跨国行为体在国际社会的观念互动中展现愈发强大的建构能力时,国家作为团体人的观念会被动摇。因此,奈在另一部著作中写到,“主权国家越来越容易被渗透,越来越不像一个暗箱;政治领导人将会发现,保持对外政策连贯性的难度加大了” [9]。在人工智能时代,这种冲击传统国家观念的现象只会加剧。
互联网让一些跨国组织或网络的创建成本降至微不足道,使得国际公众热衷于绕过国家直接参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国际性社交网络的膨胀便是最佳佐证。以Facebook和Twitter为例,它们的日活跃用户数已超越许多国家的人口,很多用户在平台上发声的热情也胜过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拥有庞大基数的社交网络俨然已成为“网络国家”。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网络国家中公众的观念互动占主导地位。近年来,组织专业化的恐怖主义势力就借助社交网络把握国际传播的主动权,试图实现身份建构,潜移默化地改变国际公众对恐怖主义乃至当下国家秩序的认知 [10]。“伊斯兰国”为代表的现代恐怖组织已经尝试在与国际公众的网络互动中建构规范,吸收了众多域外成员,对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威胁不可小觑。事实上,现阶段网络国家较为涣散,弱规范对于其成员身份的建构能力有着广阔的提升空间,换言之,若在网络国家中建立强规范,成员身份得到明确,跨国行为体的行动能力将非常可观。未来,社交网络将更普遍地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用户体验,以加强用户黏性,此举将进一步增进国际公众对于网络国家规范的认同。另外,掌握人工智能知识、奉行共同价值观的“科学家共同体”也将成为人数较少但极为重要的跨国行为体。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国家和资本,但又遵循相对超脱的独立运行规则和行为逻辑,具有明显的技术权威与道德优势 [1]。所以,科学家共同体与国家及其他国际行为体就人工智能展开的互动,也将对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发挥重要的建构作用。
显然,人工智能时代国际体系的共有知识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相互认识,还包括国家与跨国行为体、跨国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识。一方面,跨国行为体的覆盖领域与多个主权国家有所重叠,无论是跨国公司、网络国家,还是科学家共同体,都能提供比单一国家更便利的沟通平台,甚至能精准地影响到特定范围内的国际公众。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使跨国行为体内部国际公众的观念互动更对称、更活跃,而国家间人工智能水平的差距会影响与他国公众的观念互动效果。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跨国行为体对国际体系规范结构的作用效果往往比单个国家的施动性要强。国家决策者们将格外重视与跨国行为体开展观念互动的重要性,外交活动不再以对称原则为由排斥跨国行为体,而是主动把它们纳入公共外交的对象中,并且以符合它们组织规范的形式争取其中国际公众的积极认同。
人工智能时代规范结构的变革带来的问题是,公共外交是否仍具有建构优势?在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中,共有知识与行为体的自有知识是不对称的。这种观念分配的不均衡特征影响了行为体间的互动模式,降低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甚至会导致冲突。公共外交正是自有知识与共有知识之间的纽带,力图改变自有知识与共有知识间的不对称状态,通过建构对行为体有利的共有知识发挥作用。与经济摩擦和军事博弈相比,公共外交在结构的观念分配中更具建构优势。而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跨国行为体的活跃、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介和社交网络中的广泛应用要求决策者转变传统的公共外交策略。
在互联网背景下,许多国家开始发展“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这一当下时兴的概念具有两重含义。首先,充分利用数字化渠道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探索如何将公共外交与信息通讯技术、软件工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于社交媒介中相融合,提升说服国际公众的能力 [11]。其次,通过数字化工具对公共外交活动的筹划、实施、反馈和绩效进行精准管理,并搭建与之相配套的现代组织架构。随着近年来人工智能在信息通讯、数据分析和人机交互方面取得的进展,公共外交从业者面临数字外交向“AI外交”的逻辑转变,必须积极培育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建构优势。
4. 团体施动性的异化:数据决策与媒介化社会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国际体系规范结构的观念分配因人工智能的兴盛而改变,跨国行为体对于规范结构的建构能力也将有质的提升。此时,国家的内在决策结构中,实现团体施动性的另两个充分条件“制度”和“认可”也将发生变化 [12]。影响集体行动制度化的是“数据决策”及其背后的数据意识形态,而媒介化社会能够重构公众的认可。与传统国家行为体相比,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团体施动性正在异化,这将给作用于个体施动性的公共外交带来挑战。
在试图激发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前,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外交首先面临着政治决策活动变革所带来的挑战。未来的政治决策是数据决策,社会治理、外交博弈乃至国家战略制定将依赖于大数据和复杂的算法 [13]。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史蒂文·塞茨(Steven Seitz)团队开发了一款名为“历史案例研究”(Historical Cases Studies)的人工智能程序,使用者可以测试六种理论(国家生命周期论、均势理论、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学、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心理学)对于二战后21件史实的解释力,开发者认为该程序能够提醒决策者避免重复政治危机 [14]。这只是利用了人工智能中较为初级的模拟技能——以特定理论为基础,通过情景建模和逻辑推演,为决策者提供书面层级的参考。如今,呈指数更迭的人工智能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军事、社会治安和教育卫生领域。在处理非传统安全方面亦发挥重要作用,如算法识别互联网中的暴恐信息、智能无人机侦查并打击恐怖分子等 [15]。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而持续进化的自动识别和关联预测能力,决定了人工智能在政治决策中愈发显著的地位 [16],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思维正逐渐取代人类决策者传统的规范认知。这种逻辑转变会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认识论造成影响——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必然从厘清因果机制的经验研究(“WHY”的问题),转向重视预测和策略的政策咨询(“HOW”的问题) [17]。理论上看,人工智能参与国际关系决策确实可以规避一些人为缺陷,不仅包括决策者非理性的应激反应,还有基于理性原则却产生了的错误知觉。
然而,即使抛离了主观意识,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也无法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制定战略决策——数学上的复杂概率使人工智能与人类一样面临着“未知的未知”,为了实现动态目标而不得不选择赌博 [18]。因此,无论是借助模块化人工智能进行社会治理,还是指挥机器人参与作战,涉及人类的战略决策都必然保留人的特性。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言,随着技术对自然的征服的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得到了增长 [19]。与其认为数据决策是一种高效率的集约化管理方法,不如说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政治决策会大幅收缩决策者的规模,占据数据优势的少数组织将更接近政治权力 [20]。吉米·巴特利特(Jamie Bartlett)展望人工智能在政治决策中的应用时认为,“这是算法造成的”将成为政客们推卸责任的最佳借口,权力会集中于掌握核心技术的少数精英,而如果“机器统治”能带来财富、繁荣和稳定,可能很多人还会对此感到满意。他因此断言人工智能将杀死民主 [21]。在手段方面,组织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收集海量的公众数据,精准地把握公众的政治心理情况从而“对症下药”地实现政治目标。譬如,2017年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l)未经许可获取了5000万Facebook用户的信息,通过大数据归纳为成千上万的选民建构了人格模型并投放针对性的政治广告新闻,最终推动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可见,数据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能够成为改变公众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工具。一方面,虽然数据本身是中性的,庞大的数据堆积也是无意义的,但为了实现数据的价值,人们将其关联为一种结构的存在,而这种结构的规范——算法是具有价值偏向的 [22]。另一方面,个人在大数据面前总是处于被动地位,向数据决策者呈现的也总是与社会现实身份脱离的虚拟身份,缺乏社会规范所建构的稳定性,这必然导致数据决策脱离社会存在。决策者或许能够轻易地制定规则,但受数据意识形态影响,他们试图建构的团体规范可能得不到公众个人的内化,公众参与政治合作的期望变得淡薄,更倾向于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换言之,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将大打折扣,为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增添难题。
从实践的角度看,人工智能时代的媒介化社会对于公共外交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当今社会,媒介向公众提供了海量但不乏集中性的信息,被视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甚至替代了人际、人与社会间的交往关系,俨然已成为社会系统的整合机制 [23]。从传统纸媒、广播电视再到互联网,媒介在技术、内容和服务三个层面上的深度融合为媒介化社会提供了技术支撑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媒介化社会最直观的变革便是媒介技术质的飞跃。目前,以写作机器人、内容优化和分发算法为标志的自动化、智能化和精准化媒介已走进公众的视野 [24]。借助大数据和算法,媒介的身份已不再是机械的搬运工,从业者可以自由调配文字、图像和音频的信息量,通过客户端向公众传播符合其偏好的内容,并在传播者与受众的互动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不久的未来,媒介必然根据需求向公众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内容和沉浸式服务,从独立于个体之外的客体角色逐步内化,最终完全包裹公众,媒介化社会的特征会达到极致。将国际传播视作重要手段的公共外交可以凭借多元化渠道与国际公众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动,实现关键信息的即时传递,甚至突破各国价值间的非对称信息壁垒。以亲和力及灵活性著称的非国家行为体,会因较高的活跃度和庞大的“粉丝”基数而逐渐成为建构国家形象的主力军,立足于媒介化社会的品牌营销技术将是公共外交从业人员的必备技能。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外交也必须面对媒介化社会的风险。首先,国际公众参与政治互动的机会与其对政治议程的贡献并不成正比。约翰·克莱顿·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发现,与公众发起的传统政治接触方法相比,公众借助于新技术表达的观点并没有那么具有代表性,可能因沟通变得更加便捷而缺乏足够的思考与说服力,最终只停留在抱怨的层面上 [25]。换言之,适应了媒介化社会的公共外交即使颇受欢迎,也可能由于信息爆炸或泛娱乐化而难以实现政治性效果。其次,人工智能提供的定制化信息限制了国际公众的视域。以技术为导向的智能媒介带来的“信息闭环”将公众置身于“信息茧房”,造成用户视野狭隘,从而导致个人判断力丧失、社会黏性缺失,引发群体极化 [26]。另外,国际公众对于隐私泄露的感知风险也可能使公共外交的口碑大打折扣。最后,公共外交的价值将面临话语霸权的威胁,如果垄断媒介化社会中的人工智能技术,或许会建构出乔治·奥威尔(George Owell)笔下《一九八四》所描绘的话语霸权场景。有学者持相似观点:对于网络舆论不可控、不可堵的自由民主政治遐想只是一种电子乌托邦,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可以不再是直接控制其生成与表达,而是通过中心节点、话语权场域来控制其传播与流转 [27]。这种霸权并非管制或闭塞,而是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染”各个阶层的公众,“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28]。某些组织可以在刺激或压制国际公众的个体施动性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以面向国际公众公开为特征的公共外交价值存在回归“对外宣传”逻辑的风险。
5. 人工智能观:文化冲击与公共外交新使命
建构主义视角下,人工智能对国际体系的文化有何冲击?基于上文对规范结构和团体施动性的论述来看,至少在进入超级人工智能时代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并不会被取代——因为我们在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时代显然无法克服人的弱点以及维持现状的对立力量,但国际体系的文化进程必然有人工智能的参与。
回顾世界历史,17世纪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文化由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演进;20世纪后期,国际体系开始经历着另一种结构变化,即向着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变化 [12]。对于以友谊和互助观念为核心的康德文化,人工智能的角色在今日尚不明晰。除了乐观派,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为代表的部分知名人士持“人工智能威胁论”立场,担忧人工智能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军事化用途将给世界格局带来震荡,甚至会失控而反叛人类。虽然通过溯因推理结构可以证明人工智能威胁论观念是基于不可靠的归纳论证,但这“带有某种神秘宗教色彩”的观念仍存在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29]。正如马克思对科技异化的评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 [30],是资本主义观念使机器将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的。人工智能对于国际社会的风险或许并非缘于其本身,而可能取决于人类的“人工智能观”,即如何看待和应用人工智能的观念。那么,当我们将公共外交背后的和平学价值作为思考的出发点,人工智能观是否可以使国际行为体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负载者、是否能推动国际体系的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
人工智能作为一类先进技术的集合,所代表的科学创新文化首先可以赋予行为体一种先进的身份。例如,2016年日本政府出台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后,日本政经界人士积极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广“超智能社会”(Society 5.0)概念和“联结的产业社会”战略,他们相信这张“科技外交”新名片能够提高外交整体水平 [31]。虽然日本最终追求的仍是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但科技外交无疑是和平且巧妙的——彰显科技先进性的公共外交形式比传播政治话语更具感召力。基于现代人类对于科学的憧憬和追求,当一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可以普遍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改善公众生活质量、解决全球性问题、甚至显著延长人类寿命时,即可激发国际公众对该国人工智能观的肯定,进而是对其政治文化的认同。可见,赋予人工智能以政治观念不等同于制造对抗和恐惧,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人工智能观与促进国际合作并不矛盾。事实上,以共享为主旨的人工智能观,是在当今国际体系“权力支配科技”的文化内部中产生的新观念,作为一种创造力正是推动国际体系文化演进的源泉之一。
探讨人工智能观会对国际体系文化产生何种影响,有必要厘清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即哲学家们高度抽象了的人工智能观。20世纪50年代,当计算机技术开始盛行时,前沿思想家们便开始讨论如何看待计算机的问题。对于“人工智能”而言,他们的分歧点聚焦于人类正在造就心灵还是建立大脑模型,即搭建符号加工系统还是认知神经网络 [32],本质上是两种哲学观点的分歧。在这场符号主义与联结主义的辩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和玛格丽特·博登(Margaret Boden)关于人工智能能否“理解”分析对象的争鸣 [33]。从字面上看两者似乎并无差别,实则指向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在20世纪80年代前,自上而下的符号主义击败联结主义成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传统范式,指引科学家创造出专家系统和知识工程;而当符号主义的形式化处理遭遇框架问题时,联结主义和主张模拟生物进化的行为主义占据上风,将研究重心从知识表征转向技能提升,拓展了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 [34]。如果说符号主义强调人工智能的工具逻辑,那么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指导的深度学习和进化机制将使人工智能逐步摆脱传统技术工具的命运,与人类社会的融合将因此不局限于物质层面,更是观念领域的融合,如植入式智能芯片、人类与人工智能互动的行为规范等。融合的过程无疑会造成足以改变现有文化秩序的外力震动,对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影响既可能是消极的,但事在人为而更可以是积极的。
融合的过程表现为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构,这种关系建构很难一帆风顺。1970年,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Masahiro Mori)提出“恐怖谷(The Uncanny Valley)”假设——人们对于逐渐拟人化发展的机器人表现得愈发积极、甚至能够产生共鸣心理,但当仿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即迅速变为强烈反感;不过,随着机器人的外观与人的区别越来越小,人们对其态度将再次积极,最终接近人际间的情感交互水平 [35]。这一假设或许同样适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质的飞跃时,人类长期秉持的对于技术的共有知识将与之相脱节,可能会像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看到从月球传回的地球照片时那样不禁惊呼——“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这已经不再是人今天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 [36]。但当人类普遍接触人工智能的存在并与之互动时,便又会造就出新的文化与文化矛盾,即各类人工智能观的并集与合集。大可断言,人工智能时代的文明冲突必然超越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预判范畴,人工智能观对宗教、伦理和制度的冲击将重构世界文明格局,会使各个国际行为体成为新的文化负载者,它们将就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构展开竞争及合作 [37]。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是物质根本,而传播本国人与人工智能的优良关系将是公共外交的新任务。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于国际体系康德文化的演进而言,既是文化内部产生的创造力,又可能带来不能忽视的外力震动。能否推动康德文化的演进、规避“文化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所诱发的人工智能威胁,取决于文化负载者的信念与实践活动 [12]。在以互助与共享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观的指引下,人工智能可以使国际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刻更趋近于康德文化。其中,公共外交在人工智能时代的新使命就在于传递人工智能的共享价值、彰显本国人工智能观的优越性,乃至建构人与人工智能相和谐的新文化。
6. 结语
本文以建构主义理论作为研究框架,关注人工智能时代国际社会的观念和文化变革,引出对未来公共外交的迷思。国际体系的规范结构在改变,跨国行为体因具有强大的建构能力,将是公共外交的重点对象,为了巩固和加深建构优势,公共外交必须积极迎合人工智能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时代的数据决策和媒介化社会带来团体施动性的异化,将挑战以个体施动性为作用对象的公共外交的可行性和效用。在人工智能对于国际体系文化的冲击中,各个文化负载者将就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建构展开竞争及合作,传递以互助共享为核心的人工智能观、推动康德文化的演进将是公共外交的新使命。迷思的现实意义在于,当我们预见了那些机遇和挑战时,公共外交工作可以实现未雨绸缪。
人工智能的成长已不再是社会科学家们可以绕开的话题。面对这潜力巨大的新新事物,国际关系学界已有丰富的理论范式作为储备,足以跳出探讨历次工业和科技革命时的悲观逻辑。爱因斯坦有言:“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类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人工智能时代的前进方向不仅仅由科学家和政治家把握,国际关系学者也应有担当。令人欣慰的是,已有学者着手研究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工作 [38]。除了绘制未来的权力地图,国际关系学者能做的还有很多——探索人工智能的伦理价值、分析人工智能的和平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跨国合作等。研究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展望和迷思的价值取决于分析视野和具体实践,学界应重点考量人工智能的哲学与文化内涵,发掘其中显在或潜在的和平学价值。只有这样,国际关系学科才能在社会科学界的争鸣中步入前沿。
致谢
感谢江苏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朱荔对本文中哲学领域相关内容提供的撰写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