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拒绝敏感(rejection sensitivity)是个体对拒绝的焦虑预期，准备性知觉和过度反应的一种倾向。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会容易产生对社会关系的消极预期，这使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往往对可能存在的拒绝和冷漠产生焦虑而导致人际关系困扰问题(张莹瑞&李涛，2013；张莹瑞&肖英霞，2018)。高拒绝敏感性会给个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国外的研究表明，拒绝敏感与敌意、攻击行为以及人际交往障碍等存在显著相关，拒绝敏感也可以预测社会逃避、抑郁以及家庭暴力等情绪和行为(Downey, Feldman, & Ayduk, 2000; Gleason et al., 2008; Romero-Canyas et al., 2010)，高拒绝敏感的个体会比低拒绝敏感的个体更容易陷入人际冲突，并更多地对人际关系作出负面评价(Romero-Canyas et al., 2010)。国内的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的拒绝敏感与人际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社会焦虑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且在自尊对人际信任和社会焦虑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孙晓玲&吴明证，2011)。
父母养育方式(parenting style)是父母抚养和教育子女表现出来态度和行为模式。父母养育方式作为家庭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对儿童早期成长和社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父母养育方式也可以预测青少年乃至成人子女的人格、社会适应、心理健康、社会支持、情感表达甚至违法行为等诸多方面(杨静，2016；彭阳&林静，2016；赖运成，叶一舵，&程灶火，2014；卫平民，邓旭阳，&姜婷娜，2005)。拒绝敏感的社会认知模型和依恋理论都强调，个体早期的消极的父母养育方式，特别是家庭暴力、父母的忽视、虐待等拒绝经验是形成拒绝敏感性的重要因素(Romero-Canyas et al., 2010; Ibrahim et al., 2015)，国内的研究也表明父母的过度保护与人际敏感呈显著的正相关(李媛媛，杨晓慧，&张林，2013)。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是大学生活的重要部分，人际关系的质量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学业成绩、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大学学习生活的重要保障(张灵等，2007)。以往的研究证实，父母养育方式对青少年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赵宗莲&郑涌，2009)，但从社会认知角度探索拒绝敏感性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因此，本研究通过研究大学生拒绝敏感在父母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中介作用，在对拒绝敏感的社会认知模式的理论验证的同时，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随机抽取江苏省5所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91份，回收效率为98.2%，被试中女生275人，占56.0%，男生216人，占44.0%；文科125人，占25.5%，理科238人，占48.5%，工科128人，占26.1%；农村生源199人，占40.5%，城镇生源292，占59.5%；独生子女313人，占63.7%，非独生子女178人，占36.3%。
2.2. 研究工具
2.2.1. 拒绝敏感量表
采用赵艳林、李文涛，张林编制的《大学生拒绝敏感量表》(赵艳林，李文涛，&张林，2012)，该量表题目主要包含大学生日常生活中需要重要他人帮助的18个情境构成。被试对每一种情境的反应由两个维度构成：① 对拒绝的焦虑程度，采用6级评分(1 = 完全不担心，6 = 非常担心)，得分越高表示被试对拒绝的焦虑和担心程度越大；② 对被拒绝的预期程度，采用6点记分(1 = 完全不可能，6 = 非常可能)，得分越高表明被试预期他人拒绝自己请求的可能性越高。拒绝敏感性得分 = 拒绝焦虑程度 × 拒绝预期程度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拒绝敏感性的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拒绝敏感量表的α系数为0.755。
2.2.2. 父母养育方式
采用由岳冬梅、李鸣杲、金魁和、丁宝坤等人修订父母养育方式量表(EMBU) (岳冬梅等，1993)。量表要求被试回忆早期经历的父母教养方式，进行4级评分，量表总共有66个题目，其中，父亲教养方式中包括六个因素(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拒绝、否认；过度保护)，母亲教养方式包括五个因素(情感温暖、理解；过干涉、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偏爱被试)，为了方便本研究的变量分析，对父母养育方式的11个因素得分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素分析得到三个新的因子：积极养育、消极养育、偏爱养育，三个因子共解释了77.6%的变异，由于本次研究中被试主要为独生子女不涉及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比较，在变量间分析时主要考虑积极养育和消极养育两个因子，积极养育包括父母情感温暖、理解等因素，消极养育包括父母惩罚、严厉、过分干涉、过度保护等因素，两个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0.918和0.892。
2.3. 人际关系困扰
采用郑日昌等人编制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郑日昌，1999)，该量表是一份人际关系行为困扰的诊断量表，共28道题目，每道题采用“1”“0”计分回答“是”或“否”，考查被试的人际关系困扰程度，量表包括人际交谈困扰、人际交友困扰、待人接物困扰、与异性交往困扰四个维度，本研究中量表的α系数为0.818。
2.4. 施测程序和数据处理
在5所高校随机抽取班级进行随堂施测，统一指导语，统一作答并回收问卷。采用SPSS20.0进行数据录入、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处理，使用Mplus6.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的数据均采用了自我报告法进行收集，结果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为减少这一影响，本研究在问卷设计上进行分开编排、不同的量表使用不同指导语和计分方式。对数据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的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有12个，其中，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3.946%，不存在只提取出一个因子以及单个因子解释力特别大的情况，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各变量间关系可信。
3.2. 各变量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
大学生在拒绝敏感、人际关系困扰和父母养育方式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关系如表1所示，拒绝敏感与人际关系困扰有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养育方式呈显著负相关。父母养育方式与拒绝敏感和人际关系困扰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积极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负相关，消极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正相关。
Table 1. Correlation matrix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and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s
表1. 拒绝敏感与积极养育方式、消极养育方式和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矩阵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父母养育方式与拒绝敏感、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分析
进一步对父母养育方式的各个因素与拒绝敏感和人际关系困扰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在父亲的养育方式中，除了父亲偏爱均与拒绝敏感和人际关系困扰呈显著相关，其中父亲和母亲理解、温暖的养育方式均与拒绝敏感的呈显著负相关，在消极养育方式的因素中，母亲过度保护与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度最高，母亲拒绝否认与拒绝敏感的相关度最高。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s
表2. 养育方式各因子与拒绝敏感和人际关系困扰的相关分析
注：1父亲理解、温暖；2父亲严厉、惩罚；3父亲过分干涉；4父亲偏爱；5父亲拒绝否定；6父亲过度保护；7母亲理解、温暖；8母亲过度保护；9母亲拒绝否认；10母亲惩罚严厉；11母亲偏爱。
3.4. 拒绝敏感在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中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来探讨拒绝敏感在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间的中介效应，第一步检验父母养育方式对因变量人际关系困扰的回归是否显著，第二步检验父母养育方式对中介变量拒绝敏感的影响是否显著，第三步检验加入中介变量拒绝敏感后，父母养育方式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是否显著，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采用Bias-Corrected 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检验，Bootstrap自抽样次数为1000，中介效应检验如表4所示。
Table 3.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interpersonal disturbances
表3. 拒绝敏感在父母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Table 4. Bootstrap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的Bootstrap分析
模型1分析了拒绝敏感在积极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直接的中介效应，第一步、第二步回归系数显著，说明积极养育方式可以有效预测拒绝敏感和人际关系困扰，第三步将中介变量拒绝敏感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积极养育对人际关系困扰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拒绝敏感在积极养育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拒绝敏感的中介效应的95%的置信区间为[−0.142, −0.020]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模型2检验拒绝敏感在消极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中的中介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第一步，第二步回归系数均显著，消极养育方式可以有效预测拒绝敏感和人际关系困扰，第三步将中介变量拒绝敏感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消极养育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但消极养育方式的影响减弱，这说明拒绝敏感在消极养育与人际关系困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直接效应的比例为0.225 × 0.338/0.232 = 32.8%，拒绝敏感的中介效应的95%的置信区间为[0.031, −0.124]不包含0，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4. 讨论
4.1. 拒绝敏感与父母养育方式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父母养育方式与大学生的拒绝敏感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父母的拒绝否定、惩罚、过分干涉保护等消极养育方式可以正向预测拒绝敏感性，这与以往的国外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父母的拒绝与同伴拒绝体验是拒绝敏感形成重要因素(Romero-Canyas et al., 2010)。拒绝敏感的社会认知模型强调当个体早年遭遇家庭暴力，情感冷落、漠视，严苛管教等拒绝排斥经验时，个体容易产生对拒绝的焦虑预期也就是拒绝敏感性(张莹瑞&李涛，2013；Brendgen et al., 2002)。国内的研究者也发现父母过度保护、拒绝与人际敏感呈正相关，父母过度保护可能通过增加子女脆弱性、依赖性而形成对自己消极评价和消极人际交往预期就会增强被拒绝的预期和焦虑(赖运成，叶一舵，&程灶火，2014)。本研究还表明，父母温暖、理解的积极养育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孙蕾，王苏，&盖笑松，2016)，这说明积极的养育方式可以帮助个体体验更多的信任和接纳，建立积极的人际互动认知模式，这与拒绝敏感的认知方式正好相反。
4.2. 拒绝敏感与人际关系困扰
本研究表明，拒绝敏感与人际关系困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并可以预测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困扰，拒绝敏感性越高的大学生越容易产生人际关系的困扰。高拒绝敏感性的大学生由于先前的拒绝经验，会对社会拒绝的具有更强的焦虑预期，相对于低拒绝敏感的个体，他们会更关注他人可能的拒绝，而且对拒绝的情绪反应更强烈，这使他们更容易陷入人际困扰之中，而这种困扰又会进一步强化他们对人际交往中拒绝焦虑预期，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Ayduk et al., 2008; Purdie & Downey, 2000; Morf, 2006)。这一研究结果说明，在人际关系问题的形成中，消极的“认知–行为”的反馈是一个重要模式，打破这一模式，建立积极接纳的认知模式是帮助大学生解决人际关系困扰的关键。
4.3. 拒绝敏感在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中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拒绝敏感在积极养育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消极养育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说明父母积极养育方式可以降低了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而使他们更少地遭遇人际关系困扰，而消极的养育方式既可以直接给大学生带来人际关系困扰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增强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来提升人际关系困扰的可能。拒绝敏感的社会认知模型认为父母早期的拒绝经验会影响的拒绝敏感，拒绝敏感使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进一步强化被拒绝排斥的预期，使高拒绝敏感性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社会回避，从而产生人际关系困扰(Romero-Canyas et al., 2010)。本次研究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假设，拒绝敏感在父母养育方式与人际关系困扰中起中介作用。国外的很多研究表明拒绝敏感是早期经验与心理行为问题中的重要的中介变量(孙晓玲&吴明证，2011；Rosenbach & Renneberg, 2014)。
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认知的角度理解并探索解决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的途径，我们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可以从同辈接纳入手，通过朋辈团体使用自我肯定策略帮助具有人际关系困扰的大学生建立接纳信任的积极认知，形成积极人际互动循环，从而降低拒绝敏感性，减轻人际关系的困扰(Stinson et al., 2011)。
5. 结论
通过本研究发现，拒绝敏感与人际关系困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父母积极的养育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的拒绝敏感性。拒绝敏感在积极养育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在消极养育与人际关系困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5SJB072)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