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研究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9月10日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着重强调“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任
老师。”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在当代教育中凸显出了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家长除了要陪伴孩子成长，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之外，还需要在孩子接受学校教育上，配合老师上出一份力。想要充分发挥好家庭的作用，家长需主动地去学习一些教育知识，有效地利用家庭资源并发挥其最大的价值，这样才能形成家校合力，把孩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
那么不同阶层的家庭，有着不同经济社会地位资源的家长们在参与孩子教育的时候究竟有着怎样的差异表现呢？本文通过实证方式深入地探讨初中生家长参与孩子教育中存在的阶层差异状况，期望在促进家校合作，促进家长参与的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对孩子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并为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一些启示。
2. 文献综述
不同的社会阶层成员具有不同的教育观念、教养方式、人际网络关系等，这些因素都会对子女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发现，不同家庭环境下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普遍存在着阶层差异。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Lareau A., 2000)通过田野观察法，发现美国的中产家庭与底层家庭相比，会更加有意识地与子女交流，更多地参与到他们的学校教育当中，并且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品质遗传给孩子 [1]。国内一些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钟瑜婷(2012)基于全国综合调查及上海家庭项目数据，运用Ologit模型研究中国家庭子女养育观的阶层差异，研究显示，职业阶层对与子女进行交谈沟通的频次有相当显著的影响，新中产阶层比工人阶层更有可能跟子女进行沟通，并且重视程度是工人阶层的1.818倍 [2]。刘保中等(2015)通过分析2010年CEPS所收集的10~15岁青少年样本，研究父母参与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青少年教育期望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及差异，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都通过父母参与这条路径间接地作用于子女对自身的教育期望；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人和青少年教育期望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与父母参与之间、父母参与和青少年教育期望年限之间也呈现出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3]。吴重涵等(2017)将家庭、儿童和学校层面的变量纳入同一模型中，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来探讨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阻碍因素，结果发现父母的职业性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关系等是影响家长参与的关键因素，并且家长参与具有阶层差异，其职业与工作的关联程度越高，母亲学历越高，家庭社会关系越丰裕，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越高 [4]。武茜璇(2017)使用2013年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初中阶段的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工人阶层与中产阶层的家长参与存在显著差异，即中产阶层家长在参与子女教育时更为积极，参与形式多为“以家为本”和“以校为本”两种，同时对子女的教育期望更高，而工人阶层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积极性较低 [5]。姚岩(2019)指出“由于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差异，优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家长参与在程度、感受和结果上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阶层分化的特征，即弱势阶层家长主要在家庭场域内参与孩子教育，在子女作业辅导方面，消极性参与的体验更多，家长参与学校场域内的教育机会很少，其参与具有表层化和边缘化的特点；而优势阶层家长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上具有较多优势，通过上述资本的转换可以做到家庭场域与学校场域的教育参与的并重，参与家庭场域的教育时较少体会到挫败感，参与学校场域的教育时享有较大自主权 [6]。
分析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家长在参与子女教育方面显示出一定的阶层差异，但这种阶层差异的具体显现方式还不够全面，其背后的原因也还需深入探讨。本文从家长参与行为和家长期望两个维度来具体表现了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并试图探析这种阶层差异背后的原因，以期为家长参与的深入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
3. 核心概念界定
学者界定“家长参与”概念有三种，一是认为家长参与就是家庭参与 [7]；二是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认为家长参与是家长为促进孩子学习和发展而在教育领域内投入的一系列努力 [8]；三是布鲁姆(Bloom)把家长参与界定为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的期望及这种期望的传递 [9]。本文综合以上定义，把家长参与界定为：家长为促进孩子学习和发展而在教育领域内投入的一系列家长的行为和期望，其中参与行为包括父母是否检查作业、父母是否指导功课、父母管理是否严格、父母是否陪同参观博物馆等场所等；家长期望包括父母对孩子的学业要求、父母对孩子的期望、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是否有信心。
4. 数据与变量
4.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 2014~2015年，它以初一(7年级)和初三(9年级)两个群体为调查对象，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然后在入选的县级单位随机抽取了112所学校、438个班级进行调查，而且还追踪调查七年级升入八年级的学生，被抽中班级的学生全体进入样本里，样本规模为10750人。
4.2. 变量定义
变量包括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家长参与三大类，其中家长参与由2个维度组成：第一，参与行为，主要包括检查作业、指导功课，作业考试管理监督，陪同孩子参加活动四个项目；第二，家长期望，包括家长对学业成绩的要求，教育期望和对孩子未来的信心三个项目(见表1)。
注：父母最高职业等级的测量借鉴的是李春玲 [10] 的职业分层研究，她把父母职业分为上、中、下三层，取父母一方中最高职业分层作为最高职业等级。中上中产阶级包括: 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机关干部公务员、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中层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经济业务人员；中下中产阶级包括：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技术员、企事业单位职员、基层管理人员、技术工人、个体户/小业主(雇工8人或以下)、军人警察消防人员；底层阶级包括：非技术工人、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无业失业下岗家务人员。在本研究中，将中上中产阶级划分为上层，中下中产阶级划分为中层，底层阶级划分为下层。
5. 研究结果分析
5.1. 学生样本分布
从表2可知，女生比例为52.7%，超过男生，但性别比例基本均衡，独生子女比例为44%，少于非独生子女，比例也基本符合全国的总样本分布，本县的比例为81.8%，占绝大多数，另外，农业户口占53.4%，说明农村学生较多。
从表3可知，近四分之三的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其中经济水平困难的占比15.6%，有11.3%的家庭经济水平较富裕；从父母从事工作来看，总体来说普通工人、技术工人、个体工商户相对较多，政府机关领导、科学家等专业技术人员较少；从父母受教育程度来看，父母亲学历为初中的最多，比例在40%左右，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较少，不足10%。
5.2. 初中生家长参与阶层差异分析
5.2.1
.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分析
由表4可知，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家长参与行为有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水平越富裕的家庭，家长给孩子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的频率越高。在家长对孩子的考试管理监督程度上，经济水平相对富裕的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监督更为严格。家长陪同孩子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频率也因家庭经济水平条件产生很大差异。较困难家庭而言，经济水平富裕的家长能更为频繁地陪同孩子去参观这些场所。
Table 2.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 sample
表2. 学生样本个人信息情况
Table 3. Family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 sample
表3. 学生样本家庭信息情况
Table 4. Analysis on the behavioral difference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in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of families
表4.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家长参与行为差异分析
由表5可看出，尽管困难家庭和富裕家庭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都是达到班级中上水平，但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更高，教育期望也更高，富裕家庭希望孩子读到研究生的比例比困难家庭高出13%。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来说，家庭经济水平富裕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5.2.2. 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分析
表6呈现了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参与行为存在显著差异。家长职业层级为上层的家庭，家长给孩子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的频率更高。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监督更为严格。同样的，等级为上层的家长陪同孩子参观博物馆、动物园、科技馆等场所的比例和频率都比下层等级的家长多得多。
通过表7可以看出，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期望有显著差异。三个职业等级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大都是读到大学本科，但希望孩子能读到研究生的比例，上层职业等级的家长是下层的两倍。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高，对孩子要求也更为严格。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来说，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5.2.3. 不同学历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分析
由表8可以得出，不同学历的家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差异。父母亲学历越高，家长检查、指导孩子功课的比例越高，频率越频繁。在家长对孩子的考试管理监督程度上，学历高的家长对孩子的管理监督更为严格。七成以上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家长从来没有陪同孩子去参观这些场所，即便是有的家长可以陪同孩子参观，陪同的频率也不是很勤。而大多数高学历的家长会陪同孩子去参加这些活动，并且参观频率较为频繁。
Table 5.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s’ expectation in different economic levels of families
表5.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家长期望的差异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involvement behavior at different occupational levels
表6. 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Table 7.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parental expectations at different occupational levels
表7. 不同职业层级的家长期望的差异分析
Table 8.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表8. 不同学历家长参与行为的差异分析
从表9呈现的结果不难发现，不同学历家长期望存在显著差异。高学历的家长对孩子学业有更高的要求，对孩子的期望也会更高，从期望孩子读到研究生来看，高学历的家长比例是没受过教育家长的10倍。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来说，高学历的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Table 9.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parents’ expectation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ground
表9. 不同学历家长期望的差异分析
5.3. 初中生家长参与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回归分析来研究初中生家长参与的影响因素，因为研究的变量是等级变量，所以利用ordinal回归模型，通过分析家庭因素(家庭经济收入、父母最高职业等级和父母最高学历)对家长参与产生的影响来分析不同家庭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初中生家长参与的阶层差异与卡方检验结果基本吻合。
表10是我国初中生家长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已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从家庭因素(家庭经济收入、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和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参与行为的影响来看，通过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家庭经济收入对家长参与行为，即对检查孩子作业、指导孩子功课、考试管理监督和陪同参加活动均有显著正影响。家庭经济条件越富裕的家庭，父母为孩子检查作业、指导功课、考试监督以及陪同参加活动的参与性越高。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对检查孩子作业、指导孩子功课和对孩子考试管理监督的影响不显著，但仍然可以看出，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检查作业、指导功课和考试管理参与更多。对陪同孩子参观博物馆等活动有显著正影响，最高职业等级为上层的家长会更多的陪同孩子参加一些活动。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参与行为有显著正影响，父母最高学历较高的学生，父母会更多地参与孩子的教育。其中，父母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比学历是大专的为孩子检查作业的可能性高出1.049倍。
Table 10.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 participation behavior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表10. 我国初中生家长参与行为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表示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0.1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11是我国初中生家长期望影响因素的ordinal回归分析结果，模型已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从家庭因素(家庭经济收入、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和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期望的影响来看，分析上表可知，家庭经济收入对家长期望，即对孩子学业要求、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和对孩子未来的信心均有显著正影响。家庭经济条件越富裕的家庭，父母对孩子的学业要求越严格，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越高，对孩子的未来也更为有信心。父母亲最高职业等级对家长教育期望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职业等级高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更高并且对孩子未来的信心也更为充足。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家长期望有显著影响，
Table 11.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sult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arents’ expec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表11. 我国初中生家长期望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分析
***表示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示通过了0.1显著性水平检验。
其中，对孩子的学业要求有显著负影响，相较于最高学历为本科及以上的家长，父母最高学历为小学及以下对孩子学业要求更高的可能性是其1.355倍，最高学历为初中和高中的家长对孩子学业要求更高的可能性分别是其1.225和1.249倍。这个结果跟上文卡方检验所得结果有所不同，父母亲学历越低，对孩子的学业要求越高，或许正是因为父母本身学历低，因其自身学历限制没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才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子女身上，对其要求严格，使他们好好学习，成绩优异，以期望他们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父母亲最高学历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有显著正影响，学历越高的家长越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能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父母亲最高学历对于家长对孩子未来的信心程度有显著正影响。父母亲学历越高，他们对于孩子的未来更有信心。
6. 结论、讨论与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不同阶层的初中生家长参与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等级高以及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参与检查作业、指导功课、对孩子的考试监督和陪同参观活动的比例更高，并且参与频率也更为频繁。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等级高以及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业要求和教育期望更高，并且对孩子未来更有信心。
6.2. 研究结论讨论
根据上述结论可得知，不同阶层的初中生家长参与情况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层级和学历水平高的家长能更好的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去。那么我们如何来解释上述结果呢？
家长参与存在着经济水平的差异，在布迪厄看来，是因为不同阶级拥有不同的资本量，并且不同资本获得所需的劳动时间存在差异，而且处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们比较低社会阶层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分享社会财富。中产家庭往往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所以，家庭经济条件更好的家长参与子女教育的程度更高，而经济困难的家庭，家长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他将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解决经济问题，那么陪同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自然会减少。陪同参观博物馆等本身就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经济困难家庭选择减少这部分开销也在情理之中。另外，依据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富裕家庭家长的教育理念，对孩子的培养模式也是“大手笔”的，除了体现物质资本的教育投入之外，时间与精力投入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会积极地付出金钱与时间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是孩子发展的坚实后盾，家庭经济条件优渥的家长可支配的能力和资源更为丰富，更有信心为孩子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持和更好的发展平台，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对孩子的未来也更有信心。
因家长职业层级产生的差异，拉鲁认为是家长职业地位的不同导致了这种差异。家长一般将职业地位看成自己的“徽章”，对自己职业的定位和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评价观。地位低的家长仰视老师，自认低人一等，将老师视为专业人士，认为自己无法理解老师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因此感到自身教育能力不足，没有信心去教育自己的子女，他们还认为教育是发生在学校的事，是在老师监督下发生的，也缺乏信心去理解、去挑战、去平等地面对老师，因此他们不会去干涉老师的教育行为，而是依赖老师，任由老师进行教育教学的自我调整。职业地位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他们自恃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与老师平等或优于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教育门外汉，也不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评判老师的专业水平，所以他们自信有权力和责任参与孩子的教育，会投入更多的精力与时间为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做准备。除了为孩子在学校的教育做准备帮助外，他们还积极地监督、辅导、补充以及干预学校教育，并且还会努力地为孩子订制个性化的教育体验。另外，家长对工作和家庭关系的看法也是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中上层职业等级的家长工作和家庭生活相互关联程度非常高，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工作的时间和地点不设限，并常把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带回家，他们认为无论在校内校外，教育随时发生，对孩子的教育是相互交叠的，所以自然地会耗费更多精力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有些家长的工作时间较具弹性，容易自主安排参与孩子教育的时间。而下层职业等级的家长工作一般在规定的时间和固定场合完成，有明显的时间分割，他们把孩子教育当成另外一种工作，认为这项工作的地点是学校，工作人员是老师，学校和家庭之间是有清晰界限的，再加上工作时间较具刚性，家长较难有时间和精力参与孩子的教育。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上层职业等级的家长参与比例与频率比下层家长高这一现象。中国的就业情况竞争激烈，这些经过职业选择与职场历练的家长更明白如何才能拥有一份好的工作，为了保持下一代在他们奋斗多年的“场域”里的优势，他们会更多地为孩子未来择业做打算，因此，职业等级高的父母对孩子的学习采取更认真严谨的态度，期望也更高。而低职业等级的家长，他们的工作大多不需要很高的要求，入职门槛相对较低，并且工作的场所大多是一些非教育性场所，所以，对子女的学习参与度较低，要求相对较温和，并且更多的体现在言语督促。相较于职业等级高的家长，这种差别就显现出来了。
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产生的参与差异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父母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他们对学校教育的认知以及老师的交流。文化程度较低的家长，自身接受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弱，学习能力也不强，为了辅导孩子，他们还要先自我提高，并且学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变，要求他们与时俱进，灵活应变，这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也迫使他们严重地依赖老师和学校去教育孩子。另外，父母自身教育能力的不足，使他们怀疑自己是否能正确教育孩子，这使得他们不敢贸然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之中，因为他们害怕“教错”与“误导”。当然，他们的这种不自信还来自于孩子的抵制，孩子认为父母教给他们的都是不正确的。久而久之，失去孩子信任的父母更是在辅导孩子功课与作业上面“敬而远之”。
父母教育水平反映出来的家长参与的差异启示我们，低学历的家长由于大学教育的缺失，意味着“被罚出场”，他们不能平等地与学校谈话，不能评价教师的表现，甚至不能帮助孩子做功课。可见，拥有教育子女的能力是家长辅导孩子学业的前提条件。教育程度高的家长，具有检查孩子作业、辅导孩子功课的能力，也具有陪同孩子参加活动并且给予帮助、一起交流成长的能力，因而能更好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去，而这些能力恰恰是低学历家长所不具备的，因此低学历家长参与能力自然地也低了许多。再者，与高学历的行动派家长相比，低学历家长的行动力弱，其行动更多地体现在口头督促上，因为学历和能力作为“短板”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家长自身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他们对下一代的信心，家长的文化资本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起到了加速的作用，也就是说，家长在自身受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学习能力、工作中形成的人际交往关系等，使他们能够更有条件地帮助、督促并影响孩子的教育。教育程度高的父母自身拥有较高的学习能力与社会资源，他们凭借着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相信自己的子女可以达到他们的学历高度，甚至可以超越他们，因为与他们自身相比，子女的起跑线本身就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6.3. 政策建议
本研究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家长要树立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积极参与到孩子教育中去。家长要明确孩子的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首先应该具有教育孩子的意识，更应树立切实可行的家庭教育理念，站在“家校共育”的家庭视角来看待孩子的教育，有意识的建立视孩子为学生的家庭环境，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去。
第二，家长应该明了自己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与局限，并且能善于运用有限的经济、文化与教育资源，克服所处环境的局限，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孩子提供有力的支撑与陪伴，帮助孩子克服成长路上的困惑与困难，与学校一起完成培养孩子的责任。
第三，家长在积极参与孩子教育的同时，自己也要有终身学习的理念和行动。一方面，正是由于家庭经济水平、父母职业层级和学历水平都存在一定差异，并且这种差异对父母参与子女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研究也得出家庭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层级和学历水平高的家长能更好的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去，所以，家长应该为在参与子女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断学习与完善自己。另一方面，辅导孩子学习本来就是一件专业并且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所以，家长们应该把这种“参与能力”当成是一种专业技能来学习，如何提高参与技能、有效地发挥这种参与作用，是需要家长努力修炼的课程。只有家长们具备并且能持续提高这种参与能力，才能在孩子的教育参与中得心应手，取得良好成效。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家庭资本、影子教育与社会再生产”(项目批准号是71774112)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