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东林”一词的含义十分丰富，所指包括东林书院、“东林党”及东林学派。“东林党”含义与政治相关，出现频次最频繁。因此，学界对于东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领域1。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学界在经济基础和阶级分析等方面研究甚夥2。其后多学科的交融与发展，学者开始从多个角度研究东林3。此后学者围绕“东林党”这一称呼出现争论。4学界对东林是否为党的争论，只是有关东林诸多争议中的一部分。而早在明清之际，时人关于东林便有诸多争论。
相关研究者在研究东林时，涉及到时人对东林评价的争议以及东林形象的变化，但是专门进行论述的却比较少。闫鸣《明末清初政治书写研究—以时代变局中的形象塑造与身份认同为视角》一文探讨了明末士人关于东林形象的政治书写 [1]。金奋飞《明末东林书院多维透视》一文则分析了自万历时期到明末清初之时，人们对于东林书院的评价呈“两极分化”的原因。5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探讨了嘉庆、道光年间常州文人团体对东林的正面评价及其原因 [2] (p. 220-223)，认为秦瀛“巧妙的引用孔子有关的权威性观点抵消了当时反对结党建社的论调的影响，为士人社团的建立开拓了有限的空间” [2] (p. 302)，康有为及梁启超的群学观点受秦瀛影响。但较为惋惜的是艾尔曼并未就这个问题展开近一步的论述。
2. 晚清前负面的东林形象
明朝历史上的东林一词最早来源于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和高攀龙等人在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旧址处重办东林书院。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三才一案期间，东林书院诸人被指为“东林党”，自此人们围绕东林一词展开争议。崇祯年间，在清算魏忠贤及其党羽的过程中，东林也多被提及。群臣的奏章中“凡攻崔魏者，必引东林为并案” [3]。崇祯皇帝不喜群臣以东林为名相互争斗，因此朝廷之中争议稍稍平息。
明清之际，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士人之中再度出现关于东林的争议。如夏允彝的《幸存录》一书认为东林党门户之见太深，持论过高，对于国事没有益处，反而有所阻碍。6东林后人纷纷写文反击，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黄宗羲的《汰存录纪辨》一文，他不仅对《幸存录》中对东林的批评一一进行了反驳，还从根本上对《幸存录》的可信度进行怀疑 [4]，希望以此为东林的形象正名。黄宗羲强调东林只是书院而非朋党，他在《明儒学案》一书中，还将东林称为东林学派 [5] (p. 1377)。
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防止朋党出现，指责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其始不过一念之好名，其究也流弊所极，遂祸延宗社” [6]。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下，文字狱、禁书活动，以及皇帝本人对于东林的批评7，都使得民间不同的声音逐渐变弱，以致渐不可闻。即使是在顾宪成的故乡——无锡，他的同乡人全祖望也言：“吾乡为党论所厄，不与东林声息相接。” [7]
“黨”字，《说文解字》释为“不鲜也，从黑尚声” [8]。在古人看来，“党”意味着晦暗不明，并不是褒义词。孔子有“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9] 之说，可见在先秦时候“群而不党”就已经成为君子的标准之一了。韩非子持“党之与具，臣之宝也，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之论 [10]，即韩非子认为朋党往往会导致君主权力的衰败和阻碍政事的实行。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旧两党之争，都成为朋党亡国的证据。欧阳修《朋党论》创新性地提出“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 [11] 的观点，范仲淹也强调“苛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12]，但这些观点并没有改变“朋党”的负面印象。因此，在关于东林的各种评价之中，对东林是否为党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论者的褒贬态度。
近代以前，慑于君主对于朋党的厌恶，东林主要呈现为负面形象。清末民初东林的形象才开始朝正面转变。
3. 晚清时期东林形象的正面转变及原因
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清朝的统治出现了极大的危机，清政府对于言论的把控力也随之削弱了。但是，当时的士绅长久处于政府的文化高压之下，对于结党及清议仍存在着恐惧。
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一批年轻的翰林，如张之洞、黄体芳和陈宝琛等，在光绪初年多次上折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时人便将这些人称为“清流”，他们上折言事的举动也被称为“清议”。8因为《明史》将东林称为“清流”，将东林议政称为“清议”，加之雍正、乾隆长期对朋党的打压，这些人对“清流”的称呼往往敬谢不敏。张之洞便曾言：
今日必无党祸，何也？有清议然后有党祸。(小人无以自容，尽去之而后快。)今也不然，毁誉杂糅，入主出奴而已。清流势太盛，然后有党祸。(疾之已甚，无往不复。)今也不然，偶有补救，互相角立而已。总之，今日局面，文言之，则曰，相忍为国，质言之，则曰，模糊一片，闷气到底而已。(君子小人皆不得行其志，君子闷气，小人亦闷气。) [13]
张之洞认为当时没有清议和党祸，他被称为清流的说法自然也是无稽之谈。如果一直处于“君子不党”的大环境中，东林形象不可能大范围地发生改变。然而随着时局进一步败坏，政府腐败无能的刺激和西方政党制度传入的影响，却让这一环境发生变化。
甲午战争失败后，康有为认为地大物博的中国败于日本，是因为中国不能凝聚每一份力量与日本进行对抗。他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什百之群，不如合千万之群，其成就尤速，转移尤巨也。” [14] 康氏认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合群讲学，才能培育人才，进而挽救社会。此即他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启发”和中国传统的“敬业乐群、会友辅仁”等主张的影响下，发展出了“合群立会的政治思想”，“其目的是开风气、求富强，为变法制造声势。” [15] 梁启超也提出：“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 [16] 常州学派对于群的阐释，也对其群学观点有所启发 [17]。
康梁二人的言行9，与官方所认定的东林式清议10十分相似。因此康有为等人在论证合群立会思想和自己行为的合理性时，客观上就会重新评价东林，塑造一个与清朝官方评论中不同的东林形象。
报刊是当时最先进、最快捷、最有效的舆论传播工具。梁启超在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报馆的重要性在于：“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 [2] (p. 221)梁启超认为报馆如同耳目喉舌，有利于各类消息的传播，有助于国家“去塞求通”。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便选择报刊作为舆论阵地。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5年11月中旬，成立强学会。1896年1月12日，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强学会刊物《强学报》在上海创刊。《强学报》第一期刊登了《论会及荀子群学之》一文，该文利用欧阳修“君子有朋，而小人无朋”的观点和荀子之名来证明群学思想的合理性。这篇文章提出了与东林导致明亡不同的看法，即“前明之东林或以数百人而成一会，暨以十数万人而成一会攻之” [18]，明朝的败亡在于奸小之人集合更大的“会”攻击君子，君子因此不能为国效力，国家随之灭亡。
《强学报》出刊两期后，康有为和张之洞两人便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反目，《强学报》也因此被迫停刊 [19]。御史杨崇伊还以结党营私的名目弹劾强学会11。但以康有为为首的诸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
1896年11月5日，梁启超写成《论学会》一文。在文章中，梁氏指出“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在梁启超看来，学会是保存“先圣之道”的途径，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渠道。梁启超认为：“东林、几、复之大观，凡兹前模，具为左证。” [20] [21] (p. 31)因此，梁启超为论证学会的作用，大力指责清朝官方对于东林的评价，他直言：
学会之亡，起于何也？曰：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汉学家之言曰：今人但当著书，不当讲学。纪昀之言曰：“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呜呼，此何言耶？此十常侍所以倾李膺、范滂，蔡京、韩侂胄所以锢司马公、朱子，魏忠贤、阮大铖所以陷顾、高、陈、夏，而为此言也。吾不知小人无忌惮之纪昀，果何恶于李、范诸贤，而甘心为十常侍、蔡京、韩侂胄、魏忠贤、阮大铖之奴隶也。而举天下缀学之士，犹群焉宗之，伈俔低首，为奴隶之奴隶，疾党如仇，视会为贼。是以金壬有党，而君子反无党；匪类有会，而正业反无会。是率小人以食君子之肉，驱天下之人而为鳏寡孤独，而入于象驼牛马，而曾蜂蝗蚊蚁之不若，而后称善人。呜呼，岂不痛哉，岂不痛哉！ [20] (p. 31-32)
梁启超大力谴责以纪昀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对东林的批评，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为小人辩护。梁启超还发挥欧阳修“君子有党”的观点，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
梁启超公开批评官方的根本目的是证明群学立会思想的合理性。事实上，此时由于政党观的引入，“党”字的含义已经出现了变化。时人认为“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 [21] “政党”中的“党”，其显然区别于古人所说的“朋党”中“党”。因此我们可以说至少对此时的梁启超来说，传统的朋党论已经没有什么束缚力了。
1898年3月8日，《湘报》12第二期刊登了皮锡瑞的一次讲义，这份讲义是皮锡瑞在湖南官绅共同创办的南学会13上的第一次讲义。皮锡瑞讲学的南学会以集会讲学为主要的活动。《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讲论会友拟公举学问深邃、长于辩说者，请其讲论。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昴、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因此在讲义中，皮锡瑞首先肯定了讲学活动。他提出将明亡归罪于东林讲学的做法，是“不责备奸臣之禁讲学，侵害正人，反责诸公不应讲学力持清议，刻绳君子，宽纵小人。” [22] 在他看来，东林讲学的活动支撑了内忧外患的时局，后人对东林的评价有失公允。
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人士，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发起变法。因损害了各方的利益，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就以失败告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二人逃亡日本，南学会也受此影响被查封了。虽然变法失败，但康梁等人仍然利用报刊宣传自己的思想。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从报》。《新民从报》在“海内外影响广泛，仅在国内就有97个发行点，遍布49个县市。” [23]
1903年，《新民从报》第二十二号在介绍各国思想家时，称顾宪成为“明朝之大人物，为政治之后杰，东林经之先声。” [24] 顾宪成曾经因为他的东林身份，影响后人对他的学术评价14，而此时却还特意要提及他的东林身份。可见，对于编纂《万国思想家年表》的编者来说，东林应该是较为正面的形象。这不仅因为群学思想，且在时局崩坏、世风日下的时期，人们对于东林的品行和道德的追求。梁启超《论私德》夸赞道：“东林复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后忠义相属。” [25]
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对东林正面形象的塑造，并非是其主观的想法，更多的是出于论证自己观点的考量。报纸作为“以前所未有的现代传播方式，将本来仅仅属于士林内部的清议，放大为影响全国的公共舆论” [26]。梁启超等人以报纸进行宣传，不仅扩大了他们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让他们笔下正面的东林形象流传更广。
1903年4月，陈世宜以匪石之名在《浙江潮》上发表《中国爱国者郑成功传》，在论述明朝历史的时候，他对东林评价道：“乌乎然，东林党者乃无规则、无用具之政学会也。”陈世宜批评东林以归修为名逃离朝政，在万历年间没能组织起“吾中国空前绝后之民会”，显然他已经把东林和学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在陈世宜心中，东林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吁嗟乎，东林！吁嗟乎，东林！伟然其人，巍然其地，竟随大明之江山以去。” [27]
1904年6月，《东方杂志》刊载了《论今日宜亟设宪法研究会节录》一文，这篇文章也将东林和学会相提，认为：“我国学会之发达，当明之季东林复社隐然以民党之势而持朝廷之重。”此文和梁启超的观点一致，不认同传统的朋党误国的观点，而认为“本朝禁纲严密儒者以立会结社为大戒”导致了“民气之衰靡，国势之不振” [28]。
在此时，黄宗羲笔下的东林形象也发挥着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合群立会”观点下，人们更能接受这一形象的东林；另一方面则是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的再发现15，让黄宗羲的声望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梁启超阅读《明夷待访录》后，以“忧患余生生”之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黄梨洲》一文，将黄宗羲称为“中国的卢梭”，并将其与康有为、谭嗣同并称为“中国近世三大思想家” [29]。如前所述，黄宗羲专门写有《汰存录纪辨》一文为东林辩驳。而在他的《明儒学案》一书中，他对东林也不吝赞美：
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 [5] (p. 1375)
《湖北学生界》在介绍黄宗羲的时候，提到东林，认为“顾端文公、高忠宪组织东林书院，折陈时政，裁量人物，为政治上之潜势力，不让今日东西政党。东林之代表顾高二公君子者，兴起国民良风之导师也。” [30] 方表在《中国新报》上发表《论中国历史上之政治家》一文时，也受黄宗羲影响，对东林评价到：“前明之末，东林复社之流何尝不集徒立社造作清议，思以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而与一国之存亡相始终。” [31]
而时人利用东林证明自己思想的合理性之时，也在客观上塑造了一个正面形象的东林。1902年，陈怀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辨法》一文。他提出：“近代通人不惟不罪诛之、禁之、僇之之人，而转咎东林为亡明，令数千百辈有志之士蒙千古不白之冤而莫雪。” [32] 陈怀的目的虽然在于证明中国法律的问题，但是在他的笔下，东林成为了“有志之士”，而以往对东林的批评，则成为了东林蒙受的“不白之冤”。
在传统社会，君主忧惧大权旁落，因而极度忌惮臣子结为朋党，并以朋党亡国为由对本朝的朋党严厉打压。因此，士人在评价东林的时候也多受朋党论的影响。此时梁启超等塑造的正面的东林形象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的朋党观念的颠覆，更证明了在“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33] 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正在滋长做某些自晚周轴心时代以来也许从未做过的事的要求，即：重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础。” [34]
因此，东林形象向正面转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黄宗羲对于东林的评价，才能够大范围的传播；群学立会思想才能够在知识分子之中得到广泛的认同16；这也是各式各样的学会在20世纪初出现的根本原因。
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制度已经不能够应对此时的危机。而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和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渴望，让传统的朋党论的束缚力不断减弱。因此东林形象才能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向正面转变，而不同于嘉靖、道光时期的常州今文学派的情况。
此外，时人对东林的同情，也是促使东林形象改变的原因之一。清政府因惧怕舆论逮捕士人的行为，以及戊戌六君子之死，都让当时的士人联想到了明末魏忠贤以东林为名残害君子的情形。
1903年7月，清政府组织经济特科考试，用以选拔人才。在日本留学生中，颇有声望的杨度参加了这场考试，并得到了第二名。但是，杨度却因在《支那教育问题》一文中“谈及满洲压制支那，反满的种族主义思想颇显激烈，在查办新党的谣言中，没敢参加随后的复试，就匆忙逃往日本” [35]。杨度被捕的流言也因此传出。虽然杨度被捕一事只是流言，但《国民日日报》却刊登了《捕杨度》一文。其将清政府抓捕杨度的行为，称为：“东林复社之续也” [36]，其后，沈荩在狱中被杖毙一事更是导致议论纷纷，舆论哗然17。时人发表《哭沈荩》一诗将沈荩被杀一事和天启年间东林被魏忠贤残害一事相提并论，直言“东林点将非无录，网尽清流付市曹。” [37] 杨度被捕的流言、沈荩被杖毙一事以及此后的《苏报》案18，都加深了时人对清政府控制舆论的不满。这也让他们感受到了恐惧——和天启年间魏忠贤逮捕残害东林人一样的恐惧。当现实与历史呈现出相似的面貌，人们自然更容易接受一个正面形象的东林。
面对汹涌而来的各种舆论，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开始逮捕和绞杀有异议的士人。其还颁布了各式各样的法律法规，频繁的查禁报刊书籍，以及通过官方办报的方式来控制舆论。但是，清政府控制舆论的努力失败了，甚至由官方创办的《吉林教育官报》也称：“明季东林几复，其有造于国家社会者甚大，有非今日东西诸国政党之所能逮者。” [38]
虽然此时东林形象开始向正面转变，然而一个事物形象的完全转变却并非如此容易。在部分官方的评论中依然认为“东林逐而明亡”，将其作为防止朋党危害国家的典范 [39]。此外，传统的负面的东林形象依然发挥着影响。章太炎曾作《论东林误国事》一文。在文中，他认为“东林党”不仅没能阻止魏忠贤作恶，而且还因门户之见阻碍了国事，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40]。
此外，在革命派和改良派论战的过程中，东林也成为了革命派攻击改良派的工具之一。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发《宣示预备立宪谕》。1907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便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期望促进立宪活动的展开。马相伯受梁启超邀请参与其中。马相伯醉心教学，关心实事，希望通过教育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在社会上声望极高。因此，在马相伯出任政闻社总务员后，“立宪派党势大张”。章太炎作为革命党的中坚力量，和立宪派在许多观点上都有所不同。章太炎为劝导马相伯能够退出政闻社，给马相伯写了一封信。信中章太炎指出立宪党人和“东林党”人一样，“志不过升斗，借成名以取宠”不足为伍。章太炎还痛批东林：
昔明世东林复社，名为以道德相扶持，及其左右朝政，则自植渠帅以为首辅，延缘昏椓交通宫禁，苟可以利吾党者惟力是视，此先生所察知也 [41]。
章太炎认为东林是以道德标榜、唯利是图的“东林党”。其对于东林的批评，不仅是因为传统朋党论的影响，更多是出于他想通过贬低东林来批评“又愈在东林复社下”的立宪派。章太炎这样的举动，在他的《箴新党论》一文中也有所体现。在《箴新党论》中，章太炎甚至指责东林“内行点污，瞑瞒声色” [42]。
由上可见，在晚清东林的形象已经开始好转，但流传已久的朋党亡国的观点的影响依然存在。而在民国时期，在各种论调影响下的东林形象则更加多变。
4. 民国时期多变的东林形象
尽管晚清时期的报刊传媒已较为发达，但其远不及民国繁荣。晚清时期，康梁二人通过在报刊上发声成功地将东林塑造成了正面的形象，并借着报刊的影响力将其传播出去。而到了民国时期，信息的加速膨胀和传媒的急速发展，使公众拥有了更多的发声的平台。在各种思潮交流激荡的过程中，时人有关东林形象的评价也越发多变，其可以基于不同的理论或立场选择不同的切入点评议东林，不再以东林的正面评价为主流。
民国初年，合群立会的思想仍然影响着部分时人对于东林的评价。吴贯因在《社会与人物》一文里指出，如果要革新社会，应当学习明末东林“结集团体清名之士，声应气求，其德不孤，用能战胜社会，革颓风而为良风。” [43] 刘达驹组织成立比较法学会之时，“外维西哲合群之义，内仿东林结社之规” [44]，将东林会规作为比较法学会的组织规则。高太痴在1912年于上海创立希社之时，也曾作诗夸赞东林，“吾爱东林贤，气节激弥奋” [45]，以间接的表明自己创立希社的期望。
随着群学立会思想逐渐成为了一种共识，时人不再需要通过赞美东林来证明这一思想的合理性了。1921年王光祈在《少年中国》发表了《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一文，提出：“因之社会对于吾会性质不免误解，或以吾会为东林复社，”“吾会不愿以消极清流之自命” [46]。其不愿将现今的学会和“消极清流”的东林复社相提的行为，一方面表明士人用东林来论证学会的合理性之时，东林和学会被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此时东林的形象仍然受传统评价的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谈民主说共和成为思想开明的标志，而参加党社则成为社会时尚，成为众多的人们表达个人思想的重要方式” [47]，因此在民国初年“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 [48] 虽然此时政党广泛成立，但是人们并没有如预期一般享受到政党政治带给社会的好处，反而陷入了党争的局面之中。当时便有人批评政党“但知驰鹜追逐营巧竟利，甚且为大盗权奸供奔走执贱役，而于国家大计鲜有建树，致为国民所疾视。” [49] 还有时人感叹道：“政党乎，政党乎，国民未受其力而受其害”，并认为此时的政党问题“终传染于汉唐宋明无统系无政见之党派”，因此对东林大加批评：“明之东林，其祸甚矣。” [50] 在这样的情形和传统评价的影响下，东林一度好转的形象受到影响。
民国初年，不仅派别争斗严重，而且“朝野士夫，道德沦丧，夷诟无耻，言论行为莫不为金钱势力所左右。”此时社会风气也是“奢侈与贪鄙，苟且与讹诈”并行 [51]。面对这样情况，部分时人发起“道德救亡”运动19，提出“吾国人民苟欲不亡国，则必锻炼其知识，砥砺其道德，冀养成完全共和国民之资格，以铸造良好之政治。” [52]
东林的气节一直被后人所推崇。近代以前，东林的气节往往因朋党亡国的论调，变得黯然失色。黄宗羲虽然着重强调了东林的气节，但也是在反驳东林是朋党的前提下。而此时，因上文所提到的各种因素，东林是否为朋党这一问题不再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了，东林气节得以焕发光彩。
面对社会的道德危机，部分时人开始重视并提倡东林气节。1914年，惟一在《最近社会之悲观》一文中，便赞美“明之东林，虽处阉竖浊乱之世而嚼然不滓，兀然独立，虽百世之下，尤怀怀有生气而社会清明之气尤延一缕而弗坠者。” [53] 在《民德》一文中，放鹤认为只有程朱之学成能培养民德，救中国于危亡之中。因此，他认为东林诸人就是因为继承了程朱之学，才能在国家危亡之际，“以血肉以相撑，舍命不渝” [54]。吴贯因提出政府用高压手段束缚人民的行为，导致民国初年的社会毫无生气，“如久病之夫，将濒死之者”。其认为改变这一状况最好方式是，通过在野政治家牵制政府。吴贯因将东林作为在野政治家的榜样，对东林多加赞美 [55]。
在“道德救亡”的运动之中，东林成为了国家危亡之际，以道德挽救国家的代表，东林形象因此再度好转。在这样的情形下，顾宪成和高攀龙的画像被教育部要求悬挂在东林旧址处修建的无锡第二高小处，并要求“使学生时常接触，以引起敬慕之心。” [56] 张竟生提出东林复社及“大禹的治河，王安石的新法以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与五四运动等，也当各各有一节日以为纪念” [57]，以让群众学习其精神。钱穆向来“重‘尊德性’而轻‘道问学’” [58]，因此他十分认同黄宗羲对于东林的评价，在他看来“东林之学，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刀绳。”他强调“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在他看来，东林要为明朝的灭亡负责的说法，只是“一时小人之口” [59]，而这种小人的说法不辩自明，不用多加理会。
此外，民国时期社会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以及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前途的思索等，都使得当时的思想文化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民国时期各种思想文化的论战此伏彼起，延绵不绝。在不同的论战之中，东林也被牵涉其中，而这也影响了时人心中的东林形象。下文便选取周作人和鲁迅的争论以作分析。
在周作人看来“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止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 [60] (p. 3)他还援引了张岱对东林的评论20，作为自己的论证。而在《“题未定”》之九中，鲁迅几乎原封不动的引了张岱的评价。其指责张岱“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61]，认为张岱的评论有失偏薄。鲁迅还讽刺周作人如同一些“清高通达的士大夫”一样，还不如百姓能够明辨是非。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看似在评论东林，其实都是在借古讽今。周作人真正批评的是那些他认为遗传了“痴颠恶疾的明朝人的子孙” [60] (p. 4)，即当时的左翼文坛。而鲁迅对于周作人对东林评价的反驳，则是在维护左翼文坛和相关的文学团体。
在当时，并非仅有周作人对东林有所批评。民国时期，传统的朋党观依旧影响着人们心中的东林形象。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文中提出：“世之谈学风者，多举东林以为咨询，而余不置对。”钱基博和顾高两人一样是江苏无锡人，然而其讲乡学之时，“称高攀龙而不称顾宪成，以门户声气，而东林所由托始也。”在他看来，东林“党同伐异以为把持，声气标榜以为结纳” [62]，对于国事没有任何帮助。
夏允彝对东林的评价，在史学家之中也多有人认可。谢国桢认为夏允彝关于东林的“论调最为持平” [63]。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也认为：“夏允彝《幸存录》评论东林党与阉党，有些话说得还公平。” [64] 在《明史稿考证》中，陈守实“附采夏允彝幸存录数百言，以折衷东林魏党之曲直。” [65] 在《明季南应社考》一文中，朱惔也言：“盖幸存录一书，对于东林党与非东林党，说多持平。” [66] 然而，翦伯赞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东林党”并不存在，东林只是“讲学山林，自命清流，然而终以不能忘情于国家，间或进而评议朝政，指斥时政”的一群人罢了 [67]。
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对于民国时期的历史学界也产生了影响。因此，当时也有学者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探讨东林。胡汉民将东林看作“一时代有识的无产阶级” [68]。而吕振羽则认为东林是由“中间层出身的小官鄙职和进士们，特别是出身市民家庭及市民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所构成，因此他认为“作为封建社会的士人集团的东林党，同时又反映了其时“市人”阶级的一些利益和要求。” [69]
民国时期，时人对东林的评价呈现一个变化的动态过程。先是时人对东林的评价依然受合群立会思想的影响；此后，时人借批评东林来表达自己对当时政党争斗的不满；接着，在“道德救亡”运动之中，东林成为了旗帜。东林形象也因此不断变动。当然，这些变动只是当时的一个趋向，其中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影响了时人对于东林的评价。
5. 结论
自从李三才一案时期，顾宪成为李三才发声，攻击李三才的人以此为由，将东林书院称为“东林党”开始，东林的形象便与朋党密切相连。晚清之时，中国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传统的社会思想并不能抵抗这一危机，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影响下，提出了合学立会的思想。合学立会的思想是对朋党论前所未有的颠覆，在时人论证其合理性之时，东林成为一个论据，由此在这一时期东林形象得以摆脱朋党论的影响，东林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好转。民国初年，东林好转的形象受到当时激烈的政党争斗的影响。随后，在“道德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东林形象再度好转。
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的东林形象也大有不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梁启超在合学立会思想的影响下，对东林大加赞美，极力谴责清政府贬低东林的行为。但是，当要论证阳明学在明朝末年已经到了 “末流积弊”的时候，梁启超对东林的评价变得和他大力谴责过的清政府一样了21。
而近代东林形象能有所好转，也是因为这一原因。为了论证合群立会思想，时人着重颂扬东林依托书院参与政治的行为；“道德救亡”运动中，时人则讴歌东林的气节。正因如此，若只评价东林在明末的作用之时，人们笔下的东林形象依然受着朋党观的影响，至今也是如此22。
NOTES
1如国内东林研究的开山者谢国桢的《明清之际社党运动考》、日本著名历史研究者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以及王耘驻的《东林与复社》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日]小野和子著，李庆、张荣湄译：《明季党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王耘驻：《东林与复社》，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
2这期间的主要代表作有李洵的《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亡》及左云鹏、刘重日《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与市民运动的关系》。洵：《明末东林党的形成及其政治主张》，收入李洵：《下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205-224页，原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历史版)，1957年第3期。刘志琴：《论东林党的兴亡》，《中国史研究》1977年第3期。左云鹏、刘重日：《明代东林党争的社会背景及其市民运动的关系》，《新建设》，1957年第10期。
3如葛荃的《立命与忠诚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便从政治文化视角研究东林。葛荃：《晚明东林党人“生命意识”析论—关于士人精神的一种政治文化阐释》，《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樊树志撰写了《东林非党论》等文，认为东林仅仅是一个书院，东林党并不存在。樊树志的相关研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议。李庆便在《“东林非党论”质疑》一文中表示对樊树志的研究成果的怀疑。此后张秉国又有《“‘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一文。樊树志：《东林非党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论质疑》，《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晚明史（1573-1644年》(上册)，第六章：东林书院与“东林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李庆：《“东林非党论”质疑》，《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3期。 张秉国：《“‘东林非党论’质疑”的质疑》，《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5在金奋飞看来，一方面因为古文文法好行省略，东林书院一词常被简写为东林；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往往把东林的中所含的东林书院和其他含义混为一谈，如“东林党”。这两个原因导致人们对于东林书院的评价也变得复杂。 金奋飞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却忽视了时人眼中东林本来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无论是东林书院，还是“东林党”，都是东林的一部分。而且，东林书院往往被看作是“东林党”起源的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在使用东林一词时，或许有出于自己的需要而倾向于东林的某一个含义，但是并不存在把东林书院的含义和其他的“东林党”的含义所混淆的情况。
6如夏允彝认为东林人与非东林之人“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夏允彝：《幸存录》，第531页。
7乾隆皇帝本人还亲自撰写文章批评东林。清高宗：《御制题东林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8册，第173-174页。
8当时人认为李鸿藻“领导清流，翁同龢、潘祖荫、广绍彭、徐桐等，皆其好友，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多以公马首是瞻。彼等所上奏折，亦先得公之同意耳。”李宗侗、刘凤翰：《李文正公年谱》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8页。
9康有为曾在1891年创办万木草堂，广招学徒进行讲学，梁启超也是在此时成为了康有为的学生。1895年，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当时正准备应试的康有为联合群情激愤的举人在都察院门前请代奏《上今上皇帝书》，希望能够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
10在官方看来，东林清议即士人依托书院，通过讲学聚结群众，干预政治的活动。
11后来在李鸿藻的周旋下，北京强学会得以官书局的名义被保存了下来，而上海的强学会却解散了。
12《湘报》是维新派的重要的宣传刊物之一。
13南学会是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在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官员的支持下开办的。
14陆世仪曾提到：“泾阳学术人不多议，议者大约以门户少之。”《思辨录辑要》，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明夷待访录》一书虽然在雍、乾二代作为禁书而被销毁，但是幸由温州学者孙锵鸣抄录并保存了下来，他的女婿兼弟子宋恕以为《明夷待访录》一书的所构建的制度和西方制度极其相似，因而向好友大力的推荐此书，由此《明夷待访录》一书得以传播。
16因为这一思想为知识分子提供参与政治的合理性，也让他们看到了一个中国社会新的希望。
17时人多宣传是因为沈荩泄漏了《中俄密约》导致他被处死。其实这只是当时的士人为了进行“排满”宣传的夸大其词，并非是事实。关于这一点严昌洪在《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1卷第6期 2001年11月，中有详细的考证。
18《苏报》案即《苏报》刊登了章炳麟、邹容等革命党人的较为激进的言论，因此清政府要求上海租界工部局查封《苏报》及逮捕《苏报》诸人一事。
1920世纪11~20年间，当时部分时人视救亡图存为己任，以道德为利器，依《正谊》、《大中华杂志》、《庸言》等杂志为舆论阵地，针贬现实弊端，鞭挞道德堕落，力图藉重构民国道德塑造理想人格以刷新政治，以实现道德救亡之目的。赵炎才：《20世纪11一20年间思想界的一个侧面——对民国初期“道德救亡论”的学理解析》，《济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5卷第2期。
20张岱在《与李砚翁书》认为：“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张岱：《琅嬛文集》卷3，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46页。
21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继承了阳明学的东林和阉党之间的争斗不过是“王阳明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贤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罢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 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梁启超提出这一的看法一是因为传统的对东林评价的影响。二是因为他要证明明末之时阳明学已经到了“末流积弊”的时候了。
22樊树志等对于东林是否为党的争论便是证明。因为东林是否为党直接影响这他们对于东林的评价，这一点在他们的文章中体现的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