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前沿  >> Vol. 9 No. 4 (April 2020)

明代东林党人的实学思想探析
An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Thoughts of the Donglin Party in Ming Dynasty

DOI: 10.12677/ASS.2020.94072, PDF, HTML, XML, 下载: 111  浏览: 210 

作者: 苏 敏: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关键词: 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实学思想Donglin Party Gu Xiancheng Gao Panlong Solid Learning Thought

摘要: 东林党形成于明代万历年间,创始人为顾宪成,其成员主要是一些在野的或者下野的士大夫。他们秉持着要求改良政治,反对宦官专权,反对矿监税使剥削城市工商业者的信念,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格言,在此之上逐渐形成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其政治活动虽并未挽留早已腐朽没落的大明王朝,但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却产生了一种鼓舞作用,其思想可以说是开明末实学思潮之先声,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Abstract: The Donglin Party was formed during the Wanli perio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founder was Gu Xiancheng. His members were mainly unorganized or out-of-town scholars. They called for reform of politics, opposition to the eunuchs’ monopoly power, and opposition to the mining supervisors’ tax-ation to plunder urban industrialists. They firmly believe in the political motto of “To cultivate the moral self, regulate the family, maintain the state rightly and make the world peaceful”. On this basis, a political group dominated by Jiangnan scholar-bureaucrats was gradually formed. Although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did not reta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had been decayed for a long time, they had produced an encouraging effect on the social atmosphere at that time. Their solid thought can be said to be the precursor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real learning i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has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and also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future generations.

文章引用: 苏敏. 明代东林党人的实学思想探析[J]. 社会科学前沿, 2020, 9(4): 475-479.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4072

1. 引言

学术史上关于东林党人的讨论非常之多,如何认识东林党人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活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涉及整个明代乃至清初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近年来,樊树志先生在《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质疑》 [1] 中提出了“东林非党论”,“东林党”这个名称不过是政敌强加于他们的蔑称。这种观点引起了部分质疑,李庆先生的《“东林非党论”质疑》 [2] 指出不管是从东林党人士自己的表述还是从他们的政治活动来看都明显是一个“政党”,只不过这个“政党”属于一个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朋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过渡阶段。不同的视角会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试图从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张及政治活动在当时乃至后世的作用来认识东林党人的历史影响。有明一代,经济、科技等的发展令人瞩目,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为人称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晚明时期确实是一个政治上较为腐朽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门户之争频发。其中,东林党的发展迅速,以儒家正统自居,向宦官集团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击,同时,人们思想迂腐不化的社会现实迫使他们要从思想上找到新的出路,将人们从空疏流弊的心学思想中解救出来,提出挽救时弊的方法只能“实学”,而不是“空学”,从而掀起了明代末期思想变革的高潮。

2. 社会背景

实学在宋代便已经开始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不断兴起,明末清初达到鼎盛时期。实学思想强调经世致用、求真务实,其哲学思想的内涵不断深化、发展,逐渐形成对后世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思想体系。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社会文化都发生巨大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3], p.25),特别是在万历年间,政治废弛,封建剥削日益加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所谓“明之衰,衰于正、嘉之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 [4]。明神宗亲政后,怠于临政,急于敛财,任用奸佞,腐朽堕落,宦官操纵朝政,政治黑暗,财政枯竭,竟派出矿监税使剥削压榨人民,横征暴敛,大部分官员唯利是图,“贪酷在在”,可以说是“豺狼遍野,狐鼠盈庭” [5],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情激愤,人民反抗激烈,大批正直的官员的仕途为宦官所阻,郁郁不得志,于是纷纷退隐山林;且明代之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极大加强,朝廷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极为严密的控制,实行八股取士,使科举制度完全沦为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八股取士极为钳制文人的思想,使知识分子只知专心于读圣贤书,不昧实际,这成为明代空疏之风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王阳明的心学更加风靡,于是,这些无法在仕途上一展抱负的官员只能醉心于谈论心性,崇尚空疏的阳明心学,提倡佛学的空无理论,教育人们逃避现实、享受自然,这种不务实际、沉迷空谈的社会风气严重冲击了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造成了社会思想的动乱,一时间,王学之流弊越来越深。

3. 东林党人的实学思想

面对民生困苦的形势,朝野的一些有识之士挺身而出,针对当时高谈空谈虚妄思想的理学家们,发出了反对空谈心性、强调经世致用的倡议,江南东林书院则成为谈论学识的舆论中心,在朝在野的各种人物聚集其中,形成强大的舆论攻势,时人称之“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追求一种“认真”和“实际”的精神,在学术上体现为一种以“务实”为核心的求实之风,反对王学末流弃儒入禅、空谈心性,对王阳明的空疏的心学进行了批判,掀起一股“求实”的时代精神思潮,如梁启超所言“凡一个有价值的学派,已经能够成立而且风行,断无骤然消灭之理,但到了末流,流弊当然相缘而生。继起之人,往往对于该学派内容有所修正,给他一种新生命,然后可以维持于不敝”( [6], p.35)。高攀龙、顾宪成提倡格物,以挽救空谈之弊,算是第一次修正。

顾宪成因在“争国本”事件中触怒神宗和得罪内阁首辅王锡爵而被革职,与高攀龙等一众好友复立东林书院,在东林书院讲学,倾力于重整学术,与空谈心性的玄虚之风进行了激烈的论争,其中,东林书院的办学宗旨很好的体现了顾宪成等人的思想主张。东林书院的创办意为“正本清源”,弘扬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思想,主要倡导“志在世道”,提倡实学。顾宪成认为王阳明“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嗜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 [7], p.458),对其心学强调的“心即理也”、“心性合一”等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他认为“此窍一凿,混沌几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 [8]。针对王阳明心学的顿悟一说,顾宪成强调“四要”,即一要知本、二要立志、三要尊经、四要审机,意为使人们了解并肯定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儒学正统思想,不为空妄虚无之学说所动摇、迷惑,希望读书人回归到程朱理学的主流。面对学问,突出实践,强调求真务实,经世致用,在东林书院的会约中,也明确强调了学问的研究需与躬行实践相结合,反对过去“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狭隘的读书观,要求“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着重“讲”与“习”的结合,讲学术与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脱离一切的空谈心性,在《小心斋札记》中又说道“官辇毂,念头不再君父,官封疆,念头不再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也。”( [7], p.148),他希望学问能够在政治生活、社会治理上得到实际应用,对于空谈学问者,他是秉着排斥的态度,与王学末流管志道等人进行了多次激烈的辩论,发扬程、朱的理本体论、性善学说与求实思想,这种求实之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明末空谈玄虚之风盛行的弊病,深入推进了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高涨,对后世影响颇大。

在东林学派中,高攀龙是可谓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同时是一个志向高远、有气节的士大夫,对于王学末流之弊端见解深刻,他尊奉程朱理学,认为朱熹的地位可以比肩与孔子,对王阳明“扫闻见以明心”、“闻见之知” [9] 的说法表示反对,他认为“闻见之知”虽是“知之次”,但仍应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正如孔子所说“多闻从善,多见而识”。他在学术上的观点与顾宪成颇有相似,还进一步提出格物的对象应该包括自然界的天地乃至一草一木,也包括人生的哲理,同时重视儒学正统地位,强调有用之学,把格物致知的修身观与个人道德相结合,认为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才有益,呼吁人们将书本知识应用于实践。在做学问时强调事实依据,反对虚假空谈,强调要得到“有用之学”,必须既重视“学”,又重视“习”的实践过程 ,认为只有踏踏实实地去实践,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他指责那些不专注实际、空谈虚无之事的儒者既不通事务,又不谙时事,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同时又注重学问与社会实际的结合,关注民生,在东林书院讲学时,不仅进行学术问题上的讨论,还积极的对社会上、朝廷上的一些是非问题进行探讨,整个东林人士或亲身参与政事,或著书立说,积极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无论在朝在野,始终关注着国家大事,关心民生疾苦,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

东林人士主张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首先,倡导“实学”、“务为有用”,如黄道周之注重“实测”,重视“躬行实践”,强调做学问要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不应该把精力寄托于空疏之事,反对空谈“玄理”、照办书本。其次,严厉批判王守仁“致良知”之说,发扬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大爱思想,要求革新、务实、求真、济世,充斥着“兴利除弊”的改革精神,刘宗周早期信奉王守仁之学,晚年改奉程朱理学,批判、否定王学之虚无,提倡“离气无理”的自然观,主张“慎独”,强调自身的正当修养,可以说是对王守仁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一大否定。最后,东林党人不仅对晚明的空虚思想做了批判,也对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主张,譬如顾宪成明确提出,应开通言路,吸纳人才,打破科举考试分贵贱等级的标准,主张应积极选取有才能、爱国爱民之人,革新旧时积弊。顾宪成、高攀龙等致力于“治国平天下”的东林学派人士,志在治世,希望通过自己的舆论活动影响政治,于是他们屡屡上书,抨击朝政,弹劾曾为祸一时的阉党权臣,同时强调选择正直之人的重要性,且注重时刻保持士大夫的气节和个人品德,如高攀龙说:“君子”要“志在世道”,“以天下为己任” [10]。东林党人还曾建议兴修水利,力图使“各乡饥民,尽赴工作” [11],让各乡的饥民都可以参与到兴办水利工程的建设中来,这样既可以解决当时尖锐的游民问题,又可以发展水利事业,对当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是有进步意义的。高攀龙等人也很关注商业问题,指出征收商税是侵夺人民之财,认为不应该征取商税,还提出了许多救荒的建议,东林党人还借着魏忠贤势力被清除之际,降低了或取消了许多税种。这些都体现了东林党人“治世救国”的“实学”思想。

面对心学的日益衰败、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东林党人希望通过复兴朱学,去矫正王学之弊端,也就是去矫正所谓的空谈虚妄之弊政,他们以政治家卓越的眼光看待思想文化的发展,将程朱理学之思想与对现实的改造结合起来,也将政治活动与讲学相结合,由最初对心学的禅化的否定不断发展为对朝政的批判,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性质,其影响也从学术领域不断扩展到政治、科学、经济等领域,可以说徐光启之《农政全书》、宋应星之《天工开物》、西方历算学之引入、以及文学艺术上反传统思想之兴起莫不与东林党人实学思想之传播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东林党继承发展了宋明理学的理性传统,弘扬了自由、严谨、务实的思想作风,认为学问必须树立在大众的基础上,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与社会相结合,与泰州学派之王学针锋相对,提倡学问之研究必须与躬行实践相结合,以崇实的学术风气,对王学末流所代表的空洞的理学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对心学的深刻批判逐步演变,冲击着旧传统、旧礼教的束缚,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后来黄梨洲等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提供了借鉴,也开创晚明以实学与反理学为主体的一代学风,为明清之际的实学高潮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影响十分深远。

4. 结语

东林党的崛起是在晚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危机下出现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势必是要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在反对内阁独裁统治、宦官专权的同时,却又恪守传统的程朱理学,维护封建礼法传统,因而他们的进步思想实则有带有很多局限与不足,对封建专制的批判亦程度浅显且十分软弱。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他们积极的一面,他们继承、发扬了孔孟以来的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的传统,并坚持与昏庸腐朽的朝廷做斗争,有着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进步意义,并对明清的一些思想家的反对君主专制等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东林党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言者,他们与社会下层人民群众的联系较为广泛,有着比较强大的社会基础,因而其思想主张传播甚远。其在与王学末流和阉党的斗争中形成的治国济民、经世致用等的实学思想,对虚无空疏的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行了有力抵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拨乱反正、警醒人民的作用,也将广大读书人从不务实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以说是早期启蒙思想的先驱和启蒙思想的有力传播者,不管是在当时人民的思想觉醒还是对后来黄宗羲、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民贵君轻等思想的形成都有着极大的借鉴和启迪的意义。

此外,东林党人大多是以清议著称的正直人士,互相以操行砥砺,始终重视气节二字,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德舆论力量。他们直言极谏、不畏强权,与黑暗势力做斗争,这种关心天下安危,以天下为己任,舍生取义的气魄和胸怀,以及为民请命,忠君爱国的节操,不断激励着以后的人们,是东林党人给后人留下的可贵的精神启迪,也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些有效的治国理政的方案,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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