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SARS与新冠肺炎都是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件,SARS始发于2002年12月,在广东省发现了第一例病例,疫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肆虐,2003年3月份传入北京,随后传染到全世界,疫情在第二季度爆发,在6月份逐步得到控制。SARS传染性强,波及到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致死率高,感染共计8422例,其中死亡774人。在非典期间,对疫情的不重视,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不够,对病例的谎报瞒报是非典在北京地区扩散的主要原因。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非典虽然没有改变03年国民经济增长的趋势,但是对其增长势头有所遏制,对第二季度的社会消费、物价、外贸、农民收入以及就业、再就业工作产生了影响,但根据国家统计局修订的数据来看,将非典期间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从0.8%、−6.08%修改为4.5%和5.7%,可以得知在非典期间获取的信息比较紧急,导致数据比较片面,由后续的普查数据显示,非典对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同样作为呼吸道感染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始发于2019年12月,武汉是抗击肺炎的主要地区,此次疫情传播速度极快,随着春运快速传播到全国,涉及到全球34个国家。截至2020年3月21日,在4个月的时间里,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为81,054人,死亡人数为3261人,相对于非典来说死亡率较低,但波及范围及广,在2月份,30个省区市就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对社会、经济、国际形象等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冲击大于第一第二产业,2003年我国还是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非典不足以对国内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2018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52.2% [1],其中对外贸易中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33.9%,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对此大多数机构认为,疫情减缓了我国第一季度GDP的增长速度,其中IMF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计也下调了0.4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新冠肺炎对中国的冲击是大于非典时期的。
新冠肺炎使全球需求下降,随着疫情的蔓延多国宣布封国封城,为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本文将通过对SARS与新冠肺炎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分析二者爆发期间的宏观环境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研究疫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SARS与新冠肺炎的宏观环境
2.1. 国际背景
2.1.1. 非典时期
非典爆发在2003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已经度过了亚洲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中国依靠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经济危机中备受国际好评 [2]。自2001年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开始了全面对外开放,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外国资本、新技术、管理模式的涌入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机会,大量商品的生产与进出口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飞速的增长。
2.1.2. 新冠肺炎时期
新冠肺炎爆发的2020年,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战还未尘埃落定,外加近两年重新浮现的“中国威胁论”,使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次疫情定义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2月28日将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上调为“非常高”,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卫生事件,虽然WHO的目的在于全球提高防范意识,控制疫情扩散,没有明确的将中国列为疫情国,但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 [3],特别是还在洽谈中的交易。好在2020年一月中美签订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缓和了双方的贸易冲突,并且随着肺炎在中国的控制,WHO也不再将中国定位疫情的主要输出国,这使中国虽然面临压力,但还是对疫情过后的消费反弹充满希望。
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2.2.1. 非典时期
在SARS蔓延时期,1~3月期间仅重视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防控,随着病情的蔓延,为了保障民生,4月起,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上,对医疗医药资金需求予以支持,对灾情严重的地区加大补助力度。5月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餐饮、客运、商贸等行业,在政府性基金上予以减免,在税收上予以优惠 [4]。为了保障非典期间合理的资金供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予以适当的信贷倾斜,在8月份,疫情早已结束,消费反弹,经济快速回升,为了控制通胀,央行决定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调了1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2.2.2. 新冠肺炎时期
新冠肺炎期间,有了非典的前车之鉴,政府已经有了足够的应对经验,同样在12月出现的新冠肺炎,紧急防控的同时,在2月初便出台了全方面的优惠政策,重点在于对确诊人员的医疗保障,保证民生,对企业的减税降费与融资支持、对农产品运输、销售支持以及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出台了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 [5],在财政政策上,保障防疫补助资金充足充沛,将已经出台的贴息降税政策落实在企业上,帮助各领域平稳的恢复生产,度过疫情难关。在货币政策上,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提高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等普惠政策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方向的对企业进行贷款降息延期等操作,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与非典时期相比,新冠肺炎潜伏期更长,传播速度更快,很快便引起了重视,防控政策的出台也更快速全面。此次疫情涉及行业广,影响程度深,中小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难捱的冬季,延迟复工与偿还负债的双重压力使一些企业面临倒闭危机,而我国如今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空窗期,中小企业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是转型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中小企业体量小,面对风险时较为脆弱,所以与2003年相比,2020年在政策上更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保护。
3. SARS与新冠肺炎分别对外贸的影响
3.1. SARS对外贸的冲击较为短暂
3.1.1. 第二季度生产尚能保证,疫情使新订单数量骤减
2003年非典时期,防控重点在北京、广州、珠三角地区,并没有达到全国人人隔离的程度,也未出现全国封城封路的情况,4~5月依旧可以进行国内运输,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受到疫情影响较大,对其他外贸企业来说,仍可以继续生产年初承接的订单。新订单数量锐减也在意料之中,疫情还未彻底控制,国外进口商对商品是否能顺利生产运输尚存顾虑,作为中国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虽然如期举行,但国内外部分企业依旧对非典疫情心存忌惮,取消了展位和行程,导致第二季度外贸企业新接订单下降,影响到第三季度的生产。
3.1.2. 入世福利助推外贸行业快速恢复活力
2003年是我国加入WTO的第二年,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开始生产运作,外资企业是我国对外贸易的主力军 [2],此时对外出口的市场主要是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加入WTO之后对我国外贸带来很多机会。我国此时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具有较低的人力成本和较高的生产效率,虽然第二季度受航班限制国内外许多企业无法洽谈交易,但是外商仍有较强的合作意向,使第四季度的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回升,此时中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期,有了内外资的联合推动,03年的进出口总额不降反升,与上年相比增长了37.1%,疫情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也是较为短暂的。
3.2. 新冠肺炎对外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使全国人民人心惶惶,并且爆发期发正好处在春节前后,直接冲击到了娱乐、消费等服务产业,对于外贸行业而言是中美贸易战后的又一打击,而新冠对外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3.2.1. 生产难以继续
国内疫情爆发在春节前后,员工多在家中过节,受防控限制,节后无法到岗,多地停工停产,企业无法生产,年前接受的订单无法完成,出口商面临着违约风险,使我国出口量总体下降了15.9%。多国商家不能按时收货,供应链出现断链,部分商家开始考虑生产不能及时恢复的情况下,将生产重心从中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到了3月中旬,虽然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但是全球陷入疫情危机,来自国外的需求减少,为了阻挡疫情输入国内,广交会宣布展会将延后举行,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事件,使众多外贸企业猝不及防,少了广交会的帮助,4月份的订单数量不会如期增长,企业生产也将受到影响。
3.2.2. 运输遭遇重重阻碍
国内多地封城封路,各地复工复产的时间不一致,部分原材料无法运达工厂,外加春节期间运力紧张价格高昂,极大提高了运输成本 [6],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企业现金流紧张,陷入破产危机。国际运输上,多国表示暂停2~3月经过中国的航班,接连发布限制中国商品入境的政策,特别强调严禁动物源类商品的入境,商品在海关滞留数日后才能放行。这些措施无疑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难度,对于高附加值商品来说,航空管制为出口制造了阻碍,对于农产品而言,过长的滞留时间会使商品腐烂变坏,降低产品质量,而各国诸多政策中针对动物源产品进口限制措施,也使我国动物源类商品的出口进入寒冬 [7]。
3.2.3. 贸易规模下降
2019年外贸规模在困难中依旧增长了3.4%,其中出口增长5%,进口增长1.6%,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与7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而2020年1~2月受疫情影响未能延续19年的增长态势,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额下降了9.6%,贸易逆差426亿元人民币,1~2月份的海关数据显示,这些主要出口商品出口规模大幅下降,总出口额下降了15.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4.9%,受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金额平均下降了19.39%,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其中玩具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最深,由于各国交通管制和加大检疫力度等措施,1~2月玩具出口下降了25.7%。
3.2.4. 主要贸易市场出现变化
在疫情期间总体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对东盟与俄罗斯的贸易表现亮眼,与上年同期相比,进出口总额分别上涨了2%与7.3%,减少了对欧美国家的依赖。在东盟国家中对越南上涨了10.7%,对马来西亚上涨了6.4%,东盟也取代美国一跃成为我国对外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受益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领域的深化合作,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1.8%,高出我国外贸增速11.4个百分点,是稳定我国外贸基本盘的重要力量。在20年1~2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171亿美元,俄罗斯也上升为我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俄罗斯将市场逐渐从欧洲向亚洲国家转移,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与俄罗斯增加了很多合作机会,自俄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俄关系持续向好,并在19年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方疫情初期承诺两国经贸目标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为我国外贸企业送上一颗定心丸。与之相对的是中加贸易额的下降,根据海关统计数据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额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34.9%,受18年“孟晚舟事件”影响,中加关系趋于紧张,19年美澳媒体舆论使中加关系更加恶化,此次疫情加速了双方贸易量的下降。
3.2.5. 进出口结构暂时变化
受各地停工停产影响,居民大量囤积生活用品,为了保证了春节前后的市场需求,20年1~2月加大了大宗商品和民生重点消费品的进口,其中肉制品进口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25.8%,糖类进口增长63.6%。1~2月商品出口量整体下降,高附加值产品逆势上升,到了3月份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国外确诊人数大幅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由输出型转为输入型,中国俨然成为全球治疗新冠肺炎最有经验的国家。随着运输行业的恢复,3月后对外的医疗器械、粮食、肉蛋奶、生活用品的出口将会大幅增加,但运输问题依旧存在,海外严重的疫情使多国实施港口封禁政策,此时再选择海运来运输货物是不明智的,一些重量大价值低的商品恢复贸易的时间也会顺延。
从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贸易出口额先下降再上升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 [8],但与03年不同的是,2020年需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因为外贸的竞争已经从成本、价格的竞争转换为科技、创新的竞争。在20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已经由外资企业转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科研投入不足,管理模式单一,难以保持和客户的关系,导致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在疫情肆虐期间极易引发违约风险。在特殊时期,民营企业面临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各部门没有恢复营业时导致的融资困难、生产成本上升,索赔业务办理时间过长上,又因为民营企业间存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导致单一的降税政策并不能对所有企业都产生很好的扶持效果 [9],所以更需要多方面政策的协助。
4. 措施建议
4.1. 防止企业生产链中断,地方政府应保证资金供应充足
地方政府应精准实施已出台的优惠政策,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调整地方基金的征收,不应强制各企业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发放工资。对承担大量就业岗位的大型企业主要予以税收补助,真金白银的补贴资金周转困难的中小企业,刺激当地居民线上消费为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另外还应普及在线法律平台和各地正规法律机构,避免中小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因资金问题,法律问题而破产倒闭。
4.2. 为解决运输问题带来的国际纠纷,多方都应开辟外贸绿色通道
运输问题为企业带来了不少合同纠纷,国际贸易关系开始紧张,地方政府、银行和贸促会需要积极落实扶助政策,帮助外贸企业走出难关 [10]。首先,国内运输不畅使各工厂原材料面临材料短缺和涨价问题,各地政府应普及已经出台的补贴政策,同时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为企业开辟信息源。其次,各国封禁政策使各类商品无法到达目的地,资金无法回流,银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企业贷款期限,延后偿还贷款的时间,提供专项信贷,加快贷款业务速度,多元化支持外贸企业的融资需求,解决企业暂时的融资难问题。最后,外贸商品因为运输受阻而引发合同纠纷,需要贸促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贸促会可以通过线上办公,线下邮寄的方式开具各类证明,制作疫情期间解决相关问题的贸易仲裁视频,普及在特殊时期,国际交易间应该注意避免的事项。
4.3. 高附加值产品显现贸易韧性,企业应加速自身转型升级
经过此次疫情,受生产运输影响,贸易额大幅下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挫最大,而高附加值产品展现了它较强的贸易韧性,企业应当加快自身产品技术的研发升级,考虑将重点从传统行业转移到线上订购,跨境电商,无人配送,智能工厂等新兴产业上来,抓住政策机遇,提高自身实力,增强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企业也应该在地方政府官方网站上了解本地补助信息,减轻自己的经营压力,合理运用已经出台的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外贸政策工具,寻找相关机构开具不可抗力证明,寻求线上法律帮助,维护和客户的友好关系,减少国际纠纷与争端。
4.4.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欧美日等传统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稳定疫情期间的我国外贸做出突出贡献,这仰仗于近几年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继续深化这种贸易友好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无害,向南对东盟市场的开发,也可以帮助劳动密集型行业走出困境。与此同时,欧美日等传统市场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庞大的资本,这些市场的消费能力也不能轻易忽略,对于之前与一些国家产生的隔阂,此次疫情中适当的政府援助也是双方关系破冰转暖的机会。
4.5. 增加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特殊时期时避免国内外谣言
在肺炎爆发以来,我国一般商品贸易出口受挫,大幅进口生活物资,除了生产运输受到阻碍这一原因之外,还受媒体舆论的影响。一方面,部分外国网友通过国际媒体的负面报道对这次疫情有了很激进的认识,并逐渐将偏见延伸到中国人与中国制造上,在谴责外媒不实报道之余,也应该加大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使外国网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与出口受挫相对的是粮食、日用品进口的大幅增加,谣言也为此贡献了一份力量,生活物资无法供应的谣言引起居民恐慌,各家各户开始大量屯粮囤物,超市为保证供应大幅度进货,最终双方都造成了大量浪费,对此,在疫情过后应该严惩国内无良媒体,支持良心媒体做大做强。
5. 结语
新冠肺炎与SARS在发病过程、传播速度、影响范围、防控政策和对外贸的影响程度方面不尽相同,使中国即使有对抗SARS病情的经验,但抗击新冠肺炎时也遇到了新困难。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使老牌发达国家虎视眈眈,新兴市场不足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支柱,中美贸易协定签订后,为中国外贸进口额增添了压力。2020年第一季度国内疫情蔓延,外贸行业深受打击,与抗击SARS时不同的是,经历了一个季度,新冠肺炎在国内仍未被完全控制,更严重的是疫情开始在全球扩散,国际展会纷纷延期举行,国外港口逐渐封禁,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中国外贸企业获得的订单数量没有如期反弹,外加运输的重重困难,大量企业承受不住二次压力而破产倒闭。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企业倒闭后不仅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也会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新冠肺炎威胁全球,我国对外贸易仍未看到转机,但也不能任由其恶化。因此,为解决燃眉之急,对外贸企业的补助应该快速准确,鼓励企业暂时将产品出口转向内销,从长远来看,需要优化国内营商环境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深入开发新兴市场为外贸开源,与此同时企业也要考虑转变发展战略应对新时期的挑战。
NOTES
*通讯作者。
作者简介:郭艺雯,女,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48; 陈晓梅,女,北京工商大学副教授,北京,10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