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世纪英国教育状况的变化:从教会主导到国家干预
长久以来,英国的教育都在教会的控制之下,“教育是宗教的产物,学校是教堂的附属品,校长是教会的职员。” [1] 到了19世纪60年代,19世纪初的宗教信仰在一次次人类知识进步的挑战下变得衰弱,传统宗教信仰面临着被完全颠覆的威胁。造成宗教信仰危机的主要因素包括对圣经的批判,人类学,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实证主义的兴起。圣经批评学派质疑《圣经》作为历史文献的独特性及其任何超自然学说的合理性。同时十九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进步、地理大发现、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医学的发展都使人们强烈的怀疑宗教的意义,唯物主义对宗教的合理性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挑战,这不仅仅是对具体的宗教教义的挑战,也是对上帝本身的信仰的挑战。宗教信仰在人们心中变得不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对宗教信仰危机的批判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哲学。这场危机彻底暴露了现存宗教哲学的无能。相比之下,唯心主义为无懈可击的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重建人们宗教价值的可能性。以T·H·格林为首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为宗教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解释,在摆脱盲目信仰的同时,能够避免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从而抓住传统信仰中更深层次的价值和意义。它是一种既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又能满足人们智力需求的东西因此它使宗教被赋予新的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 [2]。约翰·怀特和彼得·戈登认为唯心主义哲学家是1870年以后英国建立国家教育体系的原动力 [3]。
19世纪欧洲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教会的影响力日益受到压制,国家对学校制度的影响相应增强。这种趋势自然影响到了教育的进步,普及全民教育越来越成为现实可能。欧洲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教育应该是国家的责任 [4] [5]。19世纪,英国政府通过了许多普及教育的立法。1833年,英国政府通过了《工厂法》,规定在工厂工作的儿童每天必须接受两个小时的教育。政府还首次向慈善机构捐款,以帮助建立学校。1868年,《公立学校法》改革了英国的公立学校,例如伊顿公学和哈罗公学。1870年,《福斯特法》建立了国家教育局资助的初等学校。1880年,《教育法》规定10岁以下儿童必须上学。1902年的《教育法》建立了中学制度。格林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产生的,教育的主导权利逐渐由教会向国家倾斜。以往宗教主导下教育体系随着宗教的衰落必须重新塑造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 [6]。
2. T·H·格林的教育思想
2.1. 基础:哲学思想
格林的一切具体的思想,包括法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等都来源于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格林就具体的教育改革写过几篇的文章和演讲稿,但他很少直接就教育这一主题写文章。格林的哲学思想本身就像黑格尔和其他唯心主义者的哲学一样,充满了教育意义。格林认为,个人对道德规则的运用本身就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形式。用他的著作中的术语讲“永恒的意识”,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自我实现”这一哲学问题上,非常强调知识的普及。永恒意识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拥有永恒意识的明确前提是获得知识。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要了解这个知识系统,但是只有人类作为一种有知识的人,具有自我意识的人才可能实现。个人需要其他人提供基础,即知识的传承,并以此为基础,提供一种学习型社会环境。当知识体系变得非常复杂时,就可以合理的分工合作并且产生富有成果的思想交流。社会中的每个人个体永恒意识的培养和发展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我们持有的具体信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拥有的经验和我们所固有的知识体系。永恒意识是一种启发式的思想,必须由本身能够拥有知识,而不仅仅拥有信念的理性的人来提出。格林从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提出了新自由主义:他反对经验主义,主张思辨哲学,反对自由放任主义,主张国家干预。他提出了颠覆传统的自由观,把自由分为意志自由、法律自由和道德自由 [7]。格林认为只有把“个体的善”和“共同的善”联系起来才能体现出完美的人格和社会的价值,也是自我实现最根本的内容 [8]。格林推崇积极的国家观并赞成国家干预,认为法律应该对给社会带来危害的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自由加以限制的同时,保证个人自我发展的机会。国家是促进社会共同善的机构,有权也有责任增进社会的共同福利。
2.2. 原则:国家干预
格林认为国家应该强制要求父母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初等教育。教育一个孩子无疑是一种道德责任,就像偿还债务一样,忽视孩子的教育等于直接干涉了其他人的权利。因此,教育孩子是一种义务。为了防止阻碍孩童行使受教育权利的情况发生,教育应由国家实施,而且国家也有同样的理由干涉其他自由 [9]。他认为,人类道德进步的一个标准是“逐步扩大被视为共同利益的人的范围”。国家不能强迫人们成为善良的人,因为作为一个好人必须是一个人自由意志的东西。国家所能做的最多的就是消除个人道路上阻碍他自我完善的障碍。无知就是这样一个障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格林认为国家有权强迫父母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 [10]。格林在促进小学改革方面同样积极。格林支持全国教育联合会的方案,但1870年的《福斯特法案》并不足以体现格林的思想。他期待学校更加普遍化,削弱教会在农村地区的影响。他关于“英格兰小学制度”(1878年)的两次讲座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必须将提供小学教育视为一种公共责任。在现有的制度下,应当教导普通公民重视他自己和其他人的孩子的教育。格林认为,慈善人士的教育普及所作的努力并不能取代社会的集体行动,“应该要求全体公民都这样做”。
2.3. 目标:改善中产阶级的教育
格林致力于工人阶级的教育,特别是希望通过成人教育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格林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改善中产阶级的教育状况,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的改善。中产阶级教育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格林相信,只有当这个阶级受到教育时,社会才会变得同样开明,社会不仅需要教师,而且还需要作家、艺术家、记者、政治家、行政人员,而中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会提供这些人才。
格林认为实现国家教育体系建设的第一个必要步骤是为中产阶级提供充足的教育条件。格林关心的中产阶级教育,不仅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更广泛地教育条件 [11]。所谓的“公立学校”,只有乡绅、资本家可以享受。“那些绅士的要求被满足了,那些普通人的要求却没有被解决”。在他访问学校时,发现没有任何中产阶级有接受自由教育的传统。格林认为,主要的解决办法是重塑整个教育体系,以便释放这些社会的不满情绪。格林对“绅士教育”有一种特别的喜爱。在格林看来,一个绅士是一个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情感能力的人,获得这种能力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该是所有人公认的权利。
3. T·H·格林教育思想的实践
3.1. 参与地方教育事务
1865年到1866年间,格林担任唐顿委员会的调查员。开始实际参与地方上的教育事务。唐顿委员会是政府在1858年至1864年间任命的三个学校调查委员会中的一个,负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教育情况并提出建议。1864年由唐顿勋爵主持的学校调查委员会对中产阶级的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唐顿勋爵,是19世纪中叶著名的自由党政客,其报告也被称为唐顿报告 [12]。
在1865年9月至1866年6月期间,格林积极参观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然后是北安普敦郡和牛津郡的学校。他的报告随后与唐顿委员会收到的报告一起发表于1868年。格林清晰地表达了他对缺乏宗教和社会正义的关切,并对一些社会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格林随后对教育改革的判断都是基于他在日常访问学校时获得的实践经验。在这次实践中,格林深刻地认识到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合理,他发现那些中产阶层的孩子,与其他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智力上并没有差别,完全可能被培养成一位绅士,但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改善教育状况。而许多受到慈善资金捐赠的学校,教育水平却非常低下,严重滥用了教育经费。这让格林更加坚信英国教育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改善中产阶层的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唐顿委员会的工作丰富了格林的教育思想,使它明确了教育改革的关键目标。由于格林大部分意见都没有被委员会执行,这让格林深刻认识到单单靠传播教育思想并不足以改变现状,只有进入政界才可能改革教育机构,这也为他的自由党生涯埋下了伏笔。
3.2. 重申自由党政党理念中的教育使命
影响国家教育政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进入政界,另一种是提出的教育主张被建制派所接受。1868年自由党上台后,全国教育联合会受到极大的震动,人们认为自由党不会墨守成规,代表了教育改革派的利益,并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口号。根据1870年《初等教育法》,地方学校委员会领导下的下议院能够在现有教会经费不足的地方建造学校。教会对教育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国家主导教育事务的能力不断增强。
格林与自由党的联系非常紧密,在1980年参选了自由党议员,格林帮助自由党重塑其政策的具体方式是在对国家职能的概念的进行了重新解释 [13]。格林对自由党的政党理念中的教育使命进行了重申。这使得后来的自由党人中有许多人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并且有着为工人阶层提供广泛地教育机会的强烈愿望。这同时也为20世纪保障工人阶层教育权利的立法得以实现。格林解释到,国家的职能是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那些构成了国家共同体的人应该这样做。但是,假设其中许多不能为社会共同利益工作,无法接受教育剥夺了个人为社会共同利益工作的权利,国家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格林认为,如果一个人试图践行不管不顾的自由,那只会妨碍到另一个人的自由。所以为了消除这种障碍,国家必然要通过教育等手段来促进社会公民养成的良好习惯 [14]。
4. 格林推动教育改革的重要动力:宗教情怀
托马斯·希尔·格林对宗教信仰的重新解释改变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许多人受到格林的启发,他让很多虔诚的宗教信徒摆脱对宗教信仰的迷惑,并把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及其普世价值思想、不仅仅局限在教堂和宗教之内的兄弟情谊,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俗社会之间的兄弟情谊。格林试图用民族国家共同体来取代宗教共同体的信仰,因为个人不能抽象地依附于人类社会,而只能通过不同层次的更具体的共同体紧密相连,民族国家以其共同的语言、文学、历史和习俗为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纽带,国家成了实现普世价值观新的载体。格林哲学的这一非常显著的影响后来变得更加明显,因为它完全满足了那些在正统基督教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人的精神需求,这些人,就像格林自己在年轻时一样,不再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信仰,也不再接受以往对大学生来说往往伴随着他们的这种宗教职业。格林曾经在演讲中告诉他的听众,教区牧师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神圣使命,也许并不是践行宗教信仰的最有效的方式。我们必须注意到,格林强调国家共同体的利益并不是一种爱国主义。它是一种宗教情怀,一种更广泛的人类兄弟情谊的表达 [15]。
格林在致力于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个人本身直接践行了宗教普世价值观。格林对教育普及的意义从未有过丝毫的怀疑。对格林来说,教育普及更像是一种符合宗教神圣目的的行道实践。从这个角度看,格林如此热情地投入到教育改革中,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可能会成为一位牧师。唯心主义哲学家中的一些人后来就是这样。对于格林热心教育改革的原因比较可能的解释是,许多人在接受了足以确立他们价值观的宗教教育之后,要改变自己已经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几乎不可能。他们除了通过服务教育事业,找不到更有效、更直接的方法来践行他们的宗教价值观。
5. 结论:格林通过教育改革来削弱社会阶层的固化
5.1. 改变教育体系就是改变社会
社会及其制度的全部精神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力量。就此而言,教育机构发挥着特殊作用。这并不是说学校教育比社会教育拥有更特殊的地位。而是学校本身作为教育机构来说,本身就是一种社会风气。改变学校就是改变教育,改变教育也就是改变社会风气,改变社会风气也就是改变了一种文化精神,这就是关注教育的原因。格林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格林深深地影响着大学的思潮,他在大学内提出的关于教育变革的声明中表达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格林试图打破英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排他性,改良的方法是鼓励社会各阶层与工人阶层建立广泛的联系;通过推动妇女接受高等教育,改变社会的性别排他性;通过在学校与所在城市之间建立新的联系,改变社会机构的排他性。所有这些总的核心观点是,学校是通过机构来直接进行教育、教学的,通过机构来培养一种在今天我们来说常常提到的社会公德。教育使人们通过共同学习形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使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强烈认同自己属于同一个合作互助型的社会 [16]。这一观点完全符合格林改革的思想。在后来的教育改革中,像R·B·霍尔丹、H·A·L·费舍尔等都深受格林思想的影响。这种对削弱阶层固化的思想贯穿于格林的教育思想始终,不管是1918年费舍尔法案中为保障工人阶层教育权的立法还是后来工党的政治主张,都深受格林削弱阶层固化这一思想的影响。
5.2. 格林的影响
格林及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牛津巴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很少有人能完全不受格林思想的影响。格林的许多学生应用他的思想的一个领域就是教育。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悠久的传统。《1918教育法》的制定者费舍尔对教育改革的贡献是一个独特的贡献,《1918教育法》是从费舍尔具体的观点出发进而制定的 [17] [18]。费舍尔曾经在牛津大学深受T·H·格林的著作的影响,并且在教育改革中试图贯彻格林的许多观点 [19] [20]。作为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核心人物,格林成为牛津学子崇拜的思想上的巨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进入了教育部门,这其中就包括教育委员会的第一位议会秘书和牛津大学前任副校长威廉·安森爵士,两位常务秘书E·H·佩勒姆和M·G·福尔摩斯;教育委员会法律处第一任处长和F·R·桑德福德,他们利用监察员、唐顿委员会助理专员和慈善委员会秘书等职位开展教育工作。中央和地方视察员往往由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毕业生担任,他们在学校调查委员会中也是很强的主导力量。
在推行教育普及方面格林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格林还积极支持学校的建设来推动教育改革,大力支持妇女教育、兴办夜校和中学等工作。促进妇女高等教育的运动也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格林积极推动了牛津妇女高等教育协会的建立。1876年在布里斯托尔建立了一所大学学院,这是第一个对男女平等开放的学院,格林担任理事会的成员。他在1877年协助创建了一所新的牛津男孩高中。在成人教育方面,格林主张把大学带到普通人身边去,通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方城镇建立大学教授讲座来普及成人教育。格林同时也为自由党和工党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基础,他重申了自由党政党纲领中为工人阶层的提供教育保障的思想,从而导致许多自由党人在后来加入工党。
5.3. 评价
格林的教学直接或间接地成为19世纪下半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而他对公共事务改革的热情以及他在实践生活中的个人榜样激励着人们在他去世后的20年间,为削弱英国社会阶层的固化而努力。他使大学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科林伍德曾经评价道:“格林在大学培养了一群年轻的学生,他们坚信哲学,特别是他们在牛津大学学到哲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的使命是把它付诸实践。通过这种对学生思想的影响,普通民众发现了格林在学校教授的哲学的价值,从1880年到1910年左右,在英国国民生活的各个部分渗透和发展。” [21]
致谢
感谢论文所引用的文章、专著、论文集等学术著作的学者,特别感谢Peter Gordon和John White两位教授的专著《Philosophers as Educational Reformers》给本文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灵感。感谢编委在论文修改和排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由于本人学术水平有限,所写论文难免挂一漏万,有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批判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