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善念研究综述

Overview of Social Kindness

摘要: 社会善念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充满善意地关注、尊重并保护他人选择的需要和权利，可通过SoMi范式进行测量。心理理论与观点采择等认知因素和移情与社会取向等人格因素都会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此外，社会善念的表达还受到互动对象、社会阶层等因素的影响。本文重点论述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且社会善念的促进作用会受到人际距离、信任、积极情绪和自主性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应深入挖掘影响社会善念表达的相关因素。

Abstract: Social kindness is the right of individuals to care, respect and protect the choices of others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which can be measured by the SoMi paradigm. Cognitive factors such as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perspective taking,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such as empathy and social orientation will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kindness.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kindness is also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interacting people and social cla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kindness to cooperative behavior, which is influenced by interpersonal distance, trust, positive emotion and perceived need for help.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kindness should be deeply explored.

1. 引言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冲突的情况称为社会困境(刘长江，郝芳，2014)。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决策者都可以决定是否选择合作，且与所有人都选择合作相比，所有人都选择不合作的情况会更糟(Dawes, 1980)。合作可以是贡献集体，或者是不消耗集体共享的资源(Paul等，2013)，是一种亲社会行为。选择合作(cooperation)更可能获得长期利益，而竞争(competition)则更可能使个人获得短期利益。如何促进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已成为研究者所关注的热点话题(Vesely等，2020)。

目前关于合作行为的心理学研究大多关注决策者的个人特质，有研究证实个人的社会价值取向(Fiedler等，2013)、社会阶层(Van Doesum等，2017)等是影响个体在合作行为中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现实生活中的合作是在人际互动中形成的，对手也是影响合作行为的关键(Chen等，2012；Van Doesum等，2018)。如合作双方的性别(Balliet等，2011)、面孔吸引力(Chen等，2012)等因素可能会通过增强信任或减小社会距离而间接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因此，从人际互动的角度研究合作行为，考察合作行为实施者的特质对接收者的合作决策的影响，对解释合作行为的机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有研究表明，在生理方面，社会善念与亲社会具有类似的神经生理基础(Van Doesum等，2013)。作为亲社会行为研究的新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善念的研究相对较少。社会善念考察的是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关注他人的自主性需要，对促进合作行为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社会善念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为解释合作行为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角度(Van Doesum等，2016)。

2. 社会善念相关研究

2.1. 概念

Van Doesum等(2013)基于相互依赖理论(interdependent theory)首次提出社会善念(social mindfulness)的概念，认为社会善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中善意地关注、尊重和满足他人自主性需要的行为，包括认知因素（如心理理论和观点采择）和人格因素（如移情和社会取向）两个方面。具有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的个体能推测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这是个体表达社会善念的前提。而观点采择(perspective taking)使个体从他人的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和决策，与社会善念呈显著正相关(Van Doesum等，2013)。移情 (Empathy)会在他人立场考虑到他人的情绪体验，有研究表明移情关怀与社会善念呈正相关(Van Doesum等，2020)，移情会促进个体表达社会善念。社会价值取向(social value orientation, SVO)是个体在对自我和他人资源分配时所表现出的社会偏好，相比于亲自我者，亲社会者更偏好公平和双赢(Van Lange等，2014)，也有研究表明亲社会价值取向与社会善念呈正相关(Van Doesum等，2020)。

2.2. 研究范式

目前对社会善念的测评主要采用Van Doesum等(2013)开发的社会善念范式(Social Mindfulness Paradigm，简称“SoMi”范式)。该范式是由计算机呈现的社会决策任务组成，每轮任务要求被试在相同种类不同样式的三个或四个物品中选择一个。每个种类物品中有两个或三个物品是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物品只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不同(如颜色)，每个物品按照该特征差异被分为“唯一物品”或“非唯一物品”，且物品一旦被选中就不可再用。被试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共同参与决策任务，实验通过选择“非唯一物品”的次数占总选择次数的比例来衡量社会善念水平。例如，若甲选择非唯一物品，则乙既可以选“唯一物品”也可以选“非唯一物品”，此时可以认为甲表达了社会善念。若甲选择的是“唯一物品”，则乙只能选择“非唯一物品”，此时认为甲表达的是社会敌意(Van Doesum等，2013)。SoMi范式的原理是给他人留下选择权就被认为是表达社会善念，后续相关研究支持了该范式的有效性(Van Doesum等，2016；Van Lange等，2015)。研究表明物以稀为贵(Mittone & Savadori，2009)，在没有其他人参与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选择唯一物品。

2.3. 影响社会善念表达的因素

Van Doesum等(2018)用SoMi范式考察合作对象的指定与否对个体的社会善念的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被试自己参与物品选择，第二个选择者的出现促使被试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选择非唯一物品的比例增加)。而相比于与未指定的第二选择者互动时，被试与指定的第二选择者互动后，表现出更多的社会善念。Van Doesum等(2017)通过对比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被试和面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对象时，被试表现出的社会善念水平，探究人际互动中社会阶层对社会善念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比自己处于更低社会阶层或者与自己处于统一社会阶层的对象，人们对比自己处于更高社会阶层的对象表达出更少的社会善念。Mischkowski等(2018)通过严格控制实验条件，排除人格特质与社会善念加工方式的交互作用，以及客体偏好的影响，探究社会善念的稳定性水平。结果表明社会善念的表达不需要足够的认知资源，且在不同的加工方式和处理方式模式下其水平是稳定的。即使有时间压力和认知负荷，甚至不管是有意还是偶然地表达出社会善念，具有不同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其社会善念水平也是稳定的。Lemmers-Jansen等(2018)通过fMRI探究个体在SoMi范式中神经机制，揭示了社会善念的表达是基本倾向性的，而社会敌意的表达需要更多的意志努力和认知资源。Lu等(2020)通过ERP探究个体表达社会善念的神经活性与社会阶层的关系，结果发现处于较高或中等社会阶层的个体在表达社会敌意时，头脑中的消极反馈信息更明显，而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个体在此过程中的消极反馈不显著。

3. 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的研究

3.1. 社会善念促进合作行为

大量研究表明，人际互动中表达社会善念会促进合作行为(Van Doesum等，2016；Van Lange等，2015；Van Doesum等，2020；Dou等，2018)。表达社会善念会使个体在做出决策时考虑对方需要并为对方利益让步，有助于增强双方的信任感和建立亲密关系，增进群体归属感，促进合作行为(Balliet & Van Lange, 2013；Declerck等，2013)。相反，限制他人的选择或阻碍他人实现利益则会使他人感到社会敌意，产生负性情绪和亲社会动机的下降，不利于建立合作关系(Twenge等，2007)。

3.2. 影响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关系的变量

3.2.1. 人际距离

有研究表明，人际距离知觉会影响利他行为倾向。人际距离知觉是个体对自身与他人之间距离的心理觉知，对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知觉的心理距离不同，由此产生的信任感也不同，距离越近，信任感应该越强，表达的社会善念和合作意愿也更强烈。任彧(2017)探究在SoMi范式中不同的人际距离对60名大学生社会善念表达的影响，结果发现人际距离知觉与社会善念利他选择呈负相关，被试对陌生人更少地表达社会善念，而对朋友和父母更多地表达社会善念。且在内隐联想测验中发现，被试对亲近关系与利他属性词的联结比疏远关系与利他属性词的联结反应时更快，表明被试的内隐认知中对与自己有亲近关系个体的利他倾向更重，更愿意对他们表达社会善念和合作意愿。

3.2.2. 信任

研究表明，社会善念会促进信任发展和合作行为(Van Lange等，2015)。根据信任发展的理性选择模式，人际互动中双方对彼此的信任水平会随着彼此愿意承担风险的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表达社会善念的同时会传达出可信赖的信号，促使双方作出利他行为，利他行为的表达也会影响双方对彼此的社会善念和信任的感知(Weber等，2004)。当人们处于高度信任的状态时，社会关系中的不确定性会降低，因此信任是促进合作行为的重要机制(Balliet & Van Lange, 2013)。有研究表明信任在社会善念促进合作行为中发挥着中介作用(窦凯等，2018b)，相比于低社会善念组，被试在接收到更高的社会善念水平时会对互动对象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和更多的合作意愿。

3.2.3. 情绪

除了信任，情绪也会影响合作行为和社会善念的表达。Patil等(2013)研究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的情绪唤醒状态会影响其执行功能的发挥，积极情绪会促进合作行为的产生。任彧，郝芳(2018)考察互动对象的面孔表情对被试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对象的积极情绪会使被试的利他行为增多，即互动对象的积极情绪会促进个体表达社会善念和增强合作行为。窦凯等(2018a)通过测量被试在完成物品选择游戏前后的情绪，对比发现社会善念可以显著正向预测被试的积极情绪体验，且积极情绪体验在感知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即感知社会善念除了直接影响个体的合作行为外，还通过积极情绪体验的增强间接促进合作行为。

3.2.4. 自主性需要

当社会善念被接受者识别时，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自主性需要得到了尊重，在人际互动中体验到了自由感(杨莹，寇彧，2015)。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当个体的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Bjerregaard等，2015)。窦凯等(2018a)通过操纵被试需要互动对象提供帮助的程度来操控其自主性需要的水平，进而揭示自主性需要在社会善念增强积极情绪体验中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自主性需要在其中起调节作用。即相比于低自主性需要，接受者的高自主性需要未得到满足时体验到的积极情绪更低，更不愿意产生合作行为。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社会困境的角度出发，探讨研究社会善念的意义和必要性。介绍了社会善念的概念和测量范式。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梳理，总结了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和感知的人格和认知两方面的个体差异，如心理理论和社会价值取向，并探讨了在现实情境中的社会善念的表达及其内在机制。最后，本文着重介绍了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如人际距离、信任、情绪和自主性需要。

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善念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由于被试大多为大学生，且性别未能得到有效平衡，因此未来研究可以探究被试的年龄和性别对表达社会善念的影响。此外，在被试参与SoMi范式时对互动对象的行为动机的不同归因方式也会影响其合作行为的决策，但现有研究还未排除该认知因素发挥的作用。

其次，测量社会善念水平的SoMi范式并未进行本土化改编。SoMi范式是基于“自我本位”的社会认知取向设计的决策任务，但有研究指出中国人的社会认知是以“他位取向”为前提(李宇等，2014)。社会善念是为了防止坏的声誉损坏个人形象而产生的，在中国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表达社会善念的利他行为的起因是预防焦点(prevention focus)，即个体为了尽可能地不给他人添麻烦而不去追逐新鲜事物。而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表达社会善念的利他行为是为了促进焦点推动，个体希望通过积极的人际关系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Hashimoto等，2011)。

最后，相关研究对影响社会善念的其他相关变量并未进行深入研究和严格控制。目前国内关于社会善念与合作行为的研究大多直接把人格作为控制变量进行研究，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格会对社会善念和合作行为等亲社会行为的表达有重要影响。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诚实谦卑很好地预测了公平行为、合作行为等亲社会行为(Hilbig等，2014；Hilbig等，2015；Hilbig等，2013)。Van Doesum等(2013)考察社会善念与六因素人格(神经质、外倾性、经验开放性、宜人性、责任心和诚实–谦恭)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善念与宜人性和诚实–谦恭正相关。除了人格因素，现实情境中互动对象也会影响社会善念的表达，但国内现有研究大多是对陌生人表达或接受社会善念。Van Doesum等(2013)通过对比被试对合作对方一无所知的情况和只知道对方面孔图片(面孔信赖度较高水平)的情况，结果发现第二种情况下被试会表达更高的社会善念水平。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人际关系对表达和觉知社会善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