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方舟等进步青年受到觉悟社的启发，联络直隶一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骨干十余人，建立了新生社，主要成员有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安幸生、李培良、卢绍亭等。新生社成立后，与所处时期中其他进步团体一起战斗，特别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通过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怀帮助下，新生社中的一些成员后来成为天津建党时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于方舟、安幸生、李培良等人成长为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新生社的建立及其社会实践活动为天津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天津革命斗争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Abstract: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broke out, Yu Fangzhou and other progressive young peo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awareness society. They contacted more than ten key members of student movement in Zhili No.1 and Zhili No.1 women’s normal school, and established the Xinsheng society. The main members were Yu Fangzhou, Han Linfu, Chen Jinghu, An Xingsheng, Li Peiliang, Lu shaoting, etc.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Xinsheng society, it fought with other progressive groups in its period, and especially played a huge historical role in spreading Marxism and anti imperialist patriotic struggle. With the care and help of Marxists such as Li Dazhao, some members of the Xinsheng society later became the first batch of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in Tianjin when the party was founded. Yu Fangzhou, An Xingsheng, Li Peiliang, etc. become the founders and main leaders of local Party organiza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Xinsheng society and its social practice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ianjin party organization, and wrote a glorious page in the history of Tianjin’s revolutionary struggle.
1. 新生社的成立始末
1.1.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
105年前，一本名为《青年杂志》(次年更名为《新青年》)的反封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杂志在上海横空出世，主编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如一道惊雷，深深影响了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随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社会名人不断加入，一场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帷幕。在当时的天津，师生的民主思想氛围浓厚，大批先进青年学生活跃在南开学校、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校院。他们深受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的影响，组织了很多进步学生组织，创立了《南开思潮》、《敬业》、《校风》等一批进步刊物，他们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猛烈抨击封建势力、针砭当时的时政，宣传号召广大青年发奋报国，天津成为全国主要的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之一。
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在日本的胁迫下，英美法意等列强同意把德国强占山东半岛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的企图彻底激怒了中国人民。5月4日，数千名爱国学生走上北京街头集会示威，强烈要求拒签合约，惩办亲日派官僚，一场由爱国学生发起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正式爆发。天津各界群众尤其是爱国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先后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一些爱国团体，除此之外，还进行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创办，为反帝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最终，在爱国学生团体领导的罢课、罢市、请愿等活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帝爱国的全国性革命斗争，打破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一度出现的沉闷气氛，极大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在这场运动中，爱国学生英勇地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先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天津的先进学生分子周恩来、张太雷、于方舟、邓颖超等一批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他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为新生社等进步团体的建立埋下了种子。
1.2.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信仰之基
十月革命对中国很多有识之士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开始重新审视追求民族进步、振兴中华的道路。李大钊是最早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刊发于《新青年》杂志，分析了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后，他指出：“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俄罗斯革命，不仅仅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先声”( [1], p. 56)，他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2], p. 575)。后来，李大钊先后发表文章《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以及《Bolshevism的胜利》等，热情歌颂十月革命，坚信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在天津的进步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学生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其标志为《新青年》刊物中李大钊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时期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比较系统的阶段，该文系统性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阐述，然后评价其历史地位。
“五四”前后的天津，许多进步报刊活跃在思想文化阵地，仅发表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报刊都多达十余种，例如《益世报》、《新民意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南开日刊》、《南开周刊》、《北洋日刊》等，它们积极发表或转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对天津先进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李大钊同志曾写的三篇文章，分别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史学与哲学》以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就被天津《新民意报》中的副刊《星火》转载，上述文章全面的概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外，还有些外籍人士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北洋大学法科教授福克斯组织创办的《华北明星报》不仅客观及时地报道学生革命斗争消息，还吸纳张太雷等进步学生在报社兼职编辑。活跃在天津的俄共分子也为进步学生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新貌提供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文献。在李大钊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不懈努力下，天津的先进青年学生团体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从纷繁复杂的新思潮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武器，同时也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学生组织中的信仰之基。
1.3. 与觉悟社的“孪生兄弟”关系
五四运动时，“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是分别代表男、女进步学生的两大团体，为了统一领导、联合行动，突破封建观念的束缚，其中的骨干成员20人(男女各10人)成立了进步社团“觉悟社”，男青年有周恩来、马骏、谌志笃等，女青年有刘清扬、郭隆真、邓颖超等，社团以研究新思潮、探索革命真理为宗旨，创办刊物《觉悟》为引导社会的先锋之声。为了研究新思潮，增强斗争本领，觉悟社先后邀请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徐谦等进步教授、学者来讲演。李大钊曾对觉悟社称赞道：“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的先行”( [3], p. 92)。同时还对觉悟社中的成员勉励：要为探索革命真理、为改造中国而奋斗。
“觉悟社”成立时，进步青年团体的领袖之一于方舟因爱国宣传正被反动政府关押。他深深感觉到一般性的群众组织已经不能适应愈发激烈的革命运动，迫切需要建立组织严密、思想统一的新团体。在团体的建立问题上，他认为初始阶段要小而精，这样行动方便不易引起政府当局的关注，而且这类团体要尽可能的小而多，以利彼此呼应、联合支持，有效应对反动当局的干预、解散、查封 [4]。出狱后，他受到觉悟社成立的启发，立即奔走联络进步学生韩麟符、安幸生、陈镜湖等人，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经过多日酝酿，“新生社”应运而生。与觉悟社类似，新生社也是男女共同组社，其中成员的组成基本上是直隶一中、直隶第一女子示范学校中的学生运动骨干，有于方舟、李培良、王棣华、王桐华等10余人。他们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于1920年4月1日创办《新生》杂志，以发表新生社的主张，介绍世界革命新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新生社改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之后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基础组织。
到了1919年9月时，觉悟社与新生社犹如“孪生兄弟”相继诞生，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努力用先进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进步团体并肩战斗，发起组织了双十节示威游行、直隶公署请愿、抵制日货等一系列斗争，有力推动了反帝爱国斗争的开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广泛传播。他们中的骨干有些成为早期天津地区的党组织中成员，他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创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以及推动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新生社对天津地方党组织创立的作用和贡献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会议结束后，李大钊同志明确指出参加会议中的成员于方舟、李锡九等人返回天津后，基于国民党地方组织掩护，秘密筹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同年六月，中共北京区委就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针对分开党团组织进行审查后，将团中的超龄团员尽可能的准到党组织精神中，引导天津党团组织即可开展该工作。分开党团组织后，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约有十余名团年逐步转变为中共党员。这样，到1924年9月天津已有共产党员近20名，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与此同时，天津地区所有共产党员，在当时的法租界24号路普爱里34号开展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会，于方舟、江浩以及李锡九分别任命为中共天津地委委员长、组织部主任以及宣传部主任，在此之后没多久，天津地委组织设立农工部，李培良为主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成立中共天津地位，不仅仅是中共天津的历史重大事件，同时也是近代史中天津革命重大事件，从此以后，天津革命斗争因此有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原新生社成员于方舟等人在建党建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为建立天津地方党组织奠定了思想、人才以及阶级三方面的基础。
2.1. 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天津建党打下思想基础
新生社成立后，社员们经常在一起学习研究李大钊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且将学习后的心得体会、研究讨论成果发表在《新生》杂志上，以此促使更多人对新思想进行了解并逐步接受，另外，在《新生》杂志中第一次将在天津地区成立共产党组织这一问题提出来，并将其称为“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种革命性杂志。他们与其他进步青年团体成员一起到天津官立中学、南开学校等处发放《共产党宣言》，并在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曾有亲历者回忆：“每当事态发展很迅速和斗争特别紧张的时候，就越觉得头脑虚空，知识不足，缺少思想，不能应付裕如”( [5], p. 694)。读了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后，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顿觉豁然开朗，大受启发，很多问题都有了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后来，新生社改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与此同时还创办了相应的会刊，该会刊主要对十月革命后苏俄现状进行介绍以及国内各地开展的工人运动，宣传革命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在天津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进步青年已经不拘泥于各式各样的研究会、学习组，纷纷走上田间地头、工厂码头去接触农民、工人和各行各业的劳苦民众，了解最底层人民的所思所想所求。于方舟领导的新生社与各大青年学生进步团体经常联合起来，组织集会，发表革命演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宣传，将工人、学生以及当前社会无产阶级人士团结的重要性进行阐述，将资本家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实质借揭露出来( [6], p. 10-11)。他们有的利用闲暇时间深入考察农民生活，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发动和领导农民开展斗争，反抗反动政府的土地税收压榨，迫使当局收回了各项无理要求。在取得了抗税胜利的同时，也让群众更信服马克思主义的各项主张，增强了群众的反抗精神和斗争意识。此外，于方舟、安幸生等还经常在河北唐山、汉口等工人相对集中的地区进行工人状况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开展相应的宣传活动，以此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的更深度结合。
2.2. 培养青年骨干，为天津建党打下干部基础
1920年3月，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多进步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1至1922年间，新生社社员于方舟、安幸生、韩麟符、辛璞田也加入了研究会，他们经常往来于京津之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发展，在李大钊的影响和培养下，新生社的大部分成员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1922年，安幸生、李培良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李大钊在北京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介绍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新生社的部分成员成为天津党组织建立时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于方舟、安幸生、李培良等人成长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
1920年10月，在李大钊的关怀指导下，由张太雷牵头成立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上选举张太雷为书记，并通过了团章，主要成员有张太雷、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等七人。之后，按照上级指示，张太雷被派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青年团的工作逐渐陷于停滞( [7], p. 11)。1922年3月12日，于树德受上级委派重新恢复天津的青年团工作，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执行委员会并在会上通过了团章。其间，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社团成员作了大量工作，他们创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马氏通信图书馆，广泛征集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的各种材料。但是由于主要成员先后被派往外地工作等原因，青年团工作再次暂时停顿下来。1924年3月9日，为了加强青年工作，上级党组织指派于方舟为负责人，重启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会上选举于方舟为委员长，李濂祺、崔溥、王乃宽、张宝泉4人为执行委员；选举王贞儒、卢绍亭、谢曦、邓颖超候4人为候补委员，会上明确了组织架构和各委员的分工。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设立8个支部，吸纳65人入团。至此，在原新生社社员的主持和参与下，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逐渐驶入正轨，成为党组织的后备力量，为天津地方党组织输出了大量优秀青年干部。
2.3.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为天津建党打下阶级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外国在天津工业投资的迅速增长，天津工人数量不断上升，到1921年，天津产业工人已近10万人，这是创建天津党组织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 [8], p. 12)。为了更深度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两者的结合，李大钊在其中作为指导作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中的于树德、安体诚于1921年9月11日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工余补习学校在宣传进步思想、启发工人觉悟、培养骨干力量、推动天津工人运动开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工余补习学校的教育培养，一些工人骨干迅速成长起来。1922年6月，学校被反动当局查封，但是，已经燃起的工人运动之火是遏制不住的。
1922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成立，负责人为安幸生、李培良，专门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资本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出天津工人阶级团结力量。之后我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成立后积极响应劳动立法运动，强烈要求通过《劳动法大纲》。同年9月和10月，天津支部分别组织天津茶食行业以及北洋纱厂1000余名工人进行罢工运动。同时，开展游行示威和募捐活动支持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运动。次年2月，天津支部有发起对京汉铁路工人在罢工活动的支援募捐活动。于方舟和安幸生等人还经常深入工厂、码头等劳动人民最集中的地区，与工人们打成一片，宣传中共主张，帮助建立基层工会，开展反帝统一战线活动。通过上述事实，明确指出成立天津总工会，开展天津工人运动，其领导核心就在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作为新生社主要成员的于方舟、安幸生，便是这一领导核心的主要组织者。在全国工运高潮中，天津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我党四大中明确对此提出：开展全国职工运动，其基础还包括天津工人工作，而这也为天津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3. 结尾
新生社的成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投身于革命事业中，为天津建立党组织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干部基础、阶级基础。这些进步青年出于对祖国和民族尊严的维护，出于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义无反顾地抛头洒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