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自2019 年 12 月武汉市确诊首例新型肺炎患者以来，疫情对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心理等各个领域造成了较大的冲击。鉴于新冠肺炎具有较强传染性及人群普遍易感性，为了阻断疫情的传播，武汉乃至全国各地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间实行了不同程度的防疫隔离措施(如，居家隔离、减少外出等)。而且，抗疫初期与农历春节假期的重合无疑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此外，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以避免疫情向校园蔓延。这些防疫措施一方面有效地遏制疫情的扩散，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心理行为产生影响。例如，最新数据发现，武汉民众在“封城”期间处于焦虑、愤怒、敌意和失望等负面情绪较高的状态(赵楠等，2020)。在疫情背景下，人们的自主行为和活动范围受限、社会生活秩序被打乱、经济收入不确定性等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容易使人处于相对被动和焦虑之中(李泽洲，2003；Coyne & Downey, 1991)。因此，面对疫情危机，除了关注个体的生理健康，关注心理健康同样重要。
学前儿童是更为脆弱的群体，幼儿因受自身认知发展的限制，可能难以理解疫情所带来的变化，因而更容易产生不解和恐惧等负性情绪。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需要面对长时间不能出门、活动与游戏的范围变小、不能与同伴见面游戏、玩具失去新意等生活方式的限制与变化，因此，幼儿的需求可能不能得到满足从而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同时，父母与幼儿在家庭中的相处时间和互动频率增加，而且当幼儿处于学前阶段时，自主行为能力有限，对父母较为依赖(徐安琪，叶文振，2002)。居家隔离期间，父母是幼儿最亲密和陪伴时间最长的人，父母紧张焦虑的负面情绪可能会传染给幼儿，从而导致幼儿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这些因素都可能使得幼儿更容易产生紧张、害怕、焦虑、痛苦、悲伤、愤怒等负面情绪。儿童情绪行为问题一直是近年国内外研究的重点，其主要包括内化如焦虑、抑郁，外化如攻击性行为(Mcelroy, Shevlin, & Murphy, 2017; Simsek, Erol, Öztop, & Münir, 2007)。幼儿的情绪受年龄影响，具有情绪易外露的特点，情绪管理能力还处于发展阶段，学前儿童阶段的幼儿在负面情绪出现时，通常倾向于使用哭、摔物体、攻击等行为方式来表达其负面感受(惠秋平，2013)。而且，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以家庭为中心的亲子交往可能更容易诱发幼儿情绪行为问题。因此，有必要密切关注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下的学前儿童情绪行为的变化，以期及时协助幼儿管理情绪和正确表达情绪，帮助幼儿建设坚固的心理防护，让幼儿顺利度过特殊时期。
疫情期间，家庭是幼儿一日生活的中心场所或唯一场所，幼儿生活、学习、活动、游戏等均受着家庭环境的影响。家庭教养方式作为家庭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与儿童的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和情绪行为问题关系密切。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中采取的手段和方法，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具有相对稳定性。父母教养方式与幼儿的情绪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专制型、忽略型和权威型父母会增加幼儿负面情绪(施媚妮，2017；Brennan, Shaver, & Tobey, 1991)。此外，有研究显示，参与支持式的教养方式会降低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出现频率，父母强制敌意的教养态度是导致儿童抑郁或焦虑的主要因素(Macalli et al., 2018; Maloney & Tolan, 2018)。本研究考察新冠肺炎疫情下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探究在疫情下父母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负性情绪行为的关系，以期为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下为幼儿的情绪行为问题提供行动策略和预防干预措施。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3~6岁的学前儿童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重点调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负性情绪行为变化情况和家庭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变化的相关性。首先，对性别、年龄、是否独生、隔离时期居住地等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对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基本生活习惯与负性情绪行为变化进行卡方检验；然后，对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倾向的分布、性别差异和主要特征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最后，使用相关分析考察不同家庭教养倾向与学前儿童负性情绪变化的关系。
受疫情影响，问卷调查在问卷软件上进行发放，由学前儿童抚养者在网页上独立完成填写，发布时间为2020年3月21日至2020年3月27日，共回收有效问卷116份。这些幼儿的家庭自疫情爆发后均自觉遵守了居家隔离的防疫措施。调查的学前儿童中独生子女33人(28.45%)，非独生子女83人(71.55%)。男孩59人(50.86%)，女孩57人(49.14%)。3~4岁学前儿童50人(43.11%)，4~5岁学前儿童31人(26.72%)，5~6岁学前儿童35人(30.17%)。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居住于市区有63人(54.31%)、城镇19人(16.38%)、乡下34人(29.31%)。父亲的学历情况分别为初中及以下18人(15.52%)、高中/中专/职业教育23人(19.83%)、大专20人(17.24%)、大学本科42人(36.21%)、研究生及以上13人(11.21%)；母亲学历情况分别为初中及以下18人(15.52%)、高中/中专/职业教育27人(23.28%)、大专18人(15.52%)、大学本科49人(42.24%)、研究生及以上4人(3.45%)。整体来看，调查对象大部分为多子女家庭，学前儿童性别及年龄分布平衡，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主要居住于市区，父母教育水平占比最大的是大学本科。
2.2. 方法
2.2.1. 基本情况调查表
内容包括是否独生、幼儿性别、幼儿年龄、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居住地、父母受教育程度等信息。
2.2.2. 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杨丽珠和杨春卿编制的幼儿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考察家庭教养方式(杨丽珠，杨春卿，1998)。该问卷总体上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同质性信度为0.711，分半信度为0.852，重测信度为0.825。该问卷共有40个条目，分为溺爱性、放任性、民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五个纬度，采用5点记分法(“从不”记1分，“很少”记2分，“有时”记3分，“经常”记4分，“总是”记5分)，得分高低仅表示家长教养方式的倾向，分数越高，表明教养方式的某一维度越突出。
2.2.3. 幼儿基本生活习惯与情绪行为变化问卷
结合疫情居家隔离的特殊情况及正式发放问卷前预调查的结果，参考我国研究者自编问卷的相关内容，以学前儿童消极情绪延伸的外部行为作为变量以考察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本研究自编了3~6岁幼儿情绪与行为变化的问卷用于调查学前儿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基本生活习惯、幼儿负性情绪与行为变化情况。该问卷共有20个条目，问卷均由幼儿抚养者针对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的实际情况作答。
3. 结果
3.1. 学前儿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生活习惯与情绪行为的状况
3.1.1. 学前儿童基本生活习惯
本次调查的学前儿童居家隔离期间基本生活习惯相比疫情前的变化情况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幼儿园的基本生活习惯表现如下：1) 入睡时间：50.86%比平常晚睡、35.34%没变化、13.8%比平时早起；2) 起床时间：65.52%比平常晚起、24.14%没变化、10.34%比平时早起；3) 睡眠时长：47.41%增长、45.69%没变化、6.9%缩短；4) 睡眠质量：51.72%没变化、37.07%提升、11.21%下降；5) 进餐用时：31.03%增长、62.93%没变化、6.04%缩短；6) 进餐量：57.76%没变化、31.03%减少、11.21%增加；7) 运动量：55.17%减少、21.55%没变化、22.74%增加。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学前儿童在家的基本生活习惯出现了一些变化，相比非疫情期间，起床时间更晚、运动量显著地减少(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
Table 1. Changes in preschool children’s basic living habits during home quarantine and Chi-square test results
表1.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基本生活习惯状况的变化及卡方检验结果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1.2. 学前儿童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情绪行为变化
参与本次调查的40.52%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不受疫情影响。相反，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情绪行为受影响的儿童占59.48%，这些儿童的负性情绪行为变化总体表现如下：36.23%情绪波动比平常大、34.78%哭泣行为比平常多、53.62%比平常粘人、18.84%出现攻击自己或他人行为、28.98%出现摔打破坏玩具或物品行为、59.42%比平常容易发脾气或叫喊、59.97%做事情比平常更缺乏耐心、30.43%对新玩具的兴趣没有平常高、11%相比平常出现退化行为(如，不敢独自睡觉或尿床等)、7%比平常焦躁不安(如过多地洗手、多次提起死亡话题)。由表2数据可见，疫情期间负性情绪行为出现较多的是发脾气、大喊大叫和耐心的缺失。本研究进一步对每项负性情绪行为进行卡方检验，如表2所示，每一项负性情绪行为没出现的人数(选择“否”)均显著地低于出现负性情绪行为(“是”)的人数(最大p = 0.001，最小χ2 = 11.17)。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男童(M = 1.71, SD = 2.07)与女童(M = 2.40, SD = 2.69)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负性情绪行为的得分不显著(t = −1.55, p = 0.123)。
Table 2. Emotional behaviors of preschool children during home quarantine and chi-square test results
表2.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情绪行为的情况及卡方检验结果
3.2. 幼儿父母教养方式的情况与性别差异
在调查样本中，如表3所示，父母教养方式的各维度的分布中，民主性的得分最高，这说明学前儿童父母更多地选择了民主性教养方式。其次是专制性、放任性，最低得分是不一致性和溺爱性。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在父母教养方式的所有维度上，男童与女童差异不显著(ps > 0.10)，说明学前儿童父母的教养倾向不因孩子性别而出现差异。
Table 3.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each dimension of parenting style and t-tests of gender difference
表3. 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以及性别差异t检验
3.3. 家庭教养方式与幼儿情绪行为的相关分析
为了探究家庭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的关系，对教养方式的民主性、专制性、放任性、不一致性和溺爱性五个维度和负性情绪行为得分进行相关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见表4)，学前儿童情绪行为与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四个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教养维度得分越高，负性情绪行为得分越高；相反，学前儿童情绪行为与民主性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民主性得分越低，负性情绪行为得分越高。
Table 4.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motional behavior and parenting factors in preschool children
表4. 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和教养方式的相关分析结果
4. 讨论
本文选取疫情居家隔离的3~6岁学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问卷重点调查疫情背景下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变化情况和家庭教养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究两变量的相关性。
4.1. 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的情绪行为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居家隔离期间，一半以上的学前儿童出现了一些比往常更频率的负性情绪行为，但是，极少部分学前儿童情绪行为出现较大的变化。针对每一项负性情绪行为表现的分析结果显示未出现某一负性情绪行为表现的人数显著地高于出现了某一负性情绪行为表现的幼儿人数。学前儿童情绪行为问题的产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自身认知、家庭环境、外界生活环境等。本研究的问卷分析结果显示，学前儿童因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的基本生活习惯出现了一些变化，起床时间显著地更晚、运动量显著地减少。相比在幼儿园，幼儿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生活自由且随意，家庭在作息、饮食等活动上没有严格的秩序和相对有限的时间要求，而且活动空间以及活动的内容与项目也受到了限制，可能使得幼儿的生活习惯出现了以上变化。研究者认为，学前儿童在满足其安全和爱的需求的情况下会产生愉悦的情绪体验；反之，当客观情景和事物与幼儿的目标和观点相违背，不能满足自身需求时，则会产生不愉悦的体验(傅小兰，2016)。显然，新冠肺炎疫情下居家隔离期间的环境给学前儿童的行动造成了极大阻碍，从而使得部分幼儿产生一些消极的情绪体验，并外在表现为发脾气、大喊大叫和耐心缺失等情绪行为。
4.2. 教养方式与学前儿童情绪行为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家庭中，一部分家庭是多种教养方式显著共存，一部分家庭是仅一种教养方式显著突出，且民主性是绝大部分家庭教养方式的第一倾向。这表明大部分的家长对民主性教养方式持认同的态度，对孩子的教养方式倾向于民主性教养。随着教育观念的不断更新，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而接受本次调查的父母大多是80后和90后，大部分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树立了科学的儿童观和育儿观念，因此民主性在五个因子中尤为突出。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前儿童情绪行为与其家庭教养方式息息相关。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学前儿童的负性情绪行为与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四个教养因子呈显著的正相关，与民主性教养因子呈显著的负相关。换而言之，溺爱性、放任性、专制性和不一致性四种教养倾向越明显，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学前儿童更多地出现焦虑、紧张、害怕、痛苦、哭泣、退化和攻击等外显负性情绪行为，这与以往研究的发现一致，均发现民主性教养倾向越明显的家庭，学前儿童的负面情绪(如焦虑)越少(e.g.，刘佳，2015；施媚妮，2017)。
4.3. 相关的措施与建议
4.3.1. 保障幼儿有规律的作息
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危机背景下，疫情居家隔离的防护措施打乱了幼儿以往规律的生活作息，例如，本研究发现了幼儿的运动量显著地减少、起床时间更晚等。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背景下，父母有必要帮助孩子建立规律的生活作息，幼儿园教师可以采用线上的方式辅助家长引导幼儿调整生活作息安排(如，早睡早起、适度运动、规律饮食等)，共同帮助孩子在结束居家隔离后回归到正常有序的生活中，以期让幼儿更快地重新适应幼儿园生活。
4.3.2. 引导幼儿表达情绪并积极回应
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幼儿对疫情相关防护信息(如，为何不能上幼儿园)无法理解，因此，幼儿可能产生好奇的心理，同时可能烦躁、焦虑甚至乱发脾气。家长首先需要接纳和宽容学前儿童的情绪，允许学前儿童对自身的体验与感受进行表达，给幼儿提供自由表达的空间和机会。成人对于幼儿消极情绪所持的态度及其归因，是情绪教育观构成的要素之一(Eisenberg et al., 2001)。研究表明，不管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若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给予合理的关注、评价和教导，满足幼儿得到家长关注的心理，让幼儿感受到被支持、理解和保护，都能给孩子的多方面能力和社会性发展带来正面影响的效果(Denham, Bassett, & Miller, 2017)。关注幼儿的情绪情感是做出积极回应的保障。当然，并非所有的情绪反馈都会使儿童找到正确应对情绪压力的策略，因此对幼儿情绪做出有效反应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比如，在做出反应之前需要仔细全面地观察幼儿，对幼儿当下表现出的情绪保持敏感；对幼儿正在体验的情绪做出非判断性评价；使用变化的情绪词语对幼儿正在经历的情绪做简单的陈述；帮助幼儿改正不恰当的情绪表达方式等。在疫情居家隔离期间，游戏可以帮助幼儿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陪孩子玩扮演角色的游戏，让孩子扮演“医生”、“父母”等主动角色，让孩子从在疫情期间的“我不能”过渡体验到“我能”的自主感，从而获得情绪上的满足与补偿。
4.3.3. 家长做好情绪示范
以往研究表明，3岁幼儿已具备对情绪语音、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傅小兰，2016)。疫情期间，家庭成员交流时的表情、语调和姿态等都是学前儿童获取生存环境相关信息的重要线索。相比往常，幼儿陪伴者如父母可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递着负面情绪，例如，因疫情而对生活和工作等方面而焦虑的情绪信号(赵楠等，2020)，对于幼儿的需要不能给予及时、热情的回应，周围环境中更多的负面回应则会导致部分幼儿更多地将生理唤醒评定为焦虑、内疚等消极情绪，继而表现为发脾气等外部行为。家长是学前儿童情绪社会参照性学习的对象，Altshuler和Ruble (1989)发现学前儿童主要依赖抚养者的支持和帮忙进行情绪调节。因此，家长为儿童做出真诚合适的情绪示范是家庭情绪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日常生活中家长的面部表情、语气语调、情绪表达的时间和方式等行为都是学前儿童能轻易捕捉到的信号，接收信息与观察的过程是学前儿童进行学习的过程。因此，家长应重视自身的情绪示范作用，准确把握情绪示范的时机，有意识地调节自身的情绪行为，适宜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为儿童树立一个积极、乐观的情绪示范榜样。
4.3.4. 反思教养方式
良好的家庭教养方式来自于各成员良好心理素养的结合，民主健康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儿童情绪的发展。幼儿开始出现自我意识后，不但能感受到消极情绪，同时也能够意识到如何借助他人和自身力量改变消极情绪(傅小兰，2016)。成人在育儿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抚育行为方式和态度倾向，越民主的教养方式越有利于儿童与抚养者之间形成亲密、稳定的依恋关系，其正面影响着学前儿童的情绪发展。研究发现教养方式与情绪性之间存在相关性，因此家长可以多了解自己的教养方式和幼儿的情绪需要，培养幼儿良好的情绪能力，帮助幼儿更好地成长。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31700955)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GD17CXL03)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