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In the 1960s, a paradigm innovation called “Spatial Turn” took place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pace” returned to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theoretical reflection. A group of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Lefebvre and Foucault discussed the space issu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such as body space, urban space and global space, which profoundly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thinking mode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turned the old historical thinking into horizontal spatial thinking. Thu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ty of modernity, the idea of space as to break the rule of modernity weapons, behind the associated with structuralism after trying to transform the vision of structuralism, also make the spatial turn become the postmodernity of modernity beyond a critical key, in the process of mold to some extent, become the western thinkers out of modernity, explore new social theory,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paradigm.
Keywords:Spatial Turn, Henri Lefebvre,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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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怎样去理解超脱了传统时空观的现代空间问题？怎样界定空间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视野中的重要程度？日常生活中的身体空间，作为权力斗争场所的城市空间，以及资本主义无止境扩张下的全球化空间，都在改变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也让每个个体在时代剧变中感到无所适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不同学科中都发生了一场名为空间转向的范式革新，空间随之重新回到研究的视野中。“空间转向”是一种对现代性及其人文社会科学危机进行反思的理论动向 [1]。列斐伏尔、哈维、福柯、德里达等思想家都在这一思潮形成的过程中提出了独有的理论见解，不管是列斐伏尔对寻求城市权力并建立公平的新型城市空间的期望，抑或是福柯从权力与身体的互动形式中对空间展开的考察，再或是哈维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其最终目的都指向社会性空间这一特殊形式是如何造成并深刻影响了现代生活的转型。因此，谨慎分析空间对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发展的影响逻辑，对批判理解现代性在新时期的发展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2. 空间转向理论的出场路径
“这是起始于柏格森还是更早的时候，空间被看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辨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辫证的”，正如福柯所言，19世纪的思想理论一直以来陷入历史维度的窠臼之中，时间几乎占据了哲学的全部研究领域，对于物理学科的探索消解了人类对于空间的一切浪漫想象，将其割裂成为空洞的，无意义的，纯粹物理上的体积单位。在这种想象中，一所空无一物的旧房间失去了作为人所居住过的证据的意义，怀念与寂寞的情绪不再作为能指意义链中的一环而存在，所指被谋杀了。
本应该与时间并行的空间线索逐渐消磨在了历史的夹缝中，仅仅出现在思想家们皇皇巨著中的只言片语里。“资本越是发展，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在马克思“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观点中，空间仅仅作为阻碍资本主义无限制扩展的一项条件存在，而随着科学水平的发展与资本的贪婪，空间最终会让步于对于资本再生产过程无比珍贵的时间，地球将变为地球村。
当地球压缩为地球村，社会与人会变成什么样？在地球村这一概念被其创始人马歇尔·麦克卢汉于1964年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申》中提出的10年后，空间转向的奠基人之一列斐伏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这本作为空间转向起点的著作的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空间化阐释并系统讨论了空间的概念。在列斐伏尔将目光放在空间领域后，吉登斯，布迪厄，大卫哈维，苏贾，福柯，德里达等一批思想家投身到空间研究中。虽然他们的研究方向松散的分布在地理学，语言学，现代性等问题上，但在面对上世纪60年代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剧变时，他们共同组成了空间转向的共同体。
一方面，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城市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国乡村人口仍占法国总人口数量的近一半，但自1945年起，至1975年左右，出现了被称为“光辉的三十年”的时期，这是法国有史以来在城市化、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进步最快的时期，法国的城市化率由1946年的53.2%陡增至1975年的72.9%，城市化不可避免地使大量人群失去了世代居住的乡村，搬进彼时公共设施尚不完善、令人感到肮脏拥挤的城市。而伴随着大量新兴城市的出现，环境意识、财政税收、基础建设与城市规划等一系列问题接踵而来。面对这些问题，列斐伏尔从空间视野出发，阐释了日常生活批判、都市革命、空间的生产以及消费社会等问题。
另一方面，全球化问题也成为了空间转向的动力之一。大卫哈维提出：“全球化”术语的兴起所预示的事情之一就是深刻的资本主义地理重组，使许多关于“自然”地理单元一一资本主义历史轨迹发展于其中一一的假定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 [2]。他将目光放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哈维受到列斐伏尔的观念的影响，认为空间对于资本积累与资本循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无节制扩张的过程中，一方面权力被资产阶级安放在各个空间内部以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借助电话、公路、铁路等新出现的科学技术手段资本阶级对外扩张速度也爆炸性的增长了。全世界的空间皆已成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得以通过自身的扩张转移到了外部空间，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当越来越多的空间得以重组，成为一种“时空的压缩”时，政治文化与经济层面随之涌现出新问题便迫切需要人们改变旧有的观念，以全新的空间视角分析问题。
3. 空间转向理论的三重展开形式
3.1. 身体空间
同空间概念一样，“身体”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后日益成为一种文化表征，一种关联着生活实践的更具有内涵的东西，而非纯粹在生理意义上存在的物质肉体。无论是从身体作为与空间接触的第一层媒介的角度出发，还是将视野放在权力对身体的规训中，抑或是在人通过身体实际嵌入到社会空间中与世界进行探索交换的观点中，身体都不能与空间完全割裂。可以说，在空间转向下社会理论的研究视阈里，身体作为个人与空间对话的直接核心，不可避免的。
位于空间与权力的话语的真正核心处的乃是身体，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将身体看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的观点，他将身体置入社会中，考察身体与空间中间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探讨了身体作为将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两者连接起来起到的中介作用，身体不再是冷冰冰的肉体，个人的欲望与感知得以凸显，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中体验着快感与异化，正是这种身体才具有的能量与激情让生命得到了创造力，对空间进行创造，摆脱资本主义制定的空间规则的束缚。
福柯则是从权力与身体的互动形式中展开考察，在《规训与惩罚》的文本中，福柯通过将监狱，刑法，精神病与性纳入权力对身体的生产之中。不同于古代权力粗暴的对身体进行惩罚并将这种肉体的痛苦暴露在人们面前以展示自身的威慑力，现代社会对人权的关注与重视导致了权力试图寻找一种更加隐蔽与精巧的方式作用于身体。在长时间不间断的渗透中，现代权力利用各种巧妙地形式对于人进行规训与塑造，规划和训练代替了粗暴的惩罚，无处不在的权力以现代性的形式展开，在政治经济中无处不在，甚至“整个社会就是一所监狱”，人无往不生活在监狱的规训之中 [3]。
面对权力对身体的渗透，如何去改变自己的身体，将其当作宝贵的艺术品去珍惜，即成为了现代个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在空间与人的复杂关系中，身体成为了我们得以理解这种复杂关系如何运作的一个切入点，今天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即是在告诉我们面对权力与资本对个人的异化，身体的欲望与冲动也成为了消费社会构建的帮凶，怎样在这种关系中找寻身体对规训的反抗精则是我们今天所需着重考察的要点。
3.2. 城市空间
城市显然不是权力运作的唯一空间，大量的乡村与城乡二元结构也是需要纳入空间视角考察的领域。但就空间转向思潮来说，城市空间问题更受研究者们的青睐，而城市之外的居住空间也为今后的空间转向研究提供了思考的余地。对于城市空间的关注源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城市化，其产生的一系列城市化通病，居民与社区的关系问题，以及权力在城市中的运作逻辑成为了空间转向的一块重要研究领域。
城市是现代性得以发生的中心场域，在其中资本主义得以发展，权力寻求控制的手段，居民在其中构建自身的生活方式。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也都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探讨了城市权力，空间正义，阶级斗争等问题，构建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论述过：“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资本主义城市带来了大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的集中，促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诞生与对立。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下，资本在城市化中垄断了土地开发与规划的权力，将优质的居住社区与郊区贫民窟分离开来，空间中充斥着政治与资本，一种不公平的社会关系打破了原本空间中不言自明的正义。
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在居住地区的构建上通过差异化将原本紧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弱化成为社区意识，通过消费模式与居住条件的不同，社区内的居民并没有像马克思说的那样通过聚集强化自身的阶级意识，反而消解分离在了暂时的满足感中 [4]。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浪潮中不同民族肤色的人甚至是大规模的移民涌入城市，进一步加大了城市人口的差异化，这直接导致阶级意识更加模糊了。
在城市中，矛盾也由反抗阶级统治变为了对于城市权力的诉求。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提出，当今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了都市社会，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空间形式实现新一轮的统治与操纵。与之相对的，原有的革命形势也应该转变为空间革命，寻求城市权力并建立公平的新型城市空间，将城市公共资源从自称阶级的手中夺回并重新公平分配。具体来说，政治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少部分人不应将城市作为剥削的工具，对城市建设具有贡献的建筑工人应当享有城市化带来的权益而非被挤压至城市边缘甚至被赶出城市 [5]。
总的来说，城市空间成为了空间转向思潮中一块应当赋予重视的场域，维护城市空间中的公平正义与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城市空间的斗争主题。城市化的病灶不应被掩埋在空间的逻辑中，而应从空间本身出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寻求新的斗争手。
3.3. 全球化空间
资本越发展，“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全球化在今天早已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或者说其成为了世界发展的逻辑与动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带着欲望在空间上实现自身的无限生产，这必然导致其走出固有的领域试图向外发展与流动。通过用时间消灭空间，资本主义得以用市场占据每一个空间发展其自身。当世界市场被开拓，新的全球化体系被资本主义所建立，那些落后民族不得不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以实现自身发展，旧有的民族精神被消解，资本带来的全球化也成为了精神财产的全球化。当科学技术加速了交通的发展，诞生了跨国大众媒体、甚至是互联网这一革命性的力量，一种全球性的问题便诞生了。
资本主义通过军事与经济的力量将全球化推向高潮，面对跨国公司廉价而优质的产品，以及与之相应的就业机会和产业发展机会，国家与个人很难拒绝全球化的诱惑，资本的运行逻辑也不允许这种拒绝存在。于是资本在区域空间与全球空间中互相交织，编织出了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推动了文化全球化的进程。通过大众媒介与互联网，文化在消费中被贩卖至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汉堡可乐与大众电影构建了一整套诱人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价值，它肆意冲击着其他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与身份认同，用美好的文化幻象在各个国家植入自身的价值观，为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铺平道路。可以说，文化产业的背后蕴含着在全球化中位处强势国家的隐形价值观，经济的碰撞融合也带来了文化的冲突消解，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为文化软实力的入侵与抵抗，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文化霸权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陷阱。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存在，并不断吸收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在冲突中寻找创新与发展，构建出一套民族的即世界的文化发展体系，是所有处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都应努力探寻的道路。
4. 空间转向理论的范式革新意义
19世纪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这首诗中表达了对机械、刻板重复、被异化的生活的不满，希望人们能在工业化的生活中寻找到回归人类本真生活的道路。海德格尔将“诗”进一步解释为人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追求以及主观能动性的构建，追求感性、个性的栖居于大地之上，用审美和体验去面对这个世界。
文艺复兴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与科学秩序重新将人置入主体地位，在启蒙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由发挥着自己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即现代性精神。然而，理性与启蒙却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向自身的反面，理性的极致即是感性的缺失，这意味着思想的僵化与束缚；科学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却也与权力勾结在一起，究竟何者拥有对真理定义的权力这一问题面临着巨大挑战；人重建了自身的主体性，从神的怀抱中走出，却用权利与资本为自己重建了另一个神，主体正变得暧昧不清。面对现代性出现的种种问题，后现代性即是要实现对自身的超越于批判，重建现代性思维，换句话说，现代性诞生之初就孕育了未来必然会出现的后现代性，二者是如此的纠缠不清以至于学者们无法准确的给后现代性一个合适的名字，只能在现代性的名字前无力的冠以一个后字。
由此，我们绝不能将空间转向的出现简单理解为过去的社会理论忘记了空间的存在。事实上，无论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还是发达国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表明了被隐藏在资本主义世界逻辑中的空间正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与帮凶。高呼着时间与历史现代性将空间作为时间复制的场所，确定了资本主义历史传承的合法性，而理性、科学和秩序不再是启蒙的武器，逐渐异化成为异己的力量，消解着被统治者的思想方式。从现代性中发掘被隐藏空间，将旧有的历史性思维转向横向的空间思维，正是后现代主义思潮试图解决现代性问题，打破资本主义世界无声统治逻辑的一次进攻。
正是在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超越过程中，我们得以发现：列斐伏尔，哈维，福柯等思想家共同将目光放在空间领域。空间作为打破现代性统治的观念武器，其背后关联着后结构主义试图改造结构主义的愿景。结构主义对自身的反叛与现代性问题的出现如出一辙：人无往不生活在结构中，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城市化与列维施特劳斯在符号学开创的结构主义更是加剧了这一感受。无论是人们所言说的语言，还是自己所处的城市，甚至是一张放在抽屉里的黑人对法国国旗敬礼的照片，背后都蕴含着丰富的能指意义链。一瞬间，仿佛全世界的一切都连接了起来，没有人是孤独的个体，一切问题都能在结构中找到答案。
但结构主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却如同现代性一样，戏剧性的成为了异己的力量。不断将结构主义嵌套到所有问题上的思考方式打破了结构主义的原旨，对横向整体的观察消失了，仅存的只是历史性的思维方式，结构成为了陈腐的牢笼束缚住了每一个人，以至于罗兰·巴尔特在在五月风暴中大呼：”结构不上街“。从对人所生活的世界的关注到“万物皆可结构”，结构主义失去了引以为傲的横向的空间思维能力，将一切嵌入结构中，用结构的锁链束缚住语言、空间乃至思想。
后结构主义要求人们重新审视空间，权力被下放，意义的解释也不再固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反叛成为了后现代思潮的理论依据，秩序与理性不再重要，偶然性与个体的独立试图打破同一化的世界，在摆脱现代性牢笼的过程中，福柯，哈维，列斐伏尔们开始关注被隐藏的空间，空间转向得以诞生 [6]。无论是研究日常生活中隐性权力控制的机制，还是对监狱中规训与惩罚的考察，福柯都是建立在对空间的观察基础上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由此，空间视角成为了对现代性秩序反抗的那把钥匙。当理解了现代性的主要进行场所即是空间，我们就可以知晓为何空间转向会成为后现代思潮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进一步说，空间转向成为了西方思想家试图走出现代性窠臼，发掘新的社会理论，开展范式革新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