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成立了专门的国家扶贫机构“开发办”，1993年12月28日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简称国务院扶贫办。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近年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胡春华2019年11月14~15日在甘肃调研脱贫攻坚工作，先后来到东乡族自治县和广河县，他强调：“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1地区是决定脱贫攻坚战能否打赢的关键。强调如期脱贫，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2017年11月，甘肃省印发《甘肃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施方案》，按照国家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划分标准和支持范围，从甘肃省实际出发，综合考虑贫困人口规模、贫困发生率、脱贫难度等因素，统筹评估自然条件、产业基础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保障”等情况，明确甘肃深度贫困地区为陇南市的七个县、甘南州的四县一洲、临夏州的七个县、天水市的六县、平凉市的两个县、庆阳市的五个县、定西市的七个县、兰州市的一个县、白银市的一个县和武威市的两个县(见表1)，它们都被纳入国家深度贫困地区重点支持范围。
Table 1. Areas of deep poverty alleviation in Gansu Province (data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Office of Gansu Province)
表1. 甘肃深脱贫度地区(资料来源于甘肃省扶贫办)
甘肃省政府各级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派遣大量人员下足功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做到了“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具体实施了“四个一批”的扶贫攻坚行动计划，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已于2020年7月下旬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回看扶贫工作，在实地调研甘肃深度贫困区时发现素质性贫困现象非常突出；技能型劳动力依旧是短板；百姓自我发展能力十分不足，贫困恶性循环依旧存在；自主脱贫能力欠缺，对政策性帮扶过度依赖，返贫严重。作者在对甘肃贫困区的贫困问题通过线上线下调研过程中，越来越强烈认识到，内因还是主因，个体责任感在依旧贫困的村民言行上表露无遗，对此，该如何有效解决？解决这些问题和困惑，能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具有很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通过实地调研 + 文献研究 + 头脑风暴 + 实地落实，做出如下思考。
2. 甘肃省深度贫困区数据来源及“脱贫成效和个体责任”样本分析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2019年1月中旬到2月下旬对甘肃省“三区三州”的19个深度贫困县区、16个深度贫困乡镇展开的线上、线下调研，根据当地扶贫干部、村干部提供的资料。调研区域覆盖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通化乡新集村、静宁县余湾乡羊路村；定西市岷县西寨村；会宁县党家岘乡、汉家岔乡阴山村刘家寨子乡、李园村、平头川镇马路村；临洮县站滩镇泉头村、中铺镇；正宁县玉林子镇；庆阳市宁县中村镇新城村、陇西县，天水市甘谷县、武山县、秦安县安伏镇；武威市天祝县、古浪县裴家营镇；环县毛井镇；甘南州舟曲县、临潭县；临夏州东乡县、积石山县、永靖县(2011年被列为国家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等地。这些地方大多集中在生存环境恶劣的边远贫困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多发，生态环境脆弱；公共资源受损严重，对知识、技能等脱贫能力方面渴求不高，主要表现为贫困户“有体力、无能力、无意愿”，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脱贫成果巩固难度大。
由图1可见，甘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持续上升，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逐年下降。如，深度贫困州临夏州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5680元，到2018年达到6817元。2017年的贫困发生率14.82% [2]。甘南州脱贫进度不均，比如合作市于2017年脱贫摘帽，而临潭县仍有1.65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超出11%。
Figure 1. Th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poverty-stricken areas of Gansu Provinc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图1. 甘肃省贫困区近三年脱贫成效图
调研过程中，在“个人采取哪些脱贫方式？”，3.27%的人回答“自费参加脱贫技能培训班”，17.3%的人“主动参加政府组织的脱贫学习班”。87%的人没有意识到个人贫困会导致集体贫困；意识到的人员中，0.26%会积极主动想办法脱贫，不给集体拖后腿。数据显示，个体脱贫责任意识不少人依旧淡薄，村民的内生动力很不足，要达到预期脱贫目标，尚有大量工作要加强。资金、技术、劳力、疾病虽占主要致贫因素，但为避免许多经济学家批评的纳克斯“贫困恶循环”。作者认为充分激发他们的个体责任意识非常重要且不容忽视。
个体责任从个体内在心理组成看包含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意志三个心理特征。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个体责任的贫困问题时，较多地从贫困内生力、伦理、功利主义、权利理论和正义理论、政策、产业扶贫、代际传递视角考察和研究，在贫困影响因素方面拓宽了视野，主要从地域分布、贫困类型、民族划分、社会制度、脱贫政策，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为国家脱贫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农村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受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缺乏自我发展的能力，贫困率和返贫率都很高，并在恶性循环中出现了贫困的累积效应” [3]。脱贫实践证明，这种贫困累积越明显，最终会影响脱贫进程，消解脱贫成效。脱贫攻坚的终极目标是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习近平曾经在讲话中提到，“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4]。老乡的脱贫意愿，脱贫意识，脱贫行动的主动性、积极性，这些内生动力共同构成老乡的个体责任感。
3.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个体责任选择问题
3.1. 有些脱贫主体(老乡们)主动参与性不高，脱贫成效差且不稳定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都在重点研究贫困问题，且形成了一系列的贫困理论，如马克思贫困论、马尔萨斯贫困论、“恶性循环贫困”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等。国内学者对贫困问题也有诸多认识，多数学者认为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依旧成为全面小康的阻碍。深入研究过贫困问题的学者阿马蒂亚·森说过，贫困是个社会问题，要把贫困看作是对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5] 贫困问题由此也由绝对贫困转为相对贫困、由收入单一型贫困转为多维型贫困。
调研中不难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主要是由政府安排或各种脱贫力量的志愿者参与助力，但有些脱贫主体(老乡们)主动参与性不高，脱贫成效差且不稳定性高，脱贫的可持续性让人担忧。政府对深度贫困区的脱贫政策都有所倾斜，这种大力支持扶持政策反到导致贫困者过度依赖政策，有“我贫我骄傲”的心态，甚至以被封为贫困户为荣，缺乏个体责任感致使自主脱贫的能力很弱，离开政策帮扶，返贫现象严重。因此，扶智、扶志的个体责任工作势在必行，尚需继续强化、提升村民自行脱贫能力，使其选择积极主动脱贫。
3.2. 责任分散效应存在，推诿心理占比较高，个体责任的主导意识很淡薄，部分贫困农户 自我选择脱贫意愿不强
人力资本研究专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指凝结在劳动者自身中的知识、技能等以及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6]。村民对待贫困态度较多呈现旁观者态度，心理学称之为责任分散效应。它是指对某一件事来说，如果是单个个体被要求单独完成任务，责任感就会很强，会做出积极的反应。但如果是要求一个群体共同完成任务，群体中的每个个体的责任感就会很弱，面对困难或遇到责任往往会退缩。我国有句很古老的俗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就是典型的责任分散效应表现。在贫困问题上，有些村民有一种“我不出手，自有他人出手”等推诿心理。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来支持贫困户脱贫致富，但是受自然、文化等客观因素制约，有些贫困户脱贫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强烈，仍有部分贫困户存在“等、靠、要”的懒惰思想。调研问卷中，有34%的老乡认为脱贫是政府的事，甘愿受贫，觉得脱贫太辛苦，是自己的事，懒惰成习惯，认为贫困是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也有一部分贫困户虽然比较勤劳、踏实，但是思想保守，缺少拼搏奋斗精神，不能有效利用政府给予的脱贫政策和产业发展机会来更好地主动自我发展。这些都是个体责任感缺乏的表证。
3.3. 产业脱贫方面，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户对贫困户的带动意愿差，共同富裕的 个体责任意识方面差评，利益共享机制难以建立
在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户与贫困户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共享联结机制是产业脱贫的重要举措。从调研情况看，产业脱贫中呈现的情况多是：观念意识落后、经营能力差、谈判能力低；贫困户既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主动参与产业脱贫的意愿较低；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出于组织成本、盈利性考虑，对贫困户的带动意愿也差；一些优秀经营户还以脱贫之名进入产业脱贫领域，转而截留扶贫款或享受扶贫政策，出现真正的“精英俘获”效应。
3.4. 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以套取国家脱贫资金等为目的而设立“空壳”合作社，极度缺乏 社会责任感的不规范现象
调研中发现，深度贫困区农业经营主体普遍规模小，脱贫带动能力有限。如在政策支持下，各村均不同程度成立了专业合作社，但受财力、管理能力、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制约，仍处于初级阶段，业务集中在产业链的原材料端，增值收益小，在产业发展和带动农户增收等方面能力有限。有的合作社存在以套取国家脱贫款为目的“空壳”合作社，有这种行为的组织者极度欠缺个体责任和社会责任意识。
4. 个体负有什么责任以及如何负责
对于脱贫攻坚这一系统性工作，每个人虽然需要保持久久为功的精神，但这一精神与我国“尽快脱贫、力争2020年全面步入小康”国之大计相悖。课题组成员通过对甘肃多地深度贫困区脱贫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加以研究分析，从个体责任角度，认为内生脱贫力、扶智扶志依旧是尽快脱贫、有效脱贫、持续性脱贫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可供参考的对策性思考如下：
4.1. 如何担负个体贫困责任
首先，意识上个体不应逃避、推诿、指责，应好好反观审视自己应承担什么责任。先积极主动自我脱贫，再带领其他人脱贫，面对他人贫困不能再袖手旁观，要勇于指出且能主动帮助、解决并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贫困问题对集体性贫困是有责任的。彼得.辛格指出，如果我们有能力阻止某些不好的事情发生而不必因此牺牲具有同等道德价值的东西，那么从道德上讲，我们就应当去做 [7]。
其次，行动上克服懒惰行为，积极主动学习、引领大伙一起脱贫，分享、贡献自己的经验、智慧、技术等资源。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考察临夏州时强调的“要始终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发扬奋斗奉献的精神，聚精会神谋脱贫、锲而不舍打硬仗”。
4.2. 由个体责任的“点滴式”扶贫过渡到集体责任的“源泉式”脱贫
在扶贫路上，具有个体责任感的“点滴式”结对帮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比如陇南市现有3.3万名干部稳定对接10.9万多贫困户，实现了对贫困户的“源泉式”集体脱贫全覆盖。要想达到集体责任的“源泉式”脱贫，必须解决“社会排斥”式贫困，贫困人口有权利也需要参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社会活动，但因为各种原因，贫困人口全部或者部分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和机会，没有享受到正当的权利和服务，被排斥在脱贫集体之外。底层的村民很多都是被动式参与，这与村干部的管理方式息息相关，他们或打压、或鄙视、或蛮狠不讲方法，导致村民们的权利、利益和资格被剥夺。“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 [8]。按照吉登斯的分析，“社会排斥”分为“非自愿排斥”(社会底层的排斥)和“自愿排斥”(社会上层的排斥)。无论哪一种社会排斥都会加剧被边缘化的贫困人口进一步陷入贫困。中国古语，人穷志短。贫困会让村民们本来试图从私人和隶属于政府的公共机构寻求帮助，往往会敏锐地感到缺乏发言权、脱贫能力等，面对无礼、侮辱和非人道对待时会表现的更加软弱无力。这很违背习近平指示的:“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志气、送信心” [9]。这些状况正是村干部或一小部分脱贫村民们个体责任缺失带来的集体脱贫责任观扭曲的表现，不能仅仅将贫困户给予“自然人”的角色，更应赋予“社会人”的权利。共同富裕，就是社会责任感的最好诠释，是中国特色社会贫困理论的鲜明特征，我们当以贯之，在脱贫攻坚战中“一个都不能少”。
4.3. 具备较好的个体责任感，必须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强化老乡们的文化脱贫素养， 做好精神脱贫，激发内生脱贫动力
第一，引领良好的脱贫意识。可持续造血机制重在“授之以渔” [9]。阿马蒂亚说：要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有三点是最基本的，即健康、教育、资源占有。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指出，单靠政策消除贫困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公民要有消除贫困的动力。
第二，培养基本的脱贫能力。能力脱贫机制的核心就是要打通贫困人口的精神和文化任督二脉，文化程度与脱贫程度正相关，农业技术讲座、致富技能培训等尚需再接再厉，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毛泽东：“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 [10]。如果贫困者自身没有脱贫的愿望，得过且过，自我放弃，不愿意通过努力来改变贫困的现状，就很难实现脱贫，会拖累整个脱贫工作。如临夏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仅为74.15%；甘南州高中阶段毛入学率89.9%，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提高贫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早已成为必须，文化普惠、文化扶贫已成共识，力度还需强化。
4.4. 脱贫模式和政策的设计、制定与实施的可持续性发展当是贫困区脱贫的集体责任
201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 [11]。它的目标任务就是：“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构建精准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基础” [12]。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按照过去三十多年年均减贫六百多万人的速度计算，七千多万人脱贫需要约十一年，即到二〇二五才能实现目标。所以，采用常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地干，难以按期完成任务” [13]。这就需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担当起集体责任，针对大多数在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残疾人、孤寡老人、长期患病者等“无业可扶、无力脱贫”的贫困人口和部分教育文化水平低、缺乏技能，在2020年实现脱贫的既定目标，难度较大的贫困群众，展开持续性集体扶贫，杜绝数字脱贫 [14]。同时，这些剩下的贫困人口，由于自我发展能力较弱，脱贫后返贫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根据致贫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方案，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采取不同措施，因人因户因村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贫困地区虽然地方贫困，但观念不能“贫困”，不能“安贫乐道”。有些深度贫困区拥有很好的自然生态资源，在绿色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探索脱贫开发与绿色发展互融的新路子，将这些“沉睡的资源”变成“流动的资本”，做到有节、有制地开发资源，确保资源的可持续性，当是目前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无论从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还是技术属性、经济属性，不同角度的阐释，可以帮助我们从多种思维角度去把握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理论体系。都不可否认的强调，这是政府、企业家、个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呼声越来越高的绿色GDP，早该纳入国民经济、地方经济的核算体系，修改和调整考核、评价指标和体系迫在眉睫，它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重中之重话题。作为农村贫困区农业经济活动主体的个人与乡镇企业，对于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极度缺乏认识或根本就置若阁闻，对于家庭、村落、厂区的卫生、生态要求，为数众多的人认为是个人的事，作者认为这都是个体责任、社会责任意识缺乏的表证。很难设想，这方面的极度缺乏，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将如何持续?应该大力倡导个人和集体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于脱贫工作始终。不再出现第二个国家级风景区——湖北省赤壁市陆水湖、太湖等地因过渡开发旅游资源，追求GDP导致的水臭了、鱼少了等不可持续发展的恶劣生态问题。
我们已有的成功脱贫模式，如定点扶贫、产业脱贫、“三变”(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股权、农民变股民) [16] 改革下的农民股份合作组织(毛泽东认为，“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 [17])、电商脱贫(“陇南模式”)、“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模式，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现在重点需要考虑应该如何衔接？如何协调发力？如何可持续性？如何大力培育高质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避免“水土不服”问题？贫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会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政府“转方式”、“调结构”而推进，各产业投入—产出良性循环，多渠道增加贫困户收入，缩短贫困“生命周期”，才会不断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精准脱贫可持续性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18]。
4.5. 脱贫款、扶贫政策的执行质量监管具体举措
第一，加快推进县域、村域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及信用企业评定活动，努力在县域实现农户和小微企业信用评级全覆盖。推动建立信用评定与信用贷款的联动机制，不断加大征信宣传力度，提高各类县域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县域信用环境。
第二，实行差异化监管，改进脱贫激励措施。减小返贫率，增强政策的实用度与可行性。比如陇南通过两条富民线路增加了农民收入，一条路是积极拓展脱贫产业基地，成立专业管理合作社，扶持地区龙头企业，打造特色品牌实现脱贫举措；另一条路是大力发展花椒、中药材、核桃、茶叶等特色产业，实现标准化下的差异化、规模化发展。电子商务也是陇南乘着“互联网+”平台发展起来的，实现了电子商务和精准脱贫的深度融合。
第三，实行最严格的脱贫考核评估，避免钻政策空子的假脱贫。
审计、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在并购重组及商誉的确认和计量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大对评估机构的监管，重点关注形成高额商誉相关的评估报告，传导监管压力，督促评估机构严格履行评估程序，选取接地气的参数和方法，比如实地考察法、反馈法、本人签字法、大数据统计取证查验法等等。
第四，营造绿色金融生态环境。
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充分保障农民的农产品收入、劳动收入、土地流转等财产收入。建立起企业与合作社与农户(贫困户)利益纽带与联结机制，将农户(贫困户)植入产业链、利益链中，提高农户(贫困户)收入，增加市场风险抵抗能力。同时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权益，如在农地流转方面，必须以尊重农民意愿和保护农民权益，不能凌驾民意和侵害农民权益。
第五，完善落实倾向失能贫困人员的社会保障。对于先天缺陷、疾病、年老体衰等原因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贫困人口，已经无法成为反贫困的主体，就需要政府制定人性化政策和社会救济等方式实现脱贫。
第六，感召、动员更多的力量，如志愿者。
个体责任，简言之就是每一个个体通过自己的努力，做到“养活个人，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 [14] 即可。
5.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理论分析和进一步思考，得到如下一些尚需要继续探讨的结论。
所有人都对很多很多年的贫困现状负有责任，因此，所有贫困的个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将自己的贫困问题努力解决，否则贫困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要大家都有脱贫责任意识，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益者，且可延续到子孙后代。
脱贫攻坚战中，在关注物质层面脱贫时，精神脱贫的措施不应该缺位。否则返贫现象不可避免，会陷入贫困恶循环。要把“脱贫不扶懒”写进村规民约，倒逼贫困户深刻认识。
在内外合力下，真正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保持好已经取得的来自不易的脱贫成果，唱好脱贫“大合唱”，方能解决世界性“三P”难题3。
基金项目
1) 2019年度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个体责任研究——以甘肃省深度贫困县为例(19YB078)。
2) 甘肃省科技厅规划项目，甘肃省绿色金融对生态经济的影响及路径研究，编号：YB097。
3) 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DEA模型的甘肃省连片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绩效评价，编号：18CX1ZA032。
NOTES
*通讯作者。
1深度贫困区是指：“三区三州(包括西藏、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区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以及贫困发生率超过18%的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超过20%的贫困村。
2农民人均纯收入 = (农村居民家庭总收入 − 家庭经营费用支出 − 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 − 税金和上交承包费用 − 调查补贴)/农村居民家庭常住人口。
3“三P”是指贫困问题(Poverty)与污染问题(Pollution)、人口问题(Pop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