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伴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增长，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获取方式在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转变。上世纪末，在伯纳斯·李编写完成万维网协议代码之后的最初十年，通过网页而实现的信息单向传递过程在现在被认为是web1.0环境的典型特征。当人类迈入21世纪之后，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反转，随着维基百科、谷歌地图、MySpace等的出现和流行，web1.0环境下的信息的单向传递过程逐渐被信息的双向传递过程所取代，这种新的环境也被称作web2.0。在这种意义上讲，当前社会公众所熟练使用的微博等自媒体恰好代表着从web1.0环境到web2.0环境的转变：借助于微博，社会公众同时扮演着信息接收者和信息发出者的角色，他们的声音因而能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传播。正是基于自媒体的这种特征，可以明显感受到，当前时代的许多社会热点问题选择了微博作为其发酵的场所。
然而，微博在拓宽了民众意见表达场域的同时，也模糊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放大了舆论场的杂音，甚至形成了以网民“意见”替代客观“事实”的现象。在网络舆论的裹挟之下，事实不再重要，更确切地说，网民更加倾向于将自己认可的“意见”认定为“事实”，从而对事件的定性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导引性作用。这个现象，在2017年11月以来，以微博为舆论场发酵而至今尚未平息的热点——“江歌案”中得到了鲜明的显现。本文绝非要对“江歌案”中被认定为至少在道德领域“失当”的角色进行“洗白”，而是试图站在中立的理性立场，以“江歌案”为“麻雀”进行剖析，还原网民(包括事件主角)以基于情感判断的主观“意见”一定程度消解甚至替代基于理性判断的客观“事实”的现象及其机理。
2. “江歌案”的热点兴起与“有罪”推定
从2017年11月10日开始，随着微博认证用户“局面”(认证信息为：新京报《局面》栏目官方微博)发布的视频，“江歌”一词慢慢地成为了微博中的“热词”。在网上发布的多段视频中，既有江歌妈妈江秋莲和江歌室友刘鑫的见面视频，也有对江秋莲和刘鑫进行的单独采访视频。在之后的几天中，这些视频经过其它拥有大量粉丝的微博认证用户的转发而开始进入到更多的普通微博用户的视野中。然而，当“江歌案”开始逐渐获得关注的时候，一个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重要事实却是，此时距离江歌被害的2016年11月3日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根据微博数据中心所提供的热词变化趋势，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2017年11月10日之前，“江歌”在微博上并没有产生像现在这样的热度。为什么江歌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呢？这一问题的确值得深究，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肯定的是，从热词的变化趋势来看，人们对于江歌的关注是和对于刘鑫的关注捆绑在一起的。更准确地说，人们对江歌的哀悼总是伴随着对于刘鑫的指责。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用一直在帮助江秋莲的媒体人徐静波的话来说：“在案发后那个危险阶段已经过去的情况下，在事后将近一年的过程中，刘鑫既没有到江歌家看望江歌的妈妈，也没有去江歌的坟头祭奠，刘鑫的父母也没有给江歌母亲任何善良的回应，甚至当江歌的妈妈打电话向刘鑫了解女儿被害的过程(因为只有刘鑫知道)，刘鑫却一直躲着，将微信拉黑，将号码屏蔽，毫无疑问，刘鑫和她的父母都得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1]。刘鑫应该因此被指责吗？当然！在此案中，刘鑫不仅是受害者之一，她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陈世锋的前女友以及受害人江歌的朋友，从道义上讲，她内心应有愧疚，应该向江秋莲表达歉意而不应逃避。
然而，我们对于刘鑫所做出的一切指责都是正当的吗？她只是因为徐静波所说的那些就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吗？江秋莲在2017年5月21日的微博中称：“如果江歌不是为了等刘鑫，江歌在22:00之前就回家了，何至于被陈世峰杀害啊！！！而到达家门口，刘鑫在前面进屋，为什么要关上门不让江歌进屋？案卷材料显示，23：30陈世峰还在给刘鑫打电话，刘鑫明知道有危险，关上门报警，任由江歌在门外被陈世峰杀害，十刀啊！江歌与陈世峰殊死搏斗，刺这十刀需要多长时间？刘鑫为什么关门阻断江歌的逃生之路？” [2]。这里，江秋莲眼中的刘鑫是：“关上门不让江歌进屋”、“任由江歌被杀害”。可以说，江秋莲已经不只是从道义上指责刘鑫，而是完全认定刘鑫和陈世锋共同造成了江歌的死亡。
在之后的微博中，江秋莲还使用了另外一种描述方式，即，“被江歌用生命救下的刘鑫”。这后一种描述方式进一步转化为了2017年11月被大量转发的一条微博：“江歌替刘鑫死去的一年时间里，刘鑫她买了新包换了发型过着安稳的生活”。这一条微博前半句叙述的是“江歌替刘鑫死去”的事实，而后半句则是建立在前半句基础上的对于刘鑫的忘恩负义的指责。这正是刘鑫被指责的第二个层面。在这一层面上，刘鑫的形象已经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的前女友，而是直接成为了被江歌救下的人。
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刘鑫所面对的几乎所有指责看起来都是合理的。这正像徐静波所说的那样，“‘我女儿是为刘鑫死的’，这一念头，一直缠绕在江歌妈妈的心头，随着刘鑫一家越躲越远，这种愤怒也自然是越积越重，最终导致江歌妈妈在即墨市的街头张贴传单，一定要找到刘鑫” [3]。这种做法或许不那么合法，但是，很多人对此表示理解，因为合情合理。在许多人眼中，陈世锋的恶将由法律来裁决。而对于刘鑫的恶，法律却难以企及。基于这种理念，虽然江秋莲曝光刘鑫一家的信息的方式是违法的，但却得到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3. 基于情感的“意见”生成和基于理性的“事实”消解
“江歌是为刘鑫死的”这一判断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公众对于刘鑫的态度，然而，这一判断是真的吗？它足够成为我们指责刘鑫的正当性基础吗？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掷硬币猜反正面的游戏。当硬币落下的时候，或者正面朝上或者反面朝上，假设最终硬币落下后的结果与我的猜测一致，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真”只是偶然的，这种被证明为真的判断只不过是基于猜测而形成的一种意见而已。2016年，在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之后，微博中有一条被广泛转发的视频，该视频讲述的是，多年前，一位“民间科学家”在电视节目中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但却遭到了方舟子、张绍刚等人的讽刺，于是，当引力波被探测到的时候，这条微博获得大量转发，许多网友都指责嘉宾不尊重他人的梦想。然而，事实上，与掷硬币的游戏一样，这位“民间科学家”的判断即便由于引力波被探测到而被证明为真，也同样只不过是他的一种意见而已。沿着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即使“江歌是为刘鑫死的”是真的，也可能只是江秋莲的一种猜测、一种意见而已，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公众由此而产生的对于刘鑫的指责是值得反思的。但是，“江歌是为刘鑫死的”只能是猜测和意见吗？
早在古希腊时期，面对相对主义的困境，苏格拉底采用精神助产术的方式，在不断地诘问中试图寻求最终的定义。在他之后，他的学生柏拉图对这类问题做出了更加明确的回答。在柏拉图看来，虽然“正确的意见也像知识一样可以起到一个好向导的作用” [4]，但是，只有在正确的意见被捆绑住的时候，它们才会成为知识，才会“变成稳定的东西”，而这个所谓的“捆绑”的过程“就是回忆……这就是知识有时候比正确的意见更有价值的原因。有无捆绑是二者的区别” [5]。当然，柏拉图所讲的“回忆”与现实语境中的回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前者是普遍的、稳定的，而后者则是特殊的、变动的。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认为，不朽的灵魂曾寄居于理念世界之中，这意味着，我们在出生前就已经获得了知识，因此，“回忆”构成了通达真理的道路，通过回忆而形成的判断并不是偶然为真，而是具有了绝对性和普遍性的真。
柏拉图的论述已经表明了意见与知识的区别：知识必须要得到某种能够提供绝对性与普遍性的东西的辩护，否则即使最终被证明为真的判断，也仍然只是一种意见而已。教育家陶行知也讲过：“小孩儿用手摸着冰便觉得冷，从摸着冰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识是真知识。小孩儿单用耳听见妈妈说冰是冷的而得到‘冰是冷的’的知识是伪知识” [6]。一种判断要摆脱掉意见的帽子，就必须有某种依据。那么，江秋莲所讲的“江歌是为刘鑫死的”的依据是什么呢？一般来讲，最有效的依据就是经验证据。然而，从江秋莲的视角出发，在2016年11月3日夜晚与江歌通完最后一通电话到警察接到报警后来到案发现场，在这之间，江秋莲并不在现场。因此，她并没有任何一手的经验证据能够证明她所认定的“江歌是为刘鑫死的”。当然，江秋莲所认定的“江歌是为刘鑫死的”这一判断可能并不是完全的臆想，她很可能是在看过相关的案卷材料后而形成了这种信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选择相信江秋莲而认定“江歌是为刘鑫死的”并在此基础上去指责刘鑫的微博用户来说，他们需要认识到，“江歌是为刘鑫死的”很可能并不是一种事实，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江秋莲不能证明“江歌是为刘鑫死的”，那么，在官方的认定消息公布之前，“江歌是为刘鑫死的”并不能被认作是一种事实。因此，基于“江歌是为刘鑫死的”而产生的对于刘鑫的指责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并不充分。
4. 理性运用微博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事实上，在整个案件中，源自官方(日本警方)的确定信息非常少，媒体中广泛传播的关于刘鑫的大量信息都夹杂着江秋莲的推断。即便是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已于2017年12月20日，判处被告人陈世峰因犯故意杀人罪和恐吓罪，获有期徒刑20年，也并未涉及对刘鑫在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责任的认定。随着近日媒体报道，江歌的母亲江秋莲起诉刘鑫(后改名刘暖曦)生命权纠纷一案于2020年6月5日召开庭前会议 [7]。而刘鑫及其代理律师对庭前会议的缺席，再次引发公众关注。或许，在此案正式进入审理阶段后，会有更多官方的信息给出。到时候，徐静波现在所讲到的，“整个案件，尤其是江歌被害过程中，刘鑫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假如，陈世峰的供词是靠谱的话，江歌妈妈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刘鑫！”这些侧面描述很可能会具体化、精确化为“江歌是为刘鑫而死的”。只有到那个时候，在“江歌是为刘鑫而死的”真正成为事实的基础上，刘鑫的恶才能够完全摆脱网络暴力的借口而成为真正的恶。
自媒体的出现让更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获得了被关注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金钱、社会地位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别，我们因而正在目睹着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选择了新媒体作为其舞台。而对于微博等自媒体的良性应用的确也可以构成社会法制体系的重要补充，并因此促成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终能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并不是基于意见的情感判断而是基于事实的理性判断。在“江歌案”中，当我们基于刘鑫的不作为这一事实并将其判断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的时候，转发“江歌替刘鑫死去的一年时间里，刘鑫她买了新包换了发型过着安稳的生活”这条微博似乎成为了一种应当的行为；但如果“江歌是为刘鑫死的”并不是事实，那么我们的转发行为事实上更加接近情绪的宣泄而不是对公平正义的促进。
当前中国网民的个体素质差异极大，社会中存在着的诸多不公正现象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本身的反抗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受情绪主导的选择仍然有可能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只要想象一下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以及其它类似的历史阶段就不难发现，当情绪转变为狂热的时候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就此而言，倡导“基于事实做出理性判断”在当前的时代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然而，微博等自媒体、新媒体的特征却正在构成这种倡议的对立面。首先，微博的表达空间有限，一百多个字很难表达完整的观点，因而微博本身就像是一个意见的舞台。其次，微博特有的点赞、关注体系，更加强化了影像而不是文字的作用，这更加影响到了社会公众的深度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最后，借助于微博自身的运作机制，大量营销号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这使得读者对于事实的分析更加困难。因此，总的来看，微博绝非是一种中性的工具，造成这些负面影响的原因正在于微博所负载的设计者的价值倾向和选择。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中，如何在使用微博的同时规制“微博之恶”将会是重要的时代课题。
基金项目
201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的‘媒介融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9BKS010)；2019年度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研究基金项目“全球化视域下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传播的路径探究”(项目编号：19SHJD039)；2019年上海政法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究”(项目编号：2019XJ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