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0年开始，一个不知名的病毒从武汉席卷至全国各地后被人们熟知，人们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该病毒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就会被感染，因此为了防止更多的民众被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全国各地都进行封城封路，除了相关部门外也都全部停工闭店，宅在家里成了当时人们的唯一选择。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的主要管理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主导作用，同时公民多元化的有效参与，可以迅捷、高效地应对突发事件，积极配合政府处理公共危机，获得事半功的效果(张谦，2014)。公众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危机应对水平，常常能够在物质、精神、技术等多个层面上给政府提供支持，并且减少公共危机带来的损失(张娟，2007)。公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引导公民主动参与和协同管理的积极作用。
新冠病毒通过密切接触进行传播，居家隔离是最大化人际社交距离的一种有效手段，能够阻断新冠病毒通过呼吸、飞沫及空气进行传播的传染机制。因此全国十多亿人口居家自行隔离，减少传染源的传播及交叉感染，并节约卫生资源。研究显示，隔离措施对于减少感染人数、控制疫情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王行兵，2005)。钟南山院士也指出：“应对疫情要抓住两个要害，一个是早发现，一个是早隔离”。实行居家隔离，可以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让已患病的人不再继续传染他人、未患病的人也不会被传染，是疫情防控最科学合理的方式(金煊炎，2020)。因此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普通民众在近来的2~3个月里只能呆在家里，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自己家的范围，有的家庭成员可能比较享受这段与家人难得的相处时光，但有的人可能会对长期居家生活感到不适和压抑。研究发现，居家隔离会让个体的人身自由受到一定限制、缺少必要的社会交往，有的人可能会出现孤独、慌张、担心和无助等一些负面情绪(廖蔚，2020)。然而，积极、和谐、融洽的家庭环境可增强个体的心理应激能力，有益于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减少负性情绪(张勤，郑立谦，周晓琴，穆菁菁，2014)。家庭功能良好的家属能从家庭中获取物质资助和精神鼓励，当成员面对应激事件时，其他家庭成员会及时给予相应支持，能够帮助成员建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给其内心注入正向能量，缓解其内心压力，减轻焦虑及其它不良情绪的发生(吕豪，万爱兰，喻军海，孙伟铭，杨肇熙，吴国江，2019)。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里，家庭成员间的交流和互动作为我们唯一的直接交往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融洽的家庭关系中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和方式来应付外在压力、舒缓心中的忧虑和担心，也可以通过成员之间的联系来共享有关此次疫情危机相关信息、应对方法及注意事项，可以尽可能地减少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依恋理论提出，亲密关系对于克服恐惧具有积极的缓冲作用，大量研究表明亲密关系可以作为个体应对威胁的资源，能够有效降低恐惧管理的投入和风险。可见家庭亲密度能够有效预测个体的居家情况和情绪稳定性，代表着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是家庭成员居家隔离功能的有力保障。
家庭作为个体积累情感经验和学习人际互动的最初场所，是个体社会化的载体，其基本功能是为家庭成员生理、心理、社会性等方面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李含巍，2013)。家庭亲密度是反映个体与家庭成员情感联结程度的指标，是反映家庭成员亲近关系与积极家庭氛围的综合指标。结果取向的家庭功能理论认为，家庭亲密度是描绘家庭功能结果的重要维度，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进而体现出家庭系统为了应付外在环境压力，而开展的角色分配和运行规则，从而更好解决问题的能力(Mier, Ryan, Keitner et al., 2020)。良好的家庭亲密度能够使自我感受负担得到缓解，缓解负性心理状态，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应对能力(刘玲，王静，狄艳，2019)。根据布朗芬布伦纳家庭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家庭作为个体生存的微观环境系统，与个体的心理健康以及人格特征有着密切联系。家庭功能良性的个体，更倾向于以成熟稳重的方式处理问题，以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生活(任泽鑫，2019)。研究显示，家庭亲密度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在压力或应激事件下的应对方式，能够为了减少对家庭成员的伤害而做出认知调节和行为努力，家庭亲密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预示着个体在压力情境下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许翠，2013)。因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
著名的“格兰特研究”的实施者瓦利恩特说过：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应对机制”。一项跨时76年时间的研究，追踪268个青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从青年一直追踪到老年，研究者最终对于成功人生的定义是亲密关系资源的多少和质量。研究指出，家庭不仅仅影响着彼此之间的情感强度，而且还体现出家庭整体对应对环境变化和处理应激事件的能力。来自中学生家庭亲密度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亲密度的总分与应对方式中的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三个维度呈现显著正相关，与忍耐、逃避、发泄情绪和幻想否认等消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罗雪菡，2018)。并且对于特殊情境下的个体，家庭亲密度能够通过积极应对方式来影响个体的情境适应性和人际信任度，增强个体的心理弹性和适应性水平(罗雪菡，2018；李明明，2013)。
基于先前有关家庭亲密度与应对能力、应对方式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明家庭亲密度会直接影响个体在危机事件中的应对方式和应对能力，但在大多数研究中只关注了社会支持对防疫应对方式的影响，鲜少有研究从家庭亲密度的角度来探讨对公共危机能力的影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可以看作是家庭共同面对的风险和威胁，通过对居家隔离个体的家庭亲密关系程度、处理和应对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方式进行调查，探讨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在此次新冠疫情公共危机事件中，家庭亲密度对的居家隔离个体的公共危机能力有增强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研究对象为我国的普通民众，集中在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地选取研究对象，选择居家隔离时间在一个月(自2020年1月20日开始)以上的普通群众个体，取样时间为2020年2月20日至3月2日，收回问卷400份。所有问卷回收后将答卷时间小于100 s的问卷删除，删除无效问卷20份，最后有效问卷为380份，总体有效问卷率为95%。
2.2. 调查方法
调查主要基于滚雪球抽样法和网上互填问卷法邀请研究对象，被邀请者在线填写调查问卷。
2.3. 调查工具
2.3.1. 防疫公共危机能力量表
采用自编防疫公共危机能力自评问卷，分4个维度，40个初始题目，5级量表评分。在以上操作性定义的基础上，由4名心理学本科生结合文献回顾和访谈记录，根据四大维度编制了48个题，每个维度12个题目，经过两名心理学博士对相应条目进行审核、修订，删除重复和有歧义的题目9题，共剩下39个题目，形成初始量表。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正式问卷含32个题项，共分为疫情熟知度、环境适应、责任意识和自我约束四个维度。疫情熟知度是指个体在疫情爆发后对疫情相关的信息储备、危险识别、信息评估和风险管理等能力，并有效地对信息进行收集、筛选、传播和共享的能力；环境适应是由于疫情爆发期间个体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和应对策略，能够有意识地对现实环境变化进行有目的、灵活的心理和行为调节，减少不良情绪反应及恐慌、惊恐发作等急性应激反应；责任意识是以一个公民身份来要求自己，主动和自觉地把防疫、控疫作为自己的一份职责，以理性的态度看待疫情危机，关注积极正性的抗疫力量，将自身力量与防疫事件联系起来，做好社会一份子应有的参与、组织、宣传和支持行为；自我约束是有目的、有意识地执行疫情防护措施，克服困难并加强自我监督、计划和执行防控措施的能力。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07，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720~0.759之间；量表的四因素假设模型满足拟合优度模型的条件，x2/df的值小于5，RMSEA的值小于0.08，CFI及NNFI的值均在0.85以上，表明模型拟合较好，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量表采用5级评定，分数越高，代表公共危机能力越强。
2.3.2. 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量表(FACESII-CV)
采用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量表(FACES)评价。FACES II由Olsen等编制，费立鹏等汉化并修订，包括家庭亲密度(实际亲密度、理想亲密度、亲密度不满意程度)和家庭适应性(实际适应性、理想适应性、适应性不满意程度) 2个分量表，共30个条目。其中家庭适应性共有14个条目，家庭亲密度共有16个条目，各条目答案均由以自身希望和实际感受等理想状态进行回答。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8~0.85，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量表评分采用1~5级评分，即“不是”计1分，“偶尔”计2分，“有时”计3分，“经常”计4分，“总是”计5分。得分越高，说明其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越好(李文华，王丽萍等，2014；林润，陈晓欢等，2019)。
2.4. 统计分析
使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P < 0.05为差异显著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基本情况
问卷的主要观测指标有性别、年龄段(青年(18~30)、中年(31~50)、老年(51及以上))、家庭成员身份(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群体类别(医护人员、普通人群)，如表1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table of basic situation of survey samples
表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分布表
3.2. 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总体描述
所有问卷反向题进行反向计分后，分别计算各个量表总分的得分情况，其中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总得分在76~145之间，以百分位数P75 (119)为界，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达到优良以上的人数占到22%；如果以百分位数P50 (112)为界，则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达到中等程度的人数占到47%以上，由此可见在此次新冠肺炎公共危机能力中，公共危机能力总体较好。家庭亲密度总分在在39~91之间，其中大于P75 (74)为界，家庭亲密度达到优良的人数占到22%，即约有五分之一的个体的家庭亲密度较高；家庭亲密度总分在在39~91之间，其中大于P50 (67)为界，家庭亲密度达到中等程度的人数占到49%，即约有一半的个体的家庭亲密度较好，结果见表2。
Table 2. COVID-19 public crisis capacity related factors of the mean value of the total score (N = 380)
表2. 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相关因素的总分均值情况(N = 380)
3.3. 不同变量上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群体类别等变量对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影响，对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各维度及总分的得分情况及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3。具体而言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而性别、群体类别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性别和群体类别未对新冠肺炎公共危机能力造成影响。
Table 3. Total score of COVID-19 public crisis ability and comparison of four factors
表3. 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总分及四因素的差异比较
对不同年龄段青年、中年和老年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在环境适应这个维度中，青年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显著低于中年(t = −1.19, P < 0.05)，表现为中年 > 青年 > 老年；在责任意识这个维度中，中年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显著高于青年(t = 2.50, P < 0.01)和老年(t = 4.20, P < 0.05)，表现为中年 > 青年 > 老年；在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总分中，青年的公共危机能力显著低于中年(t = −5.21, P < 0.01)，表现为中年 > 青年 > 老年；在疫情熟悉度这个维度中表现为中年 > 青年 > 老年；在自我约束这个维度中表现为青年 > 中年 > 老年。
对不同家庭成员身份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在疫情熟悉度这个维度中，母亲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显著高于父亲(t = 3.98, P < 0.05)和女儿(t = 3.67, P < 0.01)，表现为母亲 > 儿子 > 女儿 > 父亲；在责任意识这个维度中，母亲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显著高于父亲(t = 3.02, P < 0.05)、儿子(t = 2.99, P < 0.01)和女儿(t = 2.81, P < 0.01)，表现为母亲 > 女儿 > 儿子 > 父亲；在自我约束这个维度中，女儿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显著高于母亲(t = 1.12, P < 0.05)和儿子(t = 0.88, P < 0.05)，表现为女儿 > 儿子 > 母亲 > 父亲；在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总分中，母亲的公共危机能力显著高于父亲(t = 10.37, P < 0.01)、儿子(t = 5.90, P < 0.01)和女儿(t = 6.67, P < 0.01)，表现为母亲 > 儿子 > 女儿 > 父亲；在疫情熟悉度这个维度中表现为母亲 > 儿子 > 女儿 > 父亲。
3.4. 不同变量上家庭亲密度的特征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群体类别等变量对家庭亲密度的影响，对家庭亲密度的得分情况及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4。具体而言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家庭亲密度，而性别、群体类别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性别和群体类别未对家庭亲密度造成影响。
Table 4. Family intimacy and comparison of four factors
表4. 家庭亲密度及四因素的差异比较
对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亲密度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青年的家庭亲密度显著低于中年(t = −5.07, P < 0.01)，表现为中年 > 老年 > 青年。
对不同家庭成员身份的家庭亲密度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母亲的家庭亲密度显著高于儿子(t = 5.16，P < 0.01)和女儿(t = 5.21, P < 0.01)，表现为母亲 > 父亲 > 儿子 > 女儿。
3.5. 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相关及回归分析
3.5.1. 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相关分析
对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总分及其四因素之间做了相关分析，如表5所示，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中的疫情熟悉度、责任意识、自我约束这三个维度以及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总分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都为正相关，总体表明家庭亲密度越高，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就越强。
Table 5.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intimacy and COVID-19 public crisis ability score and four factors
表5. 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总分及四因素的相关性
注：**，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3.5.2. 家庭亲密度对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回归分析
以个体的家庭亲密度作为自变量，以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6。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mily intimacy to COVID-19 public crisis ability
表6. 家庭亲密度对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回归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
根据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家庭亲密度显著影响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F = 23.93)，由表6可知，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的回归方程为y = 81.544 + 0.45x，家庭亲密度每变动一个单位，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长0.45个单位，家庭亲密度正向预测公共危机能力。
4. 讨论
4.1. 居家隔离个体家庭亲密度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及群体类别的差异分析
进一步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群体类别这些变量对居家隔离个体家庭亲密度的得分情况及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的家庭亲密度，而性别、群体类别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性别和群体类别未对家庭亲密度造成影响，这与任泽鑫(任泽鑫，2019)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男女性别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父母对不同性别孩子能做到一视同仁，在关爱和照料上注重公平，使得不同性别的孩子都能有机会与父母建立起同等的情感连接，因此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任泽鑫，2019)；个体因为不同的社会身份而划分到不同的群体中，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并且与各自的家庭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和交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绝大多数的居家隔离个体都是与家人共同生活、共同抗击疫情，因此在群体类别上并无显著差异。
4.2. 居家隔离个体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在不同性别、年龄段及家庭成员身份上的差异分析
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对居家隔离个体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各维度及总分的得分情况及其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段、家庭成员身份都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而性别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即性别未对新冠肺炎公共危机能力造成影响。危机事件的发生并没有选择性，并不会因为性别差异而选择伤害男性或女性，新冠肺炎亦是如此，因此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
4.3. 居家隔离个体家庭亲密度与新冠肺炎公共危机能力的相关关系及回归分析
家庭亲密度与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中的疫情熟悉度、责任意识、自我约束这三个维度以及公共危机能力总分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都为正相关；同时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家庭亲密度显著影响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F = 23.93)且正向预测公共危机能力。家庭亲密度较高的个体，能获得较多的家庭支持，表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自我约束力，尽可能更多地了解有关新冠肺炎的相关信息分享给家人和朋友，避免出现感染，同时自己与家人也能遵守相关规定自觉进行居家隔离。
4.4. 对本研究的思考
本研究结果证明了家庭亲密度的积极作用：家庭亲密度与个体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应对方式和能力、缓解不良情绪和压力有紧密联系。家庭亲密度与公共危机能力相互影响，较高的家庭亲密度可以促使居家隔离个体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方式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而积极的态度与危机应对方式同时也增加了居家隔离个体的家庭亲密度。家庭作为社会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危机事件具有缓冲作用；同时，受到危机事件刺激后，家庭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来维护家庭关系，提高家庭对危机事件的防御能力(张毓，2015)。
国内大部分关于家庭亲密度与应对方式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一些特定人群、情绪表现、疾病等，与危机事件的研究也鲜少提及，本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对公共危机能力进行研究时，家庭亲密度可以作为一个影响因素；在对大众进行提高公共危机能力的教育中，可以纳入家庭亲密度的相关内容，从而让大众更好的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5. 结语
1) 居家隔离期间个体的家庭亲密度总体较好，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庭亲密度值达到优良水平。
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居家隔离个体的公共危机能力总体较好，大约有半数的居家隔离个体在新冠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分值上达到优良水平。
3) 家庭亲密度对居家隔离个体的公共危机能力有显著的增强作用，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直接影响个体的应对方式，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对于恐惧刺激和死亡威胁有缓冲作用，能够让人安然、舒适和轻松地渡过疫期心理危机和降低心理应激反应，共筑抗击新冠疫情的心理防线。
基金项目
2020云南省教育厅基金项目(2020J0680)。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