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所谓隐喻(metaphor)，即用一种事物来谈论另一事物，是人类认知世界过程中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社会生活中处处充满隐喻，当语言学家赋予其超出修辞领域的含义时，隐喻便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映射关系，广泛存在于人类思维，应用于社会的行动和日常生活中(Lakoff & Johnson, 1980)。疾病原属于生理学，医学界或将之称为“诸器官的反叛”，反之，健康则被视为“诸器官的平静状态”(Sontag, 2003)。特定疾病因其普遍被赋予隐喻化含义而广受议论，人类对疾病的道德渲染使社会生活中的隐喻意义已经远超疾病本身，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道德偏见。
隐喻现象研究深受广大学者的关注。已有前人从多个层面对疾病隐喻现象进行了研究，如姜彩燕(2007)探寻了作为生命现象的疾病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被赋予的隐喻功能，运用作品细读及归类分析的方法，对现代文学疾病当中所隐藏的社会、文化以及道德内涵进行研究。田旭升、程伟(2007)以抑郁症为研究内容，从社会、文化功能的角度探讨隐喻对抑郁症病患心理的消极影响。Tuffuor & Payne (2017)探析了艾伯特加缪小说《瘟疫》中的疾病隐喻的痛苦和孤立，为瘟疫健康护理者提供建议。Patrick Wallis & Brigitte Nerlich (2005)结合政治关注、媒体文化和空间因素，解释了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在英国媒体隐喻框架下的转变。但目前为止，国内对疾病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领域(如，李蓉，2007；顾广梅，2006；杨希，蒋承勇，2019等)。社会生活中现有的疾病隐喻研究仍不够全面、类型不够丰富，尤其鲜见对传染性疾病的隐喻探析。据中国疾病防控中心、国家统计局2007年11月统计数据显示，艾滋病作为世界首大传染性疾病，在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排序中位列第一。本文拟以当代社会首大传染性疾病(艾滋病)为例，从道德化视角对疾病的隐喻现象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含义。
2. 疾病的隐喻
疾病的隐喻在被人们谈论时，往往包含两层含义：将疾病本身作为一种隐喻，或以隐喻的方式谈论疾病。以“懒癌”一词为例，将“癌”这种病理学上的疾病赋予了“无可救药”的语义，用“懒癌”指代“无可救药的懒惰”；或在谈论“癌症”这种具有强致命性的疾病时，赋予患者消极的象征，诸如“德行亏损的结果”、“来自上天的惩罚”、“宿命中的应得的报应”或是不同程度的“死亡判决”等。又如“神经病”一词，生理学上特指神经系统疾病，即周围神经系统发生的器质性疾病，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根据不同语境和情景被人们赋予了“搞笑”、“疯癫”、“怪异”、“令人生厌”等隐喻含义。因人们对疾病的不了解、对待死亡的阴郁态度等，此类隐喻现象屡见不鲜。
2.1. 传统隐喻观和认知隐喻观
隐喻是基本的人类认知模式，体现了语言的比喻用法，而且在功能上具有修辞功能、语言学功能、社会功能等(张辉，杨波，2009)。作为一个两域映射(从源域到目标域)，隐喻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相对熟悉的事物来理解另一种事物。
传统隐喻观认为，隐喻是语言使用中的异常现象，因此隐喻研究被排除在语言系统的研究之外。此外，隐喻作为一种修辞现象，并不是语言中的必要元素，即隐喻性的语言完全可以隐去或者被平直的语言表达替代(马明，2008)。认知语言学视隐喻为人类思维最基本的形式，承载隐喻思维的语言表现形式，因不同民族、文化、地区、社会背景也呈现差异。
隐喻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在不断深化的隐喻认知中，传统隐喻观为现代认知隐喻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视野，使社会群体在认知社会和自身的同时，受某一历史背景下的社会、文化、教育、地域等差异的影响，对事物产生不平衡、不充分的隐喻认知和思维，隐喻观反作用于社会，也会产生并传播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2.2. 疾病隐喻观
语言的隐喻在不断构建，使人们不断的使用新的隐喻思维和观念去认识和感知世界。不同于传统隐喻观，疾病隐喻观更多指涉的是由于社会群体对某些疾病的不了解与疾病本身的难治愈性所造成的恐惧，转化为远离疾病、进一步远离病菌、病毒携带者，最终使疾病被赋予了很多带有宿命的、神秘的“面目”。例如，将“健康”与“德行好”、“正常人”关联；将“艾滋群体”与“不洁净”、“不自爱”、“堕落”等关联；将“结核病人”与“高危群体”、“可怕的细菌”、“行走的病毒”等相互关联。
因此，人们对待疾病，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往往会产生排斥、歧视的思想或言行，导致隐喻化思维或观念扩散入社会群体的思想里根深蒂固，或者被传播到患者自身的认知里，使患者及家属产生“无药可救”乃至“放弃治疗”的念头。戴着消极隐喻的有色眼镜去认识疾病和患者，容易使社会大众及患者自身对疾病产生偏见、误解和恐惧。
3. 传染性疾病的隐喻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疾病的侵袭是必不可少的生理经历。传染性疾病在社会群体中更为常见，但诸如艾滋病、肺结核、肝炎、梅毒等传染性疾病，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隐喻意义已经远超疾病本身，人们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知和渲染，也被越来越多的赋予了道德偏见，甚至转变为言行举止上的排斥、孤立、伤害和社会歧视。结合前人研究，本文以网络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年龄阶段位于20~50岁的社会公众进行艾滋病的隐喻道德化评论调查，邀请参与问卷的答者(36人)对某一疾病在其印象中的近义词及延伸的相关代名词进行开放式作答，即，尽可能多的写出该疾病的衍生义表达，例如：癌症：1) 绝症、2) 不治之症、3) 德行亏损等。在汇总所有有效答卷(30份)后，本文按照疾病分类进行总结并浅析其中的隐喻义及隐喻观。
3.1. 艾滋病的隐喻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即艾滋病，其病原体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亦称艾滋病病毒(王爱霞等，2006)。艾滋病虽不属于绝症，但因其难治愈性、传染性和易感染性，被列为世界三大传染性疾病之一。据问卷统计显示，当代社会群体对艾滋病的隐喻含义可划分为四个类别：
1) “高危群体”类隐喻言论。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种：性传播、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握手、拥抱、交谈等常规交际不会造成艾滋病感染，但因个体受社会观念、教育程度、政府普及力度等影响，仍有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对艾滋病知识了解匮乏，他们视患者或病毒携带者为“社会高危群体”并认为该病毒极易传播且随时有可能对他人健康产生威胁，视艾滋病患者等同于“潜在的罪犯”、“行走的病毒”、“当代瘟疫”、“社会隐患”、“魔鬼”、“灾祸”；更有甚者认为患者具备潜在的“恶性传播”能力，为降低被感染的可能性，主张社会隔离艾滋病患者。
2) “不治之症”类隐喻言论。随着当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多种抗病毒药物已经面世，应用于临床治疗的各类药物呈现程度不一的显著疗效，甚至可延缓患者寿命长达数十年，但社会公众的思想观念多停留在艾滋病等于“宣判死刑”的时期，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现存的隐喻道德化偏见不在少数，如感染艾滋病毒等于“将死之人”、“走向绝路”、“死刑犯”、“无药可救”、“命不久矣”等言论，由疾病本身衍生的消极隐喻义不仅造成社会大众的恐慌，也沉重打击着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社会舆论造成的心理压力可能导致患者产生低落情绪，进而抗拒治疗甚至放弃生命。
3) “生活糜乱”类隐喻言论。艾滋病的主要感染人群在15~59岁，此年龄段的患者人群均处于性活跃期，缺乏预防艾滋病相关知识，易产生不安全性行为以致感染(李素萍，黄宜军，2015)。作为艾滋病的首要传播途径，由性传播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常被赋予“不洁净”、“不卫生”、“肮脏”、“羞耻”等隐喻义词汇，甚至被恶意揣测为“嫖娼”、“淫乱”、“鬼混”、“不自爱、不自重、不检点”等消极生活的表现；因同性传播在性传播中所占比重为最大，提及艾滋病，人们极易联想到“同性恋”、“生活放纵”等词眼。此外，艾滋病源于非洲，后经移民引入美国，因此艾滋病与“黑人”、“非洲”、“落后、贫穷地区”、“西方国家”具有高相关度等歧视性隐蔽思维公式也较为常见；除性传播外，毒品注射导致的艾滋病患者也多被视为“生活糜乱”类代表，因此，艾滋病患者还意味着“毒贩”、“吸毒”、“放纵”、“堕落”、“缺乏自制力”、“无责任感”等，此类隐喻道德化观念也不在少数。
4) “宿命”类隐喻言论。据网络调查问卷统计，鲜见被调查者对艾滋病患者表达同情性、怜悯性隐喻言论，此类道德化言论多集中于较无辜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而非通过吸毒、性传播等途径感染的患者。例如母婴传播、输血感染、注射感染、外伤性感染、未经消毒的刀具感染、医护人员手术感染等，社会大众常赋予此类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天意”、“宿命”、“德行不好”、“倒霉”、“无辜”、“可怜人”、“可惜”等怜悯性隐喻义，并视患者为疾病的牺牲者。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艾滋病患者多被视为“自作自受”，甚至被给予“自找的”、“活该”等歧视性评论。
3.2. 艾滋病的隐喻道德化影响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高危群体”、“不治之症”、“生活糜乱”三类隐喻含义较为常见，占比89.4%；极少数人对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产生“同情宿命”类隐喻言论，由此可见，社会大众带有病理化的观点或言论将艾滋病患者与“正常人”完全区分开，使疾病在一定程度上“妖魔化”，社会群体也带着偏见和鄙视看待艾滋病患者，一些道德化观念、谴责性言论亟待修正。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存在部分个体或群体在上述四类隐喻义中的言行举止或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多数艾滋病毒携带者并未主动构成对于社会大众的威胁，反而更为被动的接受患病的现实、疾病的难治愈性以及失去社会身份、认同感的事实。
4. 传染性疾病的隐喻与道德评判
疾病与患者的道德评判是指认为某种疾病及其患者是咎由自取，因为个体有道德缺陷才发生，或者是认为患特定的疾病是耻辱的、罪恶的、堕落的、肮脏的、羞耻的(张玉龙，陈晓阳，2010)。当代传染性疾病的社会存在意义已经远超疾病在医学上的原始意义，使患者往往被冠以“罪人”的称号，社会群体对疾病阴暗面的夸大不仅造成了社会恐慌，扭曲了社会的普遍思维，而且干扰患者尽早就医、寻求治疗的决策，或可能造成患者失去接受治疗的信心和延缓生命的希望，承受身心疾苦，逐渐被社会隔离、忽视。
目前仍有多种传染病患者被赋予不同程度的道德化偏见，例如，“乙肝”现象，我国乙肝病毒携带者约1.2亿，乙肝患者大约有3千万人，乙肝病毒主要通过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病毒携带者不等于乙肝病人，乙型肝炎不会通过握手、咳嗽、共同吃饭、饮水而传播(孙雯波，2010)。作为世界第二大传染性疾病，乙肝病人常被社会群体抵触、排斥、歧视。视乙肝病人或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传染源”、“瘟疫”、“魔鬼”，甚至提及乙肝便联想到诸如“肝硬化”、“肝移植”、“肝癌”等消极或夸张的代名词，并对此类病患产生入职歧视、求学歧视等偏见。又如结核病人，作为疾病的牺牲品，因咳嗽面带红晕、治疗费用高而被冠以“富贵病”、“富人病”等讽刺隐喻义。但是患者不是“罪人”，是疾病的牺牲者，但社会公众常常忽略这一事实，他们使用隐喻表达对患者的看法，做出道德的评价，使得疾病不再是疾病本身，而成为衡量社会中“正常人”，与“不正常人”的尺子。
由于社会对疾病的道德评判，导致社会群体对于罹患疾病的人形成了特有的印象，这些印象反之又影响患者对待社会的态度和情感，甚至导致极端传染性疾病患者出现报复社会的行为案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病患本身缺乏关注的事实。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而病人，尤其是传染性病人，作为社会中的患者，与健康人和社会本身息息相关。个体的不幸也是社会的不幸，罹患疾病的个体更渴望或需要得到来自社会群体的关爱，在接收社会关注之后，个体获得更加健全的人格并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避免对他人造成潜在的危害。对于疾病的偏见和不了解造成的人性异化和不必要的伤害不仅扰乱社会和谐，更容易“害人害己”，由传染性疾病的隐喻与道德评判所深刻揭示的社会失调的现状，值得社会群体(尤其是医护人员)的反思。由此，本文呼唤社会群体对传染性病患情绪和心理的积极关注，改观极端的主观臆断，与患者并肩作战，共同维护社会和谐和公共健康。
5. 结语
本文以当代社会首大传染性疾病艾滋病为例，从伦理道德化视角分析疾病的隐喻现象，深刻揭示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到一种道德评判或道德态度的转化及其中所蕴含的隐喻义与隐喻观。问卷调查数量的有限性、艾滋病的不完全代表性是本文研究的两大局限，难以涵盖传染性疾病的其他潜在的隐喻含义，需要进一步补足和完善。因人们对病患特定的道德偏见和隐喻性言论，社会整体呈现对待疾病的消极思维模式。对疾病隐喻的揭示、批评和改进，对患者的关怀和尊重，使疾病回归医学上的本义，使社会回归人道主义伦理，促进社会个体健康，维护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