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追溯“现代”这个词的起源，它最早诞生于公元四世纪时的拉丁单词“modemus”。《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的作者恩斯特·罗伯特·柯蒂乌斯曾说过：“古代越是年迈，就越需要表达‘现代’的词。” [1] 与“现代”这个词汇的诞生相比较，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现代性”这个词汇则要晚很多。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性”一词是由法国文学家波德莱尔最先提出。1863年，波德莱尔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系列文章，其中第四篇标题即为“现代性”(“Modemite”)。波德莱尔在短文中首次诠释了“现代性”的内涵。他说到：“就这样，他出发了，奔跑着，探寻着。他在探寻什么呢……他所探寻的，就是我们必须把它称为现代性的那个东西。” [2] 其中所使用的“现代性”(Modernity)与前面“现代”一词相比，显然是特指了现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及人与事物具有的性质和状态。“现代性”具有及其丰富的内涵，它标志着新的时代性，兼具历史哲学和现代理论。当我们讨论现代社会的时候，可能会联想到一些事件，比如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不同的史学范式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诠释，这对于我们发现现代性起源于何时、起源于何处，以及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
2. 现代性的发展历程
关于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历经了漫长的过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萌发阶段(17~18世纪)、发展阶段(19~20世纪中期)以及新发展阶段(20世纪中后期至今)。
2.1. 萌发阶段(17~18世纪)
从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现代性的萌发产生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印度学者Ravi Sinha曾说过：“16世纪到17世纪的科学革命，开启了现代科学时代，它与过去的科学时代是截然不同的。” [3] 同时，吉登斯、哈贝马斯、福柯等诸多西方学者有关“现代性”的理论之源都来自于17~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从中汲取丰富的理论、精神财富。在现代科学理性价值观的熏陶下，现代科学技术出现萌芽，比如托马斯·纽科门的第一台蒸汽机，为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和推动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资本主义与生产工业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这种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发展趋势对社会现代性的展开有着直接的贡献。
2.2. 发展阶段(19~20世纪中期)
科学发展的成果从十九世纪开始被资本主义大规模运用。为了利润最大化，工业资本家迫切需要将生产效率最大化，这更激发了生产效率的解放。因此，“社会采用了合理化，挑战了传统的风俗，同时，一些现代性的基准逐渐开始逐渐普遍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导致生产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合理化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自我实现。” [4] 如同海勒所提到的那样，这些社会机构“根据一套，保证生产效率与价值无关的规则”来运作。马歇尔·伯曼同样有此共识：“生产在高度自动化的工厂中得到了突飞猛进、集中性的合理化。” [5] 合理化导致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及其结构的质变。因此，在社会结构发生质变之下，人类社会开始从前现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正如海勒从尼克拉斯·卢曼的观点中得出的结论：“17~18世纪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资产阶级革命后的现代社会中，阶级是“功能主义的”，而过去的社会阶级是“与生俱来的”或“自然的”，海勒指出“所有的社会成员生而就被给予一个社会阶层”，这种阶级地位是不可改变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成员如果相应地履行阶级的职能，就可以处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各个阶级开始从固化的变化成动态的，这就是现代性当中社会发展的典型之一。因此，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进一步通过工业化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而工业化也辩证地发展了资本主义自身。资本主义通过形成现代社会触发了现代性，其中包含功能主义，现代科学，合理化和新的生产关系。
2.3. 新发展阶段(20世纪中后期至今)
自20世纪中期开始，现代性迈入了现代社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入到科技社会时代。在发达国家不断扩张、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努力迎头赶上的大背景下，现代性理念、制度与生活方式得以在全球得到了快速传播。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进一步精细化。另一方面，生产、工作发展机会增多，使得人们可以更为自主的选择自己最合适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正在逐渐被信息化所替代。吉登斯就曾指出，目前“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 [6]
3. 启蒙运动在现代性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谈到现代性，启蒙运动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阶段。康德曾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 [7] 可以说启蒙运动是现代性的起源，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之密不可分，它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17世纪前启蒙运动时期，牛顿通过他的万有引力理论，为进一步探索理性奠定了基础。人们逐渐开始相信，社会将是理性的、有益的；如果人们开始改善人类和社会本身，就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更理性”、“更自由、更能够接受不同意见的个人”的社会被需求。根据这些对于理想社会的憧憬，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们被赋予了传播和交流他们的思想的潜能，启蒙运动由此诞生。思想家斯宾诺莎对众多已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挑战，试图改进思想以适应现实的结构 [8]。思想家们的研究开始集中于将社会从一个由传统、迷信和教会支配的狭隘形式中解放出来，并致力于改变及重建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伴随着印刷术的到来以及百科全书的诞生，这些众多寻求改变的思想理论，在欧洲引起更多讨论以及传播，并使之逐渐化为现实。随着先进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在欧洲的频繁交流及传播，人们本身所固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逐步发生改变，这使得现代爱国主义随之发生了变化。正如奥托·丹恩在《民族主义与社会变迁》中所提到的“不再是一种保守的爱国主义概念：爱国主义活动现在意味着试图改变和使他们的祖国现代化，并且(西欧的社会阶级)要求充分的政治主权和自治的整个国家” [9]。因此，爱国主义逐渐变成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在现代主义时期开始构建他的现代性原则。正如奥托・丹恩所言，“‘民族’这个新概念不仅倾向于反对君主制，而且也反对贵族制，它持续性地参与打破这个社会的旧制度的过程。” [10] 就是在这样一个思想与意识形态流动与传播的时代之下，民族主义在1789年的法国革命中兴起，旨在通过确立现代社会结构去颠覆并取代贵族制度、封建制度和宗教主导的社会。由此，现代性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而到来，它抛弃了习俗主导的规则，在新的现代社会中促进了知识、思想、民主、个人的自由。
4. 殖民主义下全球现代性的萌发
19世纪殖民主义统治下的美洲、亚洲和非洲逐渐出现现代性的萌芽。杰拉德阿奇曾说，“现代性是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和帝国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全球现象”。 [1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试图证明社会是“现代性”的传统观点，仅仅是采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探索，并且只对比了欧洲的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几乎没有考虑到“社会”本身何时、何地以及如何变成“现代”。有鉴于此，全球现代性的整体叙事需要超越简单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又如彼得·范·德·德尔所说“现代性的历史是在全球的相互交织及影响之下形成的。” [12] 美国学者罗比·希利安指出：“欧洲国家向它们的殖民地的文明出口了这些‘启蒙的’思想，伴随着启蒙思想的出口，其中的概念包含着对欧洲外的国家对自身主权形式以及所属对象的复杂性的存在。” [13] 由此可以推出，现代社会是在19世纪到20世纪的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
遭受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开始逐步迈进他们自己的现代社会。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的传统基础过于稳固和不可动摇，这意味着他们的现代性更有可能来自外在而非内在：“精神在中国和印度无法获得自我意识……在印度，对内在主体性的思考导致了对现实的否定，因此在这两个社会中，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 [14] 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印度的现代化始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612年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标志着英国殖民者拉开了全面控制、殖民印度的帷幕。自1858年殖民主义在印度扎根，印度的启蒙逐渐开始。印度知识分子们通过和英国之间的学术和文化交流开始觉醒，他们不断感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并进行现代性思考。以甘地和泰戈尔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挑战殖民主义，开创了培育印度反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意识的先河。与此同时，欧洲思想家们对西方文明高于社会其他地方在欧洲本地遭到了质疑，这也有助于在欧洲和亚洲培育自我批评的文化 [15]。印度知识分子比如泰戈尔曾说过：“逐渐发现，除了欧洲人认为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的，欧洲文明的火炬(被使用)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点火。” [16] 此后，关于‘将人类转为商品’的思维开始被反驳。印度人的人权、自由和主权理论与英国的知识交流，为印度的反抗和革命建立了独立民族国家的理论基础。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开始，印度不仅受益于他们未来同样会继续运用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时还受益于印度人所习得的“现代”思想，为其一贯坚持自决和独立与反殖民主义开辟了道路，使其在1945年迈向现代社会，最终将印度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
在美洲，特别是1800年以来的海地和古巴，也经历了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古巴和海地的发展史印证了他们从农耕社会向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的步伐。来自欧洲殖民者输出的启蒙知识，使被殖民者逐渐受到思想上的启发，进而引发了现代主义思想和迈向现代社会的运动。海地被法国殖民后，知识分子对于摆脱殖民统治的愿望日渐强烈，渴望通过与思想开明发达文明的学者进行沟通以获得使海地获得自由的机会与方法。而海地知识分子与他们的殖民者，也就是来自法国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交流最终给予了海地革命的理论基础并使之化为了实践。在罗比·希列姆看来：“在1789年8月26日里巴黎所制作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一个在历史上对人权产生重大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是发起海地革命的文件。” [17]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对于海地意味深刻，这正是如尼斯比特所言的，“因为这个宣言是第一次尝试将普遍权利的思想应用于现有的社会当中的”。“它给予了海地知识分子思维上的启发：海地可以效仿法国进行海地人权与自由的革命，驱逐压迫他们的殖民者。正因如此，如C·L·R·詹姆斯所言：“在海地(被殖民者)听到了法国的革命…法国白奴已经起来并杀死了他们的主人”，这带给了海地革命化作实践的重要激励。海地独立革命运动就此展开并在1804年终于打出了自己的独立与自由。黑格尔曾对海地革命在现代性当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评价：“这次革命是一场推翻海地旧社会的更加‘全面’而‘坚定’的革命。” [18] 海地在推倒农耕社会的落后社会经济以及殖民主义下的旧社会结构的同时，又接受了来自欧洲思想启蒙之下“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自由，平等，博爱” [19]，最终构建了一个提倡人权平等与自由，以及开放资本的新社会结构，这是海地迈向现代性的重要一步。
在前现代时期，古巴是一个农耕社会国家，自身工业产能有限。古巴被西班牙殖民后，虽然古巴的知识分子也拥有类似海地形式的人权自由独立的革命，但古巴早期对于现有社会结构改变的是来自古巴本土的克里奥尔资产阶级。古巴克里奥尔资产阶级希望的是能够拥有一个摆脱殖民者完全掠夺控制的，实现古巴资本自由的新资产阶级的社会。西班牙殖民者为了能够让古巴代替海地成为世界第一的糖产国，向古巴投资了巨量资金。而古巴的资产阶级在接受西班牙殖民者大量投资后，开始迈向了早期古巴反殖民革命的实践。克里奥尔资产阶级与西班牙统治者开始了激烈竞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古巴的第一条铁轨，西班牙殖民者不允许古巴在西班牙充分享受铁路带来的经济福利之前提前铺设，而克里奥尔资产阶级通过自身控有的资本力量化为了政治经济上的权力，最终实施了铁轨的铺设并使古巴提前进入了铁路时代。这既进一步壮大了克里奥尔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也逐渐开始改变了古巴原有的以殖民者统治控有经济资本权力的社会结构，转为了由克里奥尔资产阶级所提倡的资本开放自由的新的现代社会结构。
欧洲殖民者在19世纪末也开始了非洲争夺战。在非洲殖民时期，在托马斯·伯奇·弗里曼到来之后，前往非洲的欧洲传教士激增。正如奥费米·泰沃所言，“由于接受了传教士的教义，许多非洲人开始相信基督教，后来，基督教引导他们遵循“理性之光”进行自我实现。” [20] 英国殖民者在殖民期间将一系列政治制度体系引入非洲，这种治理和政治结构是从欧洲国家输出的，并且与非洲过去的封建农耕社会大不相同。与此同时，非洲的文化也伴随着殖民者到达欧洲，殖民者和被殖民者都彼此接受到了跨大洲的相互交流。此外，反殖民主义情绪在非洲兴起，非洲人民通过在殖民地获得来自欧洲的启蒙思想，逐渐形成对于自身的评判标准，进而开展独立运动以实现摆脱殖民主义的自由。19世纪的殖民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清晰地烙印和雕刻上现代化的标志。
5. 结语
当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仅仅回溯现代性发展、演变的历史，而更应该放在“社会”这个术语之上。它不可忽视且不断地警告我们，现代性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传播到全球，以及它们与前现代社会的差异。“现代性自身最大的成就在于它使世界(思想、准则等)破碎化了。破碎化是现代性力量的主要源泉。世界碎裂于成堆的问题之中，……破碎使得(世界)问题的解决变成了徒劳……破碎的只是权力，世界本身并不破碎。人变成了多面体，言辞具有了多义性。或者说是因为价值破碎化了，所以人成了多面体；因为意义破碎化了，所以言辞具有了多义性。” [21] 现代社会如何在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上重塑全球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