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且与多个国家接壤，对我国的国防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屏障作用；同时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种类繁多、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横，民族矛盾尖锐，邓小平在主政西南地区时高度重视民族之间不团结的现象，提出加强民族团结对新中国的国防安全与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强调必须要高度重视西南的民族问题，而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就必须从各方面解决少数民族面临的生存教育等问题，要让少数民族重拾对汉族的信任与支持。
2. 西南局时期少数民族状况及民族团结重要性概述
1949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总领西南局的工作。西南局是一个大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还包括重庆和西藏，此外，西南局集聚了我国众多少数民族，当时整个区域内住着藏族、苗族和土家等31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庞大数量与种类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西南地区社会状况的复杂性；同时，西南少数民族分布区域广，且多地处边疆地带，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西藏和云南分别位于我国西南和西部边疆，两省国境线在当时将近7000公里，且与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等国家接壤。由此可知，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团结与稳定对我国稳定西南部统治和巩固国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历史与地理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西南地区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与汉族同居一地，而历代的汉族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和民族歧视，使得各民族之间矛盾重重，再由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风俗以及居住地区地理位置的差异，又使得少数民族内部各支系之间矛盾重重。综前所述，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情况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社会秩序混乱，不易治理。这种民族关系为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新中国的和平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邓小平明确指出“西南民族团结问题比其他地方更重要” [1] (p275-276)。因此，要实现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推进新中国的建设进程就必须解决好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邓小平明确将民族团结作为化解民族矛盾，建立友好民族关系、巩固国防和建设新中国的重中之重，在总领西南局工作期间，邓小平根据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具体境况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原则与举措。
3.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团结思想的主要内容
根据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民族的相关论述，可以将民族团结的内容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实现民族团结过程中必须注意和遵守的原则；二是加强民族团结的主要措施。
3.1. 加强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
第一，遵守真正的民族平等原则。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的民族等级制与种姓制是西南地区民族矛盾的根源，西南地区的民族不平等与新中国积极推行的全面平等原则的矛盾更加剧了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因此，要真正有效的解决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必须要对西南地区一切民族实行真正意义的民族平等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实现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对各民族和各阶层一视同仁。1951年初，邓小平在针对分田地时就强调要对汉人和少数民族一视同仁，汉人和少数民族要一起分田地，不能优待汉族；二是国家和政府应给予少数民族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帮助。新中国初期，由于历史地理位置的影响，西南地区相比较于我国其他地区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苦。对此，邓小平强调，政府应当给予少数民族地区一定的帮助和照顾，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在经济方面，邓小平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必须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政策方面要更加照顾少数民族，如考虑少数民族同胞要求的“减租退押和分配土地的要求” [2] (p205)。税收政策也应更加照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状况，可以适当少征收一些；在政治方面，邓小平指出，可以帮助少数民族“更认真地建立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民族联合形式的人民政府” [2] (p207)，尽快实现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事物。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设，邓小平做出了让少数民族部分同胞组成参观团去经济发达地区参观学习的重要决定，1950年许多外出参观团的代表称赞汉族人民“像老朋友那样热情” [3]。
第二，做好长期工作的思想与物质准备。西南地区的民族问题由来已久，且民族问题复杂，要化解民族矛盾和实现民族团结就要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邓小平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实现民族团结的长期性问题：一是就少数民族方面而言，汉族对少数民族实行的压迫过去是长期存在的，要在一时化解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矛盾是不可能的；同时，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是在长期的生活和工作中逐步积淀下来的，要在短时间内改变也不具备可能性，因此，“消除民族间隔阂……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办到的。” [2] (p162)但当时很多进入西南地区工作的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犯了冒进和激进等问题，伤害了民族感情，妨碍了民族团结的实现。如，云南禄劝县在解放后成立了“改良风俗委员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改变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却不知这一举措不仅没有消除民族隔阂，反而加重民族间的矛盾，影响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信任，严重的阻碍了国家的建设进程；二是就汉族方面而言。邓小平指出，汉族要克服大民族主义也是一项长期过程，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实现，“要化解隔阂，化解隔阂带来的纠纷，必须经过一番长期认真艰苦的工作，汉族干部和群众都要经历一个克服大民族主义的思想斗争过程。” [4] (p50)因此，要克服民族矛盾和消除民族隔阂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此，邓小平十分强调“稳中求进”的重要性。一方面，态度要稳重，要“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 [4] (p196)。另一方面，干部和工作人员工作要稳重，不可操之过急，在改革中一定要慢，要摸准情况后一步一步进行改革。
第三，坚持各项事务同少数民族商量的工作原则。民族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且涉及到少数民族方方面面的工作，为了保障民族工作的正常有效的开展和尊重少数民族人民的主体地位，邓小平强调，做任何决定都要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必须在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方可实行，而在与少数民族同胞商量的过程中，“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 [5] (p168)要根据上层分子的态度决定事物的可发生性。为了团结上层分子，邓小平提议把他们吸纳进各个政府机构中工作，但同时也要保持他们在少数民族中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在党和政府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沟通桥梁作用。做民族工作要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还要求工作人员与干部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在商量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要向少数民族同胞请教，没有学会的要请少数民族同胞多讲几次。
3.2. 加强民族团结的主要措施
在主政西南地区近三年时间内，面对民族问题，邓小平一直强调要贯彻“稳中求进”的处理方法，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卫生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有效措施。
3.2.1. 在政治方面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
第一，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邓小平认为，“大汉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其本质不是以平等的地位对待少数民族，而是剥削少数民族，不愿少数民族进步和发展。” [6] (p121)这种错误对待民族关系的民族主义是造成民族隔阂和破坏民族团结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6] (p121)一方面，坚决废除不牵涉少数民族内部阶级关系却是由大汉族主义统治而形成的不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要防止急躁的工作方式，在反对大汉族主义时必须坚持自由而下的有领导的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妨碍民族团结的因素既来自大汉族主义的影响，也还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狭隘民族主义是指出现在少数民族内部错误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经济发展较好的少数民族欺压发展较差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内部的较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则是这一错误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如当时居住于川颠交界的凉山的彝族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民族之间等级制度森严，作为奴隶主的大部分“黑彝”和小部分富裕的“曲诺”，人口占总数的5%左右，却占有全部奴隶和70%以上的耕地及大部分生产资料，而在平时的生活中，作为奴隶主的少数民族对作为奴隶的少数民族具有绝对的拥有权和命令权，他们可以命令奴隶做任何的事情，这就导致了少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憎恶与仇视。邓小平坚决反对这两种错误的民族主义，他指出必须从消除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方面共同努力的做工作，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民族团结。
第二，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核心在于在少数民族聚集地实行适用于少数民族本身的社会政治制度，让少数民族人民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实现少数民族真正的当家做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反对大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区域自治及联合政府。” [4] (p75) 1950年8月，西南民委召开的首次全委会再次强调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对根除大汉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隔阂的必要性。邓小平为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联合政府定了两条具体形式，一是“广泛运用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二是“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人民政府两级设专署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 [1] (p270-271)。邓小平特别强调，各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在具体推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程中必须依据当地的发展情况而定，若该地区发展情况良好，条件具备，则可以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若该地区发展程度较低，条件不具备，则只可先建立民族联合政府或者实行小区域自治。邓小平主政西南近三年的时间，建立了多个民族自治区与民族联合政府，“据统计到1952年底，西南已建立各级民族自治区126个，建立各级民族民主联合政府380多个。” [4] (p84)
第三，着重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干部生长于西南地区，对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和风土人情甚为了解，可在少数民族和党中央之间发挥着中重要的桥梁沟通作用，邓小平也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看做是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突破口，他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了培养民族干部对民族地区发展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1949年末，毛泽东电告邓小平时指出“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 [7] 是不可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邓小平强调培养少数民族干部需根据西南少数民族的具体情况而定：一是多培养少数民族的医务干部和训练专业的医务人才，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保障少数民族人民的身体健康，这是培养民族干部的首要任务；二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由民族干部领导土改” [4] (p107)。这种由少数民族干部带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斗争与协商相结合的改革放肆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少数民族的抵触心理，积极投身到土改中，减少因土地纠纷带来的民族纠纷。
3.2.2. 在经济方面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
一方面，采取适当的金融税收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面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一事实，邓小平指出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让少数民族逐渐摆脱经济发展落后的命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逐渐相信共产党是真正为他们好，他们才会支持和拥护党的改革。1950年，邓小平在回复西康党委关于康定的金融税收政策的报告时批评了康定地区照搬汉族地区的金融税收政策这一做法，他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状况与汉族不同，金融税收政策不能照搬汉族地区的政策方针，应根据各民族、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而定。在征收粮食时，邓小平特意强调一定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征收，切不可直接按照汉族标准来实行，即使少征收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一定要保证少数民族人民的基本生活；另一方面，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少数民族同胞生活状况是加强民族团结的基本立足点，只有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少数民族同胞才会从心底里支持和拥护共产党，而要提高和改善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状况，邓小平指出改进生产工具是关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少数民族仍沿用“刀耕火种”这一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生产力低下，因此要发展生产就必须要改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技术，而改进生产技术的关键点在于改进生产工具，改变“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1951年底，政府拨款400万余元，用于发放无偿农具，改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力。
3.2.3. 在文化卫生方面加强民族团结的措施
第一，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由于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世代居住地，地形崎岖，地势闭塞，因此少数民族与外界的接触交流十分有限，他们很多风俗习惯与汉族不同，即使是少数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与不同。对此，邓小平指出了几点注意之处：一是工作干部和人员必须具有包容和理解的态度。首先，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是本民族长期积淀的产物，工作干部和人员必须像对待本民族风俗习惯那样对待其他民族的习俗习惯，他们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简便方法，认为少数民族的一切习俗都是不好和落后的，邓小平强调，对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必须采取理解和包容的态度；二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前一定要认真了解和熟悉各民族的民风习俗与宗教信仰，要留意各民族的忌讳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不同之处，尊重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冲突。邓小平指出，由于我国解放军进入西藏后“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1] (p159)。所以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增进了双方的感情。
第二，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不仅体现作为经济状况的改善与提高，更为关键的是教育质量也要持续跟进，要不断培养大批的高素质人才，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同时发展教育也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增进民族情感，这对消除民族隔阂和加强民族团结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1950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欢迎大会明确指出要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缺乏这一现实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 [5]。同年11月28日，邓小平在重庆接见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的代表时再次强调建立民族学校的紧迫性。随后，在邓小平的指导和倡议下，在成都、云南和贵州建立成功建立了三所民族学院，培养了大批建设新中国的人才。当时建设民族学院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教材和教员问题，邓小平指出，教材可以先用少数民族语言编排，教员应从外面大量引进。
第三，着重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新中国解放初期，由于经济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状况非常差，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没有专门的医务人员，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事业发展明显落后于我国其他地区。再加上少数民族的地形崎岖，离医院较远，很多少数民族同胞生病都得不到即使的救助与治疗。邓小平在进入西南地区后迅速注意到这个问题，指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随行医务人员要尽量随身多带一些药物，要沿途多救助少数民族同胞；同时，要充分发挥干部学院的作用，培养少数民族专门的医务干部和医务人员。此外，邓小平告诫少数民族同胞要做好防范意识，平时生活中要注意讲卫生。邓小平的一系列关心少数民族同胞的举措赢得少数民族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加强了少数民族对我党的信任，建少了民族隔阂，加强了民族团结。
4. 结语
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的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与举措既是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相结合的时代产物，也是适应我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具体实践，我国的民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年内迅速得到改善，这与邓小平在主政西南时期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联系。邓小平这一系列加强民族团结的思想不仅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对我国当今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新疆考察时明确指出搞好民族团结是做好民族工作最为关键之处。要处理好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需要注意以下几点：其一，必须继续坚守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平等原则，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关系演变可知，坚守各民族之间真正平等的原则是维系和保障良好和睦的民族关系的前提；其二，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事业等，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在国家政府、社会以及少数民族同胞共同的努力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少数民族同胞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但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发展缓慢。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8] 仍是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其三，坚持少数民族各项事务同少数民族同胞商量这一原则，要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民族感情，不断巩固团结的民族关系。
致谢
对在我写作本文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任格同学、牛婷婷同学和刘洪彪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也对我引用资料的郎维伟老师等表示深深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