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些年来，一战期间美国成立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越来越多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该委员会承担着当时美国国内外的舆论宣传工作，具体而言，宣传活动范围涉及美国本土、欧洲、远东等各地区。中国当时作为远东大国，自然是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海外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一环，甚至一战末期美国在中国还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中国分部。
而关于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中国分部，目前学界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多位学者关注到了该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建立背景，以及正式建立时的负责人员、机构设置、资金、选址等问题。1研究者们主要使用的是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与中国相关的档案、报告，以及在华人物当时的回忆录、著作等，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忽略了一项最基本的研究史料，即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在华官方新闻通讯机构——东方新闻社2的新闻稿件。在卡尔·克劳3领导的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宣传系统中，东方新闻社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最重要的一项作用就是为三百多家的中文报纸提供新闻稿件，这些新闻稿件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宣传无疑有着重要价值 [1]。
学者任一较早认识到东方新闻社的稿件价值，鉴于该新闻社所发布的原始新闻稿件已散佚，任一便从当时的主要中文报刊(如《申报》、《民国日报》等)中去搜集来源于东方新闻社的新闻稿件，在这种尝试性史料恢复的基础上，进行美国在华宣传问题的研究 [2]。这一史料思路无疑具有相当的启发性，随后王震等人也在其研究中对《民国日报》中来源于东方新闻社的新闻稿件进行了整理与总结 [3]。然而，上述对东方新闻社新闻史料的运用是一种横向概括式的，是对这些“恢复”出来的新闻史料进行简单地分类和概括，在联系具体历史事件和国内外政治局势方面，还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笔者认为对于东方新闻社的新闻史料运用不应只停留在横向地分类概括上，还应该紧密联系当时具体的政治事件与国际局势，以时间顺序为纵向坐标，深入梳理东方新闻社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报道内容，考察其对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态度，对当时的重要历史问题和历史事件的看法，并分析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利用东方新闻社所进行的在华新闻宣传，作出整体的总结与评价。
需要说明的是，东方新闻社自1918年10月成立起，持续多年翻译、发布美国方面的新闻稿件，但研究显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存在时间是1918年秋至1919年6月30日，所以，中美新闻社具有美国官方新闻宣传属性的时间应是1918年10月至1919年6月30日，这一时间段与当时的政治事件对照，基本上与巴黎和会4相吻合，而事实上，中美新闻社这一机构的成立与转折，确与巴黎和会前后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此，笔者以巴黎和会作为研究的锚点，研究此重大历史事件前后中美新闻社的报道。
而限于篇幅，本文以巴黎和会前夕(1918年10月至巴黎和会开幕)作为考察时间段，梳理这段时间内东方新闻社的报道内容，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对相关史事的看法，对相关国家的态度。
2. 和会前夕东方新闻社对日本的报道
搜集并分析巴黎和会前夕中美新闻社的报道，发现这一时期该社新闻宣传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日本。一战胜利，巴黎和平会议即将召开，中国方面对此怀有无限期待，希望能凭借参战之功，向和会提出一系列诸如取消领事裁判权，要求关税自主，取消战争赔款等要求，这里面肯定包括收回原先德国在华租借的青岛，而此时山东青岛等地正为日本所占。所以几乎可以断定，巴黎和会开幕后，中日双方必然会在会议上围绕此问题发生激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新闻社的报道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中国一边，在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秘密借款问题、山东问题、吗啡贸易等问题上，言辞犀利地批评日本的做法。
2.1. 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
1918年12月8日，东方新闻社发布了一则关于中美俄三国资本家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和北满的消息：“北京之重要银行家数辈，近拟联络美俄二国合组一中美俄实业公司，为发展西伯利亚及北满之备，实行合法之商业，驻华之美俄官员颇有赞成此议者，极愿尽力襄助以成之云。记者询诸中国银行家始知，该公司发起之原意实为抵抗某国在北满及西比利亚之猛烈进行。” [4]
可是这篇报道却被《大陆报》辩明为“不确”，《大陆报》在北京商界中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是北京商界人士，还是“负责人之美商”，除从报纸所知悉之外，其余“一无所知”、“无不茫然”。
再向美国使馆求证，美国使馆对此事也再三否认称：“组成以公司，专以妨碍他人营业为目的，如外间所传者，则美使署最不赞同之，此间美商纯以营业为目的，且欲力使他国商人共尊此议，但谓含有仇意，以对他国者，良非法律所许，今中俄美公司并未成立，亦未组织，外间所传云云，直无稽之谰言耳。” [5]
这段陈述颇值得玩味，美国使馆极力否认对他国“含有仇意”，但却在言辞中承认了美国商人“欲力使他国商人共尊此议”，尽管辩称只是“纯以营业为目的”，但这已然说明中美俄三国在北满与西伯利亚合办实业公司，并不是完全是空穴来风。
并且，回顾东方新闻社12月8日的那篇报道，其中还写道：“驻华之美俄官员颇有赞成此议者，极愿尽力襄助以成之”，并且在报道中清楚记载着：“记者询诸中国银行家始知”，“中美俄实业公司发起人某告余曰”等采访细节。报道内容有根有据，俨然是在一定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篇新闻稿，难道这份稿子仅仅是相关记者的大胆编造？
但事实却是，《大陆报》对东方新闻社12月8日的这则消息进行了辩正，《申报》等报纸进行转载，事后东方新闻社也并没有就此进行辩驳。所以，我们基本上可认为《大陆报》的辩正消息是可靠的，即中美俄三国商人最终并没有组建一实业公司。但是，不论是从东方新闻社颇有根据的采访新闻稿，还是在面对《大陆报》质询时美国驻华使馆对此商业传闻有意无意的默认，都表明此消息并不全然是无稽之谈。综合判断，笔者认为，中美俄三国要在北满与西伯利亚地区合办实业公司，当时应该确有其事，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倡议最终无法实现。该倡议的出发点是针对日本，所以当倡议无法实现时，相关各方顾忌与日本的商业与政治关系，对此予以全盘否认，“无不茫然”地撇清关系，显然更符合政治与商业的逻辑。
但是无论如何，上述的这一系列报道，却为我们揭示了美日间在西伯利亚与北满问题上的矛盾，美国对日本在西伯利亚与北满的存在，似乎早有不满，甚至宁愿和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在该地区进行合作，也要狙击日本对该地区的垄断。事实也确实如此，作为美国在华宣传组织的官方新闻机构，东方新闻社对日本在西伯利亚与北满的作为不断予以揭露和批评。
东方新闻社在向各大报刊发布《中美俄实业公司发轫》这一新闻稿的次日，即12月9日，又发布了一篇关于日本在北满与西伯利亚经营的报道，声称：“吾人欲知该公司之重要，当先知日本在北满与西比利亚之经营。”也就是说，想要知道中美俄三国在北满与西伯利亚成立实业公司的重要性，就得先知道日本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于是这篇报道对此进行了披露：
“日本报记者于一月之前，故意传说谓俄国之亚穆尔轮船公司将让与美人，于是在满洲之日人群起反对，事后始知乃日人自欲购买俄公司之船。”
“日本报纸近又造一谣言谓为东清路总管兼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拟借美债三千万元，筑一支路云，此谣言传出，日人又大起反对，人岂不知造谣之本意无非欲阻止中国向美借债，即使有之，亦必勿令美人承借而已。”
“吾人综观种种现象，足见日本一心欲垄断西贝利亚为彼一国之发展地，阻止他国之加入从事正当营业，日本之势力今已日盛……所幸者中国有财有势，人材众多，足以抵抗此制造帝国之事业，然则何不立即组织一中美俄实业公司，如中国银行家所提议者，以阻止日本之破坏势力，而守世界之和平乎。” [6]
东方新闻社在这篇报道中直接点明了“日本一心欲垄断西贝利亚为彼一国之发展地，阻止他国之加入从事正当营业”，呼吁中美俄三国组织实业公司，“以阻止日本之破坏势力，而守世界之和平乎”。并且东方新闻社还披露日人在该地区利用报纸的力量来制造谣言，既直接以美国为造谣对象，制造幌子来达成自身的利益诉求，又随意造谣其它事件，来阻止美国与中国的金融合作。
随后，1918年12月21日，东方新闻社发布一篇题为《日本对俄与对华之手段》，其中痛述日本在北满对俄人与华人的作为：“日本在哈尔滨大有占据之意，已于城中建筑兵营，且撤去中国警察，道尹反抗之无效，日本平民入居哈尔滨者亦日众，多购屋买地，计于六阅月购入俄人或华人所有之产六百余所，侨民则增至三倍，东清路之中国陆军一陆警全被日人驱逐收管全路，且随意拘捕中国军官与兵士，盘问人民，检查货品。” [7]
仅隔数日，东方新闻社又发布《日人在西比利亚之行动》，报道中展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的行径，“俄人称哈尔滨为中国城，而华人视之如俄城，其实已成一日本城矣，盖城内重要之区域，俱为日本军队所占，日兵终日忙碌，存积货箱，箱上皆印有军用品字样，哈尔滨之不动产，凡可收买者，尽入日人之手，日本商处处以低廉之价卖出货物，他商不能与之争，日本兵巡游各街道，迅速之摩托车往来不绝，所载乘客皆日本军官也。”据此，该报道认为：“一言以蔽之，哈尔滨已成一被占之城，无处不见日人踪迹”，而西伯利亚“嗣后如何虽难预测，日人目的必欲西比利亚终年纷乱而已” [8]。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东方新闻社就发布了多篇关于日本在北满与西伯利亚行动的报道，言辞的针对性、批判性颇为可观，可见其时美方对日本在该地区垄断行为的强烈不满。另外，在上述的这些新闻报道中，美、日双方对媒介宣传的运用也可见一斑。
2.2. 对华贷款问题
其实，巴黎和会前夕，美、日双方关于远东地区存在着诸多分歧，远不限于上述的北满与西伯利亚，这种分歧直接体现在东方新闻社的许多新闻报道上。首先，东方新闻社极力反对日本通过对华贷款来实施垄断的行动，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一有风吹草动，就会予以揭露。
1918年12月27日的报道中，通信员提及日本或与中国有关方面达成所谓“电话借款”，报道称“日人已交付日金七百万元现据，可视为可靠之方面通告，此说尚未尽确，盖日人似已预备款项，于正合同签字后照付” [9]。
到1919年初，该“电话借款”正式被证实，东方新闻社随即发布《日本竟继续贷资于北庭》一文，直言日本政府和日本新首相原敬的所谓不再借款与中国的保证“实一种骗局耳”，“不独欲掩蔽华人耳目，且欲欺世人”，认为日本贷款的本质目的“显欲控制中国各项交通机关”，像这样一种出尔反尔的行为，以后对日本“谁将信之” [10]。东方新闻社的这篇报道言辞犀利，堪称一篇讨伐檄文。
关于日本借款给中国从而“控制中国各项交通机关”，有一典型案例，即京绥铁路事件。日本在中国政府发售铁路公债难以售出时，购三百万债券，但以京绥铁路的种种利权为抵，对此东方新闻社直接质疑道：“关于京绥铁路之材料供给遂为日人所垄断，他人无从竞争，此种专利是否与日本与他国所订中国门户开放及机会均等之约相符”，并认为“倘使此等合同而皆有效，则中国之利权简直为日本所独占，尚何门户之开放及机会均等之可言哉” [11]。这里不难看出，日本以各种贷款手段在华实行垄断的行为，与一贯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美国之间存在着强烈冲突。
2.3. 山东问题
其次，对于日后在巴黎和会上引发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东方新闻社也预见性地予以报道与评论，该社从1918年12月底开始大量发布新闻，揭露日人对山东的经营活动。
济南方面，东方新闻社报道日本把持济南电话通讯、自来水厂等市政项目，大肆购入各种西式房屋，指责日本人“乘机与德人往还，置彼等同盟国之禁与敌人贸易之条例于不顾” [12]，甚至是“从未受此条例之约束也” [13]。
青岛方面，1919年1月5日，东方新闻社发布《日本将如何归还青岛于中国乎》一文。在该文中，东方新闻社引用一战开始后，日本占领青岛前后的一系列言论与声明，从最初所谓“日本政府逼不得已，只可采行相当之法以对付此情形”，即占领青岛，到大隈重信首相先后两次向美国方面宣称“日本毫无侵占土地之野心，惟希望在东方成一和平之保证人耳”，并且“以日本首相资格”声明“日本无图利或阴谋之念，亦不愿多得土地，更不愿剥夺中国或他国人民所有之任何物”，保证日本政府和人民“决将守约”。东方新闻社认为这些声明经事实证明全是虚假之辞，并且再次引用大隈重信在1918年10月的文件中的条件：“日本履行其宣言当归还青岛于中国，但日本当有权留守其地之租界及租界内之各机关与建筑物，再济南铁道亦系私产。”对此东方新闻社直言：“日本之心理显欲占据青岛之一部分，而以余地还中国。” [14]
两日后，东方新闻社以《日本将如何归还青岛于中国乎(续)》为题，继续发声。首先，陈述日本在青岛的种种经营活动，认为“中国于正式收回时，恐所得者仅住宅数处，旅馆数所，及一可以浴还浴之海滩而已，其余凡能生利之一事一物，均已归入日本之租地内。”并且警惕道：“青岛既有一日人铁路可以直驶入中国，北京、天津均将孤立，而日人之均势势力且可侵入中国腹地。”据此，东方新闻社认为“今此重要问题得欧洲和会解决之”，但估计“日本赴和会之代表必振振有词曰，日本早已约定将青岛归还中国，且此乃仅关系中国两国之事……”针对日方可能出现的上述说辞，东方新闻社反驳道：“无论中日两国如何说法，协约各国皆甚有关系，尤以美英法三国为甚。德国当时以此事为彼建造帝国之机会，然卒归无效，日本今欲画依样之葫芦，且含有复仇之意。”这段表述颇耐人寻味，东方新闻社竟对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就中日山东问题可能会有的说辞予以预测，事实上，日后巴黎和会上，日方的反应与说辞确实部分如该社所预测的这样，美方对日本的了解可见一斑。在此基础上，东方新闻社进一步陈述青岛处置问题，认为该问题并不仅仅关系到中日两国，相反“与英美法三国有根本关系，三国必须深知”，并且要警惕日本成为“太平洋之新德国”，要警惕日本的“复仇之意”。最后，东方新闻社提出主张：“处置青岛最妥之法莫过于使该处全埠变为万国共同口岸，日本所欲划出之特别区域亦一并划入，其全港沿岸一带亦归各国共同管理。” [14]
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种将青岛划定为“万国共同口岸”的建议，与日后巴黎和会上中日山东问题陷入僵持，美国所提出的“五国暂管”5方案不谋而合，这一方案似乎表明美国方面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认可中国日后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山东问题“直接交还”的方针，而更倾向于将之前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由各大国共同管理，之后再行归还中国的方案。
最后，东方新闻社也多次讽刺、批评日人在华进行吗啡贸易。“日人向以华人之亲友自称，但不知华人固以为然否，日本之任其国人贩卖吗啡等害人之物于中国，终非亲善之道也。日人在天津且彰著大卖特卖，获利甚厚，天津一通商大埠，各国人民会集之地尚且如此，试思在满洲及偏僻之地，不畏外人干涉，不惧舆论攻击，其放行无忌，当又如何，今为日本计，政府力当自行禁绝吗啡，世人始能信任之也。” [15] 此报道之言辞不可谓不犀利也。
3. 结语
总之，从上述这些报道来看，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巴黎和会的逐渐临近，东方新闻社对日本的报道频率日趋密集，批评的言辞也越发严厉，尤其是1918年底至1919年初，东方新闻社的报道从多个层面，就北满与西伯利亚问题、对华贷款问题、山东问题等质疑、讽刺、批判日本在华行为，甚至呼吁英法等国要警惕日本在东亚的扩张，警惕日本成为“太平洋之新德国”。这种情况体现了当时美日两方在东亚，在中国的巨大政治、经济冲突。
众所周知，美国自20世纪初就提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该原则即主张中国向各国开放，允许各国在华从事商业贸易，而各国之间在华行动也要遵守公平竞争的原则，不得实施垄断行为。该原则不仅仅是局限于商业领域，在政治领域同样如此，但是日本却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特别是一战之后，1914年日本先是以对德作战为名，悍然出兵占领中国青岛，随后1915年又强迫中国签订所谓“二十一条”(实际签订条约为《中日民四条约》)，并且不断与中国军阀、政客接触，背后给予鼓励与支持，使得中国政局混乱不堪，战乱频仍，经济上负债累累，铁路交通等经济命脉逐渐为日所控。日本在华的这些行为无疑与美国所支持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背道而驰，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垄断，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华的经济利益。并且，一战后期，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大肆宣扬理想主义外交，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而日本却仍在中国北满、山东等地区大搞垄断，大肆对华贷款，与华签订秘密外交协定等，这又加剧了美、日之间在政治外交原则上矛盾与冲突。
所以，随着巴黎和会的日趋临近，作为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官方新闻宣传机构，东方新闻社自然要不断加大对日本的负面宣传，对日本在华的种种垄断行动予以揭露，并予以持续、猛烈地进行批判。虽然表面上是打压了日本，支持了中国，但这一切从根本上来说，只是为了维护美国当时的经济、政治、道德原则与利益，宣扬美国的光荣伟大形象。这就是东方新闻社这一机构的使命所在。
NOTES
1目前学术界对于一战期间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在华宣传的专门研究主要有：K Matsuo, “American Propaganda in China: The US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 1918-1919，”Journal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Studies 14 (1996), 19-42: Hans Schmidt, Democracy for China: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22, Issue 1, January 1998, Pages 1-28；任一：《“寰世独美”：五四前夕美国在华宣传与中国对新国家身份的追求》，《史学集刊》2016年第1期，第46-57页；王震：《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对华宣传研究(1918-1919)》，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7年。
2东方新闻社成立于1918年10月，后于1919年1月4日“拟改为中美新闻社”，于1919年2月5日的股东会上，正式“决定自本月十五日起，改为中美新闻社”。《东方新闻社招宴报界记》，《民国日报》，1919年1月4日，第3张，第10版；《中美新闻社股东会记》，《民国日报》，1919年2月6日，第3张，第10版。
3卡尔·克劳(Carl Crow)，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华重要新闻人，1918年起担任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中国分部的负责人。
4巴黎和会开幕于1919年1月18日，闭幕于1919年6月28日。
5所谓“五国暂管”，是在1919年4月巴黎和会期间，由美国提出的处置中日山东问题的建议，即将先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处置。当时中国要求直接归还原先德国在山东的租借权益，而日本坚持要求先由日本继承德在山东权益，之后再行归还给中国，即间接归还，双方争执不下，美国于是提出此方案，但日方不同意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