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开放思想的新贡献
New Contributions of Xi Jinping’s Open Development Concept to Marxist Open Thought
DOI: 10.12677/ACPP.2020.94026, PDF, 下载: 400  浏览: 825 
作者: 陈昱霖: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关键词: 对外开放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Xi Jinping Open Development Philosophy
摘要: 对外开放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理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直面中国对外开放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开放发展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Abstract: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a Marxist theory.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i Jinping based on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current world and China’s development trend, facing the outstanding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China’s opening up, and putting forward open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embodies the deepe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s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s on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文章引用:陈昱霖.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对马克思主义开放思想的新贡献[J]. 哲学进展, 2020, 9(4): 165-170.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0.94026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开放思想

1.1.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建构中,阐释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开放性。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 [1] 任何狭隘的“地域性共产主义”都不可能成功。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是建立在物质文化水平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而且设想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消灭了民族国家界限和差别的“世界统一体”。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共产主义社会打破了狭隘的地域性的局限,使人们的交往关系建立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之上,而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当时因大工业而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及其发展趋势进行深入考察指出,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它必然要为自己创造“世界市场”,以满足其日益扩张的需要。而“世界市场”的扩展则“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2]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无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其扩张过程中侵略和残暴的本性,并且预言“世界市场”的扩展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但是,他们肯定了资产阶级借助“世界市场”的作用,有利于摧毁一切闭关自守的封建守旧势力,打破了各个民族间相互隔绝的状态,发展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关系,剌激了那些落后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无疑有利于为未来新社会的到来准备物质的基础。

1.2. 列宁提倡利用外国资本理论

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在如何在开放中利用国外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所构想的并不一样,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并没有消灭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共存于一个世界体系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问题上,列宁打破了“商品交换、贸易自由等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禁锢,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世界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共居”互贸的理论,他甚至提出要利用外国资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共居”互贸,列宁提倡“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 [3],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如何与资本主义国家在交易中巧妙地讨价还价,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针对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想不通苏俄政府允许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特别是允许一些企业实行租让制与合营制之后,与外国资本家、外国企业以及“世界市场”就不能不发生联系,甚至出现了在革命中刚刚被赶走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又被“请”了回来的疑惑,列宁指出:“把资本家请到俄国来不危险吗?这不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吗?是的,这是意味着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并不危险,因为政权掌握在工农手中”,而“租让是一种特殊的租借合同。根据合同,资本家在一定期限内是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租借者,但不是所有者。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 [4]

2. 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的探索和发展

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思想,包括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思想、积极借鉴和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的思想、关于对外开放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基础之上的思想、关于批判继承和学创结合的思想等等。例如,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中国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孤立,虽然自力更生无论何时都是中国的立脚点,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 [5] 他强调向人家学习是一个永远的过程,一万年都要学,“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6] 尽管毛泽东在思想上坚决反对闭关自守,但是由于国际反华势力封锁中国,主观上又囿于姓“社”姓“资”的政治思维之中,结果是我们可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也可以引起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但不可能在生产资本领域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真正实质性合作,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理论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彻底冲破传统的理论禁区,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来思考问题,并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7] 因此,“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7]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最伟大的理论贡献是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8] 的论断。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从经济手段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以及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7]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现成的,而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出来的一条新路。在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 [7]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面对经济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江泽民沿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推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他指出“‘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9],“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 [9],两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他要去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江泽民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积极适应全球化趋势,充分利用外部环境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有利条件,更好立足于世界之林。

新世纪以来,面对是否要继续改革开放这一重大问题,胡锦涛明确指出,必须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而停顿和倒退都没有出路。他强调,“改革开放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党心民心的,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动力” [10]。在针对发展中出现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资源过度浪费、生态日益恶化等问题,胡锦涛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各项改革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只有这样,改革才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3.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的新贡献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世界经济局势和国内经济发展详情,明确提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11],并把开放发展理念作为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函的五大理念之一,科学回答了我国对外开放处于什么环境、站在什么方位、面临什么挑战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3.1. 完善对外开放布局,引领更高层次对外开放

习近平立足我国对外开放进入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加均衡的阶段,提出完善开放战略布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在2013年博鳌论坛中,习近平在同外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8次会议上指出:“要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动力,……促进沿海地区优化转型,支持内陆沿边地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有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深化加工贸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健全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系,逐步变大进大出为优进优出,推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12]。针对区域差距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相对发达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他要求“加强内陆沿边地区、沿海、边境、跨境建设和合作,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在面向发达国家开放过程中“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 [13],同时“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形成“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14] 2020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因全球疫情而面对严峻考验的形势下,习近平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3.2. 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2014年12月5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15]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党中共为扩大对外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的试验田,是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一项重大举措。习近平在建构对外开放格局中,紧紧把握体制改革这一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16],以提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能力。最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更加清晰指出,要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

3.3. 积极倡导“一带一路”

习近平倡导“更加奋发有为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建议与哈萨克斯坦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10月3日,习近平提出与印度尼西亚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当月,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首次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在一起,提出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高度对“一带一路”构想进行顶层设计,提出要“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17] 2014年,习近平先后倡议“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的新平台” [18];倡导中国和欧洲在经济合作中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以构建亚欧大市场为目标,让亚欧两大洲人员、企业、资金、技术活起来、火起来,使中国和欧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 [19];向亚洲国家提议共同“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人参与区域合作进程” [11];呼吁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11];向南亚国家发出以“一带一路”为双翼“一道实现腾飞”的呼吁 [20]。“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为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作出的伟大构想,也是他向经济全球化提供的中国智慧。

3.4.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中国话语权

伴随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国、最大外汇储备国、最大旅游市场,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版图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经济中具备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习近平积极倡导中国由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制定和改变规则的参与者转变,提出提高在全国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将继续推动和支持经济全球化,中国参与经济全球治理的目的是完善而不是破坏全球经济规则。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中,习近平在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21] 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 [22]。同时,习近平清醒地认识到,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不会一帆风顺,一定会付出艰辛努力。但是中国将始终以大国负责任的态度,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3.5. 注重文化走出去,倡导不同文明交流

文化软实力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国家竞争力上日益成为决定性因素,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走出国门,与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有利于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增强相互之间的认同。因此,习近平非常重视“将中国优秀文化传播给全世界,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聆听中国的声音,借鉴中国发展的成果经验。” [23] 基于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他在重大国际合作交流场合,积极倡导文化交流互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其他国家的文化与自己不同而感到不舒服,并想方设法改造、同化其他文化以取而代之,而是 “要理性处理本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认识到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是独特的,坚持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不攻击、不贬损其他文明。” [24] 2017年1月,他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进一步提出,中国在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的进程中,将会致力于加强各国文化合作,“推动文明互鉴,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 [25]。因为文明虽有地区和特色的不同,但是没有高低和优劣之分,世界上的不同文明造就了更加丰富多彩人类社会。

3.6.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合作共赢

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最终落脚点是互利共赢,而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世界繁荣稳定是中国的机遇,中国发展也是世界的机遇,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26] 从2013博鳌论坛首提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到2013年10月在印尼时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到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到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中提出“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实现互利共赢理念落脚在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和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演讲中通过明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 [27],实现共商、共建、共享,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基于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倡议“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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