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科技快速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成为主流。大部分农村青少年的父母大多外出打工且常年不归，导致大量农村青少年留在学校住宿。父母很少回家对青少年表示适当的关心及进行相应的教育，这种特殊的学习生活环境会导致被欺负的风险增加，那么这种被欺负的负面事件会对农村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什么不良影响吗？据此，本研究旨在探讨被欺负对农村青少年心理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
1.1. 被欺负与手机过度使用
欺负行为(bullying)是一种攻击行为的亚类型 [1]，具体是指是较强势个体或群体对相对弱势一方施加的重复性攻击行为 [2]。相应地，被欺负(bullying victimization) 是指被他人反复加以不良对待和攻击，包括言语侮辱、身体攻击和相关欺负(relational victimization)三种形式 [3]。而同伴被欺负(peer victimization)是指发生在青少年中力量不均衡的被攻击行为，基于这个定义，可以推论它是涵盖具有特定意义的被欺负行为。相对于被欺负，在校园生活中同伴被欺负现象更为普遍 [4]，所以本研究所探讨的被欺负主要指的是同伴欺负。
被欺负作为一种负性生活事件，可以积极的预测情绪和行为问题。Flouri & Panourgia发现青少年在经历消极的生活事件后，容易出现多动症、情绪症状和行为问题 [5]。此外，Cassidy针对台湾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所有形式的被欺负都与酒精滥用、多动等外在行为问题显著正相关 [6]，可以看出，遭受过被欺负的个体是一系列负性发展结果的易感群体，被欺负行为与外在行为问题之间呈现正相关 [7]。而在当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手机过度使用是当下存在的一种典型的外在行为问题，手机过度使用又称“手机成瘾”、“手机依赖”、“手机成瘾倾向”及“无手机焦虑症” [8] [9] [10]。鉴于长期以来存在智能手机是否属于“行为成瘾”的分歧，本研究使用“智能手机过度使用”这一术语，即由于对智能手机的滥用而导致手机使用者出现问题心理或行为 [11]。基于上述研究，我们提出假设1：农村青少年被欺负能积极预测手机过度使用行为。
1.2. 被欺负和社交焦虑、抑郁
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被欺负除了造成一些外在行为问题，还和内在心理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12] [13]，Bollmer等的研究结果也发现欺负者大部分都存在一些外在行为问题，而被欺负者更多的是存在一些内在的心理问题 [14]。其他相关的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上述的研究者的观点，比如在一项横向研究发现比起未被欺负或未参与过欺负事件的儿童，有被欺负经历的儿童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15] [16]，一项纵向研究也表明童年或青春期早期的被欺负经历对青春期晚期甚至成年期的内心心理问题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比抑郁和焦虑等情绪，且这种抑郁焦虑情绪随早期被欺负经历增多而增加 [17] [18]。Galand和Hospel的研究发现，在学校情境中，被欺负的人比没有被欺负的人有更高的抑郁水平，这可以作为中介影响学生的学业自尊和学校满意度 [19]。基于此，我们提出假设2：农村青少年被欺负能积极预测社交焦虑和抑郁。
1.3. 社交焦虑、抑郁的中介作用
被欺负，特别是同伴欺负，通常都会导致社交焦虑，此外，还发现社交焦虑障碍与抑郁症共病率较高，大多数情况下，社交焦虑会先于抑郁症出现 [20]。即社交焦虑个体也很可能会出抑郁的情况，先前的研究显示，社交焦虑可以积极预测抑郁 [21]。根据社交焦虑的认知模型，社交焦虑个体在社会交互过程中易出现对自我的负性评价，从而易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
抑郁情绪是一种以情绪持续低落为主要表现的负性情绪。根据补偿性网络使用理论(Compensatory Internet Use theory)，互联网用户通过上网解决一些生活问题的需要和动机由其所经历问题的程度来决定 [22]，这也意味对于抑郁水平较高的个体而言，他们的感觉一般是不稳定的，而且很可能对人际关系更敏感，会更多地使用手机与他人建立联系而非面对面的直接交流 [10]；他们很可能通过短信或智能手机上的其他应用与他人沟通 [23]。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社交焦虑和抑郁在被欺负对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且这一中介作用包含了两条路径：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交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抽样法从贵州省习水县公立初中(该校学生多为集体住宿)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48份。其中男生182人(52.3%)，女生162人(47.7%)，平均年龄14.2岁。
2.2. 研究工具
2.2.1. 被欺负量表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是张文新，武建芬和Jones儿童被欺负问卷修订初中版 [24]，包含身体、言语、相关被欺负三个维度，问卷总共7道题，题目如“别人给我起了难听的外号，讽刺我调侃”，“有同学打我、踢我、推我、撞我、威胁我”，参考Averdijk等改变的提问方式，考察学生在过去时间(至少三个月)里的被欺负频率；采用从“从不”到“非常频繁”的五分制评分；问卷得分越高，被欺负的频率越高。原修订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和重测信度系数都在0.61以上，本研究中此问卷的α信度为0.75，信度较高。
2.2.2. 社交焦虑量表
在这项研究中，儿童社交焦虑量表中的“儿童”被改为“同学”，以评估青少年的社交焦虑 [25]。量表的项目包括与社交焦虑相关的认知、情绪和行为。量表包含害怕否定评价以及社交回避及苦恼两个因子在内的10个项目组成，采用3级评分的方式(0表示“从不这样”；1表示“有时这样”；2表示“一直这样”)，计算所有项目的总分，量表得分从0 (社交焦虑可能性低)到20 (社交焦虑可能性高)。参考社会焦虑量表的中国城市常模，考虑到城乡差异，本研究将社交焦虑定义为累积得分大于9时存在 [26]。该量表已经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825。
2.2.3. 抑郁量表
本研究采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儿童抑郁量表(CES-DC)，该量表由Fendrich，Weissman和Warner编制 [27]。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6~23岁被试的量表，共有20个题目，涉及到抑郁的6个主要症状，包括抑郁心境、感到内疚/没有价值感、无助感、精神活动迟滞、没有食欲和睡眠困扰。题项如“我觉得情绪低落不开心”、“我觉得太累不想做事情”。量表采用4级计分，从0“没有”到3“总是”，测量被试在过去的一周感知到的抑郁症状，原量表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89，本研究中抑郁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4，结构效度良好。
2.2.4. 手机过度使用量表
本研究采用学生智能手机成瘾量表(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SAS-C)由苏双等编制 [11]，是包含22个题目的自陈式问卷。它依据Likert 5点计分，1分代表“非常不符合”，5分代表“非常符合”，得分越高，手机成瘾水平也越高。典型的题项包括“同学、朋友常说我花了太多时间在我的手机上”和“我感到需要花更多时间在手机上才能得到满足”等。包含戒断行为、突显行为、社交安抚、消极影响、App使用、App更新6个因子，解释了总方差的60.62%。总量表的a系数为0.88，6个维度的a系数为0.44~0.85；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93，6个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7~0.82。
2.3. 施测程序
在获得学校师生知情同意后，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和学校班主任老师担任主试，以班级为单位实行团体测评，统一时间填写测试问卷。主试在测试前宣读指导语，要求学生匿名回答，强调答案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完成回答后，在现场收集了问卷，并向该校师生表示感谢。数据统计处理采用SPSS22.0软件，统计方法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和中介作用分析。
3. 数据分析及结果
3.1. 描述性及人口差异检验
对主要变量在性别、年级和留守状况上的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手机使用时间、社交焦虑和抑郁水平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被欺负性别差异显著(t = 3.05, p < 0.05)，男生被欺负水平(M = 9.91, SD = 2.98)显著高于女生(M = 9.01, SD = 2.54)。被欺负和抑郁水平在年级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手机使用时间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 = 14.021, p < 0.05)，事后检验发现初一学生手机使用时间(M = 42.1, SD = 14.46)显著低于初二(M = 50.08, SD = 19.85)、初三学生(M = 53.62, SD = 18.18)，初二和初三在手机使用时间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交焦虑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初一学生社交焦虑(M = 17.67, SD = 4.3)显著低于初三学生(M = 19.37, SD = 4.36)，初二学生和初三学生、初一学生和初二学生在社交焦虑水平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被欺负、社交焦虑和抑郁水平在留守情况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手机过度使用在留守情况上存在显著差异(F = 2.544, p < 0.05)，事后检验发现非留守学生手机使用时间(M = 51.92, SD = 18.32)显著高于留守学生(M = 45.90, SD = 17.261)，半留守学生和留守学生、非留守学生手机使用时间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3.2. 相关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级以及留守状况后偏相关结果表明(如表1所示)：学生被欺负与手机过度使用、社交焦虑和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抑郁与社交焦虑、手机过度使用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和手机过度使用无显著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and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偏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中介效应检验
温忠麟和叶宝娟 [28] 推荐的分析流程综合了依次检验法和Bootstrap法的优点，无论是考虑第一类错误率、检验力还是结果的解释性，都具有优势。其编制的Mplus程序可以一次性得到所要的全部结果，包括通常的依次检验结果和Bootstrap法置信区间。依据温忠麟和叶宝娟推荐的中介效应分析流程及其编制的Mplus程序，本研究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以及留守状况的条件下，通过1000次样本抽样估计中介效应95%置信区间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依次检验的检验结果表明：被欺负能显著积极预测社交焦虑、抑郁和和手机过度使用；而当社交焦虑和抑郁同时预测手机过度使用时，只有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而社交焦虑却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当被欺负、社交焦虑和抑郁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只有被欺负和抑郁对手机过度使用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社交焦虑对抑郁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见表2)。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
表2. 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其次，中介效应直接检验的结果表明，社交焦虑和抑郁产生的总间接效应的Bootstrap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说明两个中介变量在被欺负与手机过度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见表3)。这一中介效应由三个间接效应构成：
1) 由被欺负→社交焦虑→手机过度使用产生的间接效应1，其置信区间包含0值表明社交焦虑在被欺负与抑郁之间的间接作用不显著；
2) 由被欺负→社交焦虑→抑郁→手机过度使用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2的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这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达到了显著水平；
3) 由被欺负→抑郁→手机过度使用的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3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值，表明该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
被欺负对青少年手机过度使用影响的路径如图1所示。
Table 3. Analysis of mediating effect
表3. 中介效应分析
注：Boot标准误、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Figure 1. The path of the influence of bullying on the overuse of mobile phones by teenagers
图1. 被欺负对青少年手机过度使用影响的路径
4.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青少年被欺负与手机过度使用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青少年被欺负与手机过度使用情况存在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青少年被欺负对手机过度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给本研究的假设1提供了支持。青少年被欺负与社交焦虑显著、抑郁正相关，且青少年被欺负对社交焦虑、抑郁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2。中介作用检验的结果发现，社交焦虑和抑郁在被欺负对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且这一中介有两种路径：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交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该结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设3。
本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被欺负能积极预测社交焦虑和抑郁，以往的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Craig的研究表明被欺负和抑郁存在正相关关系 [29]；一项针对低收入家庭的黑人青少年的研究结果发现，被试遭遇到的被欺负事件越多，被试报告越多的抑郁 [30]；在关于苏格兰青少年群体追踪研究中，Mc Vie在控制一些潜在相关变量后，也发现被欺负对心理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13]。
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青少年被欺负通过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交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对手机过度使用产生影响。相关研究给出了一些解释，在农村青少年面对被欺负这一消极生活事件时，需要调动心理和认知资源来处理这一消极事件，在处理过程中感受到一些压力以及焦虑 [31] [32]。而Ttofi et al.的质性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 [13]，被欺负的青少年经常对处理被欺负这一消极生活事件无从下手，被欺负青少年相对于其他青少年在人际交往存在更多困难，与同学不能更好地相处，更加容易产生孤独感，被欺负后青少年的这一行为模式可能得到巩固，出现即使当父母或教师尝试伸出援手，被欺负者也总是独自一人或保持沉默的情况，成年人也就相应认为被欺负者拒绝合作或忽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而更少与他们交流，因此被欺负者也就不再谈论自己的被欺负遭遇，他们否定、忽视问题，慢慢演变成消极情绪，如抑郁 [6]。而这种被消极情绪又让他们从网络虚拟世界中寻求安慰。从而导致了手机过度使用，或者手机成瘾的问题。
本研究着目前备受关注的农村寄宿青少年，证实了社交焦虑和抑郁在农村青少年被欺负与手机过度使用的关系之间起到链式中介的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农村青少年被欺负如何通过抑郁的单独中介效应以及社交焦虑和抑郁的共同作用影响其手机过度使用，更深入地了解了被欺负对手机过度使用的影响机制。同时，农村青少年被欺负欺负同身心健康发展的研究也得到了深化和拓展。
本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应该关注农村寄宿青少年在校受欺负的情况，并主动积极的提供关心；鼓励遭受欺负的农村青少年主动将自己的被欺负经历和被欺负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告诉家长、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实质性帮助其他成年人；此外，对于自身应对资源不足的农村青少年要提供尽可能多的有效社会支持，以期降低被欺负给其带来的社交焦虑、抑郁等一系列不良情绪，从而减少被欺负带来的手机过度使用，以及后续的一系列非良性循环。本研究存在相应的不足，本研究使用的是问卷法，运用的横向研究方法，不能证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的研究可以考虑采用实验法或纵向研究进一步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
1) 在控制了性别、年级以及留守状况后，农村青少年被欺负对社交焦虑、抑郁和手机过度使用都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农村青少年被欺负能通过社交焦虑和抑郁的中介作用对手机过度使用产生影响，且该中介作用包含了两条路径——抑郁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社交焦虑——抑郁的链式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