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小板反应蛋白-4在肿瘤研究的进展
Progress of Thrombospondin-4 in Tumor Research
DOI: 10.12677/ACM.2020.1012496, PDF, HTML, XML, 下载: 3,310  浏览: 5,225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吴建辉, 刘 谦*: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天津
关键词: 细胞外间质血管生成肿瘤纤维化转移血小板反应蛋白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Angiogenesis Cancer Fibrosis Migration Thrombospondin
摘要: 血小板反应蛋白-4 (Thrombospondin-4, THBS-4/TSP-4)于1993年首次被发现,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对该分子的研究没有深入。近年来,PubMed陆续报告确定了TSP-4在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炎症,癌症和骨骼肌中许多意想不到的功能。今年的研究重点关注TSP-4在不同组织的生理和病理反应,主要通过基因表达谱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和分子生物学方法验证。TSP-4的单个分子可以同时与多个细胞受体和细胞外间质(extracellular matrix, ECM)的配体结合,并组织ECM以及细胞与ECM间的相互作用。TSP-4的促血管生成特性可能解释了它在几种癌症中的高表达的原因。TSP-4在癌症组织中的表达增加与癌症进展有关。总的来说,TSP-4在肿瘤防治研究中有望将TSP-4用作肿瘤治疗性靶标,通过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生长、浸润、转移,并减轻疼痛。
Abstract: Thrombospondin-4 (Thrombospondin-4, THBS-4/TSP-4)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1993, but there has been no in-depth research on this molecule for a long time thereafter. In recent years, PubMed has successively reported that TSP-4 has many unexpected functions in the cardiovascular and nervous system, inflammation, cancer and skeletal muscle. This year’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responses of TSP-4 in different tissues, and is mainly verified b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of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and molecular biology methods. A single molecule of TSP-4 can simultaneously bind to multiple cell receptors and extracellular matrix (ECM) ligands, and organize the ECM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ells and ECM. The pro-angiogenic properties of TSP-4 may explain its high expression in several cancers.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SP-4 in cancer tissues is associated with cancer progression. In general, TSP-4 is expected to be used as a tumor therapeutic target in tumo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research, by inhibiting angiogenesis, blocking tumor growth, infiltration, and metastasis, and reducing pain.
文章引用:吴建辉, 刘谦. 血小板反应蛋白-4在肿瘤研究的进展[J]. 临床医学进展, 2020, 10(12): 3315-3323.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0.1012496

1. 引言

血小板反应蛋白家族(Thrombospondins family, THBS)是一组进化保守的,可以短暂的或长期的与细胞外其他间质发生作用,需要钙结合的细胞外间质蛋白。他们具有结合细胞外间质分子、细胞因子、配体蛋白以及分子伴侣的特性,能调节胶原纤维的架构,也能与一系列的生长因子相互作用。目前发现的THBS一共有5个成员,分别是Thrombospondin-1,Thrombospondin-2,Thrombospondin-3,Thrombospondin-4和Thrombospondin-5也叫软骨寡聚基质蛋白(cartilage oligomeric matrix protein, COMP)。THBS表达谱的研究主要来源于人和小鼠,其他物种的研究比较零碎。

1993年LAWLER J [1] 等报道,在非洲爪蛙基因组中发现了一个血小板反应蛋白基因,并且命名为Thrombospondin-4 (THBS4/TSP-4)。研究发现胚胎中神经系统发育阶段可以检测到TSP-4的表达。近年来,TSP-4在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炎症、癌症和心肌骨骼肌等方面发现了许多新的功能,引起了人们对这种细胞外间质蛋白(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in)的关注,深入研究发现TSP-4促进血管生成 [2]。随后,进一步对人类TSP-4进行了测序,与非洲爪蛙的TSP-4不同,在成人组织中,心肌和骨骼肌中TSP-4的表达最高 [3]。Tucker等人注意到,TSP-4转录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于其他THBS的表达方式 [4]。TSP-4作为细胞外间质蛋白的代表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对多个肿瘤的研究数据显示它在肿瘤–间质相互作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有研究显示TSP-4与肿瘤细胞的侵袭能力有关 [5]。肿瘤的生长主要取决于脉管系统,在癌症中检测到高TSP-4表达,这与前期研究发现的血管壁中TSP-4表达是一致的。在几种癌症中,TSP-4在大多数上调基因中位居前1%,例如胃癌,特别是在乳腺癌中 [6]。随着将TSP-4与其他TSP家庭成员区分开来的证据的出现,我们认为针对TSP-4在肿瘤学方向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就TSP-4在肿瘤学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总结,关注肿瘤生物学中间质细胞和肿瘤微环境所起到作用。

2. 神经系统肿瘤

纤维性星形细胞瘤

纤维性星形细胞瘤(Pilocytic astrocytoma, PA)约占所有神经胶质瘤的5.1%,最常见于儿童,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多发生于中枢神经部位,以小脑、视神经、视神经交叉及下视丘等处多见 [7]。Rorive [8] 等报道I级纤维性星形细胞瘤基因芯片显示6个基因(TIMP4, C1NH, CHAD, TSP-4, IGFBP2, TLE2)特异性高表达,这区别于正常脑组织、II级纤维性星形细胞瘤和高级别纤维性星形细胞瘤。这些基因的表达可能使纤维性星形细胞瘤获得包膜,而不像其他星形细胞瘤那样散发并且具有侵袭性。因此,推测这些基因对抗肿瘤转移起到重要作用。Yang [9] 研究发现TSP-4与NG2细胞的神经元分化有关。当TSP4过表达时,NG2细胞会自发地发生神经元分化,这是通过在信使RNA和蛋白质水平上诱导各种神经元分化标记(例如NeuN,Tuj1和NF200)证明的。相反,TSP4沉默对NG2细胞中神经元分化标记的表达具有相反的作用。接下来,研究了负责TSP4介导的NG2细胞分化的信号通路并发现p38和AKT信号受TSP4过表达的影响。此外,当ERK信号被抑制剂U0126阻断时,NG2细胞的神经元标志物表达大大增加。在一起,这些发现表明TSP4通过抑制ERK/MAPK信号传导促进NG2细胞的神经元分化,从而揭示了TSP4在NG2细胞命运方面的新作用。

3. 消化系统肿瘤

3.1. 肝癌

最初的研究并没有在肝脏检测到TSP-4的表达,最近的研究发现TSP-4与慢性肝脏疾病、肝脏再生、自身免疫性肝炎有关。根据以往研究提示Thrombospondin-2和TSP-4对肿瘤有抑制作用,Park [10] 等研究了TSP-4 G30275C基因多态性与肝癌的关系,其结果显示没有明显相关性。Su [11] 等作者通过研究TCGA数据库,发现肝癌标本中TSP-4显著高表达,并且与预后显著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TSP-4的高表达是进展行肝癌血行浸润的标志。虽然TSP-4的高表达有抑制肿瘤生长作用,体外研究发现敲除TSP-4后的肝癌细胞,迁移和浸润受到抑制,同时血管生成也被抑制。随后,研究发现miR-142是肝癌细胞中TSP-4的上游调控子。肝癌标本中检测到miR-142的表达显著下调,对应的是TSP-4过表达。通过调控miR-142高表达可以明显抑制肝癌细胞的血管生成和侵袭,而再表达TSP-4后可以抵消miR-142的作用。在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稳定表达miR-142表现出TSP-4表达和肿瘤血管生成都受抑制。TSP-4过量表达导致miR-142表达降低,进而增强了肝癌细胞的转移和血管生成。因此,针对TSP-4或miR-142研发抗肝癌的治疗策略和药物是很有希望的。Wu [12] 等对85例肝癌和癌旁组织标本进行研究,发现肝癌组织和癌旁组织存在着显著表达差异,TSP-4的高表达与血浆谷丙转氨酶显著相关(P < 0.04),并且TSP-4表达越高,患者的总生存率越低。多因素分析显示TSP-4是肝癌预后的独立风险因素。这项研究提示TSP-4与肝癌进展相关,可以作为独立的预测标志物和治疗靶点。在肝细胞癌中,TSP-4过度表达并与预后相关,其敲低抑制了肝细胞癌诱导的血管生成,迁移和癌细胞侵袭。TSP-4被认为是基因网络的成员之一,该基因网络通过控制肝发育过程中成肝细胞的迁移和粘附来调节肝芽的扩张,并被提议作为研究肝癌发生的候选基因。

3.2. 胃癌

通过对比两种类型胃癌全转录组基因表达谱,经RT-PCR鉴定,证明散发型胃癌中TSP-4高表达,而肠型胃癌中缺乏表达。免疫组化证实TSP-4在蛋白水平高表达并且定位于基质,主要围绕肿瘤细胞巢。肿瘤细胞越密集,侵袭性越高TSP-4的表达也越高。肠型胃癌和非癌变的胃上皮细胞均不表达TSP-4。进一步体外培养试验证实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可以分泌TSP-4。受到肿瘤细胞刺激的成纤维细胞会使其TSP-4转录水平提高 [13]。Maran [14] 研究发现胃癌前病变可能与幽门螺杆菌易感人群的rs6878265 (TSP-4)基因多态性有关。Lin [15] 等报道胃癌中TSP-4 mRNA表达与肿瘤大小(P = 0.002)和肿瘤TNM分期相关,进一步研究TSP-4 SNPs对预后不良风险的影响表明携带(rs77878919和rs7736549)这两种基因型患者的预后不良风险最高。Huang [16] 等研究了胃癌中FGFR2与TSP-4的关系。低TSP-4表达与较短的总生存期(OS)和晚期胃癌相关。FGFR2在胃癌组织中明显过表达,与淋巴结转移、临床晚期和预后不良的高风险相关。相关分析表明FGFR2与TSP-4呈负相关。体内外实验表明,FGFR2激活可以下调TSP-4的表达,而TSP-4在胃癌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中起重要作用。作者还发现PI3K-AKT-mTOR通路参与FGFR2-TSP4轴。FGFR2信号通过PI3K-AKT-mTOR途径下调TSP4,从而促进胃癌进展。Chen [17] 等报道TSP-4通过靶向KLF9促进胃癌的增殖和转移。首先,作者对癌症基因组图谱数据集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表明,TSP-4和KLF9表达之间可能存在正相关。随后,通过细胞计数,MTT和软琼脂菌落形成试验分析了MGC-803和BGC-823细胞的增殖。通过transwell迁移和侵袭试验研究了转染的GC细胞的迁移和侵袭。QPCR分析证明,用TSP-4过表达质粒转染可增强GC细胞中KLF9的表达。与非肿瘤胃细胞相比,MGC-803和BGC-823细胞中TSP-4 mRNA和蛋白表达上调。KLF9过表达显着刺激了MGC-803和BGC-823细胞的增殖和转移。此外,KLF9 siRNA抑制了TSP-4过表达质粒转染引起的MGC-803细胞活力,迁移和侵袭增强。Kuroda [18] 等通过蛋白质印迹法检查了TSP-4在癌症相关的成纤维细胞(CAFs),正常相关的成纤维细胞(NFs)和胃癌细胞系中的表达。在GC微环境中,TSP-4在具有αSMA或Podoplanin表达的基质细胞上表达,但在具有细胞角蛋白表达的癌细胞上不表达。蛋白质印迹分析结果表明,CAF(而非NF和癌细胞)表达TSP-4。与TSP-4低表达状态相比,TSP-4高表达状态与更高的αSMA表达,更高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淋巴浸润,腹膜细胞学,腹膜转移,较大的肿瘤大小,镜下弥漫型和扩散浸润型。高TSP-4组的5年总生存率明显低于低TSP-4组。多元分析表明,TSP-4表达是独立的预后因素。一项旨在研究胃癌生存相关的基因并改善胃癌患者的危险分层的研究将TSP-4等7个基因进行研究,发现表明,PRICKLE1表达可能是独立的预后因素,可以与年龄和TNM分期相结合,成为能够预测胃癌患者OS率的诺模图 [19]。

3.3. 结肠癌

Greco [20] 等将结肠癌组织与正常组织进行对比发现结肠癌中TSP-4的表达较低,并且在结肠癌中TSP-4出现高度甲基化,因此推测TSP-4属于结肠癌的抑癌基因。组蛋白H3赖氨酸9由乙酰化到甲基化的转变可以使常染色体的某些基因沉默。Kondo [21] 等利用染色质免疫沉淀方法比较了同一肿瘤细胞系中27个克隆的H3-K9 Me/Ac比值,18个克隆出现了高H3-K9 Me/Ac比值,提示结肠癌标本和细胞系中TSP-4表现为高度甲基化。TSP-4由于DNA甲基化或组蛋白去乙酰化抑制而沉默。

4. 女性生殖系统肿瘤

乳腺癌

乳腺癌是由基因和非基因等多种因素引起的疾病。不同的组织类型对治疗的反应性不一样,因此也会有差别迥异的临床结果。乳腺癌存在组织学上的异质性,包含上皮细胞、间质细胞、内皮细胞和淋巴细胞等。许多研究团队期望利用基因表达谱来区分乳腺癌不同的亚组,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因此,找到基因组学上的标志基因是关键。经过多个研究小组的基因芯片分析,鉴定出12个差异表达基因用以区分侵袭性乳腺小叶癌和乳腺导管癌,他们是E-CD、survivin、cathepsin B、TPI1、SPRY1、SCYA14、TFAP2B、TSP-4、osteopontin、HLA-G和CHC1 [22]。Korkola [23] 等认为TSP-4与限制肿瘤转移有关。通过cDNA芯片等找出了用于区分侵袭性乳腺小叶癌和侵袭性乳腺导管的8个差异表达基因,分别是E-cadherin, survivin, cathepsin B, TPI1, SPRY1, SCYA14, TFAP2B和TSP-4。在体外培养中,TSP-4在成纤维细胞的表达比上皮细胞高。乳腺组织中的表达比体外培养细胞系要高。乳腺小叶癌中TSP-4表达较乳腺导管癌高。乳腺导管癌表达大量的骨桥蛋白和组织蛋白酶,下调TSP-4的表达,由此来获得侵袭性。而乳腺小叶癌是通过上调E-cadherin表达来获得侵袭性的。McCart Reed [24] 利用免疫组化和免疫荧光检测,结合公共基因组表达数据,首次阐明TSP-4在正常乳腺组织和乳腺癌中的表达。TSP-4位于乳腺癌大导管和血管的基底膜层,很少出现在正常的上皮细胞和正常的细胞外间质。在肿瘤相关的间质中高表达,肿瘤上皮细胞的表达也高于正常上皮细胞。在侵袭性导管癌和侵袭性乳腺小叶癌中的表达没有差异。虽然TSP-4 mRNA在不同组织变化较大,但是相对于正常组织、ER受体阳性的低级别导管癌,TSP-4 mRNA在乳腺癌组织都是高表达。TSP-4基因的基因组学改变很少,提示乳腺癌中TSP-4的表达激活与具有侵袭性的肿瘤细胞和局部微环境中的间质成纤维细胞相互作用有关。TSP-4在乳腺癌中的表达与细胞外间质转变成被激活的反应性间质有关,这种转变在肿瘤的进展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并有利于肿瘤细胞侵袭。在乳腺癌中,TSP-4表达的增加与对浸润性癌的基质反应有关,这表明ECM中的TSP-4有助于肿瘤进展并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在小叶型和导管型乳腺癌中检测到TSP-4的差异表达,表明它可能是特定乳腺癌类型的标志物,研究其作用对于了解乳腺癌表型差异的基础可能很重要。Tveitarås MK [25] 研究表明,至少在此乳腺癌模型中,触珠蛋白的变化尤其是纤维蛋白原β链,血小板反应蛋白4和转铁蛋白受体蛋白1的变化指示转移,并且应进一步评估其作为一般的乳腺癌生物标记物。

5. 泌尿系统肿瘤

5.1. 前列腺癌

Luo [26] 等在2002年为研究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e hyperplasia, BPH)的分子病因学发生机制,通过基因芯片分析了9例BPH和12例局限性前列腺癌根治术后非癌变前列腺组织(正常组织)基因表达谱上的差异。最后,得出76个差异表达基因,经过RT-PCR坚定了8个差异表达的基因。BPH与正常腺体组织相比,表达下调的基因较少,包括KLF4转录因子、TSP-4、一氧化氮合成酶2、谷氨酰胺转胺酶和人胃泌素释放多肽。上调的基因主要属于生长因子和与其结合的蛋白,例如: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和-2,转化生长因子TGF-β3,骨形态发生蛋白BMP5,潜在的转化生长因子结合蛋白,水解酶,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 a2-巨球蛋白,环氧化酶COX2和细胞外基质分子,如层粘连蛋白,硫酸软骨素蛋白聚糖(chondroitinsulfateproteoglycan, CSPG)。12个差异表达基因与前列腺间质细胞或间质成分相关,大部分基因的转录出现上调,仅有TSP-4、蛋白激酶C相关的激酶2 (PRKCL2/PRK2)和Kruppel样因子4 (KLF4)的转录水平下调。实际上,Luo等的研究比较的是BPH与前列腺癌旁组织的基因差异表达谱。Dakhova [27] 通过分析前列腺癌反应性间质的基因表达谱发现3级反应性间质存在一些列的基因表达和信号转导通路的变化,其中TSP-4出现了高表达。TSP-4可能介导TGF-β的阶段特异性作用,即在肿瘤血管形成良好的后期促进肿瘤生长,ECs提供足够量的TSP-4以支持进一步的血管生成。尽管尚不完全了解针对TGF-β的TSP-4产生调控的细节,但已报道了SMAD3的参与。人们对TGF-β的细胞和过程特异性作用的潜在机制了解甚少,Muppala [28] 等认为TGF-β是影响多种细胞类型的多功能细胞因子,与组织重塑过程有关。由于其多种功能和细胞特异性作用,TGF-β信号转导的结果是过程和阶段依赖性的,而且取决于阶段和阶段。因此TGF-β对疾病的进展有时是发挥相反的作用并不罕见,疾病中不同阶段表达TGF-β就会有不同的病理变化。Muppala等人研究发现在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 EC)中,血小板反应蛋白(TSP-4)分泌的ECM蛋白被上调以响应TGF-β1,并介导TGF-β1对血管生成的影响。TSP-4的上调不需要合成新蛋白质,不是由TSP-4的分泌减少引起的,而是由SMAD3的激活介导的。使用Thbs4−/−小鼠和TSP-4 shRNA,发现TSP-4介导了培养的EC中的促血管生成功能和体内对TGF-β1的血管生成。实验观察到注射TGF-β1的动物的肿瘤块和血管生成标记物水平增加了约3倍,而这些作用在Thbs4−/−动物中没有发生。注射TGF-β1信号转导SB-431542的抑制剂还可以减轻肿瘤和癌症血管生成的重量。该研究团队从体内血管生成模型和培养的EC得出的结果表明,TSP-4介导TGF-β1上调血管生成。尽管抑制了癌细胞的增殖,但是促血管生成的TSP-4的上调和TSP-4对EC的选择性作用可能有助于TGF-β刺激肿瘤生长。

Liu [2] 等通过研究前列腺癌和癌旁非肿瘤组织发现,TSP-4、lncRNATHBS4003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非肿瘤组织标本,Gleason评分 > 7的患者lncRNATHBS4003表达水平较高。体外试验提示在敲除PC-3细胞系TSP-4或lncRNATHBS4003后,降低了PCa细胞的体外迁移和侵袭能力,同时也降低了p38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的表达水平9。这些结果提示lncRNATHBS4003和TSP-4参与了PCa的发病机制。因此,沉默lncRNATHBS4003或TSP-4可能抑制PCa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并通过有丝分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调节MMP9的水平。TSP-4关于前列腺癌的研究仅限在转录水平,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研究报道。作者对5例前列腺癌和癌旁组织进行差异基因表达cDNA基因芯片研究,探讨TSP-4异常表达在前列腺癌浸润和转移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与癌旁组织在基因转录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29]。TSP-4的表达与Gleason评分、病理类型及分期相关。结合COX回归分析显示:前列腺癌组织中TSP-4高表达与转移导致的患者生存期下降显著相关。进一步通过TCGA数据库验证得到了相同的结论。从TCGA下载前列腺癌level3的RNA-seq数据,其中499个癌组织和52个癌旁组织。同时,从TCGA下载前列腺癌的甲基化数据,其中503个癌组织和50个癌旁组织。通过wilcox test显示p-value < 0.05,说明癌症和正常样品间TSP-4差异显著,并且在癌症样品中TSP-4高表达。随后,使用survival R包对TSP-4做生存分析,生存分析是KM分析,采用log-rank方法。以p < 0.05作为临界阈值,判断TSP-4的高地表达是否对病人生存产生影响。根据TSP-4中位值,将病人分为高低两组图,p = 0.058,说明高低组差异不显著。对TSP-4进行癌症分期的相关性分析,以P < 0.05作为临界阈值,判断TSP-4的表达与癌症分期是否具有相关性,p < 0.05,说明TSP-4的表达与癌症分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最后,对TSP-4的甲基化水平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正常样品和癌症样品中TSP-4的甲基化程度,判断TSP-4的甲基化水平是否与肿瘤相关。以p < 0.05作为临界阈值,判断TSP-4的甲基化水平是否与肿瘤相关。P < 0.05,说明TSP-4的甲基化水平与肿瘤相关。因此,TSP-4对前列腺癌的进展中发挥显著作用,相关靶点和标志物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转移性前列腺癌可以表现为成骨性特征,TSP-4在成骨组织中的表达也是得到了证实 [6]。在鸡胚中,TSP-4在成骨初期被发现在骨膨大周围的间充质的成骨组织中,而在后期则消失。在同一项研究中,在鸡胚的眼睛中检测到TSP-4 mRNA,该基因与后来的骨化结构有关,在角膜上皮下方的角膜成纤维细胞中也检测到了TSP-4 mRNA。在斑马鱼眼外肌肌腱连接处也检测到TSP-4在人眼表面上皮的基底膜区,一种特殊的微环境,在该微环境中,外部信号会导致干细胞的维持,自我更新,活化和增殖。

5.2. 肾肿瘤

中胚层肾瘤中胚层肾瘤多发生于新生儿肾脏。它比Wilms瘤发病更早。作者分析了中胚层肾瘤基因表达谱,与wilms瘤及其他肾肿瘤比较。中胚层肾瘤具有独特的基因表达谱与wilms瘤相近 [30]。在两者中上调的基因包括IGF-2、TSP-4、间叶细胞同源框基因MEOX1。SHetA2是维生素A类似物,对多种癌细胞尤其是肾细胞癌具有很好的抗癌活性,且动物有良好的耐受性。SHetA2改变TSP-4的分泌,直接抑制G1期内皮细胞管状成形和增殖,但不引起凋亡。SHetA2通过改变肿瘤细胞血管生成因子的分泌阻断血管生成,这些效应都体现在内皮细胞上 [31]。

6. 血液系统肿瘤

淋巴瘤

van Doorn [32] 等在全基因组范围内分析原发性皮肤T细胞淋巴瘤(cutaneous T-cell lymphoma, CTCL)中启动子高甲基化的发生,对28例CTCL患者的活检标本中分离的DNA进行了研究,包括侵袭性CTCL实体(转化的真菌病真菌和CD30阴性大T细胞淋巴瘤)和惰性实体(CD30阳性大T细胞淋巴瘤)。对于全基因组DNA甲基化筛选,应用了使用CpG岛微阵列的差异甲基化杂交技术,该技术可同时检测8640个CpG岛的甲基化状态。亚硫酸氢盐序列分析用于确认和检测八个选定的肿瘤抑制基因的高甲基化。CTCL患者的恶性T细胞显示出广泛的启动子高甲基化,与DNA修复,细胞周期和凋亡信号通路中涉及的几种抑癌基因失活有关。该研究发现CTCL可能适合用去甲基化剂处理,皮肤T细胞淋巴瘤(cutaneous T-cell lymphoma, CTCL) TSP-4作为潜在的肿瘤抑制基因,52%出现了高度甲基化,其转录水平也被证实下调。

7. 总结

TSP-4的促血管生成特性可能解释了它在几种癌症中的高表达。TSP-4在癌症组织中的表达增加与癌症进展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几种类型的癌症中,TSP-4已被确定为最上调基因的前1%。与TSP-1一样,TSP-4在癌症中的作用也很复杂,提示组织特异性和细胞特异性作。两者都可促进某些类型的癌症而抑制其他类型的癌症。有必要进一步检查TSP-4在癌症中的作用,以区分TSP-4作为肿瘤抑制因子的抑制作用还是作为反馈保护性抗癌机制的抑制作用。TSP-4对癌细胞的直接作用也是可能的,尽管在不同的癌细胞中发现了TSP-4的相反作用:TSP-4在结直肠癌菌落中的强制表达引起肿瘤生长的显着抑制,但是前列腺癌细胞中TSP-4的表达缺失显著降低了其迁移和侵袭能力,并降低了p38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的表达水平。我们可以预期,对TSP-4的研究兴趣将呈指数级增长,甚至可能将TSP-4用作治疗性靶标,以鼓励缺血条件下的血管生成,抑制各种组织中的肿瘤生长并减轻疼痛。

基金项目

1) 天津市卫生局科技基金(2015KZ029):前列腺癌中血小板反应蛋白4异常表达的相关机制研究。

2) 中国临床试验“超选择性前列腺动脉栓塞介入技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应用研究”注册号ChiCTR1800014818。

NOTES

*通讯作者。

参考文献

[1] Lawler, J., Duquette, M., Whittaker, C.A., et al. (1993)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rombospondin-4, a New Member of the Thrombospondin Gene Family.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120, 1059-1067.
https://doi.org/10.1083/jcb.120.4.1059
[2] Liu, J., Cheng, G., Yang, H., et al. (2016) Reciprocal Regulation of Long Noncoding RNAs THBS4-003 and THBS4 Control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Prostate Cancer Cell Lines. Molecular Medicine Reports, 14, 1451-1458.
https://doi.org/10.3892/mmr.2016.5443
[3] Lawler, J., McHenry, K., Duquette, M., et al. (1995) Characterization of Human Thrombospondin-4.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70, 2809-2814.
https://doi.org/10.1074/jbc.270.6.2809
[4] Tucker, R.P., Adams, J.C. and Lawler, J. (1995) Thrombospondin-4 Is Expressed by Early Osteogenic Tissues in the Chick Embryo. Developmental Dynamics, 203, 477-490.
https://doi.org/10.1002/aja.1002030410
[5] Lee, J.H., Horak, C.E., Khanna, C., et al. (2008) Alterations in Gemin5 Expression Contribute to Alternative mRNA Splicing Patterns and Tumor Cell Motility. Cancer Research, 68, 639-644.
https://doi.org/10.1158/0008-5472.CAN-07-2632
[6] Stenina-Adognravi, O. and Plow, E.F. (2019) Thrombospondin-4 in Tissue Remodeling. Matrix Biology, 75-76, 300-313.
https://doi.org/10.1016/j.matbio.2017.11.006
[7] Lavrador, J.P., et al. (2017) Adult Pilocytic Astrocytoma of Conus Medullaris: Clinical Consideration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CNS Oncology, 6, 107-110.
https://doi.org/10.2217/cns-2016-0030
[8] Rorive, S., Maris, C., Debeir, O., et al. (2006) Exploring the Distinctive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ilocytic and Low-Grade Diffuse Astrocytomas Using Microarray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Journal of Neuropathology & Experimental Neurology, 65, 794-807.
https://doi.org/10.1097/01.jnen.0000228203.12292.a1
[9] Yang, H.J., Ma, S.P., Ju, F., et al. (2016) Thrombospondin-4 Promotes Neuronal Differentiation of NG2 Cells via the ERK/MAPK Pathway. Journal of Molecular Neuroscience, 60, 517-524.
https://doi.org/10.1007/s12031-016-0845-1
[10] Park, B.L., Kim, Y.J., Cheong, H.S., et al. (2006) Association of Common Promoter Polymorphisms of MCP1 with Hepatitis B Virus Clearance. Experimental & Molecular Medicine, 38, 694-702.
https://doi.org/10.1038/emm.2006.82
[11] Su, F., Zhao, J., Qin, S., et al. (2017) Over-Expression of Thrombospondin 4 Correlates with Loss of miR-142 and Contributes to Migration and Vascular Invasion of Advanc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Oncotarget, 8, 23277-23288.
https://doi.org/10.18632/oncotarget.15054
[12] Wu, H., Zhang, G., Li, Z., et al. (2019) Thrombospondin-4 Expression as a Prognostic Marker in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Gene, 696, 219-224.
https://doi.org/10.1016/j.gene.2019.02.049
[13] Forster, S., Gretschel, S., Jons, T., et al. (2011) THBS4, a Novel Stromal Molecule of Diffuse-Type Gastric Adenocarcinomas, Identified by Transcriptome-Wide Expression Profiling. Modern Pathology, 24, 1390-1403.
https://doi.org/10.1038/modpathol.2011.99
[14] Maran, S., Lee, Y.Y., Xu, S., et al. (2013) Gastric Precancerous Lesions Are Associated with Gene Variants in Helicobacter pylori-Susceptible Ethnic Malays.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19, 3615-3622.
https://doi.org/10.3748/wjg.v19.i23.3615
[15] Lin, X., Hu, D., Chen, G., et al. (2016) Associations of THBS2 and THBS4 Polymorphisms to Gastric Cancer in a Southeast Chinese Population. Cancer Genetics, 209, 215-222.
https://doi.org/10.1016/j.cancergen.2016.04.003
[16] Huang, T., Liu, D., Wang, Y., et al. (2018) FGFR2 Promotes Gastric Cancer Progression by 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Thrombospondin4 via PI3K-Akt-Mtor Pathway. 1421-9778 (Electronic).
https://doi.org/10.1159/000494590
[17] Chen, X., Huang, Y., Wang, Y., et al. (2019) THBS4 Predicts Poor Outcomes and Promotes Proliferation and Metastasis in Gastric Cancer.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75, 117-123.
https://doi.org/10.1007/s13105-019-00665-9
[18] Kuroda, K., Yashiro, M., Sera, T., et al. (2019) The Clinic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rombospondin-4 Expression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of Gastric Cancer. PLoS ONE, 14, e0224727.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24727
[19] Ding, Y., Chen, Y., Wu, M., et al. (2020) Identification of Genes Associated with Gastric Cancer Survival and Construction of a Nomogram to Improve Risk Stratification for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Oncology Letters, 20, 215-225.
https://doi.org/10.3892/ol.2020.11543
[20] Greco, S.A., Chia, J., Inglis, K.J., et al. (2010) Thrombospondin-4 Is a Putative Tumour-Suppressor Gene in Colorectal Cancer That Exhibits Age-Related Methylation. BMC Cancer, 10, 494.
https://doi.org/10.1186/1471-2407-10-494
[21] Kondo, Y., Shen, L., Yan, P.S., et al. (2004)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Microarrays for Identification of Genes Silenced by Histone H3 Lysine 9 Methy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1, 7398-7403.
https://doi.org/10.1073/pnas.0306641101
[22] Turashvili, G., Bouchal, J., Burkadze, G., et al. (2005) Differentiation of Tumours of Ductal and Lobular Origin: II. Genomics of Invasive Ductal and Lobular Breast Carcinomas. Biomedical Papers, 149, 63-68.
https://doi.org/10.5507/bp.2005.006
[23] Korkola, J.E., DeVries, S., Fridlyand, J., et al. (2003) Differentiation of Lobular versus Ductal Breast Carcinomas by Expression Microarray Analysis. Cancer Research, 63, 7167-7175.
[24] McCart Reed, A.E., Song, S., Kutasovic, J.R., et al. (2013) Thrombospondin-4 Expression Is Activated during the Stromal Response to Invasive Breast Cancer. Virchows Archiv, 463, 535-545.
https://doi.org/10.1007/s00428-013-1468-3
[25] Tveitarås, M.K., Selheim, F., Sortland, K., et al. (2019) Protein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Plasma and Lung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Metastatic Development in a Human 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Xenograft Model. PLoS ONE, 14, e0215909.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15909
[26] Luo, J., Dunn, T., Ewing, C., et al. (2002) Gene Expression Signature of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Revealed by cDNA Microarray Analysis. Prostate, 51, 189-200.
https://doi.org/10.1002/pros.10087
[27] Dakhova, O., Ozen, M., Creighton, C.J., et al. (2009) Global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of Reactive Stroma in Prostate Cancer.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15, 3979-3989.
https://doi.org/10.1158/1078-0432.CCR-08-1899
[28] Muppala, S., Xiao, R., Krukovets, I., et al. (2017) Thrombospondin-4 Mediates TGF-β-Induced Angiogenesis. Oncogene, 36, 5189-5198.
https://doi.org/10.1038/onc.2017.140
[29] Wu, J.H., Li, X.M., Luo, F., et al. (2020) Screening Key miRNAs and Genes in Prostate Cancer by Microarry Analysis. Transplantation Proceedings, 9, 856-868.
https://doi.org/10.21037/tcr.2019.12.30
[30] Sugimura, J., Yang, X.J., Tretiakova, M.S., et al. (2004)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Mesoblastic Nephroma and Wilms Tumors—Comparison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s. Urology, 64, 362-368.
https://doi.org/10.1016/j.urology.2004.04.052
[31] Myers, T., Chengedza, S., Lightfoot, S., et al. (2009) Flexible Heteroarotinoid (Flex-Het) SHetA2 Inhibits Angiogenesis in Vitro and in Vivo. Investigational New Drugs, 27, 304-318.
https://doi.org/10.1007/s10637-008-9175-7
[32] van Doorn, R., Zoutman, W.H., Dijkman, R., et al. (2005) Epigenetic Profiling of Cutaneous T-Cell Lymphoma: Promoter Hypermethylation of Multiple Tumor Suppressor Genes Including BCL7a, PTPRG, and p73.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3, 3886-3896.
https://doi.org/10.1200/JCO.2005.11.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