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化体制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影响到中国意识形态的质量建设，作为文化体制改革在传媒领域的具象化，省级电视台体制改革在文化体制建设中占据重要位置。换言之，我国省级电视台若是想在未来谋求发展，则必须基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不能自行其是。此外，由于电视领域自身具备创造性的特征，省级电视台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必将反作用于文化体制改革。
本文的立论基于我国省级电视台的发展出路这一命题，并以2012年起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为依托，探索问题改革下我国电视体制的变革，分析传媒领域未来可能凸显的危机与弊端，并针对上述危机与弊端提出了发展策略与路径。本文的研究案例主要基于山东电视台的改制，总结其改制过程中的多方博弈与公共电视理念，以期为我国省级电视台的生存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学术研究概况
1) 国外公共电视服务体系逐步稳定
过去八十年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公共电视服务已经逐渐成为西方较为成熟、优质的电视广播服务系统。从省级电视台产生起，关于这个主题的讨论从来没有在国外学术界中断。英国作为世界上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的创始国家，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实施公共广播电视系统，而后欧洲、美洲、亚洲等国家纷纷开始效仿，并与英国一样，都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1927年末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成立，标志着着世界上现代广播电视工业的开端，这也为世界上其他公共电视系统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促成了世界上其他公共电视系统的发展。就当前而言，BBC不仅成为世界上最标准的电视机构，而且被公认为最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电视模式。不难发现，过去国外学者们对公共广播电视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BBC这个世界上第一家公共广播电视公司身上。其中John Cain的《The BBC: 70 Years of Broadcasting》 [1] 是较早研究BBC的专著。
在二十世纪末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电视台的发展，相关学者的视野也不断扩大，已经不再局限于个别案例的细致思考，逐渐着手从更深、更高、更广泛的领域进行纵横交错式研究。英国著名学者奥利弗和克里斯编著的《媒介研究的进路》 [2] 一书，从不同角度上对省级电视台的现状以及问题进行了梳理。另外，许多著名的公共电视广播研究者对省级电视台的未来发展趋势也进行相关论述，并指出过去发展的各种弊端与不足。此外，在其它研究报告及著作中发现，学者们从异质化的视角展开研究，对现有的公共体制进行了探索，为后续公共广播的研究拓宽了学术视野。著名美国学者Robert (1999)在《富媒体穷民主：不确定时代的传播政治》 [3] 中详细论述了媒体与民主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虽然目前对于这一关系的研究结论尽管褒贬不一，但是多数学者仍然对于公营体制的未来发展持有乐观态度。伴随现代科技创新技术的发展，尤其相关数控技术的不断更新拓展以及新社交新媒体、软件的不断崛起，在新时期公共广播电视行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对过去传统的公共电视行业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就连行业龙头的BBC也陷入了经营困境。这也激起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对这些现象表达自己的个人见解，例如，Robert W. McChesney所写的《Theses on Media Deregulation》 [4]、Chris Horrie和Steve Clarke的研究《Fuzzy Monsters: Fear and Loathing at the BBC》 [5] 和Kung-Shankleman的研究《Inside the BBC and CNN: Managing Media Organizations》 [6] 等，均是对新时期公共广播电视行业展开的最新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禁止在公共电视上播放商业广告，以便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节目，当时这一现象引发了诸多国内学者的关注，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海南(2016)在《试析法国省级电视台禁播商业广告》 [7] 一文中旁征博引的从历史、文化和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法国公共电视的未来。由此鉴于公共电视面临的种种困境，学术界和产业界围绕公共电视的性质、任务和融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辩论。
2) 国内公共电视系统内涵不断丰富
目前，我国对公共电视系统的研究还不充分，但自上世纪末以来，国内对省级电视台等相关领域的讨论却也没有中断，而且后续研究也渐次丰富。施大全、高冠钢、陆卫华合著(1991)的《当代世界广播电视》 [8] 一文，以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研究室(1992)所撰写《世界广播电视：变革和发展》 [9] 一书，是早期研究公共电视系统的典型代表，也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到新世纪，国内学术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各国在在广播电视产业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李良荣所著的《当代西方新闻媒体》 [10] 以及《当代世界新闻事业》 [11]，对公共服务广播系统问题均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深入了外国广播电视运营体系，并将中外广播电视运营体系进行了对比。
近年来，随着我国公共广播电视的转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已经出现的一些日渐突出的问题，逐渐影响到我国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这激起国内学术界对公共电视的研究与探讨，并积极呼吁加大公众对媒体进行改革。学者陈丽丹 [12] 在其著作中对电视制度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进行研究，她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浪潮的影响冲击下，各个国家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不断记不发展，使得电视媒体不得不面对着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问题，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她还认为，虽然直接针对国内广播电视传播系统和公共利益领域的理论还处于边缘，但是国内仍有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呼吁无线电广播系统的改造，而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整个广播电视发展过程中，积极倡导广播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并且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机制。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也应该开始寻求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并逐渐形成三方面利益的平衡。学者郭振志在其《公共广播电视：变与不变之间》 [13] 一文中指出，虽然目前公共电视已经受到商业电视发展的巨大冲击，但公共电视作为世界广播电视的宝贵财产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电视在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公共电视能够积极应对，并且保持不变。因此，中国应坚持不变的公共服务传统。上文中在国外文献综述中提到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李海南还首次通过对原始数据的统计，证实了集体认同与文化政策对电视特色的影响，深刻揭示了电视与集体认同与文化政策之间的动态关系，对比并分析了国外电视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此外，夏倩芳、文新国、张苏艳等学者也进行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3. 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传媒体制的变革
1) 基本取向：以满足民众对文化服务需要为引领
公共电视这一体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运行多年，其发展模式较为成熟，从而能够从根源处的机制层面规避自身受到权利纷争以及市场逐利性的伤害，即平衡了商业利润、社会诉求以及意识形态。此外，公共电视体制能够借助发挥电视这一传媒手段的特色，将电视领域的公益性事务与盈利性事务相互剥离。鉴于此，公共电视既是文化体制改革在传媒领域的承载者，也是我国电视体制改革的制高点。
纵观近年来我国电视的产业化进程，电视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与社会诉求在诸多方面不甚匹配，使得我国电视领域的结构过于简单，而功能又较为杂乱。将电视公共化，并对其不同功能进行切割，是我国电视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电视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社会民众对文化服务的需要，因此，电视改革应首先构建出公共电视的体制。
2) 改革进程：文化产业内涵渐趋丰富的主旨体现
随着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逐渐进入新世纪以来，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会议内容首次涵盖了“文化产业”的概念及相关内容，这意味着官方对国内文化产业的承认。第十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国家首次强调了发展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在会后提升了制定改革方案的速度。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家明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侧重点必须要以公益文化和社会服务为中心，并出台了大量扶植公益文化事业的规划与政策。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不同的学者有着异质性的见解，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进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文化体制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文化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并以行政政策进行管制，但会在一定的范围内予以支持；第二阶段(1992~2002年)，文化体制的起步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化体制改革有了较为强力的助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定格局；第三阶段(2002~2012年)，文化体制的发展完善阶段，在这一阶段，针对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诸如逐利主义、技术主义等)，进行优化完善；第四阶段(2002~至今)，文化体制的提质增效阶段，为了顺应服务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文化体制越来越注重自身质量与社会效益的提升。2012年起，我国的电视体制改革正是基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推行，例如广播电视与图书、报社以及网络等机构联动经营活动的开展，正是以文化体制改革为理论指导的，这大大降低了改革带来的风险和沉没成本。
3) 现实困境：受区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概况制约
相比于图书业、电影业以及报刊业等领域的体制改革，电视领域的变革速度缓慢、命途多舛。国家广电总局曾经多次对公众表明了电视体制改革的困难之处，他们指出，困难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五个方面。首先为观念认识不足，即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与公共电视产业化发展的趋势不兼容，内部成因便是管理部门对电视的属性认识深刻程度不足。在文化体制的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传统思维模式与新兴文化产业之间的存在显著性的分歧，比如在创收盈利问题，传统的文化产业观点认为，文化产业作为事业单位，其预算决算均有财政来负担，文化产业不能进行自我创收盈利，否则会违背事业单位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新兴文化产业观点认为，文化产业可以进行经营性活动，用来满足文化产业发展的日常需求。其次为政策规章不充分，即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或有所缺失，或诞生于狂澜难挽之时。这些政策对于解决当时的问题起到了非常好的成效，比如在文化产业发展之初，关于市场与计划的谈论问题，现在基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格调。再次为区域发展差异，即不同地区的不同电视台发展积淀不同、规模不同、前景不同。例如，在山东省的，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在长三角地区深受改革开放思想的影响。在两个地区逐渐形成了有差别的文化氛围，那么他们未来的发展前景与方向是有所区别的。再然后为各方利益纠葛，使得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难以融合。最近文化产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良好的变化，例如一些经营性网吧已经逐渐与政府合作，开展电子阅览、网络服务查询、社会舆论引导等方面的内容；某些咖啡厅在提供一般性经验服务的同时，也逐步开展公共阅读服务。当然上述模式对于文化产业的变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融合模式比较单一，应积极开发融合发展新模式。最后为人才匮乏，即涵盖运营管理人才、科学技术人才的全面人才缺失。文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在文化产业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坚实保障，而且要将充足的人才力量作为预备军。在这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到，民间文化产业或者民间艺人的整体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政府在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及时的注入新血液。上述困难中，又以政策规章障碍和利益纠葛障碍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影响为最大。
4. 山东电视台助力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探索
1) 突破现有体制阻滞，创新电台节目形式
从体制突破的角度看，本研究认为，我国的电视业应廓清“事业”与“产业”的联系和区别，并将两者剥离开来。首先，公共频道应在体制层面上转变为具有独立性的公共体制，以期得到社会的认同，并全面发挥社会功能；其次，我国应将公共电视交付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辖的专业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而非令公共电视成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喉舌与附庸；最后，我国公共电视无论在路径的选择层面，还是对体制的突破层面，都应由中央级别卫视发动带头作用。
从创新电台节目形式的角度看，搭建公共电视的方案主要有二：其一为略过现有的电视频道，重新开办省级电视台；其二为利用现有的电视频道，将时下的公共卫视及公共频道转化为省级电视台。比对两种方法后，本研究发现，前者的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使得我国的传媒资源被无端浪费。鉴于此，将现有公共频道转型为公共电视，从而构建出公共电视体制才是可行之路。山东电视台在自身体制选择上，为其他各地提供了有益借鉴，比如山东电视台开办了以本土百姓为主体的方言类节目(“拉呱”)，形式更加多样，更加亲民，但是在仍然缺乏全国性的文化节目。
2) 坚持部门联动原则，优化电台运营结构
山东电视台自开播以来，特别注重自身的品牌经营与变革，并坚持坚持“部门联动，不能说不；立说立行，赢在执行”原则，积极吸引外来资金，注重对自身节目经营理念与策略进行探索。诚如前文所述，我国的公共电视应将依附性经营的模式转变为独立经营，而实现这一经营目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症结便是资金问题。鉴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本研究认为我国公共电视的资金问题可以综合下述几种途径进行解决：其一为各级政府的专项拨款；其二为个人名义或团体名义下的资助；其三为征收公共电视事业税；其四为收取数字电视费用。
如果说运营体制是我国公共电视发展出路的根本问题，那节目策略便是我国公共电视发展的直接策略。从节目内容的层面来看，公共电视的节目应涵盖新闻、娱乐、教育等多元化门类；从节目品质的层面来看，公共电视的节目应力求高于一般性质的商业电视台。
3) 构建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电台权责主体
任何领域的健康长久发展，背后都必将有强制性的法律作为保障。纵观世界上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有针对公共电视的法律法规。例如英国和美国，分别于1954年和1967年颁布了公共电视法。我国台湾地区于1997年出台了公共电视法，反观我国大陆地区，并未针对公共电视的经营制定相关法规，仅在1997年出台了《公共电视管理条例》。迄今为止，《公共电视管理条例》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公共电视在经营中的行为，但其约束力远小于法律。本研究认为，我国应颁布一部《公共电视法》，或相关联法律条文中充分涉及并在该法律中规定省级电视台的权利与义务等，保证其更好地服务社会。
4) 借鉴机构转企经验，明晰电台节目定位
2012年文体改革政策下，山东电视台及其附属的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进行转企改制，以山东电视台及原山东电视台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为主并出资，整合青岛电影电视剧摄制基地等机构单位实施整体转企改制，成立为山东影视传媒集团为例，展开利弊分析与路径探索和发展规划。成立的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发行有限公司，该公司由总台绝对控股，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对节目进行招标与采购，逐步探索出制播分离的路径。
从积极意义的层面看，山东电视台进行转企改制的大胆探索，为我国公共电视的中国式生存提供了可能，虽然其并未完全独立于政治与商业，但不再以收视率和发行量为节目的首要考虑因素，并抛出了“中国如何做出既满足社会需求又叫座的电视栏目的问题”，这无疑为国内其他公共电视提供了借鉴。
从暴露弊端的层面看，首先，山东影视剧制作发行有限公司将过多精力放置于自办栏目的改版，使得定位过于小众化，无法吸引广泛受众，从而无法形成影响力；其次，山东卫视为社会民众表达诉求的平台较少，从而在教育文化层面上有所不足。综观上述两项缺陷，山东电视台的转企改制相比于实际意义上的公共电视尚有差距。
5. 结语
本文的立论基于我国省级电视台的发展出路这一命题，并以2012年起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为依托，探索问题改革下我国电视体制的变革，分析传媒领域未来可能凸显的危机与弊端，并针对上述危机与弊端提供了发展策略与路径。首先，对国内外研究省级电视台的文献进行梳理，同时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其次，指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困境以及电视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以及我国文化艺术如电影电视等方面是朝阳产业并正蓬勃发展的趋势；最后，提出了突破现有体制阻滞，创新电台节目形式、坚持部门联动原则，优化电台运营结构、构建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电台权责主体、借鉴机构转企经验，明晰电台节目定位的山东电视台助力文化体制改革路径并阐释文化艺术相关联机关事业单位文化体制改革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保障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