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中国，男同性恋者向父母、雇主和同事透露自己性取向的比例非常低，分别为5%、4%和13% (Liu & Choi, 2006)。同样，只有4.9%和11.1%中国女同性恋者分别向父亲和母亲透露自己的性取向(Chow & Cheng, 2010)。出柜是指LGB (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个体向自己承认自己的性身份并向他人表露自己性身份的过程。对于LGB个体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它可以标志着一个新的自我接受水平，也可以让他们生活中的其他人了解他们是谁的重要部分。此外，性取向的表露是一种反复发生的情况，即使是对于那些认为自己“已经出柜”的人。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向不同的他人公开自己的想法是一个不同的过程，每个决定都要仔细权衡，因为每次公开都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和好处(Evans & Brodio, 1999)。风险和收益的不同程度通常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出柜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为LGB个体必须应对他/她要出柜的对象的反应(Evans & Brodio, 1999)。有些反应可能包括接受、困惑、歧视，甚至暴力(Evans & Brodio, 1999)。有证据表明，这种对可能的反应的权衡是“出柜”过程的一部分。相关研究表明(Wells & Kline, 1987; Evans & Brodio, 1999)，在个人向他人透露自己的性取向之前，他们倾向于通过概括地提出LGB性取向并观察同龄人的反应来判断同龄人可能的反应。性取向的差异与出柜有关。Lewis等人(2009)发现，与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者相比，双性恋者更不容易出柜。Koh和Ross (2006)以1304名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异性恋女性为样本，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由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婚姻和生殖不仅是一项权利，而且还是一项义务，通常被视为延续家庭血统的不可改变的原则(Hesketh, Lu, & Xing, 2005; Yu, Xiao, & Xiang, 2011)。这可能会增加性少数群体的婚姻压力及结婚意图，考虑到他们是要向父母出柜还是按照父母的期望结婚(Li, 1998; Min, 2013)。来自中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对于男同性恋者来说，出柜是婚姻压力的预测因素。已经向他人透露了自己的性取向身份的男同性恋者，对异性婚姻的渴望会降低(Wang et al., 2011)。
当出柜时，很多人会感受到放松、自豪和真实(Evans & Brodio, 199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没有出柜的人，他们报告说经历了低自尊、抑郁、孤僻和自我毁灭的行为(Waldner & Magruder, 1999)。那些不出柜的人无法获得LGB团体的正式和非正式支持，这可能导致进一步孤立感。在中国，同性婚姻是非法的，LGB个体仍因其性取向而遭受耻辱、偏见和不良事件的发生(Chow & Cheng, 2010; Liu & Choi, 2013)。以往的质性研究表明LGB群体遭受来自父母的巨大的婚姻压力(Jiang, Liu, & Chen, 2013; Peng, 2014)。在此背景下，婚姻压力也对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与出柜情况的研究有很多。但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相关研究相对空白。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出柜情况、以及心理健康进行探究，进一步了解三者之间的关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问卷星为发放途径，在豆瓣、微博、百度贴吧等平台发放。共收取了2135份问卷，进行筛选后，最终有效问卷为560份。有效样本包括同性恋者337人(60.2%)，双性恋者223人(39.8%)。出于伦理和法律，年龄在18以下的问卷作为无效问卷剔除。被试需要报告的人口学变量有性别、年龄、性取向、性别角色、月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成长地区、居住地区。详情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homosexual and bisexual groups
表1. 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2.2. 研究工具
2.2.1. 婚姻压力
婚姻压力采用婚姻压力量表。该量表曾用于测量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婚姻压力(Zheng, Hart, Noor, & Wen, 2020)。婚姻压力量表共11道题目，涉及三个维度：来自父母的压力、来自社会关系的压力以及来自自我的压力。使用的是5点李克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分数越高，代表婚姻压力越大。该问卷在本次研究中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35。
2.2.2. 出柜情况
出柜情况采用OI量表(Outness Inventory)进行测量。OI是一个有11个条目的量表，设计用来评估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个体向他人公开性取向的程度，使用的是7分的李克特量表，范围从1 (这个人肯定不知道你的性取向状况)到7 (这个人肯定知道你的性取向状况并且你们可以公开谈论)。0分表示该项目不适用。问卷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家庭维度(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其他家人和亲戚)，社会维度(新认识的异性恋朋友、同事/同学、上司/老师、陌生人)，宗教维度(宗教团体中的成员、宗教团体中的领导)。总的出柜程度为三个维度的平均分。该问卷在本次研究中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78。
2.2.3. 心理健康
对于参与者的心理健康，本研究采用K6量表。K6量表包含抑郁、情绪波动、疲劳、无价值感的内疚以及焦虑。该量表曾用于测量中国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健康。该问卷在本次研究中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76。
2.3. 数据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的数据分析软件为SPSS 26.0。首先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对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出柜程度与心理健康进行相关分析。再使用分层回归分析对婚姻压力、出柜程度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进行分析。最后使用process 插件(Hayes, 2012)对三个变量的关系进行探讨。
3. 结果
3.1. 相关分析
如表2所示，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r = −0.101, P < 0.005)，婚姻压力与出柜程度存在显著相关(r = −0.171, P < 0.001)，出柜程度与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相关(r = −0.143, P < 0.001)。三者之间两两相关显著。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matrix for each variable (n = 560)
表2. 各变量间相关分析矩阵(n = 560)
注：*P < 0.05，**P < 0.01，以下相同。
3.2. 分层回归分析
在本研究中，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加入出柜程度变量是否可以提高婚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预测水平。已验证研究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Durbin-Watson检验值为2.024)；回归容忍度均大于0.1，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心理健康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其中，第一层变量为婚姻压力，第二层变量为出柜程度。Model 1 (M1)表示模型只放入婚姻压力变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Model 2 (M2)模型表示放入婚姻压力与出柜程度变量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结果展示于表3。
Table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560)
表3. 分层回归分析(n = 560)
注：*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相同。
3.3. 出柜程度在婚姻压力对心理健康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模型
将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作为自变量，出柜程度作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构建中介模型。方程1中婚姻压力为预测变量，出柜程度为结果变量；方程2中婚姻压力为预测变量，心理健康为结果变量；方程3中婚姻压力为预测量，出柜程度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为结果变量。结果表明，中国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对出柜程度有显著影响；出柜程度作为婚姻压力对出柜程度影响的中介变量，结果显著(见表4)。
Table 4. Mediation effect of perceived pressure to get married between outness and mental health (n = 560)
表4. 出柜在婚姻压力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n = 560)
注：*P < 0.05，**P < 0.01，***P < 0.001，均为双侧。
4. 讨论
因为中国的同性婚姻非法背景(Chow & Cheng, 2010; Liu & Choi, 2013)，中国同性恋和双性恋个体遭受的来自婚姻的压力是巨大的。以往的质性研究表明LGB群体遭受来自父母的巨大的婚姻压力(Jiang, Liu, & Chen, 2013; Peng, 2014)。婚姻压力也对性少数群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本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显著，婚姻压力越高，心理健康程度越低。婚姻压力对出柜的影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来自父母、人际与自我的婚姻压力，促使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进一步探寻自身的性取向，做出出柜的决定。
结果表明，LGB个体越是公开自己的性取向，他们就越幸福。有研究揭示了出柜与较高的自尊、学习成绩以及较低的焦虑和抑郁之间的联系(D’Augelli et al., 2005; Jordan & Deluty, 1998; Ueno, 2005; Vincke & Van Heeringen, 2002)。以往研究中，出柜程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不一。本研究表明出柜程度与心理健康相关显著，出柜程度越高，个体心理越健康。出柜程度在中国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婚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中作为中介变量，有部分中介作用。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通过出柜程度的中介作用，负性影响减少，这也表明了出柜对性少数群体的重要意义。
性少数群体的出柜程度心理健康是由个体差异及外在环境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婚姻压力对出柜程度影响的内在机制，以及在同性恋与双性恋不同群体中，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5. 结论
1) 中国同性恋与双性恋群体的婚姻压力、出柜程度与心理健康两两显著相关。婚姻压力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与出柜程度呈正相关；出柜程度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
2) 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婚姻压力对心理健康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纳入出柜程度变量之后，模型对心理健康的预测程度显著增加。
3) 同性恋与双心理群体的婚姻压力部分通过出柜程度影响心理健康，出柜程度的中介作用显著。